倪嗣冲与南京会议

郭从杰

(阜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1916年5月，北京政府袁世凯与冯、张、倪决定在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意在解决时局。袁世凯起初对南京会议的召开抱有希望，安徽巡按使倪嗣冲积极参与筹备。当冯国璋试图借会议逼袁退位，为自己赢得政治声势，议定宗旨中途有变时，倪嗣冲亲临会场，劝阻冯及各代表，主张总统暂先缓退，召集国会来解决去留问题，并寻求办法处理善后事宜。因各省代表意见不一，倪提前离会，冯意消极，会议无果而散。南京会议不仅折射出南北之间存在的分歧，也充分暴露了北洋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

[关键词]倪嗣冲；南京会议；冯国璋；袁世凯

1916年5月的南京会议实为袁世凯去世前的最后一件大事，受到各方关注与重视，有学者已对此问题有所研究。*袁世凯的去世与南京会议存在一定的关联，见拙文《论袁世凯对南京会议的态度》，《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胡雪涛认为南京会议对北洋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见《南京会议与北洋政局》，《历史教学》2013年第6期；郭洁则对南京会议召集者冯国璋的计划实施进行了分析，见《冯国璋与南京会议》，《兰台世界》2013年第6期。实际上不管是南京会议的召集、参与，还是无果而终，都与袁世凯的心腹、时任安徽巡按使的倪嗣冲分不开。以往研究对倪嗣冲在此间的价值分析不够，本文不揣冒昧拟对倪嗣冲参与南京会议的前前后后作一梳理及思考，以就正于方家。

一、南京会议的召集

1916年3月22日帝制宣布取消后，袁世凯请徐世昌、段祺瑞复出收拾残局，徐为国务卿，段为参谋总长。段祺瑞认为解决南北问题重点在于中央的政治体制改革，并要求裁撤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世凯虽称将一切兵权悉委段祺瑞，但仍自辖统帅办事处，并派梁士诒以财权牵制段，袁段关系紧张。江苏将军冯国璋坐镇东南，不管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影响都很重要。3月19日，冯联络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发出五将军撤销帝制、惩办祸首的密电。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推让治权。袁虽极为不快，但时局如此，还是要借重冯与南方疏通，以求转机，于是派阮忠枢携亲笔函赴宁，试图让其联合未独立各省发出拥袁通电。4月18日，冯国璋通电各省，提出调停大纲：承认袁仍居大总统之地位；慎选议员，重开国会；惩办奸人；川、湘前敌北军，一律撤回等八条内容。

5月1日，冯国璋再次通电提出八条意见，内容涉及袁世凯退位与否、国会、宪法、经济、军队、官吏、帝制祸首及党人诸方面。但冯的八条意见发表后，招致旅沪22省区知名人士的强烈反对。为赢得政治声势，5月6日，冯国璋到蚌埠与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商讨，随后又一道赴徐州与安徽将军张勋会商，三人联合， “通电未独立各省各派代表一人齐集南京，协议解决时局问题，并限于十五日到齐。”[1]并致电袁世凯劝其勿听信流言、灰心退位。

会议通电虽由冯倪张三人联名发出，但三人立场不同，且三人之间也存在矛盾。张勋与冯早因江苏都督位置之争而生龃龉。张、倪之间亦存在隔阂，袁因西南战事，任张勋为安徽将军，欲调倪嗣冲于湖南。“而湘人复拒纳倪氏，于是倪盖无一位置”，袁不得已，又任命倪为安徽巡按使，但倪嗣冲并无移署安庆的打算，仍驻蚌埠。“倪嗣冲为助袁最力之员”， 倪“奉袁命遣其军队之大部分开赴战地，现在从事招募新兵数千，终日训练，甚为忙碌”。[2]倪、冯因袁退位主张不同也生罅隙，倪嗣冲力挺袁世凯，而冯则暗含个人想法。

为推动南京会议召开，固结北洋团体，联合未独立各省，解决袁氏去留问题。倪嗣冲先派参谋长裴景福赴宁参与筹备会议，5月11日倪本人到南京与冯国璋筹商，后议定“以国家之存亡为第一问题；以袁总统之退否为第二问题；若以袁总统退位，而中国可得安全，则主张退任；若以袁总统退位为有危险，则主张暂时留任；若袁总统退位各种重要之手续应如何办理；若主张袁总统暂不退位，应以如何之方法疏通南方之意见”等会议要点。[3]张勋因鲁省防务未去。应该说会议拟定的要点对于袁世凯还是比较有利的。随后倪嗣冲又加派黄家骥赴宁筹备会议，“倪之忠盖为世人所知”。[2]袁世凯也于5月13日分别致电冯国璋、张勋、倪嗣冲三将军，指示南京会议时应行讨论各要件。[4]

袁世凯对冯国璋召开南京会议是抱有希望的，据称袁的意思是“俟冯国璋邀集各省代表会议后，如何决定，再定办法”[5]。冯、张、倪的联合通电给予袁世凯极大的信心。特别是倪嗣冲深受袁世凯信任与倚重，此前，4月18日倪曾携秘书王郅隆赴公府谒见袁世凯，“袁公与倪氏交谈之间现出一种忧虑之状”，[6]两人密谈良久，几有相对而泣之状。

南京会议之各省代表到时，冯国璋一一接见，咨询来意，私下与代表有所沟通，加之此前因冯国璋与南方有密电往来，使得袁世凯心存疑虑，遂暗中嘱张勋、倪嗣冲暂不亲自与会。“现闻某巨公已窥破此中奥妙，知某某两将军已堕术中，故从其中极力破坏，并电阻某某两将军切勿亲身赴会，以免上当。”[7]据深通政局者言，“冯约张、倪倡此其主意，非真忠袁，”[8]会议还未召开已生矛盾，加上因各省远近不一，有的代表没能按时赶到，因此只得将原定15日开会日程推延。

粤、贵、黔、滇四省不肯选派代表参与南京会议，甘肃、黑龙江边僻各省代表道路远阻，一时不能抵到，已到各省政见不同，会期一拖再拖，计划推至20日举行正式会议。倪嗣冲考虑到会议宗旨将变，与中央主张背道而驰，再次抵达南京，建议冯国璋尽快召集开会，并约各代表谈话。报称倪嗣冲对冯国璋的举动极为愤怒，他在下关招待所对各代表痛责冯，称其受袁提携，却别有心思，“犬马尚知报主之恩，难道人不如犬马吗？”[9]实际上，当时冯国璋安排各地代表下榻地点统一是华洋旅馆，而倪嗣冲与张勋的代表却住在下关招待所，驻地的不同亦显现出张冯倪关系的微妙。

二、倪嗣冲参与南京会议

由于倪嗣冲建议尽先召集开会，冯国璋遂定于17日午后召开预备会。会场设在将军署西花园，设立20余席，另备有旁听席，未独立各省除陕西代表外，都已到齐。下午3时，冯国璋约齐耀琳巡按使到署，互相讨论，并召集已到各省代表前来参议，藉资联络感情，沿途加派警士保护，代表讨论至晚7时才散。“此会乃为事前之预备会，而非正式会议。冯将军之意欲解释几条提议问题，先交代表预为详细研究，以备开会时早行议决，以免临时多所磋商”。[10]

18日上午正式开会，冯国璋为主席，列席代表计23人。冯提出，前次声明通电，共8条，现参酌各省意见，计24条。第一条即为总统去留问题。山东代表丁世峄、湖南代表陈裕时、山西代表崔廷献先后发言，力主袁世凯即刻退位，各代表相继附和，主退位者占多数。冯国璋认为袁世凯是否退位关系重大，此条未可冒昧表决，遂宣告散会。当日下午，倪嗣冲由蚌埠率带安武军三营渡江，晚抵南京，以安武军第一路统部为行辕，随后赴军署会见冯国璋，密议甚久。当晚冯的参谋长师景云宴请各省代表在贡院街长松东号，当代表听说倪嗣冲已到，遂散筵，齐至行辕谒见倪嗣冲。[11]倪率军三营突然来宁，气氛骤然紧张，看来多数代表主袁退位的消息传到了蚌埠，可能是安徽代表已将会议情况报告给了倪嗣冲，也有可能是冯国璋将情况通报给倪，借以探视倪嗣冲的反应。

19日，冯国璋主持会议，首先提出第一条，即开会目的是解决总统退位问题。倪嗣冲列席会议，首先起立发言，言称“予为召集会议联衔通电之一人，意见不得不略为陈述，今日解决时局，关键系天下之安危者为总统退位问题。使总统退位，大局果解决，天下果安，我辈自无成见，惟操之过急，总统忽然退位，则国中遽生元首变更事实，在今日扰攘之中，军政、财政上必发生重大纷乱、重大危险，不如稍假时日，徐筹继位之人，使得依法律手续，和平嬗递”。山东代表丁世峄提出反对，认为总统若暂不退位，独立各省恐不能承认，不如吁请总统暂弃尊荣，使天下早日息兵，徐谋补救之策。[12]

倪嗣冲提出即使“总统即日退位，南北势力亦断无融洽之一日，犹是不能希望和平”。西南诸省反对中央政府，“各省将军屡电调和，冀能早息纷争，早奠大局。而西南各省始终不纳忠告，长此极端相持，迁延不决，调和无望，危险环生”。因此未独立各省应该团结一致，确定方针，力肩责任，早日议和，徐谋补救之方，从长磋商条件。如是依序进行，似乎解决有望。代表听了倪的发言，多数赞成鼓掌。

随之倪嗣冲提出善后问题，略谓如各代表提出总统留任问题，西南方面仍不承认，“应付方法则应预先筹划”，“筹饷若干，先驻军队若干，均预先立一统计”。当然首先还要以十七省名义致电西南各省，要求派遣代表来苏(地点或沪或宁)议和，磋商一切条件，如召集国会制定宪法、实行内阁制等等。“此吾辈之主张，虽同具和平之目的，而欲达此和平解决之手段，势不得不稍有变更”。“总之，国家经一度之断伤，此后万端待理，更不容再生枝节。徒奋义气之争，必召无穷之祸”。[13]直隶代表张恕、张勋代表万绳栻发言支持倪嗣冲。昨日主张退位各代表，今忽变作模棱两可之语。最终仍未达成一致见解，遂宣告散会。

20日为会议之第三天，午后1时冯、倪及各代表在军署东花园依次入席。倪嗣冲再就袁总统去留问题提出看法，略谓“大总统创行帝制，对于民国，固已丧失总统之资格，然民国内政外交种种困难达于极点，万万不能陷于无政府之地位，应援清室退位成案，仍请大总统担负维持责任，从速召集国会。俟国会开幕之日，即向国会提出辞职书，听凭国会解决去留，另行选举，庶可使二次大总统得以依法产出，而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依法建设，目前亦不致处于危亡之地位”[14]。至于国会、宪法、经济、军队、党人等各项办法，磋商条款虽略有更变，但多与冯此前发出的东电内容相同。最后冯国璋发言称，总统本应退位，惟宜向国会辞职，本会碍难建议。于是倪嗣冲请以冯说付表决，众不敢置议，结果赞成冯说者多数。[15](657)冯倪之态度似乎渐趋一致。倪嗣冲为联络感情起见，还于21、22两日在贡院街酒食馆内宴请各省代表及冯国璋署内的重要职员。

22日，再次开会商讨由国会解决袁总统退位问题，湖南代表胡瑞霖发言主袁即速去位，这样一来各省意见又不统一，争执不休。山东代表丁世峄起立发言，谓：“独立各省纵主张即退位，其手续亦须亘一二月之久。我辈纵主张缓退位，国会一开，第一即弹劾问题，至迟亘三四个月之期，结果仍不免退位。我辈既鉴于时势不能主张不退位，缓急之间，亦不过一二月之差。因此，一二月之期间，若与独立各省争执，非惟无谓，果一旦决裂，则咎将谁属？”[16]满座默然。冯国璋又提议和战问题，倪坚决主战，丁世峄反对，与倪冲突，倪拍案拂衣而去。[17]1315冯最后说，由国会解决退位问题可取消，应急电独立各省派员来宁继续商讨，解决善后方法，众赞成，遂表决。“今拟指定南京为集议地点，由五省选派政治法律专家，为全权代表，或五省共派数人，或每省各派一二人，订期来宁，与十七省代表共公同研究，议决实行。”“五省果具同情，当不坚持异议”。请接电后迅速电复，并派代表来宁。[15]658倪嗣冲知无解决善果，于23日返回蚌埠。

南京会议连开数日，草议多次，最后议决恳请西南代表赴宁再商时局，然接云贵粤桂等省电复，谓“此次会议独立各省主义未能一致，不便派员前来参与讨论”。[18]

张勋认为南京会议先是议定拥护中央，主张留任，不意湘、鄂、鲁、赣四省代表尽翻前议，显系受人运动，“现已电致两方各派代表到宁会议，尤当一致坚持，如不见听，即以兵戎相见”[19]。冯国璋28日致电政府，报告南京会议结果已不可恃，“电商独立各省加派代表，或竟无来电，或已来电拒绝，以现势考之，恐留位一节断难通过”[20]。袁世凯却也于29日特颁告令，解释不退位之理由。情况突变至此，冯国璋进退两难，害怕张、倪武力压境，“如再继续开会，恐将演成海珠会议之惨剧”[21]。30日，冯再召代表会议，声言政府如欲主战，非本会发起之宗旨，政府果欲主战，“余亦惟有从张、倪两将军后效命疆场，”“现在停战期限将满，南省又未一致电复，长此迁延，恐误中央，余一人岂敢肩此重任？拟将会议暂行解散。”[15](660)随独立省日增，南京会议最终宣告解散。其实5月23日倪嗣冲离会时，会议实际上已无形终了。

客观而言，冯国璋本有自己的想法，由于难以整合各省意见，中央方面又高度关注，所以犹豫不定，不敢承担压力，因此把会议困难的责任推向中央，并提出南京会议各项提议案，政府认为是否正当。该案经各省代表决议后，政府认为是否有效，政府对于已决各案，如果未能照行，傥各省有所质问，是否应有中央担负责任。以上各项要求中央正式答复，以便会议时当众声明。[22]

袁世凯本来期望冯对于中央会设法拥护，然随南京会议宗旨改变，除复电张勋、倪嗣冲高度重视外，急电冯国璋责成设法维持会议，不得决裂，再派阮忠枢带病赴宁，携其亲拟之重要手函，“令妥筹挽回初拟之各办法，并密拟手续四端，交令相机核办”[23]。

倪嗣冲会上主张袁氏缓退，考虑到袁氏去后，总统职位后继接掌之人。对此段、冯亦有同样考虑。即使对南方及民党而言，他们对继位之人亦未达成一致看法。如蔡锷的方案也是多种选择，主张有三，分别是项城立即宣告退位，依法以副总统继任；诸公如仍虑黄陂难担此重任，则设法使之托词辞卸，依法以国务总理摄政；以特别条件规定选举新任大总统方案。若勾心斗角，争长较短，则祸水滔滔，无有穷期。[15]514

实事求是地说，倪氏主张缓退，国会解决继任问题有其合理性。不过当时时局不稳，人心浮躁，以求袁氏速退为后快。南方要求袁氏速退、黎元洪继位，便于为自己赢得权力的押注。而在当时背景下，冯、段逼袁退位应有自己争夺权位的考虑，段、冯是否甘愿分权予黎，都值得考虑。

当然不排除袁氏借缓退之机重振旗鼓的可能，退一步说，袁也应在考虑如何体面地退位。当段将劝退电呈报给袁时，他也有自己的说法，袁称“退位之事余心已决。惟现在出征南方之北军约十万人，并刻尚在北方之兵十万，今后能否服从后继之人；全国将军今后能否归服后继之人；现在财政困难之际，后继之人能否料理，都是疑问。于此三点，甚怀不安之念，故未表明余之决心”[24]。如若退位，“宜将善后保障各条款提出磋商，以便将来沪滨开会，和议易于解决。统期设法招致滇、黔、粤等省各派代表来宁共同磋商为是。惟善后手续甚为繁重，尚须假我时日，以便妥为筹商，免致发生他项之变端”[25]。

倪嗣冲参与南京会议，看到各地代表意见不一，冯国璋藏头露尾，认为南京会议已不可能促使国内达成和平之目的。他提前离会后赴京向袁世凯汇报会议情况，随之离京南下抵开封，与赵倜会谈时局。5月31日转道郑州、汉口，至武昌与王占元协商湖南善后问题，[26]并察看了驻扎在湖北的安武军。

三、南京会议的结果及影响

倪嗣冲受袁之托，发起并参与了南京会议，其对南京会议的进展与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倪嗣冲参与会议打乱了冯国璋的最初设想与计划。南京会议本来是由中央与冯、张、倪三人预先商定，谋求解决独立各省事，并妥善解决总统去留问题。为此袁派阮忠枢南下运动张、冯、倪。三人表面上虽称融洽，但内心则各不相同。冯国璋暗中与西南方面及民党力量接洽，打算借助南京会议为自己赢得政治声势。张勋宣称力任其难，替袁分忧，南京会议前后，张在观望的同时似乎另有所图。对袁世凯最为支持的就是倪嗣冲。倪赴宁参会，对冯国璋竭力劝阻，阻止会议宗旨改变，并及时将南京会议前后情况报告给袁。而袁所派代表蒋雁行也不断密电北京，请袁设法联络，袁即“亲自作函，密派某亲信持往，尽力劝诱，俾与中央一致进行”[27]。

对于冯国璋的主张与行动，当时就有人对其意图有所怀疑，“盖现今局势已成，项城必至退位。武力既不可恃，财政尤为穷迫，未独立各省势如散沙，一旦危迫，亦惟有出于独立之一途。故有人假托此会，笼络未独立各省，结一大团体，以为将来提出条件，效辛亥项城之故事，向南方议和”[7]。

南京会议主旨中途有变，冯国璋拥护中央的态度极为消极。“此数日来，对于中央并无何密电陈报，大有专俟宣布退位之意”[28]。冯通电独立各省赴宁，邀集中央与独立省各派代表召开最后正式会议，讨论总统如何退位。“然中央意见，预料此项会议更无良好结果，甚不愿其成立。除决定不派总代表外，并已密电示某某两方面，饬令设法防碍其会议开幕，拟另从他方面着手，谋挽回之法”[29]。袁世凯对东南所依托的只有张勋与倪嗣冲，于是“迭发密电，征求意见，并兼派人秘密接洽”，密令张倪阻止南京会议之再行开议，筹画战事再开之预备。[30]

第二，南京会议的召开及无果而终，充分反映了袁世凯统治的危机。在5月19日会上讨论若南北调和不了，战端重启，各省代表报告军力财力时，只有安徽热心拥护中央，愿意出兵。江西、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察哈尔、吉林、黑龙江等均言无兵力财力拥护中央。福建、热河等声明依从诸省之后。愿意出兵的除安徽外，河南可出1旅，奉天他省有事可出兵2万、直隶提出如山东无事可出兵1500人。[31]也有说法称，安徽出兵2万，奉天1万，热河3千，直隶2千(但以本省无事为条件)[32]，就各省发表之意见来看，如南北战端续开，各省派兵助战、协济中央均成问题。[33]

蒋雁行回京报告南京会议时提到，“惟倪力言武力解决，虽张勋、冯国璋亦不提及出兵助战”[32]，袁知道单独靠倪军实不能战。南京会议结果不仅不能通过留位案，各代表意见不一，有迫于决裂之势。“为某将军拟强迫通过留位案，即赞成留位之各代表亦一致反对。为确实拥护总统者祗为倪将军一人，其冯、张两将军又颇观望。”[34]实际上，武力用事为旨的倪嗣冲经此会议，“知大势已去，不可复争”[35]。既然武力难恃，去袁之声渐高。

第三，南京会议的召开不仅在冯段之间产生罅隙，共处东南的张冯倪三人也同床异梦，局势重心开始从南京转移到徐州，北洋派内部矛盾更加彰显。

在逼袁退位上，段祺瑞与冯国璋保持一致。冯借各省代表力量，段借冯在南京的声势，对袁进行劝退。南京会议期间，段祺瑞对冯国璋的动向极为关注，段为预防南京会议越出范围，致电冯“谓此次会议时应行提出之案，务以原拟八项问题为范围，决议之后，即行闭会。此外他项事件，毋庸再行提出，以免耽延时日”[36]。应该说在袁退位后，段、冯对权力的接应都有自己的考虑。对此袁世凯也有清醒认识，“至退位之法，予筹之已熟，即求优待条件，亦甚易易，但由冯、段等挟持而退，或挟持而留，人必以魏晋故事相讥笑，予岂肯为之？”[15](661)因此，袁世凯表面上声称冯召集大会替他出力，诱冯来京任国务总理，命张勋继其后任，若冯不遵命令，即令张、倪讨伐南京。冯“已有地位不能不走之势，盖宁镇常锡苏遍地杂有张倪军队，张倪果一下动员令，冯即立足不住也。”[37]

实际上，各派均考虑利用袁留任数月时间展施手腕，争权夺利。对北洋派而言，段冯张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冯段联手倒袁的过程中，客观上又被南方及民党所利用，孙洪伊游说冯国璋，劝其决断讨袁，借以分化北洋派。梁启超致电龙继光亦称：“华帅早有退袁之志，近据各处情报，大约欲我四省强硬主张，彼则联合中部各省。巽词劝退。冯、段诸公必须引与共事”。[15]506

张勋在徐州得知独立各省未予复电，认为南京会议无补于事，其幕僚万绳栻、李庆璋二人热心功名，游说张勋约各代表到徐州另开会议。其时，“川鄂湘赣鲁闽沪及特别区代表均各散去，只余直隶京兆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七省，遂于七日组成徐州会议”。[38]自此，张勋先后在徐州召集了四次会议，徐州一时成为政治局势的重心，张勋也隐然成为北洋盟主。

南京会议最初打算冀以实力解决时局，不料开会后因各省代表多数主袁即刻退位，倪嗣冲虽极力挽回，各代表多不为所动。虽经讨论电请南军派代表赴宁再议，但无复音，南京会议最终无果而终。随着袁世凯6月6日的遽然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护国军讨伐失去法理依据，时局似趋平息，但南京会议前后折射出的矛盾并未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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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倪张同抵南京[N].申报,1916-5-20.

[3]某机关传出南京会议之要点[N].大公报,1916-5-18.

[4]北京电[N].大公报,191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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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京会议之北方观察[N].申报,191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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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南京大会议续誌[N].大公报,191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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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南京大会议之消声[N].申报,1916-5-31.

[19]北京电[N].大公报,1916-6-1.

[20]冯上将军密报之内容[N].大公报,1916-5-30.

[21]南京会议是否继续开议之两说[N].大公报,1916-6-4.

[22]官场述冯将军致中央之密电[N].大公报,1916-5-22.

[23]官场述中央与冯将军往来之函电[N].大公报,1916-5-29.

[24]北京电[N].申报,1916-5-5.

[25]官场述专使赴宁之内幕[N].大公报,1916-5-30.

[26]南京会议后倪将军之行踪[N].大公报,1916-6-6.

[27]北京电[N].大公报,1916-5-28.

[28]南京密派员之紧急密报[N].大公报,1916-6-2.

[29]政府将否认南京正式会议[N].大公报,1916-6-2.

[30]官场述政府密征张倪之政见[N].大公报,1916-6-3.

[31]十九日南京会议各代表之宣言[N].大公报,1916-5-25.

[32]南京快信[N].民国日报,1916-5-24.

[33]公府方面述南京会议之密电[N].大公报,1916-5-28.

[34]某方面之南京会议不成问题说[N].大公报,1916-5-28.

[35]某方面对于南京会议之观察[N].大公报,1916-6-4.

[36]北京电[N].大公报,1916-5-27.

[37]南京快信[N].民国日报,1916-6-2.

[38]徐州会议之经过[N].申报,1916-6-16.

(责任编辑陶有浩)

NI Sichong and Nanjing Meeting

GUO Congjie

(SchoolofHistoryCultureandTourism,FuyangNormalUniversity,Fuyang236037，China)

Abstract：In May,1916,YUAN Shikai from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FENG Guozhang, ZHANG Xun, NI Sichong decided to convene a meeting jointed by provincial representatives in Nanjing, was intended to sol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YUAN Shikai initially had a hope for Nanjing meeting, NI Sichong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reparations. When FENG Guozhang tried to utilize the meeting to force YUAN Shikai to abdicate and get political momentum for himself, agreed the purposes in the midway through constant, NI Sichong discouraged FENG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to advocate President temporarily to abdicate, convened congress to solve the retention problem and to seek ways to deal with the aftermath. Due to provincial representatives disagreed, NI left the meeting ahead of time and FENG Guozhang also felt negative, the meeting was no fruit and scattered. Nanjing meeting only reflect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but also fully exposed many contradictions inside the Northern Group.

Key words：NI Sichong; Nanjing meeting; FENG Guozhang; YUAN Shikai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5)04-0041-05

[作者简介]郭从杰(1976-)，男，安徽太和人，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省历届政府治皖经济政策研究(1912-1927)”(AHSK11-12D232)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