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益群

(湖南商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侨民作家，他被称为“健康、愉快的人类情感的歌者”[1]。他的小说诸如《大象》、《白哈叭狗》等是当今俄罗斯小学生三四年级的阅读作品。他自己也曾说过，“最难和最负责的文学种类——就是为儿童、少年的作品。”[2]库普林对儿童的关注、对儿童叙事的书写，几乎充斥在他每个阶段的创作中：从1895年《可怕的一刻》到1933年他侨居法国创作的小说《扎涅塔》中，都闪现着孩子们的身影，既有贵族家庭的小孩，又有武备中学的学生，有行窃的孩子、矿厂工作的小孩，也有极赋天才的歌手和钢琴师，还有马戏团的小杂技演员……库普林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多样化，在文学史上也极为罕见。

全面审视库普林笔下的儿童叙事，儿童一直是被叙述的对象，他笔下的儿童叙事既是一种叙事内容也是一种叙事方式。透过儿童的叙事，作者融入了家庭伦理问题、贵族与底层人民的生存问题。不仅如此，儿童叙事本身也成为库普林关注的焦点，这里涉及到作者自传性的言说，儿童成长的两极叙事。

一、儿童叙事与家庭伦理道德

“家庭主题是思想的焦点，包含着关于文化传统、历史、人道主义和‘人类的独创性’的思想。”[3]库普林童年时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正是这种缺失，在其作品中家庭伦理的主题在作者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儿童是家庭伦理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库普林小说中不是以家庭关系来直言道德，而是通过儿童的介入将家庭伦理的观念渗透到文本的叙事中。这种借儿童叙事来言家庭伦理的方式，将家庭伦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儿童成为家庭伦理的呼唤者、倾听者、营造者。

库普林笔下的这一类儿童叙事中前两种类型的儿童承载着形象的功能化特点。儿童的符号性远大于其实质的形象意义。作者借儿童这个符号来引入成人社会中的家庭伦理问题，儿童成为家庭伦理的唤醒者，儿童功能性尤其突出。库普林小说《可怕的一刻》中女主人公瓦拉瓦拉·米哈伊洛夫娜·良扎恩采娃沉迷于一段婚外恋中，当她准备离家出走时，她听到了隔壁婴儿室四岁小女儿对自己的呼喊。正是孩子的呼喊将她从“出轨”的边缘中唤回，她流下了纯洁而高兴的眼泪，从“沉重的人类疾病”中恢复过来。普拉东诺夫作品《弗拉》中吹笛子的小男孩同样唤醒了欲走向自私爱情的弗洛。通过儿童这一形象的呼唤，库普林的家庭伦理观跃然纸上：对家的守护超越了世俗冲动的情感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儿童的存在。库普林与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同样表达了俄罗斯作品中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反对只求情欲发泄与自我满足的“欲爱”，而注重一种纯洁美好的“挚爱”。[4]儿童成为这种伦理观的呼唤者。

类似的主题在库普林1896年的作品《故事》中得以体现。但在这个小故事中，儿童不是家庭伦理的呼唤者，而是倾听者。《故事》中七岁的科季克请求父亲霍尔谢夫尼科夫给他睡前讲故事。父亲被孩子身上的和谐、愉悦和明快所感动。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其他男人有关系，他想到的却是妻子在自己穷困潦倒时给予他的帮助。他温柔、宽广、善良的内心世界里编造了一个故事，孩子成了这个故事的倾听者。很久以前一个古老王国里国王在自己的孩子中选接班人，要求他们去一个大理石的宫殿里找圣火，能用这圣火点燃油灯带回王国的人就是继承者。但是在这个宫殿的门口锁着三头狮子，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妒忌、贫穷和猜疑。从没有受过父王任何赏赐却被称为“伊凡-傻瓜”的小王子在美丽的仙女帮助下不惧怕这三头狮子获得了圣火点燃了油灯。作品以科季克听完这个倍感无趣的故事入睡，赫尔谢夫尼科夫的妻子与其学生在一起而戛然而止。家庭伦理底线受到了挑战，库普林借儿童听神话故事这个看似无关的情节，突出了人性中挑战“妒忌、贫穷、猜疑”的圣化心理。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受到了道德的挑战，丈夫面对妻子的背叛，并没有仇恨。正如作品中小男孩问父亲为什么人们称小王子傻瓜伊凡，父亲的回答却是：如果没有这个仙女，小王子将会迷路，会遇到野兽。作为倾听者的儿童，自然无法理解故事的深层含义，但是正是儿童的出现，才将一个家庭伦理问题上升到宗教道德层面。父亲给儿子讲完这个故事后，带着一颗感动的心，给儿子划一个十字，悄悄地离开了。可见，父亲是一个基督教徒，面对妻子的背叛，他心生的是感激。家庭伦理转化为宗教伦理：救赎和宽恕。在上述功能化的儿童叙事当中，儿童的功能性得以突显，关于儿童本身的叙事被弱化。

家庭伦理中承担营造者的儿童形象，出现在库普林《佛像》、《莎什卡和亚什卡》、《故事(1920)》、《扎涅塔》等作品中。《佛像》中以“童年回忆”的形式介绍了童年记忆中父母、妹妹、姐姐及其未婚夫等的情况，讲述了“我”幼年眼中圣诞节日的家。但因为大人怀疑“我”打破了一尊佛像，受到姐姐和父亲的指责，“我”委屈地跑到自己的床上，设想着出逃计划，想象着父母是如何求着已入寺院的我回家。对“我”而言这场不公正的事件让我铭记在心，但之后受我敬爱的准姐夫来安慰我，母亲也来到我床前送上甜奶渣糕、甜面包和红蛋，这家庭中发生的一切给我留下了“痛苦而又温柔的记忆”。这个家庭小故事，由一个八岁的儿童为中心得以营构。《故事(1920)》中描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在一个暴风雪的深夜，孩子们、家人们被狂风呼啸惊醒后的一场对话。这个故事只是一个简单家庭场景的再现，孩子们和父母、爷爷的话语构建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莎什卡和亚什卡》中讲述活泼好动还不到十岁的尼卡飞行家庭的历史，文中重点叙述的是尼卡引以为豪的飞行员教练父亲和两位勇敢的飞行员哥哥，但整篇故事是以尼卡为基点来构建这个家庭成员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以儿童为家庭的营造者，表达了作者完整家庭的伦理观念。库普林流亡海外创作的《扎涅塔》中的主人公西蒙诺夫教授迷恋于一个小姑娘扎涅塔，因为他能从这个孩子身上感受到家庭中“赐予祖父母的安详而无私的快乐”。由对小女孩的痴迷而引出教授家庭的缺失。教授虽然家庭生活不幸，但“对孩子们的爱，对她们无尽的怜惜，听到她们的声音、看到她们的笑脸、观望她们嬉戏和她们初次涉世时的喜悦，都像治病的香膏一样充盈着他的内心。”当小女孩突然离去，教授“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寂静的忧伤”。小女孩扎涅塔给教授营造了一份家的温暖与爱，小女孩的离去，也意味着家的彻底丧失，没有了家的根基，人就象浮萍一样失去了根基。此处，库普林作品中家的形象得以扩展到整个俄罗斯，他身居海外，却割不断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上述作品中，无论是以儿童为主的叙事，还是以儿童为功能性的叙事，都着重表述的是一种家庭伦理的叙事，对婚姻的维护，对人性的关注，对家庭圆满的关怀，对祖国大家庭的依恋。儿童无疑成为这一家庭伦理道德的代言人。

二、贵族儿童与底层儿童的互补叙事

库普林笔下的儿童世界纷繁复杂，既有贵族家庭儿童的叙事，也有关于底层儿童的叙事。

库普林笔下的贵族儿童叙事不同于托尔斯泰笔下诗意化的贵族儿童，他一方面着重描写儿童的天性，与动物的息息相通；一方面又批判贵族儿童教育的失败。《象》中患病无药可治的小女孩娜佳在与大象相处之后，病不治而愈。《巴尔斯与朱立卡》中的孩子们请求父亲让狗巴尔斯进入狗棚与生病的狗朱立卡一起，因为孩子们比成人更接近于动物，孩子们能猜到动物所想的。小狗和孩子们一样天真纯朴。库普林笔下儿童与动物的亲近，正是人类天性的体现。当然，儿童纯朴的天性不仅仅是贵族儿童所具有的，底层儿童也同样具有此种品性。库普林在再现儿童纯朴品性的同时，也批判了贵族社会对儿童的教育。《可怜的王子》中十岁的丹尼·叶夫列夫在很小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有魔力的王子，长大了才知道自己是个可怜的不幸的王子，被限制生活在一个寂寞而又富有的王国里。他虽然有着富裕的物质生活，他的爸爸虽然是当地的名人，却一点也不了解儿子心里所想的。他偷偷地跑出去和“不体面的孩子们”玩耍，才感觉到真正的快乐。《白哈叭狗》中被宠坏的小男孩特利里，在家稍不顺心就又哭又闹，想要什么就得得到什么，完全是一幅被惯坏的贵族小霸王的形象。这是一个被贵族教育宠坏的儿童形象的典型。

儿童作为一种非主体的社会群体，其边缘地位在库普林笔下不仅仅是悲剧性和苦难化的书写，而是一种具有美好品质的精神象征。儿童作为一种弱势的群体，他的无权性，决定其必然压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处在成人社会的强权之下，但儿童身上散发出的积极向上、善良纯朴也成为当时黑暗社会一抹亮丽的色彩。库普林笔下作为苦难化身的儿童形象，出现在其多部作品中。作品《儿童花园》中小公务员布尔明小女儿莎什卡长久生活在地下室而患病，连生存起码的新鲜空气都无法得到，也无法偿付起去公园的路费，最后在春天来临时悲惨的死去；《沼泽》中有一群受湿气而生病去逝的孩子；《圣伊萨基·达尔玛茨基尖顶》中描写了收容所无产阶级幼童，饱食的是污秽的有毒食物，多数孩子病倒，十一个死了，还有一个小女孩济娜脸上如同悲苦、病态的老妇。这些苦难的孩子是对当时社会的控诉，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个体现，不仅仅是对俄国当时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也反映了库普林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思考。

但是，苦海中的儿童却拥有着美好积极的品性。《盗马贼》中的十三岁小男孩瓦西里不想成为一个乞讨者，而是向往成为一名象布兹卡一样天不怕地不怕的盗马贼。小男孩的英雄主义气概与爷爷卡扎尔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布兹卡被捕没有招供同伙这爷孙俩时，瓦西里表现出一幅初生牛犊不怕虎、欲与布兹卡同担当的形象，而爷爷却为了保全两人性命，忍让退缩，不敢承认自己是同伙，拖着瓦西里远离是非之地。《白哈叭狗》中小男孩谢尔盖和老爹马耳丁·洛第施金相依为命。“他们中的一个心力交瘁，另一个才刚刚进入生活。男孩以一双满是惊奇、天真和赞叹的双眼看着世界。生活为老人画出的却是一种枯燥而现实的生活。”[5]和他们一起相依为命的小狗被抢走后，老爹表现出的却是认命无奈，而谢尔盖却在深夜冒险克服层层困难，独闯一座别墅，救出了小狗。《在地下》中十二岁的瓦西卡从遥远的山村来到矿厂，他没有矿工那种纵酒作乐和肆无忌惮的畸形生活，却能在坑道崩塌的危险时刻，救起发羊风的矿工格列克。成人都放弃救矿工格利克，只顾逃命，幼小的瓦西卡却把格利克救出了危险坑道。上述库普林作品中勇敢儿童形象有着高于成人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也是儿童叙事的重要内容。库普林后期作品《扎涅塔》中法国小女孩在她生活的那个地方被认为是一个善良、礼貌、热忱、深受爱戴的公主。她大方而又乐于和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倘若不跟别人分享，她会憋得透不过气的”。这个两眼乌亮灵动、面色黎黑的脏兮兮的小姑娘身上，有着交织在人的、狗儿的、马儿的和猫咪的可爱之处。这个可爱的女孩却不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她的母亲只是一个不甘于报刊亭工作的女人。儿童除了美好的品质外，还有一种质朴的美：《时间之轮》中“我”和玛丽亚看到了一个巧克力色的男孩儿：这一切都如此和谐：阳光，大海，这清新的空气，这少年的身躯，这修长的腿，而最关键的是——男孩儿根本猜不到有人在注视着他。他自由自在，他的每个动作都很自然，因此也美极了……在这一刻，“我”打开了“内在的心灵”，“好象头一回领悟到世上竟有如此丰富的质朴之美。”

库普林笔下不同阶层的儿童叙事，使其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得以丰富而多彩。此类叙事既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对穷苦儿童关注的缩影，也是契诃夫笔下儿童童真趣味的多面体现，同时我们也能从中找寻到高尔基笔下类似童工的美好品质。但库普林笔下的儿童叙事又是独特的，是作者对儿童深切关注和热爱的体现。

三、儿童成长的两极叙事

儿童叙事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儿童的成长问题。库普林笔下的儿童成长涉及的不仅仅是儿童个体健康的成长，而且叙述了儿童个体在成长过程社会环境给予其生命或延续或灭亡的外在力量。儿童个体成长中既有发展也有失败甚至灭亡，也就是说在儿童个体生命中，儿童成长也有截然相反的两极。

一方面，儿童成长是积极的，其叙事包含着宗教救赎的思想。儿童成长发展的关键是“奇迹”的出现。在小说《神奇的医生》和《钢琴师》中，库普林将儿童成长的转折点设置在一个极富宗教意味的圣诞节前夜。圣诞节前夕的梅尔察诺夫一家穷困潦倒，几个孩子穿着湿漉漉的破衣烂衫，闻着煤油烟子、脏衣服和老鼠的气味，格里沙和弟弟沃洛佳在外寻求帮助逛了一天，饥寒交迫只是早上喝了点清汤，七岁的小女孩生病在床，“脸烧得滚烫，呼吸短促、艰难，瞪着两只发亮的眼睛，呆呆地无目的地张望着。”吃奶的婴儿哭得满脸都是皱褶。这一家中可怜孩子的父亲走投无路，正欲自杀。整个家庭的孩子也将会慢慢饿死之际，拯救者出现了，神奇的医生治好了小女孩的病，给这个家庭送了“几张票额很大的钞票”。“从那时起，就好象大慈大悲的天使降临我家。一切都变了样。元月初父亲就找到了工作，母亲也康复了，我和弟弟进公费中学。这位圣洁的人简直是创造了奇迹啊！”[6]“把眼泪掉进盛着稀汤的熏黑了的铁罐里的”格里沙成长为一银行的要员，为人正直，扶危济贫，颇负盛名。《钢琴师》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圣诞节前夜，十二岁的季诺奇卡·鲁德涅娃家要举办新年晚会，但却请不到钢琴师。最终只请到了一位十四岁的小男孩，在乐谱架后面只能勉强露出一个头的这么一个小孩儿。就是这样一个小男孩尤里为家庭新年晚会演奏了许多的曲子，得到了大家的赞许与包容。然而他的成长并不止是在这一场家庭晚会上充当钢琴师，而是在这里遇到了俄国最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在这个威严且不同凡响的人面前，尤里“突然充满了艺术家的激情，手指也变得特别灵活，格外得心应手”。尤里由一个穿着旧制服的中学生成长为一个闻名于俄罗斯最有天才的作曲家，得益于鲁宾斯坦在严寒的圣诞之夜对他的神圣教诲。救赎者是儿童生命中出现的奇迹，是他们完成了儿童命运的剧烈转变，儿童的成长得以顺利地完成。而成长的空间是处在一个浓烈的宗教氛围中，成长的时间是在圣诞前夜这个极具宗教意味的时刻。可见，库普林笔下儿童成长叙事已经打下了宗教的烙印。

另一方面，儿童的成长也是极具悲剧性的。库普林自传性的成长小说《在转折时期(中等军事学校学生)》中布拉尼恩的成长是屈辱、苦难和被抛弃的。布拉尼恩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挨了一顿揍，衣服上的扣子也被扯了。军校里，老师醉酒，同学之间以强欺弱，以大欺小。布拉尼恩从同学手里以佘账的形式买下了个灯笼，却被老师没收，而他没有向母亲开口要这两卢布的灯笼钱，一直受着同学的惩罚，每天的饭被同学拿走吃不了，还得给他擦鞋子，受他的打，布拉尼恩却一直忍受着。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没有考虑过逃跑，没有思考过抵抗，他只是寄希望于奇迹“чудо”，希望天堂里的天使的帮助，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幸福的，而只有他在受尽折磨。库普林在此批判了军官学校的教育制度，“作者深信，在军官学校形成的教育系统是不能容许的，它摧残了人的命运，将人变成了毫无感情的粗俗之人、不学无术的人、残酷的人和野蛮的人。”[7]但库普林在小说中并没有指出儿童成长的道路，依旧寄希望于“奇迹”，寄希望于宗教的救赎。

库普林另外两部作品《未来的帕蒂》、《冲呀》中，我们看到的是具极天赋的儿童在成长中艺术才赋被泯灭的过程。这类型的儿童成长叙事寄托着作者对社会的批判与控诉。《未来的帕蒂》中玛涅奇卡从小被认为将是一个天才的歌唱家，去中学学了不到四年级，又向一个教授学习声乐而不了了之，之后又进入音乐学院因考试过不了只能停留在一年级，这样一位被家人宠为有天才的女孩，最后成为了老处女。正是因为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失败，这样一位少女的伟大天才也就随之消逝了。《冲呀》中在杂技团被誉为空中飞人的诺拉，从小受尽了磨难，在单调、四处流浪的童年生活中只有一声声命令式的高叫“冲呀”，以及无数次的受伤，而最终占有她的杂技团名丑角麦诺基又抛弃了她，她只能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冲向了大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性命。这个空中飞人的成长过程是充满苦痛的，她的成长最终以艺术性“冲呀”死亡而结束。这两位小女孩的成长，不同于以往的成长小说，而是以走向毁灭而告终。

“十九世纪俄国古典小说儿童叙事中的成长模式主要表现为在爱的包围之下儿童心理成长的特点。”[8]处于世纪之交的库普林偏离了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以含有宗教意味的“奇迹”和社会黑暗教育制度的两极的外在影响，叙述了儿童成长截然不同的两种成长模式，引发人们对宗教道德及当时社会更深层次地思考。

库普林小说中的儿童叙事的丰富性和鲜明性，既有对十九世纪俄国小说中儿童叙事的继承也有发展，儿童叙事营建的家庭空间使其具有深远的伦理意义。而对贵族儿童和底层儿童的叙事在延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小说中儿童叙事的特点外，在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上都有了更加广泛地拓展。同时，对儿童成长的叙事也不同于传统的英美文学中儿童成长文学，不仅涉及到儿童成长的悲剧性，也融入了宗教的因子，将“奇迹”引入儿童的成长叙事中。库普林作品中的儿童叙事，看似作者信手拈来的题材，似路边的野花，却生机盎然，散发着淡淡的芳香。正如库普林女儿所说，“我知道，父亲活着，活在自己的书中，那些书立在上百万人的书架上。”[9]库普林作品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关于儿童叙事的作品应成为当代儿童可欣赏的经典之作。

[1][5]Волков А.А.Творчество А.И.Куприна[M].М.：Худож.лит.，1981，с.3.

[2]Емец Д.А.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для детей и о детях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К.Д.Ушинский，Л.Н.Толстой，А.П.Чехов，А.И.Куприн[D].МГУ ，2001，с.115.

[3]Лотман Ю.М.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Человек-текст-семиосфера-история[M].М.：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1996，c.265.

[4]参司俊琴.论普拉东诺夫的家庭伦理观[J].黑龙江史志2009,（22）.

[6]库普林选集(第一卷).中短篇小说选[M].蓝英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Чернышева Е.С.，Репрезентация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воззрений в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нарротив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русс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реэмигранта А.И.Куприна[J].Соци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аспекты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2011(5)，с.135.

[8]夏益群.十九世纪俄国古典小说儿童形象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

[9]Ксения К.А.Куприн--мой отец[M].М.：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1971，С.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