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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8078(2015)04-0006-04

收稿日期:2015-01-22

doi:10.3969/j.issn.1003-8078.2015.04.02

作者简介:邹艳(1975-),女,江西萍乡人,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陈媛(1992-),女,湖北鄂州人,南昌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采莲,是旖旎江南所孕育的农事、民俗活动。它不仅氤氲着南方泽国的水香,而且还浸染着传统文明的古色。《楚辞·招魂》中即有“《涉江》、《采菱》,发《阳阿》些”,而采菱是与采莲性质相近的农事活动,因而在战国时代,采莲文学就已萌芽。采莲文学既包括专门描写采莲活动的文学作品,如《采莲曲》、《采菱歌》、《采莲赋》,也包括题为采莲、采菱实则为单纯抒怀的作品,如鲍照的《采菱歌七首》。

六朝时期(本文所指六朝以时而言,除了建都建业的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还包括与吴对峙的魏蜀,以及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朝),采莲文学极为兴盛,据笔者统计,此期采莲诗歌共计44首,其中36首集中保存在《乐府诗集》里,另8首见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六朝《采莲赋》今存2 篇,分别为萧纲、萧绎所作,赋作末尾所附的2首《采莲曲》已计入44首采莲诗歌之中。

六朝采莲诗歌,仅有梁一代就有24首,占六朝采莲诗歌总数的一半以上。然自梁武帝始,采莲歌曲沦为宫体诗的同调,这种宫体之风一直漫延到隋唐诗坛。俞香顺将王勃的出现称作是采莲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指出:“王勃时代开始,采莲歌曲从宫廷走向民间,经过贺知章、王昌龄、李白等诗人‘北上南下’的共同努力,采莲歌曲恢复民间本色。这是采莲歌曲的‘自赎’”。 [1](P88)王勃的《采莲曲》与《采莲赋》上承六朝采莲文学,下启大唐采莲文学回归民间的道路,是采莲文学嬗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王勃对六朝采莲文学的因袭

王勃的一诗一赋集前代采莲文学之大成,其诗、赋从采莲主体的形象刻画到采莲活动的内涵以及采莲文学的艺术手法上都与六朝采莲文学一脉相承。

(一)采莲女的形象刻画:人面荷花相映红采莲女子是江南水乡采莲活动中的主角,其形象为文人墨客所倾心描绘。以花喻美女,自古而然。《诗经·陈风·泽陂》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之如何?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 [2](P185)这种起兴手法就是以荷花喻女子的先声。

六朝采莲诗歌和王勃的《采莲曲》均顺承这一思路,展现了美如荷花的采莲女形象。萧纲笔下的采莲女是“江花玉面两相似”,萧绎则云:“莲花乱脸色”,费昶言:“玉面不关妆,双眉本翠色”。《夏歌二十首·其十四》:“青荷盖渌水,芙蓉葩红鲜。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 [3](P646)莲与人不分,错将莲当人,难以想象采莲女子有多美!此外,庾信的《咏屏风画诗二十五首·其三》 [4](P2395)虽是咏屏风之画,然其对采莲女的描摹别有韵味:“遥望芙蓉影,只言水底燃”,“芙蓉影”既是荷花的倒影,也是女子的面影。而这影子就像绿波之下燃烧的火焰,可见采莲女子的面容是多么水润红艳!

王勃诗中的采莲女是“叶翠本羞眉,花红强似颊”,荷叶墨翠仍比不上采莲女子的双眉,荷花鲜红却只能勉强赶上采莲女子的双颊。其笔下的采莲女已不是人与花相似,而是人比花更美。但他基本沿袭人面荷花相映红的思路。

(二)采莲内涵的承袭:劳动爱情相结合 劳动与爱情的结合是采莲文学的天然内涵。现存最早的采莲文学作品——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5](P384)经诸葛忆兵考证:“《江南》所歌咏的,即使与采莲劳动相关,但更加侧重的也是男女嬉戏调情的场面,其中所隐隐表达的男女情爱,经专家学者阐述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 [6]借采莲以咏爱情,使采莲文学作品从一产生开始就与爱情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采莲文学发展至梁代,其内涵却发生了畸形的演变。据《古今乐录》记载:“《采莲曲》,和云:采莲渚,窈窕舞佳人。” [7](P726)又“《采菱曲》,和云:菱歌女,解佩戏江阳。” [7](P726)至此,采莲曲由一曲南国清音蜕变成“窈窕舞佳人”的宫廷舞曲。王勃的《采莲曲》摒弃了六朝宫廷诗作描写歌舞佳人的路子,而沿着采莲民歌所开创的清新一路,描写采莲民女“采莲歌有节,采莲夜未歇”的辛勤劳作,并倾诉“佳人不在兹,怅望别离时”的哀怨之情。“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莲花将暮,征夫犹未还,采莲女子无以慰寂寥。这与《西洲曲》:“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借采莲以寄相思的传统相承接。王勃的《采莲赋》相对于其《采莲曲》内涵更为丰富,这一点在其革新性的贡献中将会提到。但其赋作中对“折绀房与湘菂,揽红葩及碧枝”的劳动描写,以及对征人思妇“念去魂骇,相视骨惊”的爱情表达,也是对六朝民间采莲文学的承袭。

王勃的一诗一赋在内涵上扭转了有梁一代的宫体路线,使采莲文学回归到歌颂劳动和爱情的原始轨道上来。

(三)采莲文学的艺术手法:双关,顶针,对偶

王勃的采莲诗、赋在艺术上汲取了采莲民歌和宫廷文学各自的优长,这主要表现在双关、顶针、对偶等手法上。

双关是乐府民歌婉转吐清音的含蓄表达方式,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莲子”即“怜子”,“莲心”实为“怜心”,王诗“牵花怜并蒂,折藕爱莲丝”,见“藕”思“偶”,见“丝”怜“思”。这种以双关表爱情的婉曲韵致正得益于采莲民歌。

顶针是六朝宫廷文人追求诗歌形式美,讲究声律的表现。梁武帝《采莲曲》:“为君侬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及其《采菱曲》:“桂棹容与歌采菱。歌采菱,心未怡”等顶针句式,均是三字蝉联而下,复沓流畅、声情摇曳。王勃《采莲曲》:“江讴越吹相思苦。相思苦,佳期不可驻”,“江南采莲今已暮。今已暮,采莲花。渠今那必尽娼家”等句明显传承宫体诗人追求诗歌韵律美的传统。

对偶在鲍照的诗里就已运用得颇为成熟,其《采菱歌·其五》曰:“烟曀越嶂深,箭迅楚江急。空抱琴中悲,徒望弦开泣”全诗都用偶句,工整精巧,犹见功力。而王勃《采莲曲》亦有:“牵花怜并蒂,折藕爱莲丝。故情无处所,新物徒华滋”。这些偶句自然流美,宛若天成,较鲍照的偶句更为成熟,为唐代律诗对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王勃对六朝采莲文学的革新

王勃的一诗一赋之所以被称作是集大成之作,还在于他创造性的革新方面。其突破性的贡献首先在于对采莲女身份的恢复,再者就是对采莲文学艺术和内涵的深化。

(一)采莲女的回归:从千人一面的妖姬到独具个性的民女 采莲女子本是南国水乡里婉如清扬的出水芙蓉。然自采莲曲沦为宫廷歌舞曲以来,“采莲女”便由江南水乡里自由独立的平民女子演变成“唯歌游戏”的侍妾歌姬,这就决定了她们的形象千人一面,都只是美而艳的代名词。而王勃则从旁观者的角度展现采莲女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一个独具个性的采莲民女形象。

他笔下的采莲女子一袭“绿水芙蓉衣”款款归来,转念却想:“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采莲已暮,何需忧之?“花有重开日”,年盛一年,年年可采;而“人无再少年”,所忧者乃美人迟暮,君心不在。“今已暮,采莲花。渠今那必尽倡家”是采莲女对征夫忠贞的表白。许慎《说文解字》解“倡”字:“乐也”,倡家即指歌女。而采莲女则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倡家,即使君行不归,也要抱忠守信。“官道城南把桑叶,何如江上采莲花”则是更加直接强烈的明志之语。美丽的采桑女罗敷在遭到使君的纠缠时,机智大胆,意激气烈,誓不受辱。而采莲女则表示罗敷都不如自己,这是何等大胆泼辣而又坚贞的女子!且形单影只的采莲女始终都未后悔与征夫的相识相恋,即使“北海雁书迟”,也“不惜西津交佩解”,这就是采莲女的爱情誓言!

由此可见,王诗中的采莲女已不是六朝时期妖艳秾丽的宫廷舞女,而是民间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莲,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独立女子。她是采莲女子回归民间的先行者。

(二)采莲文学艺术的发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大唐王朝从建立开始,就要求文学的革新。王勃的采莲诗、赋即以登峰造极的用典和前所未有的铺陈,突破了六朝采莲诗赋的狭小格局,创造了超越前人的巨丽之美。

六朝采莲诗赋精致小巧,略用典故。王勃的《采莲曲》长达36句,以汉赋的铺陈手法,将采莲女的形象、心理活动、采莲环境乃至劳动场面都一一展现,使《采莲曲》第一次以长篇七言古诗的形式得以呈现。全诗流丽酣畅,颇具卢、骆长篇歌行的气质。而其《采莲赋》更是堪称鸿篇巨制,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全文共1778字(序文62字,正文1716字),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这种宏大的篇幅足以让王勃将典事的运用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其《采莲曲》中罗敷采桑、神女解佩、苏武牧羊之典,巧妙化用,不露痕迹。其《采莲赋》用典之多,令人讶异惊叹!仅倒数第二段就有枚乘“咏绿竹”,曹植“赋朱华”,司马相如“还邛”,曹丕“邺地之宴语”,梁孝王“睢苑之欢娱”,许由隐居颍上、箕岫,吕尚垂钓渭阳等,用典之繁可见一斑。王勃挥洒不尽的才情使得采莲文学的艺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三)诗心骚意树新风 如果说以上诸点是王勃沿着六朝的老路而走出的新风采,那么其采莲诗、赋中的诗心骚意则是他独立开辟的新径,超越前人的新径。六朝文人独立创作的采莲诗、赋,大都将目光聚焦在上层社会,歌咏宫廷舞女及宫廷生活。而王勃则将笔触伸向下层社会,第一次关照唐代的平民百姓,第一次将个人的身世、时运之感融入采莲文学,使采莲文学获得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韩国学者白承锡在《王勃赋之探讨》一文中指出,王勃的“《采莲赋》是诗化的赋,而《采莲曲》是赋化的诗”, [8]这一提法颇为精当。事实上,“据彭庆生《初唐诗歌系年考》认为《采莲曲》与《采莲赋》均作于上元二年(675)秋天,当时,王勃已经弃官赴交趾省父,在遭遇了诸多挫折之后,王勃也更能体会下层百姓的疾苦,为他们歌唱。” [9]确实,通过比较阅读就可以发现这一诗一赋的相通之处。

1.“复良人兮远征”——写现实、讽时弊。王勃的一诗一赋通过征人思妇的相思别离来揭露唐王朝的侵略扩张政策给下层民众带来的苦难,其写现实,讽时弊的意旨与诗骚精神是血脉相通的。

“忽君子兮有行,复良人兮远征。南讨九真百越,北戍鸡田雁城”(《采莲赋》)造成“塞外征夫犹未还”(《采莲曲》),这是大唐王朝奉行扩张政策下平民社会的缩影。一个“犹”字道出了采莲女内心多少等待的辛酸!她徘徊莲浦,与其他吴姬越女相逢,从而“共问寒江千里外,征客关山路几重?”(《采莲曲》)诗人由一个采莲女上升到采莲女这个群体,并借助这个群体道尽了天下离人的哀怨。男子服役,北战南征,离别之际与妻子“念去魂骇,相视骨惊”(《采莲赋》)。春送君去,秋尚未归。“与子之别,烟波望绝。念子之寒,江山路难”(《采莲赋》)。漫漫烟波岸上,秋水望穿,君行仍不归;重重山水阻隔,犹念征人寒与暖。人世之悲,莫过于生别离!征人思妇内心的痛苦令人“魂骇”,使人“骨惊”!这不是对初唐盛世之下民犹不安的极大讽刺吗?

2.“伤君王兮未知”——叹身世、忧时运。同屈原抒发相近的身世之叹,时运之悲,是王勃的《采莲赋》为采莲文学增添的新内涵。

“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上绛州上官司马书》)是少年王勃立下的雄心壮志,然终其一生都是“时运不齐,命途多舛”(《滕王阁序》)。因而其赋中难免生发“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别薛华》)的忧嗟。《采莲赋》便体现了这种悲凉之慨。此赋作于上元二年(675)秋,《旧唐书》本传载:“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此时,王勃因此前擅杀官奴一事而被贬交趾令。这是王勃人生的第二次打击。他胸怀济世之心却报国无门,因而只能和屈原结为异代知音,共叹人生之多艰。屈原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王勃有“感芳草之及时,惧修名之或丧”;屈原屡遭放逐,遂有“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隐逸情怀,以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王勃亦有“剗迹颍上,栖影渭阳”的退居思想,也只求“餐素实兮吸绛芳,荷为衣兮芰为裳”。时代不同,被逐原因也不同,然而两人之衷心不被君王所察的悲慨并无二致。

3.“为君含香藻凤池”——寄君王、用有时。二萧的《采莲赋》是宫廷仕女借采莲寄心君王,以获恩宠。王勃的《采莲赋》则是借采莲表露忠心,以建功业。其寄托之深,是六朝采莲文学不可企及的高度。“常陪帝子之舆,经侍天人之籍”的天之英才,自是不甘心“萧索穷途,飘颻一隅”,他相信“才有用兮用有时”,因而在屡遭打击之后,仍然愿意“长寄心于君王”、“为君含香藻凤池”。这与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的忠诚不相上下。

要之,王勃的采莲诗、赋所表现出来的讽时之意,身世之慨,用世之心,体现了其关注现实的热情和怨而不悔的骚怨精神,这不仅深化了采莲文学的内涵,也将其推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杜甫诗云:“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戏为六绝句》),王勃的一诗一赋正是凭借着诗骚精神冲淡了初唐“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浮靡文风,使初唐文风为之一振。然其创作并未完全摆脱雕凿浮艳的齐梁旧习。其采莲诗、赋对采莲文学回归民间虽有开创之功,但采莲文学生命力的完全焕发,在李白、贺知章、王昌龄等人身上才最终得以实现。

综上,王勃的一诗一赋,是十字路口的转折点,他引领了采莲文学的回归之路。如果说,六朝宫廷采莲诗赋是采莲文学在民歌之外涌出的一条支流,它曾经让采莲文学兴盛一时,但它毕竟偏离了采莲文学的本质轨道。而王勃的功绩就在于,他站在民间文学与宫廷文学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偏向采莲文学的民间本色,使采莲文学沿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