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单 磊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天津）

［提要］ 本文利用Aid Data 数据库中国对非援助相关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经济增长视角研究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显著提高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这种作用滞后三年显现。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对非援助促进其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重要渠道。

一、文献综述

关于对外援助影响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的现有研究成果存在正反两种观点。正面观点认为，对外援助有助于提高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在发展初期，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受援国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的情况下很容易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对外援助作为受援国可以利用的重要外部资源，为受援国提供了资金、技术和人才，有助于受援国克服发展瓶颈，实现经济增长，走出或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负面观点则认为，对外援助不能提高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Boone（1996）认为对外援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受援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但其更多惠及精英阶层而非穷人阶层，大多数穷人依然无法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仍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生活压力。综述，尽管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讨论了援助与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但结论并不一致。

二、理论分析

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存在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效应，直接效应体现为中国对非援助直接提高了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间接效应体现为中国对非援助通过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间接提高了其社会福利水平。

（一）直接效应。中国通过援建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派遣专家提供服务和开展技术合作等方式，积极帮助非洲受援国改善互联互通水平和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有效推动了当地民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整体社会福利水平。具体来看：第一，中国对非援助的最重要领域是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建设，公路、铁路、水电站、水井和港口等经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推动了非洲内部的互联互通，不仅在生活供给方面改善了受援国的民生，也为中非经贸往来提供了便利，对于非洲居民来说，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劳动就业等社会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的建成改善了受援国的医疗卫生和教学条件，增加了当地的就业岗位，为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增进民生福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二，中国向受援国派遣教师、医疗队和志愿者等专家团队为当地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帮助非洲受援国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并通过示范、专题讲座、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方式培训当地社会服务人员，增强受援国民生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中国积极开展技术合作，通过技术转让、人员培训和共同研发等形式帮助非洲受援国提高生产水平和技术管理水平，确保民生项目高效持久发挥效益，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持续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间接效应。间接效应主要考虑到经济增长作为影响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初期，经济增长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主要手段。已有文献验证了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鉴于非洲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因此有必要考虑经济增长在中国对非援助影响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中的间接效应。首先，经济增长是影响居民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说居民收入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其次，经济增长是社会财富积累的基础，而财富积累是居民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只有在发展中社会福利才不会成为空谈。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社会成员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从而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是决定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经济增速越快的国家（地区）的政府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对教育、医疗、人口和健康等社会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的投入越多，由此居民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优质社会服务，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最后，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时，失业率将不断降低，就业机会将不断增加。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就业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同时，伴随着就业率的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有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设定。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中国对非援助的社会福利效应模型检验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的直接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wel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非洲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lnaid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中国对非援助额；contral 为控制变量；μ 为年份固定效应；λ 为国家固定效应；ε 为误差项。β0为lnaid 的待估系数，若β0显著大于0，说明中国对非援助提高了非洲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社会福利水平（wel）。HDI 能够较好地衡量一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因此，本文使用HDI 表示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库。

2、核心解释变量。中国对非援助（aid）。中国对非援助数据来自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根据AidData 使用说明的建议，仅保留其中适合用作研究的援助项目数据（即Aid Data 中“recommended_for_research”为“TRUE”的项目），并使用GDP 平减指数将其折算为2010 年不变美元价格，GDP 平减指数数据来自WDI数据库。

3、控制变量。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可靠，本文控制了部分影响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受援国制度质量（ins）、自然资源禀赋（res）、政府消费支出（gov）、贸易开放度（open）、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力资本水平（pop）。表1 列出了具体的变量解释和数据来源。（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一览表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为了使模型中的参数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减小异方差，本文对人类发展指数（wel）、中国对非援助额（aid）、人均耕地面积（res）、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和受援国人口数量（pop）进行取对数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表2）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一览表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考虑到对外援助的作用可能存在滞后性，本文使用中国对非援助的当前值（lnaidt）到滞后三期值（lnaidt-3）进行逐步回归，回归结果在表3 中第（1）～（4）列给出。结果显示，当期（lnaidt）到滞后两期（lnaidt-2）的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lnwel）没有显著影响，滞后三期（lnaidt-3）的中国对非援助显著提高了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说明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滞后三年显现。为了进一步修正面板数据中存在的组内自相关及组间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再次进行回归，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滞后三期（lnaidt-3）的中国对非援助能够显著提高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表3）

表3 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基准回归一览表

（二）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了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剔除特殊年份等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利用居民人均消费（lnconsu）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援助（lnaidt-3）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非援助（lnaidt-3）显著提高了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lnconsu），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4）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览表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由于AidData 数据库中很多中国对非援助项目缺少金额信息，因此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偏误。本文在保持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中国对非洲各国的累计援助项目数的对数（lnaidnt-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援助（lnaidnt-3）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非援助（lnaidnt-3）显著提高了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lnwel），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作用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中国对非援助通过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提高其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逐步回归系数法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eco 为中介变量，表示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如果系数θ0、Ψ0和φ1显著大于0，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

逐步回归系数法的第一步是检验中国对非援助（lnaidt-3）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lnwel）的影响，由表5 第（1）列可知，中国对非援助（lnaidt-3）系数显著为正，且该系数为模型（2）中的θ0，表明中国对非援助（lnaidt-3）能够显著提高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lnwel）。第二步是检验中国对非援助（lnaidt-3）对受援国经济增长（eco）的影响，表5 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非援助（lnaidt-3）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对非援助（lnaidt-3）能够显著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eco），且该系数为模型（3）中的Ψ0。第三步是检验中国对非援助（lnaidt-3）和受援国经济增长（eco）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lnwel）的影响，表5 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受援国经济增长（eco）的系数为模型（4）中的φ1。由此，系数θ0、Ψ0和φ1均显著大于0，说明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显著，即中国对非援助能够通过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间接提高其社会福利水平。（表5）

表5 中国对非援助、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受援国社会福利中介效应检验一览表

六、结论

本文聚焦中国对非援助的社会福利效应，基于2000～2017年中国对非援助等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对非援助对受援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滞后三年的中国对非援助显著提高了受援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该结论有力回击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对非援助有效性的质疑，并为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中国对非援助能够通过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提高其社会福利水平。该结论表明，对目前的非洲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提高其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