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非，张贵芳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人，“始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累历诸军使。天宝八载，于木刺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1]P1723郭子仪历仕唐朝玄、肃、代、德四朝，一生戎马倥偬。在平定安史之乱、解除吐蕃与回纥侵袭关中和首都长安的危机中居功至伟。而他除了赫赫战功和军事才能之外，最为人称道和赞赏的是在那个动荡年代里，作为一名武将的郭子仪却用自己高超的处人智慧和生存策略，完美演绎了一位功德圆满的“人臣”形象。郭子仪八十有五寿终正寝，福禄寿考，八子七婿皆朝廷高官，福泽恩延。正如史官裴泊言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容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1]p1733

在封建社会的漫漫历史上，有多少名臣名将，虽权倾一时，却最终落的个“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和下场。后人在感叹比干、韩信等人物的同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如郭子仪一般立有赫赫战功的人历经沉浮却能善始善终是多么的不易。而这恰恰得益于郭子仪建功立业和为人艺术，而他的为人艺术给予我们为人处事很多启示。

一、权倾天下而朝不忌——隐忍大度、敏锐机警

像郭子仪一般能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明哲保身、建功立业者，必定具有完备的人格与强大的内心世界，既要得到君主高度信任，能够成功化解与同僚之间的矛盾，更要能承受荣辱交替，而在郭子仪身上主要表现为隐忍大度、通情达理和敏锐机警。

(一)隐忍大度

郭子仪的隐忍大度主要表现在他同宦官鱼朝恩的关系上。当时得宠的宦官权力很大，所以与权势宦官阶层的相处对于任何一个朝官而言都是最难的，稍有不慎，只要宦官在皇帝面前参上一本，那就非常之危险。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郭子仪与权宦鱼朝恩斗智斗勇，最终化解了矛盾，解除了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靠隐忍大度。

众所周知，在封建时代，中国人最重祭祀祖先、祖坟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史上不乏其例：如战国时田单坚守即墨抗击燕军，为了激励城中军民的士气，故意诱示燕军说：“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为寒心。”燕军果然中计，“尽掘(城外)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中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2]P861为击败燕军打下了基础。西汉张释之曾对汉文帝说：“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掊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3]P995张释之的意思是说偷高庙一个玉环就判族诛，如果挖你祖坟再怎么加刑？所以说，挖人家的祖坟是多么的恶毒和不可容忍。郭子仪也遇到祖坟被挖的事，但他却表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

据载，“十二月，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权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1]P1731从以上史料记载可见，郭子仪尽管祖墓被挖，但他一没有难为唐代宗，二没有追究鱼朝恩，反而作了自我批评，维护了唐王朝内部的安定团结。这是常人所难以做到的，都言“宰相肚里能撑船”，郭子仪作为一代武将，能如此深谙容忍之道，实则不易。也正是郭子仪的隐忍，既增加了朝廷对他的信任，又使鱼朝恩的阴谋没有得逞。虽然鱼朝恩与郭子仪矛盾重重，郭子仪对其还是宽容大度，能忍则忍，而鱼朝恩却不肯罢休。“朝恩又尝约子仪修具，元载使人告以军容将不利于公。由下衷甲愿从，子仪不听，但以家僮十数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告以所闻。朝恩泣曰‘非公长者，得无致乎？”[4]P1251郭子仪用自己的隐忍大度感化了鱼朝恩，也保护了自己，可谓一举两得。曾国藩在同治四年六月的批牍中称赞说：“郭汾阳之祖坟被人挖掘，引咎自责而不追究，是名臣制度量也。”悉数历代名将如郭子仪这般能隐忍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而这也正是郭子仪的难能可贵之处。

与郭子仪相比，汉代名将李广在隐忍方面便略逊一筹了。李广固然有高超的武艺，亦有赫赫战功，但始终与受封失之交臂。古人认为李广难封的原因是时运不济，其实李广难封侯的原因除了时运不济之外，其固有的性格弊端也是重要的原因。史载：“广家与故颖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且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死，于是天子乃召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5]P1048

李广只是因为霸陵尉没有让其进城，便记恨在心，千方百计找机会将其杀害。可见他的心胸是比较狭隘的，其实霸陵尉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李将军又为何这般斤斤计较，一定要置人于死地呢？

李广的这种做法也是和郭子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郭子仪对鱼朝恩这种三番五次意欲加害于他的人尚能做到隐忍大度，而李广却连一个小小的霸陵都尉也不愿放过。郭子仪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的人和事”，而李广却很好地诠释了“睚眦必报”。从两人的性格上，我们便能很容易地判断出谁更适合封建体制的要求，在官场上生存，肯定会遇到很多人或很多事让自己恼怒，正因为这样，容忍这门艺术才更显得弥足珍贵。可惜李广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最终李广与郭子仪两人的结局便可想而知，我们在替李将军惋惜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不如郭子仪的一些人格因素。

郭子仪隐忍大度的品德也使其形成了宽厚仁慈的待人方式，使得他与士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这又与同时代名将李光弼形成了对比，李光弼素以治军严而闻名，“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采皆变。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6]{2481欲在复杂多变的封建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隐忍大度、通情达理之外，还必须时刻保持敏锐机警的状态。因为有时候可能只以为一句话、一个举动便会招致大祸。在于不同的人相处时，必须学会察言观色，准确地把握别人的性格特征，维护别人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化险为夷。郭子仪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敏锐机警使他极少得罪他人，这也正是他善始善终的重要原因。

(二)敏锐机警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时为汾阳郡王的郭子仪患病在家休息，御史中丞卢杞登门问候，在与卢杞相处的时候，郭子仪表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与灵敏，这个故事也被广为传颂。史载：“御史中丞卢杞，奕之子也，貌丑，色如蓝，有口辩；上悦之，丁未，擢为大夫，领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候，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丑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7]P2504果不出子仪所料，卢杞既居相位，嫉贤妒能，极尽报复之能事，然而卢杞却始终敬重郭子仪，对郭家礼遇有加。

郭子仪能敏锐地观察出卢杞的为人阴险并及时地做出谨慎的应对，没有表现出毫无顾忌、毫无畏惧的居高临下姿态，也是给卢杞留足了面子，让卢杞感觉到了郭子仪对他的尊重。因此卢杞在掌权后，郭子仪仍能平安无事。

二、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公而忘私、贵则自抑

曾国藩曾言郭子仪为“公而忘私第一人”，要在宣扬忠君爱国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保全自己，必须坚守“公而忘私、忠心耿耿”的信条。郭子仪之所以能在官场游刃有余，坚守并践行着忠君爱国的信条是至关重要的。

(一)公而忘私

郭子仪对皇帝是无条件服从，无论何时何地总能做到：“诏至，即口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谗间不行。”[1]P1733郭子仪始终能圆融地顺应君主的要求，忠而不愚、直而不强。这样便解除了皇帝对他的猜忌。而这一点便与李光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光弼遇事瞻前顾后，逶迤不进，即使面对皇帝的派遣也是如此。

李光弼立有赫赫战功，内心很担忧宦官的陷害，而他又不恰当的将这种担忧表现在“违抗皇命”上，据载：“及来瑱为元振谗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敢行。”[8]P1242在同样的体制下，显然在消除皇帝的猜忌、保全自己方面，郭子仪之于李光弼是更胜一筹的。而李光弼就只能落得个这样的评价：“所谓工于撩人而拙于谋己邪，功臣去就，可不慎邪？”李郭二人虽都是战功卓著，可是由于两人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不同，人生的轨迹和结局自然也不尽相同。正所谓，两人身后或风光，或寂寞，殆非偶然。

吐蕃军入寇时，代宗逃往陕州，这时便有人鼓动郭子仪趁天下无主之时取而代之。

“射生将王献忠拥四百骑叛还长安，胁丰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仪于开远门内，子仪叱之，献忠下马，谓子仪曰：‘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子仪未应，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仪责让之，以兵援送行在。”[9]P2504即使面对这种巨大诱惑，郭子仪始终铭记忠君爱国的信条，这是他能长久得到朝廷信任的一个原因。而且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郭子仪对朝廷和君王的忠心中注入了自己真诚的情感，以情动人。久而久之，皇帝自然会被打动。其实真正的忠心如果整日挂着嘴边，说一些大而空的话，反而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与君主相处更是如此。只有对待自己的行为有真挚的情感，这种行为才会持久，别人自然而然也会感受到，郭子仪的过人之处是总能用自己的真实情感表现出对朝廷的忠心。在专制体制下，忠诚不仅是官员们的最严酷的法律规制、最庄严的政治承诺、最崇高的道义追求，而且还是最大的生存智慧。

郭子仪与李光弼均作为唐朝大将，且才能相当，难免会有矛盾。杜牧曾言：“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为牙门都将，将万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10]P44可见，李光弼与郭子仪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然而，当国家面临危难时，郭子仪却能以大局为重，摒弃个人恩怨，极力推荐李光弼与自己共同战斗，史载：“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阱，定河北。子仪荐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11]P2438这是一种很难能可贵的公而忘私的品质。将相之间、同僚之间有不同的意见，产生不和是正常的，对待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应当把这些意见以及不和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下，服从大局和全局利益，否则就会极大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点郭子仪也做到很好。

(二)贵则自抑

至于郭子仪“贵则自抑”的处事方式，则对于消除君主的猜忌、保全自身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满则遭损，贵则自抑”。在封建社会，为官者尤其是武将，殊勋彪炳，功高易博震主之猜。对于朝廷对他的起起废废，郭子仪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降免之后，不发怨言；再起复时，忠勇如前。郭子仪真正做到了在位不骄，失宠无怨。更为关键的是，郭子仪曾三番五次向朝廷辞官和辞封。“己巳，郭子仪子河东入朝，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僭之于上，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12]P2498正是郭子仪的主动请辞向朝廷表明自己并无野心。有助于顺利解除了皇帝的猜忌，安稳地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郭子仪68 岁时，战功勋劳居天下第一，当时郭子仪的兄弟中，除老六郭幼贤已亡故外，其余都立朝为官，这是郭氏家族又一次兴盛显赫时期。但是，郭子仪深知满盈必损，不敢居功自傲，在恳切辞官的同时，为亡父建立家庙，借以表明颠沛不忘忠勤孝敬的臣子本分。

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善掩锋芒、胸怀坦荡

(一)善掩锋芒

郭子仪坐拥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玩物，可谓侈穷人欲。但仅仅是郭子仪有大功于唐朝，在生活上的一种表现方式，他只是借这种安享晚年之姿态向朝廷的君主和权臣表明他并无非分之想，只是想享受天伦之乐，安稳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无独有偶，历史上以这种方式向朝廷表忠的也不止郭子仪一人，秦代的王翦亦是如此。史载：

“始皇十一年，秦王使王翦攻燕，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重，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出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13]P809王翦去参加战争时，仍不忘向始皇请求田宅园池，这也正是王翦消除始皇猜忌的一种好方法，只有这样始皇才会认为他虽拥有军权，但忠于皇帝，没有反意。

郭子仪晚年侈穷人欲，尽享富贵的状态与王翦有异曲同工之妙。侈穷人欲其实只是表象，求得安稳太平才是真正目的。郭子仪的侈穷人欲，并不招人之嫉，也自有他的高明之处，那便是胸怀坦荡。

(二)胸怀坦荡

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唐肃宗赐封他为汾阳王，从此便一直住在长安亲仁里的王府里。但是郭子仪的府第却与别的达官显贵的府第宅门森严的情况迥然有别。郭府总是府门大开，上至公卿下至布衣，出来进去，不予过问，如同游市。儿子们觉得不像话，一齐劝谏，但郭子仪认为，如果修筑高墙、关门闭户，就会闭目塞听，像现在这样，即使生活奢华，但毫无隐私，别人也找不到诋毁的借口。正所谓“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福禄安详也正是郭子仪胸怀坦荡的结果。

郭子仪胸怀坦荡，所以做事光明磊落，从不徇私舞弊，有所偏袒。因为他知道，只有光明磊落才能得到官民爱戴。光明磊落的处事风格在郭子仪的行军历程中屡次得到运用，士卒感受到了郭子仪的公正严明，自然积极拥护他。郭子仪曾严禁无故在军中骑马，有一次，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杀了他。郭子仪的儿子们将此事向郭子仪告状，指责都虞侯蛮横，郭子仪将他的儿子们责斥了一顿。郭子仪制定的规矩，自然一视同仁，他的夫人的乳母的儿子犯禁也罪该当罚，这一点郭子仪心里十分清楚，即使郭子仪的儿子们对此有异议，他也不会改变初衷。如果将领都如郭子仪这般光明磊落，士卒哪有不服的道理。

郭子仪身历数朝，期间战乱不息，奸人谗谤百端，能在这样的世风之下，功德圆满，除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外，其不居功自傲、安身立命的为人处事智慧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平时嚣张跋扈的将领对郭子仪也是礼遇有加。据史载：“田承嗣傲很不轨，子仪尝遣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久矣，今为公拜。”[14]P1733李灵耀据汴州，公私财赋一皆遏绝，子仪封弊到其境，莫敢留，今持兵为送。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胄，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4]P1251-1252郭子仪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达则忠勤王事，退而修德自全”，至于《旧唐书》之所以盛赞他“大雅君子，社稷纯臣”，郭子仪除了上述的道德人格外，还懂得知恩图报，这主要表现在他与大诗人李白的关系上，李白曾救过郭子仪，等李白蒙难的时候，子仪以解官为李白赎罪。“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虞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听，有诏长流夜郎。”[15]P1826在动乱年代，人人企图自保，遇到这种事是唯恐躲之不及，而郭子仪为报李白之恩，宁愿解官救免。可见其对待朋友极为真诚。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郭子仪病重去世，时年八十五岁。德宗皇帝为之废朝五日，文武百官前往吊唁。按唐代律令规定一品官坟墓高一丈八尺，德宗特下诏给郭子仪增高至十尺，以示尊崇。安葬之日，德宗率朝臣到安福门送别，朝廷上下为失去一位中兴名将而痛惜。郭子仪运用自己独特的为人艺术和生存智慧在动荡的年代里恰当地处理好了与朝廷、臣僚、部下等的关系，最终其子孙也多以功名显，盖盛德后。

四、结语

郭子仪有这般令人羡慕的结局是因为他深谙封建专制体制的特点，封建制度要求臣子对皇帝要绝对服从。君主的神圣光芒不容许为任何人所遮盖，皇帝为天子，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而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身边从来就不会缺少奸佞之人，或多或少地左右着君主的决定。生活在这种体制下，为臣者定要低调地行走于制度的束缚中，能忍则忍，能让则让。既要提防君主的猜忌，更要防小人的陷害，不图虚名，安分守己，兢兢业业做好分内之事，也只有这样才能如郭子仪一般全身而退。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封建制度的残酷本质，不允许个性的存在，普通民众如此，为官者更是如此。要无限制的压抑自己的真实的情感，如履薄冰，在官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生存下去。自古多少王侯将相因为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而丢了性命，像郭子仪这般幸运的屈指可数。这样结局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的无奈与辛酸，为此又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可能只有郭子仪自己心里清楚。

学史的目的在于彰往察来，郭子仪高超的为人艺术和处世智慧的确给了后人很多的启示，郭子仪一生无疑是成功的，但今人切忌一味地套用，读史可以得到启迪，要真正掌握高深的为人处事哲学仍需要一个漫长的人生历练过程。

[1]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列传第七十[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二[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4]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九[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M].四部集刊景宋刻本.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唐纪四十二[M].四部集刊景宋刻本.

[8]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M].清武英殿刻本.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M].四部集刊景宋刻本.

[10]杜牧.樊川集·第六[M].四部集刊景明翻宋本.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纪三十三[M].四部集刊景宋刻本.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纪三十八[M].四部集刊景宋刻本.

[13]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三[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4]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列传第七十[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5]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二[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