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娟，杨文娟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从1920年12月到1924年7月，是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的时期。他抱着“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1]p152的心态赴欧。在欧洲期间周恩来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地学习、考察和工作，这段时间的积累为周恩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尽管周恩来在赴欧洲之前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也曾作为进步青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直至旅欧初期，还没有从思想上确认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1921年1月，到英国不久的周恩来在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人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1]p152-153这时的周恩来认为，对于救中国而言，有两种可供借鉴或选择的方案：一是以暴力手段仿效俄国十月革命之路；二是以渐进改革之法走英国之路。但是这两种办法一方面是各有利弊，并都有走极端之嫌，另一方面也并不直接适用于解决当时中国的“积弊既深”，且“强邻环处”等问题，似乎将两者“得其中和以导国人”[1]p153为宜。

可以说，这时的周恩来虽然了解并倾向于中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但却认为这是一条容易失败的险路，他希望能找到一条更为稳妥的路。

从1921年初到1921年秋天，周恩来数次往返于法国和英国，考察了英国的工人运动；研究了法国、德国和俄国的社会情况；同时大量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订购了英法的共产党机关报刊。在此基础上，在与觉悟社社员通信的过程中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和英国的基尔特主义日渐式微，而社会主义终将引领历史发展的潮流，最终树立起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2年3月，周恩来在与天津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毅韬所通的信中表示：“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 也就够了。”[1]p160《生别死离》这首诗就是周恩来为了悼念被军阀杀害的觉悟社社友黄爱而创作的，他借此诗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2]p46—47

对旅欧期间的周恩来而言，选择了共产主义，也就意味着选择了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从1921年下半年后在写回国内的稿件及写给友人的信中就多次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流血的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长期的；必须依靠军队；中国的劳动阶级终将成为国民革命中可靠的的主力等思想。1923年7月15日，旅法华人由于抗议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在巴黎召开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指出，深受双重压迫的中国要实现救亡图存，必须推翻军阀、打倒资本主义。会上还散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号召全国工农商学各界联合起来，用革命暴动推翻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自己起来，组织国民政府，成就中华民族“独立的伟业”。[3]

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时，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从1924年到1927年间，周恩来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军事工作之中。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参与组建并领导了国共两党最早的一支装甲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校长蒋介石等率黄埔军校校军出发，参加东征；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总主任的身份，指导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是首支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的武装部队；作为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在此之后的近十年内，周恩来坚定地同毛泽东、朱德等站在一起，领导红军革命和建设，在军事工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傲人战绩和辉煌成果。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辅佐毛泽东指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战争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周恩来功不可没；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在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同时兼总参谋长，与朱德一起成为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左膀右臂，尤其是三大战役期间，他为多次重大军事行动献言献策；建国后，周恩来还曾身兼中央军委副主席一职，在处理好国务的同时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二、关注苏俄，欣赏列宁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的风格

周恩来早在旅日时期就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旅欧期间，他更是利用便利的条件关心和研究苏联的最新情况，并写下了一系列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年轻的周恩来逐渐产生了对列宁的钦佩和崇拜之情。

1921年夏季，苏俄的一些省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3300 多万人处于饥饿之中。苏维埃政权在努力组织国内救助的同时，还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了救援请求。1921年8月2日列宁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书》，说明这场灾荒的严重性，恳求帮助。在欧洲的周恩来很快读到了列宁的《告国际无产阶级书》，并迅速为天津的《益世报》写下了长篇通讯《西俄大旱之惨状》，及时告知中国人民苏俄所处的困境和列宁的呼吁。周恩来既分析了苏俄面临的各种困难以及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也表达了他对苏俄人民的极大同情。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关注着列宁应对困难、改善人民生活所采取的具体举措。针对列宁在1921年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的做法，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所受到的攻击，周恩来在《西俄大旱之惨状》中写道：“列宁此举，可谓通权达变，以求改造后新俄之渐进的建设，与方革命后之急进步骤，大有分别矣。”[4]

为了给本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于1921年10月主动提出要与原来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和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22年1月列宁同意俄国参加以扩大贸易为目的的国际经济会议。旅欧时期的周恩来十分赞赏与佩服列宁能做到坚持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具体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特别是得悉1923年1月列宁又乘英法、英德矛盾交织发展之时，开展外交攻势的消息后，周恩来兴奋地写道：“最近传闻赤俄与法政府有所联络，如果属实，想必又是列宁的一种策略。列宁真可爱！”[5]在这之后的长期革命工作生涯中，这种方法得到周恩来一以贯之的坚持和运用。1943年周恩来又把列宁的工作作风概括为“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6]p132

1922年到1923年间，为了响应党中央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周恩来在欧洲积极协助国民党员王京岐筹建国民党驻欧支部，促成了国共在国外合作。周恩来对于如何实现国共合作提出了切实的建议，这些主张既帮助建立国民党旅欧支部，又使中国共产党保持了独立性。周恩来因其优秀的能力还受邀成为了国民党旅欧支部的筹备员，他的积极工作为国民党旅欧总支部的建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在我国的外交事业方面功勋卓越。万隆会议的成就也成为表现周恩来把革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的典范。万隆会议的召开背景十分复杂，29 个与会国的性质各异，国家之间的立场、态度各不相同，分歧大量存在。就在会议吵吵嚷嚷，僵持不下的时刻，周总理先后做了三次有的放矢和令人信服的演讲，他以和平、团结、友好合作为旗帜，坚持反帝、反殖的立场，反复告诉与会者，中国代表团旨在求同。各个国家应该从反对殖民主义的任务中找出共同基础，这样大家才能改变彼此对立的局面，换取互相理解和支持。他一再申明，我们同意对五项原则措辞有所修改，数量有所增减。并辅以七点和平宣言，以供参考。与会者被周恩来诚恳的态度和大度、开放的精神所感动，开始共同推敲能表达出大家的共同愿望，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文字和条款。最后万隆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从《公报》内容来看，其中的十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周恩来在长期主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复杂的过程中，也以非凡的能力和智慧，努力协调各种关系。从1949年到1976年期间，中国经济在曲折中获得发展，周恩来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周恩来从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经济的大局出发，在协调和处理包括城乡关系、民族关系在内的诸多关系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凸显出从实际出发、抓住中心、兼顾各方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工作风格。周恩来在处理这些关系方面的实践与和探索，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丰富的经验。

其次，周恩来结合实际思考着如何坚持十大关系、如何改进工作。大量资料表明，从1957年直至周恩来去世，在毛泽东本人已经背离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的情况下，周恩来始终不遗余力地坚持着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尽可能地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不仅如此，1956年以后，周恩来他还根据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主张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以及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补充和发展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在1957年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坚持十大关系思想的努力无法得到共识或取得实际效果，但周恩来对十大关系的坚持和发展，为后来邓小平最终确立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发挥了指导作用。

三、结识和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为日后从事革命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就结识了众多怀揣共同理想的战友。他们回国后，有些为革命献身，有些则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其中朱德、邓小平和陈毅则成为他工作中的好搭档和肝胆相照的兄弟和挚友。

1922年朱德为寻找救国之路，只身万里奔赴德国，找到周恩来在柏林的住处，表达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信念，并通过周恩来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合作为解放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庄严的事业而奋斗。

从欧洲回国后，周恩来与朱德配合领导了南昌起义，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1932年在毛泽东正确革命路线和主张受到排挤的背景下，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从实际出发，摒弃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实施战略退却，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代表，为促成国共合作前往西安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当时的陕北万里雪飘、寒风刺骨，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周恩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坚持斗争，在临行前，朱德就将自己的红毛毯赠予他，表达对他的深深敬意。这条普通的红毛毯，却是对他们深厚的战斗情谊和对中国革命的赤胆忠心的最好见证。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的60 岁诞辰，周恩来致祝寿词：“……在我们相识的25年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又是那样坚定不移……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你现在60 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9]p246朱德致答词时激动地表示自己会目睹中国革命的成功。

建国后，周恩来与朱德结识于欧洲的革命友谊仍然得以保持。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当朱德于1967年2月10日被“造反派”批判时，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并亲自出面干预，使朱德幸免于难。1969年朱德被下放到广东从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才得以让康克清陪同前往，在下放期间，周恩来一直关心并询问朱德的状况。那时朱德认为只要周恩来在，一切事情最终都会搞清楚的，这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信任。1975年7月11日，朱德去探望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成为他们的最后一面。1976年周恩来去世，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朱德庄严的行最后一个军礼。

周恩来的一生中始终把朱德当作战友和兄弟并给予高度的信任，在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探索中，相互合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周恩来与陈毅1921年6月相识于法国塞纳河畔[7]p204。陈毅的幽默、乐观、热爱生活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温文尔雅、胸怀坦诚、待人真诚的性格也让陈毅大为欣赏，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1921年上半年，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与华工和各界侨胞达成了共识，一致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行为。陈毅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周恩来严厉痛斥卖国政府的罪行，并向国内做了详细报道。之后陈毅和周恩来联合其他留学生开展进军里昂大学的斗争，他们的友谊也在斗争中进一步加深。

1927年8月，陈毅和周恩来一道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1929年9月写给红四军的《中央九月来信》，就是二人密切合作的产物。1934年8月，周恩来对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的陈毅关怀备至，陈毅始终铭记于心。1939年春在皖南，解放战争时期在杨家沟、城南庄、西北坡，他们共同运筹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决策[7]p200。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陈毅任上海市市长，他们接触机会更多了。1954年，陈毅调入中央工作之后，和周恩来经常相处。日内瓦会议之前，陈毅为了给周恩来践行，写下了《满江红·送周总理赴日内瓦》。陈毅当选为副总理后，在跟随周恩来见习外交工作的同时，又有力地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日常事务。1955年4月，陈毅同周恩来一道参加了万隆会议。会议期间，陈毅一方面负责周恩来的安保工作，另一方面与各国代表积极展开外交，以加深与会代表对中国的了解。在周恩来努力下，会议通过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和平宣言》，取得了圆满成功[7]p204-206。

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的部分外交工作开始由陈毅接管。1958年2月，陈毅接手外交部部长。就任第四天，就随周恩来访问朝鲜，并安排志愿军年内撤回中国。陈毅用诗笔记录下了周恩来和志愿军欢度除夕的场景。从1961年1965年，陈毅跟随周恩来数次出国访问，他们的足迹踏至亚非欧多国。每次出访，陈毅都会写下一些诗词，这些诗词是对陈毅和周恩来之间默契和友谊的生动体现。

文化大革命中，陈毅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周恩来竭力保护陈毅。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折戟在温都尔汗。正在接受放射治疗的陈毅专程赶来发言。第二天，由于发言时间过长，陈毅当场吐血，被送往医院。此后陈毅被转到北京日坛医院进行医治以及作胃肠短路手术都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并批示的。1972年1月2日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同志神志非常清醒，似是回光返照现象。周恩来立即赶到日坛医院，急步走进陈毅病房，掩门长谈。周恩来离去一会儿，陈毅又陷入昏迷。[8]

1972年1月6日深夜11 点55 分，陈毅病逝。周恩来致悼词。虽然不足600 字，但他很难读下去，出现了少有的感情失控，现场的悲痛气氛浓重，这足以见证两人友谊的深厚。

周恩来与邓小平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救国救民寻找良方的共同理想使他们走到一起。1923年初，周恩来在《赤光》(原名《少年》)杂志担任主编，邓小平则负责编辑印刷工作并被称为“油印博士”。从欧洲俭学之时起，邓小平就已经在周恩来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他的领导下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欧洲回国后，周恩来与邓小平经历了革命战争的千锤百炼之后兄弟情义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4年到抗日战争前夕，周邓二人在当时环境险恶的上海重逢后继续一起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二人分别在不同的战场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工作，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两人继续为党的事业并肩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邓小平则与刘伯承挺进大别山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发动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问父亲：“在留法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回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7]p122在工作中，周恩来也把邓小平视为得力助手与亲密战友。建国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开始逐渐放权，将其部分重要工作移交给邓小平。1952年7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邓小平来京后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他在信中同时也表达了周恩来出国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的意思。自政务院第148 次会议后，邓小平开始成为帮助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务院工作的好帮手。

在文革时期，周恩来极力促成邓小平“复出”。周总理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却不能安心放下工作休息。他思虑很久之后认为邓小平是接替他工作的不二人选。事实上，邓小平“复出”后从两个方面分担了周总理的工作：一是邓小平担当了代替总理主持会议与呈批主要文件的工作。直到邓小平真正“复出”后，周总理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邓小平开始行使国务院副总理的职责。邓小平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支持下在农业、商业、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工作开展的卓有成效并得到周恩来的肯定，周恩来在进入病房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多了”[7]p146。二是邓小平成为周恩来外交上的代理人。周恩来与邓小平在欧期间就已经形成世界眼光，周恩来作为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当他自知病重之时，便选择邓小平作为自己外交上的接班人并设法将外交的重担托付给邓小平，让他主管外事，完成了两位伟人在外交上的重大交接。之后，邓小平继承发展周恩来的开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旅欧经历使周恩来结识了朱德、陈毅以及邓小平这些肝胆相照的战友，半个世纪的风雨中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并肩战斗，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鞠躬尽瘁，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就是他们之间珍贵情谊的见证！

[1]周恩来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2]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周恩来.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J].少年中国，1923，(8).

[4]周恩来.西俄大旱之惨状[N].益世报，1921—10—05.

[5]周恩来.西欧的“赤”况[N].新民意报，1923—04—15.

[6]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曹应旺.高端协力中的周恩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