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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的“纸老虎”理论考辨*

2015-03-28李永春

湖湘论坛 2015年6期
关键词:纸老虎蔡和森工农

李永春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的文章中多次使用“纸老虎”一词,一些研究者认为,蔡和森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明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成是纸老虎,因此“蔡和森在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是纸老虎的新论断”[1];还有人认为,蔡和森在党内最早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理论。其实,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拟对蔡和森使用“纸老虎”一词的时间、具体指涉对象进行辨析,以明其中的真实意义,以及有关“纸老虎”论述的影响。

一、蔡和森使用“纸老虎”一词的时间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或使用“纸老虎”的时间,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恽代英最早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即1922年9月25日《东方杂志》第19 卷18 号发表《政治运动》一文,其中说到:“纸老虎是不好戳穿的,一经戳穿了,还盼望用愚民政策,使他再信这个是真老虎,这简直是可笑的梦想。”这里不仅使用“纸老虎”概念,而且使用了“真老虎”概念。[2]

另一说是蔡和森1922年9月20日在《向导》第2 期发表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使用了“纸老虎”一词,“蔡和森在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了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是纸老虎的新论断”[1]。从公开发表文章的时间来看,蔡和森比恽代英使用“纸老虎”一词的时间要早几天,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使用“纸老虎”的第一人,但蔡和森不是用来指代帝国主义,这一点容后详述。

在党内谁最早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恽代英首先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3]根据在于:1924年11月22日,恽代英发表的《怎样进行革命运动》一文说:“我要指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他们朝野间,他们国际间,意见还十分纷歧,他们不但不易于各国联合起来以压迫我们,便是任何一国亦不能拿全力来压迫我们”[4]。也有人指出,邓中夏在党内第一个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根据在于1925年10月2日指出英国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具体地说:“此次反对帝国主义罢工实力的宏大,无论是谁,都已知道”,“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这个老虎,各位应知是纸老虎。以前英国商人曾请其政府派兵来压迫我们,但到了现在仍不能做到,那么这个纸老虎被我们看穿了。他们的本身,如各处殖民地,亦迭起革命了,所以这个纸老虎,并不要害怕,……我们知道港商同胞以前所受的痛苦太甚了,这些痛苦,不敢向纸老虎诉说,只有自己暗中忍受。现在应该改变方针了,即要向这纸老虎反抗了。”[5]P177—178从文本研究来看,此处邓中夏意指香港政府是纸老虎,并没有明说英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据出席赤色职工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的林觉民1924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作的报告说:在1922年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中,海员工会要香港政府把它们摘去的工会招牌挂在原处,香港政府觉得这太丢脸了。后来由英国教会的牧师出面挂上。这时全港鞭炮齐鸣,庆祝罢工胜利。昔日专横一时的英国帝国主义,这时不得不向工人屈服。香港和广州工人从此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6]P10可见“纸老虎”确指香港政府和英国帝国主义,而且成为港粤工人大罢工后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一种习惯性称谓。进一步考证,最初出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提法是在1922年3月,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将英帝国主义形象地比喻为“纸老虎”。[7]从现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在党内确是恽代英最早作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

二、蔡和森使用“纸老虎”词语内涵考析

按照逻辑学的解释,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分子范围的思维形式,是通过语词或词组表达的。定义是用简练的语句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而“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定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8]P808从词源来看,“纸老虎”本意是指纸扎的老虎,因为它只能吓唬人而不会吃人,而且容易被戳破,所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比喻外表强大凶狠而实际空虚无力的人或集团”[9]P1752。“纸老虎”的定义是相对固定的,用以喻指的具体对象则是变化的,所以“纸老虎”的运用和阐释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纸老虎”意义阐释,不同的阐释者有不同的“纸老虎”意义,这样“纸老虎”概念的运用与概念阐释者的思想意识形成了双向互动关系。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概念史方法的运用,一方面必须依据各种专业词典对某个概念的界定,准确地把握该概念的内涵,为深入研究这一概念运用者的具体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必须将某个概念投放到产生它、运用它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去,既指出概念产生的条件、原因和动机,又揭示其与当时思想及思想者的互动关系,才能准确揭示这个概念的复杂内涵,科学理解和客观评价概念运用者的思想观点。

据此,我们来分析蔡和森使用“纸老虎”概念的时间、语境及其具体指涉对象。《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发表于《向导》第2 期(1922年9月20日出版),其中说到:“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10]。这里“纸老虎”与“乌托邦”一并使用来形容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的改良思想,因为“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所以是没有什么实力的,可以肯定此“纸老虎”并非指涉帝国主义和军阀。如果说在此蔡和森是首次使用“纸老虎”概念,按照常理应该对其含义加以说明。蔡和森在此未加任何说明,就表明该概念早已出现,其内涵已是约定俗成的。

《革命中的希腊》发表于《向导》第13 期(1922年12月23日出版),内云:“维尼齐洛这派强盗虽想借这次政变把资产阶级的威权分外的恢复起来,但是业已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11]这里“纸老虎”与民众势力相对应,指通过政变恢复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威权”,可以归诸反动派之列,但并非指称帝国主义。

《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发表于《向导》第88 期(1924年10月22日出版),说到:“上海各报纷载中山先生已率军回驻兵工厂,对于商团决武力解散。于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12]这里“纸老虎”指代在广州叛乱的商团(军队)。

从上述三处“纸老虎”表述来看,蔡和森并没有指涉帝国主义,只是指称没有真正势力的群体或集团。

除了上述三文外,蔡和森在《向导》第92 期(1924年11月19日出版)发表的《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3]一文中,也使用“纸老虎”一词。有谓:“商团本来不过是几个买办包办的纸老虎,起初并无若干商人群众的后援,若早采断然处置,牺牲的不过是几个买办,解散也用不着要开火打战。”这里明确使用了商团是“纸老虎”的定义,“纸老虎”确指商团军队。可见,蔡和森运用逻辑方法,在《向导》首先使用“纸老虎”概念,从而将这一民间俚语变为书面的政治词汇。据不完全统计,蔡和森在《向导》发表的文章至少四次使用“纸老虎”一词,是《向导》上首先使用和唯一使用“纸老虎”的中共领导人,也是公开使用“纸老虎”次数最多的早期中共领导人。

此外,蔡和森还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到“纸老虎”,以下按时间顺序进行分析。

在1926年2月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蔡和森说到,“纸老虎叛乱之后,胡汉民在其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右倾。”[14]这里“纸老虎”指代商团军队。

在1927年作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报告中,至少有三处提到“纸老虎”,第一处说:“自上海失败之后,‘纸老虎’的工人纠察队说迅速发展,虽然五次大会决定军事工作的新方针是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然此新方针从未在五次大会后的中央军部执行。”[15]P90这里使用了工人纠察队是“纸老虎”的定义,“纸老虎”确指没有真正势力的工人纠察队。第二处说:“在广东纸老虎叛乱和平定杨刘之乱当中,胡汉民和汪精卫的立场发生动摇。”此处“纸老虎”代指“广州商人的军事组织”,即商团(军队)。第三处是转述国民党假左派首领的理论:“所谓工农势力,广东百万农民经不起李济琛之一击,上海八十万工人经不起蒋介石之一击。纸老虎吓死人,坏事有余,成事不足。”[16]这里“纸老虎”喻指工农势力,具体指广东百万农民、上海八十万工人。

1928年1月在中共顺直省委《关于党内问题决议》中说到:“对于纠察队的‘纸老虎’论或‘改编入正式军队’的主张是继续此前取消武汉纠察队的老政策”。[17]P12这里运用纠察队是“纸老虎”的定义,指没有真正势力的武汉工人纠察队是“纸老虎”。对此,陈独秀在1929年发表《告全党同志书》附注六提到: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武汉总纠察队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18]P429显然是因为工人纠察队没有真实力,绝不是因为其反动而要解散之。

顺带一提的是,蔡和森在《向导》第111 期(1925年4月19日出版)发表《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说:“孙中山在日,所谓猛虎在山”,对冯自由等反革命言行“当然还镇压得下来”。这里“猛虎”是形容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非与“纸老虎”对应的“真老虎”。

综上所述,蔡和森现存文献中至少九次使用“纸老虎”一词,一次指改良主义者的乌托邦计划,一次指希腊资产阶级政府,四次指商团(军队),三次指工人纠察队或工农势力。都是用“纸老虎”的比喻义,即通常所说的看起来强大而实际上虚弱无力的集团或群体。如此众多的“纸老虎”表述,指称商团军队的两处,指称工人纠察队或工农武装的一处,明确使用商团军队或工人纠察队是“纸老虎”的定义则各有两处,但确实没有一处(次)指涉帝国主义,更没有作出帝国主义或反动派是“纸老虎”的定义。因此,说蔡和森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显然太过勉强;说蔡和森提出反动派是纸老虎的结论,也并不准确。因为工人纠察队或工农势力,与反动势力无涉。说蔡和森这些“纸老虎”表述形成了关于“纸老虎”的理论,更是名不副实。理论是指人们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系统论述。作为哲学名词,理论是指人们对自然、社会现象,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者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19]P586根据这些定义,上引蔡和森关于“纸老虎”的表述,既没有说明“纸老虎”的由来,也没有阐释其内涵,没有分析其特点和本质属性,只是借用这一词语来形象地说明一种外强中干的势力或群体,显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纸老虎”理论。

三、蔡和森使用“纸老虎”一词的意义

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上第一个使用“纸老虎”词语,是早期中共领导人中公开使用“纸老虎”次数最多的一位。早期共产党人普遍使用“纸老虎”概念,除了前述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外,还有李大钊、周恩来、苏兆征等人,共产国际和苏俄驻中国代表也习惯于使用“纸老虎”,而且时间段和指涉对象都相对明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1922年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胜利后,用“纸老虎”指称香港政府或英国帝国主义。如前所述,1922年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中,香港政府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得不向工人屈服,从此被香港和广州工人称之为“纸老虎”,并且成为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一种习惯性称谓。苏兆征1926年为邓中夏著《省港大罢工中之中英谈判》写的“序言”就说到:“省港罢工奋斗年余,迄不馁却,列强始觉悟其武力淫威之不足恃,中国民气之不可尽屈,故世界第一名之英国帝国主义不能继用其武力政策,十万大兵进攻中国之计划,终成纸虎,虚声恫吓而已。”[20]P59这里“纸虎”即“纸老虎”之谓,具体指代英国帝国主义派兵进攻中国的计划。1925年10月3日,邓中夏代表全国总工会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各界联席会议上演讲,不仅指出“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这个老虎,各位应知是纸老虎。”而且指出英国政府派兵来压迫我们,这个纸老虎被我们看穿了。因此现在我们“要向这纸老虎反抗了”。[5]P17812月6日,邓中夏出席中华总工会举办的“工会领袖讲演会”,作了题为“纸老虎的香港”的演讲。[21]P230这里“纸老虎”具体指香港政府,也泛指英国帝国主义。

二是1924年商团叛乱镇压后,用“纸老虎”指称商团军队。李大钊在1924年9月13日《在<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中提到:“就在不久以前,他(指孙中山——引者注)甚至打算在‘纸老虎’的军队中寻找支持,他出席了他们的阅兵式,并且还向他们献了旗。”[22]P488周恩来1928年6月27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也说:“1924年‘纸老虎’叛乱时,我们就有可能武装工农。”[23]P502两人说的“纸老虎”都指商团(军队)。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第二次全会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的情况,其中提到:“但是当左派(共产党员)指出,现在由于同‘老虎队’(商团)发生的武装冲突,革命政府正处在危机之中时,右派和中派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24]P520可见共产党人习惯用“老虎队”指代商团军队。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驻中国代表也习惯于这种用法。鲍罗廷在1925年1月关于国民党的书面报告说:10月15日,以“老虎队”闻名的商团部队被打败,大部分被缴械。[24]P564在1926年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说:商人首先同所谓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这场斗争你们可能知道是名为猛虎队同政府的斗争。这是个商人组织,试图夺取政权,消灭广东的国民党”[24]P102。此“猛虎队”即指商团军队,取“纸老虎”的比喻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国民党军队战胜陈炯明的意义》(1925年3月10日)一文中两次提到“纸老虎”,一说“一年以后,直至‘纸老虎’商团叛乱前不久,也是这种情况”;一说“去年夏天,商团军(‘纸老虎’)在广州酝酿叛乱反对孙中山政府时,在南方谁人不知”[25]P625、626。同年3月23日在《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一文中也说:1924年9月,“英美巡洋舰停泊在广州海面,称之为‘纸老虎’的商团军正在城内准备武装叛乱”[25]P720。这里“纸老虎”都是指商团军。此外,1925年1月,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在关于广州局势的报告中说:“商团军(‘纸老虎’)战败不久,北方时局也因吴佩孚及曹锟溃败而发生异变。”[25]P635此“纸老虎”确指商团军。在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顾问都习惯用“纸老虎”指称商团(军队),足见“纸老虎”即商团军的说法是非常流行的。

三是国民革命兴起后,用“纸老虎”指称工农斗争或工人武装,尤其是工人纠察队。邓中夏1925年5月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中说:虽然也有没有组织偶然战胜资本家的事件,但是确系侥幸得来,不足为法;因为乌合之众,虽然有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吓得资本家手足无措,不得不容让屈服,但这种“纸老虎”,以之吓“暴出河”的资本家有时或能生效,若以之吓“老精怪”的资本家那就碰上钉子要倒霉了。[5]P116这里“纸老虎”指没有组织或组织不好的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前引蔡和森关于工人纠察队是纸老虎的说法更加明确。

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普遍使用“纸老虎”,主要借指没有真正势力的集团,包括商团(军队)、工农武装和香港政府乃至英国帝国主义武装势力。从现已发现的文献资料来看,只有恽代英、邓中夏明确地定义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蔡和森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宣传工作负责人,不仅在《向导》发表的文章多次使用“纸老虎”一词,而且在其他场合也多次使用“纸老虎”,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使用“纸老虎”的次数最多,具体指涉的对象主要是商团军队或者工农势力,这一点与党内其他领导人使用“纸老虎”的指称对象大致相同。尤其是在1924年10月15日商团叛乱镇压以后,蔡和森即于10月22日发表《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指出“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应当是中共和《向导》公开批判和分析商团军队是“纸老虎”的最早文献,这一说法在党内逐渐流行起来,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蔡和森使用“纸老虎”概念,对国民革命运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关于商团军是“纸老虎”的宣传,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处理商团叛乱的策略失误,说明孙中山最后接受中共提出的武力镇压商团的主张是英明的,也说明中共应对商团叛乱的策略是正确的。他关于工农武装是“纸老虎”的论述,旨在提醒和呼吁国民党包括国民党在内要武装工农,重视工农势力,发挥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此外,蔡和森借用“纸老虎”来批判一班政论家的改良主义思想,也不无批评国民党依赖外国帝国主义或者封建军阀势力的意义。在国共合作付诸实践以前,国民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恐帝思想甚至依赖外国帝国主义来统一中国的幻想,对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运动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工农群众中也有退缩丧气思想。蔡和森认为这种恐帝心理比军事失败要严重得多,是民族衰亡的预兆。[26]因此在《向导》严厉批评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错误言行,宣传依靠工农阶级力量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我们惟望结合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27]蔡和森提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既指经不起群众及其武装打击的反动势力,又指没有真正实力的工农武装,无疑是一种革命斗争的宣传策略。

蔡和森没有宣传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乃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大致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宣传中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有关系。一方面蔡和森对帝国主义本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尤其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侵略方式,更加野蛮酷烈的侵略中国,蔡和森不仅在团刊《先驱》率先喊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在党刊《向导》运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来揭破帝国主义的侵略特点。如《双管齐下的国际帝国主义》分析了几个月内帝国主义资助陈炯明割据广东,大卖军械给张作霖,放出安福祸首作乱,扶植青岛的土匪,密运六架飞机给直系军阀等等事实。指出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就是以华盛顿会议决议做根据。[28]蔡和森密切关注和深入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重事实,希望国民党和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在战略上重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蔡和森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宣传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如《统一、借债与国民党》提出实现中国民族独立自强的方法,一是与苏俄、德国缔结经济同盟;二是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29]在《英国海军工程案》又提出:中国独立奋斗的第一步当用适合于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打破英美在华的霸占局势;第二步当用民族革命手段,完全推翻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掠夺权利。具体说来,首先与苏俄联合;然后以中俄联合为中心,在一定程度内联合德国或日本,尽可能动摇英美在华的霸占局势。[30]可以说,作为中共理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蔡和森依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的指示精神,注意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开展坚决彻底的反帝宣传,成为反帝国主义态度最激进的中共领导人之一。

总而言之,蔡和森多次使用“纸老虎”一词,从未作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定义,他指称商团军队或者工农势力是“纸老虎”,都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尚无完整明确的理论意义,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但是,他关于“纸老虎”的论断,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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