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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8078(2015)04-0010-06

收稿日期:2014-12-15

doi:10.3969/j.issn.1003-8078.2015.04.03

作者简介:江义勇(1959-),男,湖北英山人,南京审计学院副教授。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 1939-),亦译“叶慈”、“耶茨”,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叶芝的诗受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影响,演变出其独特的风格。叶芝的艺术代表着英语诗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缩影。叶芝早年的创作具有浪漫主义的华丽风格,善于营造梦幻般的氛围,在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凯尔特的薄暮》,便属于此风格。然而进入不惑之年后,在现代主义诗人艾兹拉·庞德等人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其本人参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切身经验的影响下,叶芝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变化,更加趋近现代主义了。

一、导论

叶芝曾经说过:我所有的诗歌只是为一个人写的,那就是毛德·冈(Maud Gonne),一位英国陆军上校的女儿。188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毛德·冈登门拜访了叶芝及他的父亲。在交谈中她说起战争以及战争的光荣。她因年少的暴力惹怒约翰·叶芝,却以她的美丽、高挑及优雅,白皙而发光的肌肤、一头赭金色的头发、神秘愤怒的金色明眸、一口朱唇,以及她对爱尔兰政治自由的热情,迷惑了他的儿子。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叶芝的一生就此改变,彻底改变。 [1](P33)这段凄美无望的爱情带给诗人一生的痛,却给世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学瑰宝——大量带有诗人纯净感情色彩和细腻文笔特征的爱情诗篇。从叙事视角这一新的途径探讨诗人一路走来的感情经历和他爱情观的发展变化过程,对于我们了解这位不朽的爱尔兰诗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是有很大帮助的。

从叶芝在不同创作时期采用的不同的诗歌叙事视角入手我们发现:叶芝爱情观的变化以及诗歌风格的变化与其在不同时期诗歌叙事视角的变化是相互对应的,是紧密相连的。诗人在不同创作时期采用的不同叙事视角从一个新颖的角度生动地反映了叶芝爱情观以及诗风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涉及到三种叙事视角:第一种是第一人称的体验视角,也叫做第一人称故事内叙事视角:叙述者有时放弃目前的观察角度,转而采用当初正在体验事件时的眼光来聚焦。另一种是第一人称叙述中作为见证人的旁观视角:叙述者不参与受述者或主人公的故事当中,又叫做第一人称外视角。还有一种是全知视角:作为观察者的全知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也是一种外视角。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视角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全知叙述者既说又看,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观察事件,可以透过任何任务的心理活动,也可以借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佯装旁观者。 [2](P94)在早期,叶芝的爱情观是浪漫纯真的,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这时诗人主要采用以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一人称复数并置的叙事视角。在这一模式中,通过第一人称单数“I”与第一人称复数“we”并置的手段,叙述者不仅是故事的参与者,又与第二人称“you”一起成为受叙者,叙述者和受叙者之间不分你我,融为一个整体。这种模式也被称作第一人称故事内叙事视角。在中期,叶芝的爱情观是理智冷静的,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这一时期诗人的语言简洁朴实,语气客观冷静。虽然诗人仍然采用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来讲述故事,但此时第一人称叙事者“I”只是旁观者,不再直接参与故事本身,与受叙者之间保持着空间距离和感情距离。这种叙事模式也被叫做第一人称故事外叙事视角。在晚期,叶芝的爱情观是肉欲狂热的,充满了性爱主义色彩。在这一时期诗人采用的叙事视角主要是全知叙事视角。诗人采用这种叙事视角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述着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而且常常借用神话典故的面具露骨地表达色情方面的内容。本文以诗人不同创作时期的三首爱情诗代表作为案例,通过分析诗人在不同时期采用的不同叙事视角来探究叶芝爱情观发展变化的心路历程。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诗人诗歌风格的变化过程。

二、案例分析

代表作一:《白鸟》——叶芝早期纯真浪漫爱情观的生动写照 《白鸟》写于1891年7月。在这之前,毛德·冈对叶芝总是若即若离。一次她写信给叶芝说,她梦见他俩前世是阿拉伯沙漠边缘的一对兄妹。叶芝误解了信中的意思,兴冲冲赶去向毛德·冈求婚,但遭到拒绝。不过毛德·冈表示希望继续与其保持友谊。第二天,他俩一同游览爱尔兰的皓斯崖。当毛德·冈看到一群海鸥飞过海面,感慨地说来世她真愿意做一只海鸥。 [3](P60- 61)三天后,毛德·冈收到叶芝写给她的这首热情奔放的爱情诗《白鸟》(The White Birds)。

I would that we were, my beloved, white birds on the foam of the sea!

We tire of the flame of the meteor, before it can fade and flee;

And the flame of the blue star of twilight, hung low on the rim of the sky,

Has awaked in our hearts, my beloved, a sadness that may not die.

A weariness comes from those dreamers, dew- dabbled, the lily and rose;

Ah, dream not of them, my beloved, the flame of the meteor that goes,

Or the flame of the blue star that lingers hung low in the fall of the dew:

For I would we were changed to white birds on the wandering foam:I and you!

I am haunted by numberless islands, and many a Danaan shore,

Where Time would surely forget us, and Sorrow come near us no more;

Soon far from the rose and the lily and fret of the flames would we be,

Were we only white birds, my beloved, buoyed out on the foam of the sea!

(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白鸟》这首诗以第一人称单数“I”引领,然后和第一人称复数“we”并置展开叙事,使叙述者“I”和受叙者“you”同时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一下子拉近诗人和倾诉对象的心理距离。在每一诗节中,第一人称单数“I”分别各出现一次;第一人称复数“we”出现多达七次。(第一诗节三次: we, we, our;第二诗节一次: we;第三诗节四次: us, us, we, we.)。不仅如此,诗人在所有三个诗节中分别三次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my beloved”呼唤受叙者,从而更加强化了叙述者传递给受叙者的感情力度。不仅如此,在第二诗节的末尾,诗人又把第一人称复数的“we”拆开,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并置“I and you”来代替,以此强调这里是属于“我和你”的两人世界。这种把故事内的受述者第二人称“you”与叙述者“I”融为一体的叙事模式完全消弭了“我和你”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感情距离,使得受叙者零距离地感受到叙事者炽热的表白和深情的呼唤,读者只是远距离的旁观者。正如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所说的:“我们读者不能自己认为就是这些虚构的受述者,正如这些故事内的叙述者不能与我们讲话,甚至不能设想我们的存在。” [4](P184)诗人采用故事内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把读者远远隔离开来,从而营造出“两人世界“的排他性和亲昵氛围。

除了上述手段以外,诗人还利用“白鸟”、“浪花”、“百合”、“流星”以及“岛屿和海滨”等意象强化诗人虚构的爱情乌托邦色彩。可惜的是,叶芝追求自由浪漫爱情的纯真和激情感动了无数叶芝诗歌的爱好者,却唯独没有感动毛德·冈。后来的事实证明:诗人笔下的爱情天堂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毛德·冈一直与叶芝保持着朋友关系,可望不可及的爱情让叶芝饱受煎熬。

然而,诗人对浪漫爱情的无限憧憬并没有因为毛德·冈的再三拒绝而冷却,相反变得更加执着和强烈。在这一时期写给毛德·冈的诗作中,诗人采用的叙事视角主要是第一人称单数或复数和第二人称单数综合运用的叙事视角娓娓道来。譬如《假如我有天国的锦绣绸缎》、《诗人致所爱》、《当你老了》等等。这种“我对你说”的叙事视角带有明显的劝喻功能和面对面交流的效果,诗人希望通过这种宗教式的耐心规劝能够使毛德·冈回心转意。但最终,这段没有回报的爱情成为诗人一生的痛。

代表作二:《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叶芝中期成熟理性爱情观的间接反映 叶芝诗歌创作的中期为从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政治社会背景分析,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因受到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以及艾兹拉·庞德的影响,诗风有了明显的变化,他逐渐摆脱了唯美主义的倾向,用象征手法表达现实内容,现实主义因素大大增强。

1903年2月,毛德·冈与爱尔兰军官约翰·麦克布莱德在巴黎结婚。这对叶芝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寒天》一诗表达了他当时悲痛欲绝的心情。他在自传初稿中这样写道:“那是一个巨大的个人紧张和悲伤的时期。自从我的情妇离开我以来,没有别的女人进入我的生活,近七年来没有一个。我被性欲和失望的恋爱所折磨。每每当我在库勒庄园的树林中散步时,大叫一阵会好受些。”1916年爱尔兰共和军复活节起义失败的消息使诗人内心深处受到强烈震动。在起义领袖被处决后几周内,诗人挥笔写下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Easter 1916)这一不朽名篇,它反复出现的对句,其不规则但强有力的节奏,使爱尔兰人对它耳熟能详。毛德·冈的丈夫在这次起义中也被英军处决,此时仍然单身的叶芝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毛德·冈求婚,但仍然遭到拒绝。他转而向毛德·冈的女儿求婚,亦未果。绝望之余,年过半百的叶芝于1917年10月与苦等了他很久的乔吉娜·海德-李斯在伦敦结婚。由于不能忘怀初恋情人,新郎叶芝经历了短暂的婚姻危机。为了分散丈夫的注意力,新婚妻子主动投合他对神秘事物的爱好,玩起“自动书写”的把戏来,这才使叶芝渐渐摆脱郁郁寡欢的心境。 [3](P108- 109)

1917年发表的诗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是叶芝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从诗人的感情经历分析,在经历了屡次求婚失败的挫折之后,诗人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下头来。在这一时期,诗人虽然仍以第一人称为主要叙事视角,但不同的是第一人称单数不再与第一人称复数并置,而且叙述者和受叙者不再合二为一,第一人称叙述者已经变成了旁观者,与受述者之间有了空间距离和感情距离。这种叙事视角的变化与诗人爱情观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个人感情的磨难加上当时爱尔兰动荡时局的困扰,诗人的爱情观沉淀出更多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成分,随之而来他的诗风开始有了很大变化。

冠以诗集名称的这首《柯尔庄园的野天鹅》(The Wild Swans at Coole)写于1916- 1917年之间。说到这首诗的写作,不得不提及格雷戈里夫人和她位于基尔威郡的乡间住宅—柯尔庄园。格雷戈里夫人是一个殖民地总督的遗孀,她热情资助叶芝倡导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事业,是叶芝忠实的听众和支持者。许多年前诗人曾经提到格雷戈里夫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她既是我的母亲、朋友,也是姊妹和兄弟”。1909年当她生病时,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没有她我不可能认识这世界。她赋予我散漫的思想坚定不移的高贵。一整天失去她的念头就像屋椽间的熊熊大火。而友谊是我仅有的屋子。” [1](P101)十九年间诗人每次来柯尔庄园度假,都会看到熟悉的天鹅时而在附近湖面上栖息嬉戏,时而在空中展翅翱翔。它们如此神秘而又如此美丽,给了诗人以创作灵感。这首诗一方面是对充满生气的美好事物的赞美与向往,也是对逝去的青春岁月以及转瞬即逝的美好事物的留恋与感叹,同时也反映出诗人对于爱情的重新审视和和全新认识。全诗如下:

THE TREES are in their autumn beauty,

The woodland paths are dry,

Under the October twilight the water

Mirrors a still sky;

Upon the brimming water among the stones

Are nine and fifty swans.

The nineteenth Autumn has come upon me

Since I first made my count;

I saw, before I had well finished,

All suddenly mount

And scatter wheeling in great broken rings

Upon their clamorous wings.

I have looked upon those brilliant creatures,

And now my heart is sore.

All’s changed since I, hearing at twilight,

The first time on this shore,

The bell- beat of their wings above my head,

Trod with a lighter tread.

Unwearied still, lover by lover,

They paddle in the cold,

Companionable streams or climb the air;

Their hearts have not grown old;

Passion or conquest, wander where they will,

Attend upon them still.

But now they drift on the still water

Mysterious, beautiful;

Among what rushes will they build,

By what lake’s edge or pool

Delight men’s eyes, when I awake some day

To find they have flown away?

(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在这首诗第一诗节中,诗人平静地向我们描述了柯尔庄园秋天的美景:秋色黄昏,林中小径,湖水盈盈,五十九只野天鹅飞向空中,水面留下一圈圈涟漪,这一动一静构成的生动画面令人陶醉。在接下来的四个诗节中,诗人仍然采用了第一人称单数叙事视角,不同的是叙述者不再参与到故事中与受述者融为一个整体,而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眼前看到的一切。第一人称单数的叙事者“I”集中出现在第二和第三诗节,在全诗中一共出现九次,“I”出现六次,“my”出现三次。相比之下,第三人称复数“they”在后面第四和第五诗节集中出现同样多达九次。其中“their”出现三次, “they”出现五次,“them”出现一次。可见,全诗最后把叙事焦点集中到受述者天鹅身上。诗人在作为旁观者欣赏天鹅一静一动美丽瞬间的同时,在与受叙者天鹅的对比中不由自主地发出自己青春不再的人生感叹和对象征着美好事物和爱情的五十九只天鹅未来命运的牵挂。从诗人对天鹅的默默牵挂中我们不难联想到毛德·冈的身影。

这首诗不再使用诗人在早期《白鸟》中频频使用的故事内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并置的叙事模式,而是以第一人称单数故事外叙述者的身份描述眼前发生的一切,叙述者不再是故事中的一部分,叙事者和受叙者之间被刻意地保持着一段距离。正是在柯尔庄园,在格雷戈里夫人两个多月母亲般的精心照料下,叶芝从毛德·冈结婚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几年过去了,虽然时间的流逝有助于抚慰感情的伤痛,但诗人的这段未了情仍在内心深处燃烧着,只不过此刻诗人以人到中年的理智与成熟将它隐藏得很深很深,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在这首诗里,诗人的天鹅情结实际上就是毛德·冈情结的外化。在诗人眼里,天鹅象征着宁静、高雅和优美,象征着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但他现在意识到:美好的事物不应该只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人类和大自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段诗节,它是是全诗感情的升华。在这段诗节中,第一人称单数叙述者“I”只在倒数第二行出现一次,但指向受叙者天鹅的第三人称复数“they”重复出现了三次。可见天鹅在全诗中是处于中心聚焦的位置。作为叙述者的诗人在欣赏天鹅的美丽时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诗人把早期采用的第一人称故事内叙事模式改为第一人称故事外叙述模式充分说明此时他的爱情观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诗人这一时期的爱情观变得成熟稳重起来,没有了早期热情奔放的浪漫主义色彩,只有诗人冷静的审美目光和深沉的人生思索。起码从表面上看,叶芝对这段感情暂时做了一个了断,摆出了拿得起放得下的姿态。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结尾的修辞问句:“Delight men’s eyes, when I awake some day.”既然叙述者一直是以第一人称单数叙述者的叙述视角讲述,那么,说成“Delight my eyes,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任何人没有理由责怪。但他此时关心的是,当象征爱情和美好事物的天鹅飞到另一处湖畔时,它们能否给除自己外身在别处的人同样带来愉悦!这种叙事视角细微的变动,足以说明诗人这一时期的爱情观已经超越了早先只关注个人感受的狭隘空间,有了博爱的广度和深度。

代表作三:《丽达与天鹅》——叶芝晚期爱情观的性爱倾向 1919年到1930年代末是叶芝生活和创作的后期。他的神秘主义象征体系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同时他创造性地把象征主义与写实手法自然地结合起来,把生活的哲理与个人的情感融为一体。多以死亡和爱情为题,以表达某种明确的情感和对现实的思考。

《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创作于1923年。诗的素材取自于希腊神话。传说中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Tyndareus)的妻子丽达(Leda)美貌出众。一天,天神宙斯(Zeus)看到在河里沐浴的丽达,立刻被她迷住了。他让爱神阿芙洛忒蒂化身为一只老鹰追赶,自己则变成一只白天鹅。当善良的丽达看见受袭的天鹅朝自己飞来时,便动了恻隐之心,张开双臂让天鹅投入自己的怀抱,并把老鹰驱走。不久,丽达生下两枚白色的鹅蛋。一枚孵出了她和国王丈夫的孩子卡斯托耳(Castor)与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枚则生出了她和宙斯的孩子波吕丢刻斯(Pollux)与海伦(Helen)。后者就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中的绝色佳人。正是由于她和巴里斯王子的私奔,才引起特洛伊城惨遭屠城浩劫。全诗如下:

A sudden blow:the great wings beating still

Above the staggering girl, her thighs caressed

By the dark webs, her nape caught in his bill,

He holds her helpless breast upon his breast.

How can those terrified fingers push

The feathered glory from her loosening thighs?

And how can body, laid in that white rush,

But feel the strange heart beating where it lies?

A shudder in the loins engenders there

The broken wall, 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

And Agamemnon dead.Being so caught up. So mastered by the brute blood of the air

Did she put on his knowledge with his power

Before the indifferent beak could let her drop?

(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很显然,这首诗采用的是全知视角叙事。叙述者像全能的上帝一样目睹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幕,并把所见所闻所想用文字描述出来。指向少女丽达的第三人称代词有八个:第一诗节四个;第二诗节有两个;第三诗节没有;第四诗节两个。指向天鹅的有六个:第一诗节有三个,第二诗节有一个,第三诗节没有,第四诗节两个。从被聚焦的次数上看显然少女丽达多于象征天神的天鹅,但从各自人称代词后面所描述的身体部位和其他内容来看,天鹅是强势的,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丽达受制于天鹅,处于被动地位。全诗描写丽达的身体部位有:“her thighs,her nape,her helpless breast, those terrified fingers, her loosening thighs”。描写天鹅的身体部位和相关内容有: “his bill,his breast,his knowledge,his power”。指向丽达身体部位的都是易受攻击的部位,而指向天鹅的身体部位的都是带有攻击性的部位。两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出:诗人一方面想要表达的是征服者的强悍和霸气,一方面想要表达的是被征服者的柔弱和无助。另外,佯装近距离旁观者的全知叙事视角更增添了事件细节的真实性和生动性;给读者敞开了一扇透过当事人外在行动捕捉其内心活动的窗口。

关于这首诗所表现的主题,一直就存在着争论。有人说该诗想强调的是“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宙斯既是创造力的象征,也是破坏力的象征。这种神与人类的结合便形成了人不能克服的双重本质:爱与战争、创造与毁灭。也有人指出这首诗宣扬了暴力之美和性爱之美,把基督纪元前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归因于性爱和暴力这两种人类本能。还有人说叶芝只是用诗歌语言再现米开朗基罗同名油画中所表达的内容。但是我认为,这首诗如果从诗人的爱情经历和性格入手进行解读会更为贴切。结合叶芝在不同时期写给毛德·冈或者与之有关的诸多诗歌来看,这首诗仍然是叶芝写给毛德·冈的一首爱情诗。叶芝在年轻时对毛德·冈表达爱意时在形式上多半是娓娓道来或是含蓄深沉的,譬如《当你老了》、《诗人致所爱》、《他记起了遗忘的美》等等,所以毛德·冈一直觉得叶芝太缺乏男子汉气概,“太女人味了”。虽然诗人在人到中年时能够更加理性冷静地看待爱情。但这段压抑得太久的爱与恨终于有一天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垂暮之年的诗人借助极具张力的希腊神话典故向这位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心上人做了唯一一次最为炽烈奔放的爱情攻势。他竭力想让毛德·冈知道,他并不是她眼中文弱的诗人,他同样可以成为气吞山河的男子汉。诗中的丽达显然指的是毛德·冈,而天鹅则指向诗人自己。既然在现实世界得不到一生渴望的爱情,那么诗人完全可以借助丽达与天鹅的神话故事构建一个纯粹的爱的天堂。在这隐喻搭建的天堂里,叶芝不再是生性羞怯的寒酸诗人,而是主宰一切的风流天神;毛德·冈不再是热衷于政治的巾帼英雄,而是善良无助的绝世佳人。这首诗最后的发问表达了诗人希望通过这种肉体的结合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传承下去的愿望:“直到那冷漠的喙把她放开之前,她是否获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识?”然而这种脱离现实生活一厢情愿的性幻想和以征服者自居的虚荣心和快感只能在诗人虚构的空间才能找到宣泄的渠道。诗人以这种全知视角作掩护给自己戴上了讲他人故事的面具来宣泄自己内心深处的占有欲望和真实情感。加上借用神话故事的外衣使得诗人更是肆无忌惮。以至于诗中过于露骨的色情描写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包括向叶芝约稿的AE和哭着拒绝打抄原稿的叶芝的女秘书。 [3](P189- 190)

不少有关叶芝的传记都指出:晚年的叶芝性欲十分强烈。这不仅表现在诗歌中,还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一九三四年,他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毫不设防地做了当时还存在颇多争议的回春手术。他晚年对性爱题材格外感兴趣,诗中充满了肉欲的激情。他在《刺激》一诗中辩解道:“情欲和血气”是在他暮年随侍身边的“跳舞侍从”。“我年轻时它们不算什么祸殃;现在还有什么刺激我歌唱?”。《丽达与天鹅》追求的就是这种“情欲和血气”的代表作。在《最后诗作》(last poems)中他也反映出这种虽强悍却仍半覆阴影的肉感情绪:Nymphs and satyrs(林妖与木魅)/ Copulate in the foam.(在水泡里集体交尾)(杨牧译)。 [1](P105- 106)

还可以给《丽达与天鹅》这首诗主题佐证的是:叶芝曾在早期诗歌《没有第二次特洛伊战争》( No Second Troy)中曾把毛德·冈比作引起特洛伊战争的绝代美人海伦;那么丽达正是海伦的母亲。这种血源关系的暗示在1926年叶芝晚年创作的另一首诗《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更为明显。在这首诗中叶芝明确地把毛德·冈比作丽达或者她的的后裔。此时的叶芝已年迈体衰,但他念念不忘初恋情人的情怀跃然纸上:“不知她在这个年纪是否也这样站立——/因为天鹅的女儿们也可能遗传/所有涉禽共有的某种东西——/是否也有这样的脸蛋或发辫,/想到此,我的心简直就像发了疯癫:/她仿佛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站在我面前。”但同时他也借机隐隐约约对毛德·冈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她现在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是十五世纪大师的手指所塑做?∕双颊凹陷,就好像靠喝风∕吃影子的杂烩当饮食过活。∕而我,尽管绝非丽达的遗种,∕却也有过漂亮的羽毛——够了,∕不如对所有微笑的人微笑,显示∕有一种老稻草人日子过得还舒适。”可见,叶芝对毛德·冈的爱爱恨恨、恩恩怨怨非但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远去,而是越到暮年越耿耿于怀。对毛德·冈的爱恨情仇早已渗透叶芝的灵魂和肉体,永远无法抹去。

综上所述,叶芝在不同时期爱情诗创作中所采用的不同叙事视角反映了叶芝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爱情观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诗歌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三首诗叙事模式的变化和诗人爱情观的变化以及诗歌风格的变化清晰地呈现出彼此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解读这三首诗,是打开理解诗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的一条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