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珠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

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几点思考

孟令珠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援助很好地配合了这一时期的对外战略，但却忽视了应得的经济利益；与其他援助国相比，中国的对外援助有着自己独特的性质和鲜明的特点；今后在对外援助方面应做好宣传工作，解决好“三个平衡”问题。

中国；对外援助；特点；“三个平衡”

一、对改革开放前对外援助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在世界政治格局已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情况下，选择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在苏联老大哥的建议下，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国际援助领域，首先是援助朝鲜和越南。凭借在万隆会议之后的又一轮建交热潮，中国迅速将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亚洲发展中国家。之后，中苏关系的恶化促使中国开始援助刚刚实现民族解放的非洲国家，以化解外交困局。1971年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援助范围扩大至拉丁美洲及西太平洋地区。从1950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对外援助将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一）对外援助的主要成就

美苏冷战期间，中国在不同阶段对援助对象的划分是正确的，明智的。极好地配合了50年代“一边倒”、60年代“两个拳头打人”和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三个阶段的外交战略，对外援助成为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接触和联系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加深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和团结合作关系，打开了中国外交新局面，使中国重获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力地抵制了国际霸权主义势力和“台独”势力。总之，对外援助最大的收益是在政治方面，中国争取到了一定的国际生存空间。同时，对外援助过程中对受援国各方面的了解和对本国援外人员的锻炼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援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对外援助的教训

受冷战局势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只算政治账，放弃过多自身应得的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外援助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和经济损失。在国家利益观上，中国未能充分认识到国家间利益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过分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共性，在对外援助方面难以正确处理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眼前现实利益与长远战略利益的矛盾关系，在实践中难以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1]。具体来说，主要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对外援助的对象及援助分量缺乏连贯性，致使之前的援助努力前功尽弃；其次，由于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现实政治诉求太过急切、明显，部分受援国将援助变成要挟中国的筹码；再次，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呈现明显的单向性,对外援助换来了“好吃懒做”的朋友，成为中国的发展包袱。事实证明，这种对外援助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利于中国外援事业的后续发展的。

但总起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的对外援助利大于弊，应予以肯定。邓小平曾明确表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李先念也强调：“援外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方针是正确的”[2]。建国初期的对外援助工作中得到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后期援助事业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性质与特点

（一）性质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之传统文化，信奉仁爱精神、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坚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从中国建国初期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以一贯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对外援助只能离利他的国际人道主义更近一点。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有着灿烂文明的民族，这种自豪感和荣誉感使中国人民坚信：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是践行着国际主义义务观一路发展而来的，中国领导人也曾对此做出表述。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际，中国的对外援助开始了正常化的发展，邓小平讲，“若干年后，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以自身的发展惠及国际社会，在对外援助方面做出了诸多的贡献。中国在对外援助工作中与各受援国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将推动一个和谐、平等、和平、繁荣世界的建立。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属于国际主义义务性的，且这种义务区别于传统西方援助国出于弥补殖民时期对发展中国家遭受的损失之义务观。

（二）特点

第一，中国秉持不同于西方传统援助国的对外援助理念，在这方面，Mawdsley做了很全面的总结：中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机会”；是出于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是基于在贫穷环境下追求发展的直接经历所积累的经验，是基于共享的身份与经历的共情；其实质是互利和互惠的前景[3]。中国依循友好合作之路径，以实现互利共赢为目的，与受援国一起探索发展机遇。

第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的同时，南北差距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中国作为一个自身发展问题尚待解决且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以加强“南南合作”的方式，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将对外援助发展成为缩小南北差距的新途径。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作为援助的根本原则，继续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展开。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援助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发展历程塑造出中国特有的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观、世界观。因此，中国在对外援助中提供发展经验、建议，致力于增强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乐见并积极鼓励它们能走出一条符合其国情的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就为受援国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打破了传统援助国的垄断地位，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对外援助的力度，扩大援助领域，发展更多的援助对象。在国际对外援助领域，中国正试图成为一个规则的创立者，在与传统援助国的互动中求同存异，努力建构一个包容性更强的国际援助新格局。

三、在对外援助方面应做好的两项工作

第一，做好宣传工作，中国作为一个对外援助大国，应详尽地对本国公民和受援国公民宣传援助细节和故事，并各有侧重地宣传援助带给双方的便利与实惠。对外援助体现了一国对世界及全人类的责任，是其国际形象及荣誉所在，因此，有必要将对他国的援助以及本国接受的援助故事拉入公众的视野和生活中去，使民众了解援助是国家一项必要的外交行为和进行人道主义帮助的方式之一。在研究和实践中完善对外援助理论、制度规范的同时，也要做好宣传方面的工作，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对外援助走向全方位的理性和成熟。

第二，解决好三个平衡问题。所谓三个平衡，即经济收益与政治收益相平衡；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与不干涉内政相平衡；国家实力与援助力度相平衡。回望中国60余年的对外援助史，以改革开放为界，中国的对外援助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政治挂帅到经济先行，从单打独斗到国际合作，中国不断调整的对外援助之路，折射出一条迈向负责任大国的必经之路。对外援助“政治挂帅”期间，中国牺牲了重大的经济发展利益以此来换取政治收益，援助力度远超现有国力，两方面的失衡成为中国日后发展的包袱。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在各个领域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应以当前国力为基础，加强对外援助的力度，展现大国形象、大国担当，表明和平崛起的意图。鉴于建国初期对外援助的经验教训，此时外援工作虽以经济先行，也要权衡政治收益，获取受援国的支持，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积极关注并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是每一个大国不能回避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对内政的干涉，因此格外珍惜、重视国家主权，并把不干涉内政贯彻于对外援助领域。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正如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周琪所说，如果中国要想向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必须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在国际上促进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方面做出适当的平衡。忽略人道主义问题而坚持完全不介入的做法，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1]陈金明.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关系——基于问题意识的一种解读[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4）：91-95.

[2]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蓼兰，刘靖.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对外援助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4）：94—101.

责任编辑：徐隆彬

D822

A

1671-4288(2015)03-0083-02

2015-01-19

孟令珠（1990-），女，河南禹州人，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