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中原作家群落里，一度被归类于青年女作家的邵丽、鱼禾、傅爱毛，如今业已步入中年。中年写作虽然无法上升为统一的命名，却总是呈现出某种必然性的转型，并映照于写作范式、心理趋向、认知维度等要素之上。三位女作家中，邵丽的转型最为显明，题材方面，由早期的家庭、婚恋情感问题转向对中原人心和家国关怀的开掘，以及对后城乡二元对立时代遗留问题的思考;心理开掘层面，由已婚女性的身份焦虑，转向对知识分子型官场人物精神世界的透视与观照;艺术处理层面，由早期的单向度叙事、私语型叙事，转向诸如杂语体、散文化、心理氛围型小说的多种叙事方法的调和。毋庸赘言，转向为邵丽创作带来了厚度和宽度，使得其小说越过地方性的视域，进入多声部的当下文学场之中，《人民文学》 《十月》等重要文学刊物对邵丽小说的垂青，作品在各种小说选刊、选本上面频频登场，以及诸多全国性文学大奖对其小说的承认，皆可见出其小说处于上升期的基本现实。转向不仅来自与文学自觉性相关的自我启蒙，更重要的是认知维度上的拓宽，人性、生活、文学表现的视界交织在一起，向着人这一“存在物”的多维性进发。恰如卡西尔所言：“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自审和审视他的存在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a

一、身份寻找到家国关怀

与上个世纪80、90年代就已开始崭露头角的那批作家相比，邵丽的小说创作生涯并不久长，她的第一篇作品刊发于1999年，早期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迷离》 《长命百岁》 《寂寞的汤丹》 《戏台》 《废墟》等中短篇作品，陆续被收入《纸裙子》 《腾空的屋子》等小说集子。这些早期作品，笔法上带有女性作家特有的明丽色泽，而在经验叙述上囿于自我、婚恋、情感的封闭式处理，因此，在小说的气象、品格层面略显逼仄。已婚女性的情感波动或情感危机作为相对集中的主题，构成了其系列小说叙述的原点。小说中的主人公或下坠或迷离的心理波动曲线，对应了她们普遍的身份焦虑，新批评的代表学者布鲁姆曾指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身份寻找的过程中，安小卉、王璐瑶、汤丹等女性主人公将主体的确立纷纷设定在婚姻的稳定性以及爱情在家庭内部的延续性上面，而相关自我镜像的确立往往呈现出模糊的一面。作家的这种处理方式，隐含着传统思维的某种定式，即社会规定对女性的同化和要求，而女性自身的主体性诉求由此处于主动弱化的格局之中。综观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邵丽基本上还是在传统的架构下书写女性，勾勒她们的心理经验，无论形象还是性格，皆趋于某种同质性，这种瓶颈的状态持续了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直至2004年，中篇小说《明慧的圣诞》以及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的面世。这两部作品不仅为作家带来了声誉和关注度，《明慧的圣诞》获得当年的鲁迅文学奖，《我的生活质量》入围2008年度茅盾文学奖，更重要的是昭示出邵丽文学视野的打开以及写作范式上的真正转型。所谓文学视野的打开指的是作家从对情感经验的处理转向对精神本体的深入洞察;所谓写作范式的转型指的的是作家的笔触不再局限于婚恋家庭的范畴，而是转向对城乡二元对立下意识结构的考察以及对官场形色人物的追踪，此后的小说文本因家国关怀的注入，使得早期创作中身份的焦虑渐渐平复，身份寻找也从情感认同转入文化身份的确证之上。《明慧的圣诞》之后，邵丽的小说创作进入佳作迭出的自如通道，“她对世风世相的生动描绘，对女性命运、情感和心理的深切同情，对当下生活的积极介入表达出的家国情怀，使她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家。”c

家国关怀的凸显于中国文学传统而言，不独源远流长，而且在较早时期就已落定为最核心的构件。从《易经》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到修齐治平的儒家入世哲学的建构，从文学理论自觉期的原道思想，到后来滥觞的载道说，一直延展到帝制王朝结束前欲以小说来新民的伸张，始终贯穿着道德文章互为表里的主线。家国关怀经历了传统-现代的转型期，并没有随着儒家思想的被批判而加以取消，而是拥有了新的诉求和表达，启蒙也好，文学是人学也好，现实介入也好，皆是家国关怀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流变形式。生活在中原厚土，经历了短暂几年的初创与摸索之后，邵丽像诸多中原作家一样，将笔触投向世道人心的宽广之处。比如田中禾致力于启蒙的延续与现代性的挖掘，李佩甫致力于乡土世界的整体转型，墨白则致力于苦难叙事与欲望反噬性所造成的健全人性的缺失，邵丽小说中的人间关怀和上述三位作家存在着巨大差异。具体而言，其家国关怀落定于两个端点之上，其一是城乡二元对立时代遗留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诉诸的社会心理、情感维度、现实投射等因素，与此相关的小说创作可归类于后城乡对立时代意识结构的范畴;其二是相关官场形色人物精神世界的透视，为官场题材的小说写作提供了新的向度。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即使是在城镇化、工业化逐渐深入的今天，乡土世界的景观和遗留依然堪称典范。邵丽的小说创作极少直面因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矛盾焦点，而是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以曲笔的形式使得这种城乡因素作为情节发展、人物命运变迁的隐在背景，准确而言，她更关注二元结构下的意识投射，致力于相关社会心理、情感维度、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介入。从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开始，对后城乡对立时代意识结构的诸多问题，邵丽开始有了全面地介入和呈现。“小王庄”成为主人公王祈隆成长历程中最大的负重所在，来自“大家小姐”出身的“奶奶”的特别恩宠和特别教化，以及后来贵为一市之长的身份转换，也无法搬开压在心头的巨大石块，“乡土”演化为耻感文化的终极符号，并根深蒂固，邵丽对其的透视固然用了曲笔，但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因《我的生活质量》尚有其他的主题开掘向度，所以，无法作为这类创作的典范作品加以讨论。从《明慧的圣诞》 《马兰花的等待》到《小秋的玉米田》 《北去的河》，这些中短篇作品在处理后城乡二元对立的意识结构问题上，有一个由重变轻的过程，越来越轻，也越来越丰盈。关于文学中的“轻”和“重”的问题，卡尔维诺的见解极为精湛，他指出：“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d紧接着，他借助人类学和原始神话中萨满巫师对神话符号的利用来探讨文学中的“轻”，并认为萨满巫师借助这些符号可以卸掉身体的重负，进入飞翔的通道，以此来寻找力量，实现对沉重现实的超越。卡尔维诺进一步强调，他所言的“轻”不是和沉重无关的没有重量的轻浮之轻，而是和沉重现实密切相关的深思之轻。卡尔维诺式的深思之轻在邵丽上述四部作品中，拥有越来越趋于透彻的传达。

《明慧的圣诞》中的乡村少女明慧因高考落榜，在家庭已经预支了城市身份的巨大压力之下，急于脱离乡村获取体面身份，化名圆圆在城里做了一名按摩小姐，意欲赚够足够的金钱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后来遇到一位名叫李羊群的男人，并做了他的情人。邵丽以细腻的笔法勾画了他们初次相遇的细节：“透过屋顶玻璃射进来的阳光突然间逆着打在他干净的身体之上，圆圆的感觉模糊起来，这个生得很体面的人的脸上是透着丝丝缕缕悲伤的，当然，这悲伤是别人看不出来的。”e而对于李羊群而言，他看到圆圆第一眼就判断出“他遇到了一个和他一样怀有委屈的人”。这个细节的刻画直接切入了女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意识投射——城乡二元结构下作为乡下人的先天自卑和不自信。也正是这种自卑感堆砌起了明慧内心世界中难以抹去的悲伤和委屈，以至于在她渐渐忘却乡下人的身份之际，却因为与李羊群一道参加聚会受到的忽视，以及李羊群一句不经意的话语，彻底粉碎和击垮了她的梦想。在作为现代生活标志的圣诞节之夜，她换上盛装，在一张大床上以结束自我生命的形式来捍卫最后的尊严。这个时刻，死亡作为哲学问题进入明慧的心理世界，考察这个悲剧，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对立所形成的意识结构在个体精神世界所投下的浓重倒影。在这部小说里，邵丽并没有站在非黑即白的二元立场评判意识结构投射所形成的问题，而是不动声色地将伤口敞露出来，不是以撕裂的方式，而是以柔软的方式切入沉重之重。《马兰花的等待》 《小秋的玉米田》两部作品，悲剧色调和冲突因素进一步弱化，从容切换的场景叙述和心理氛围的营造，削减了意识结构投射所带来的直接冲击力，但在由意识结构投射所造成的压迫感却弥漫于文本之中，构成了重量所在。而到了《北去的河》这部短篇那里，甚至连故事情节的要素也被弱化，这部极具散文化色彩的小说作品，城乡问题完全被内在化了，转化成主人公心理刻度上的微妙起伏。“到最后，刘春生面对一河床圆滚滚的石头埋在浅水里，立刻感到入骨的亲近。他终于明白，家不仅是房子，还是土地上生长的一切，是一种气味儿，并从心底理解和原谅了雪雁的不知好歹。小说微妙地揭示了城市和乡村各自不可替代的优势，不再一味地把进城当做乌托邦和惟一的出路”。f《北去的河》在艺术上臻于纯熟和完美，心理流的营造使得这部作品在处理城乡问题方面彰显出一种特别的轻盈感。到这里，邵丽关于城乡问题的深思之轻抵达一种“出乎其外”的高致之境。

内在化与心理化的处理方式，决定了邵丽在处理城乡问题的作品中所贯注的家国关怀具备了某种隐在性，而随着在其基层挂职经历基础上写就的系列小说的涌现，家国关怀则以显在的方式贯穿于这些具备社会学意义的作品之中。《刘万福案件》 《人民政府爱人民》 《村北的王庭柱》 《老革命周春江》 《挂职笔记》，以及其后的《阴阳虚》，皆可归入其类。这些作品为基层官员做出了准确的画像，并以他们为基点，散点透视萦绕在其周围的众生相。作为挂职干部，邵丽既无高高在上的姿态，也无隔岸观火的态度，而是以一颗包容心、一颗慈悲心进入这格外陌生的话语场，并能够迅速解读其间的文学性以及人物事件所形成的张力。

众所周知，媒介资讯的发达，以及负面信息的过度发酵，使得基层官员这一群体迅速脸谱化、污名化，从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的误读。这种误读和主流意识形态下的话语塑造，构成两极，面对这种情况，邵丽以小说家特有的敏锐和智慧，绕开二元对立的社会学判断，将形色基层官员归置到生活流之中，以生活场的在场建构钩沉他们复杂而多元的生活面目。系列作品中，细部描绘构成小说的基石，轻笔触构成小说的笔法，再加上对固化的话语模式的规避，重建了场内和场外的双重叙事视角，进而筑起了故事的弹性和人物性格的张力。《老革命周春江》中的干部周春江，一生清誉，对事业和国家人民无限忠诚，却因为退休还是离休而不断上访，在地方官场搅动起一个大的漩涡。而随着角色的换位，诸多悲欣交集的因素蜂拥而至。《挂职笔记》中的祁副县长，刚当上乡长那会儿，为了练习讲话，天天站在自家高粱地里对着耸立的高粱杆子训话，后来作为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县长，为改变工作落后的局面而展开铁腕治理，最后却为了要一个孙子而宁愿丢官罢职。对权力的朝拜，孝亲文化的根深蒂固，拼命三郎的工作精神，集合于一体之上，鲜活而真实。《人民政府爱人民》中分管信访的刘副县长，大病未愈，就奉命赴京，负责将执拗的老驴拉回来，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他既怀着对穷苦人老驴的同情，内心里也盘算着小九九，因为这个事情能否处理好，关乎自己能否再干一届的切身利益。《刘万福案件》中的公安局长、信访官员、县委领导等人物群像，皆拥有某种多重性，涉及为官、做人、人际关系、家庭等方面的分寸感，纠葛在一起，表与里的矛盾性、疏离性、统一性，皆得到有效的呈现。邵丽在处理基层官员形象之际，因为避开了一般官场小说、民间故事的固化书写，而是纵横自由地切入和观照他们的生活世界，逼真地塑造了一群血肉丰满、矛盾复杂的官员群像，这对于官场题材的写作来说，贡献无疑是独特的，由此也搭建起了文学性与现实生活对接的有效通道，规避了虚构性作品易悬浮于生活的尴尬处境。

挂职系列作品还涉及到对农民、厨师、司机等众生相的描摹，底层叙事勃兴的情境下，苦难叙事和疼痛经验成为常态。邵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避开了这些常见的路数，致力于故事、事件中的性情发掘，并尝试着以最充分的理解展开和对象的对话，以之进入他们深处的内心世界。这个系列中有一处小小的细节，写到我带着从京城而来的时尚的女儿去探视处于极端困境中的爷爷和孙女，女儿关于施舍关于同情关于尊重的一番对话，击中了“我”和“夫君”这些大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作者所欣慰的并非是“女儿”的长大，而是她和自己携手同步抵达洞察世事人心的层级。因为理解，所以悲悯，恰如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那般，只有关怀的问题在人的心灵中萌生之后，内在之人才在这种关怀中显明自己。这里的关怀放在中国语境中，则是由家国关怀、人文关怀生发出的对终极关怀的趋近。

二、两部长篇与精神成长

《我的生活质量》出版于2004年，《我的生存质量》出版于2013年，邵丽的这两部长篇小说题名仅差一个字，不过在艺术处理上却相去甚远。《我的生活质量》有着完整的故事架构：情节逻辑的疏朗，人物形象的主次分别，主人公从幼时到中年的时间跨度，命运的起伏曲线，主题掘进的多向度等等因素组合在一起，打造了一部结构宏伟的作品。而对于《我的生存质量》来说，完整的故事架构被消解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断片式叙述的连缀。这些断片式的叙述中，有杂语体的融入，比如有主人公“我”所写的小说片断，有“女儿”的小说习作;有散文化的叙述，部分内心独白以及来自“我”的个人自述大致可归类于此;还有诸多场景叙述，这一点集中见于相关家族多人的叙述层面。而第二部长篇与第一部长篇在艺术处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则在于对小说虚构性的大幅度取消上，为了充分地传达心灵经验的真实性，邵丽在《我的生存质量》里最大程度上敞开了自我，包括生活际遇、心理感受甚至是创作体会。且看下面这段自白：“能在多大程度上坦率地述说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检验一个作家是否真正成熟的标志。而我，则常常陷在两重痛苦里不能自拔。在现实的痛苦里，很多情绪化的东西不能让我对‘现实‘脱敏。而在虚构的痛苦里，我又找不到真实的表达”。g作家的这段独白，表征了她个人的某种欲求，一方面是对虚构性的怀疑，一方面为了维持小说的基本品格，又不愿以纪实的方式进入，所以，她选择了非虚构性作为基本叙事手段，以之切入自我的心路历程。

然而，这两部小说在主题学层面，又有着内在的延续性，这里的延续性指的是两部小说对个体精神成长发掘和呈现的相通性层面。对精神成长主题的关注，为邵丽小说的一个重要支点，也照应了她对个体身份寻找、尊严获取的持续关注。《我的生活质量》中的王祈隆，作为转型期的乡土人物代表，因为城乡对立的意识结构的遗留，一方面欲望的奔突为其带来了仕途的顺利和名位的获取，另一方面，精神欲求的失落感使得其始终处于失重的状态之中，他个人的生存奋斗与身份焦虑纠葛在一起，内心的煎熬始终无法根除，他恶劣的生活质量不是来自外在的物化因素，而是精神世界的残缺性和灵魂上的耻感标记。他脚上的“拐”以及为了遮蔽这个“小王庄”标记而刻意地袜不离脚的生活细节，他和许彩霞间因情欲偶然性的结合，他在安妮面前性能力的丧失，皆预示着传统-现代，农业历史-现代性转向，时代转型过程中精神个体的软弱性和矛盾性。这部长篇小说与一般的官场小说有着天壤之别，一方面，作家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型官场人物的形象;另一方面，邵丽以心理剖析的形式，敏锐地捕捉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所有波澜，不动声色地将那些血淋淋的心理现实照见出来，尤其是人物的意识遗留，以及人物自身经历了社会地位和身份变化后，内心膨胀出的情感欲望，两者间的落差构成无法泅渡的深渊。如何平衡成长过程中外在身份与内心欲求间的隔离，通过这部小说，邵丽为读者提出了一个颇具时代性意义的命题。

《我的生存质量》将精神成长的关注点转向拥有作家身份的女性自身，读者甚至不妨将这部长篇当做作家自身的一部心灵史。在仕途上颇有前途的丈夫敬川陡然出事，将叙述人“我”推入巨大的生活漩涡，催逼着自己静下心来梳理自己。小说在三个维度上展开，一个是“我”所写就的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展开。一个是“我”和丈夫为端点的两个家族史的追溯，这也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来自家族亲人的立身之道，两代官场人物不同的命运，“我”对女儿的误读以及最后的包容和相互理解。一个是丈夫的官场同事的人生命运起伏。三个维度，最后皆折射到“我”这个点上，“我”也渐渐读懂了他者，实现了生活的和解。三个维度的叙述转化成三个向度的精神指向，一是叙述人通过家族叙述寻找到个人的来路和皈依。二是走向内心，从个人的成长史中观照自我，重建自我。三是走向某种超越，理解现实，承认现实，以一颗慈悲心和宽容心重新发现生命的真义和美感。《我的生存质量》是一部转向内心，与生活和解的作品，进入他者之深与自我解剖之诚，嫁接在一起，成为这部小说的鲜明特色。

三、结语

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谈到小说时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王德威也将虚构性当做文学的基本问题来看待。虚构的特性对小说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扫描邵丽的小说创作历程，可以注意到与作家相关的一件颇有趣的事情，即虚构性在邵丽小说中的弱化地位。习惯先锋叙述口味的读者也许会对邵丽的小说不大习惯，在他们看来，虚构的忽视，故事性的减弱，空间感的不足，使得其小说无法满足自我富于挑战性的想象力。从小说的文体特性和作家主体的自觉意识来看，虚构的弱化确实构成了邵丽小说的一个弱点，一种限制。早期创作的作品中，创作主体与叙述人间的距离相对模糊，主体时常介入叙事进程，造成文学话语虚拟性的中断。此外，她的写于前期的部分中短篇小说中的故事素材，曾以熟悉的面孔和形式进入其两部长篇创作，《戏台》中冯佳和马秀秀的故事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我的生活质量》这部长篇之中，而在另一部长篇《我的生存质量》中同样也能找到其早期叙事的诸多素材。虚构的能力是检验作家想象力的试金石，而想象力在文学艺术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还是古典诗学的基本取向，皆将其作为最突出的艺术才能而加以强调。提升虚构的能力，使得自身的小说创作在视野和格局上趋于大达，这应该是此后的邵丽小说创作最应该突破的藩篱。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虚构性的部分欠缺，促使邵丽在心理场铺垫、情境营造、人情人心的曲线度等方面用心经营，进而抵达一个较高的审美性建构。邵丽特别善于捕捉笔下人物的心理流动，并将重要的心理节点以透亮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接受效果而言，读者更容易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如春风鼓荡的原野，青草与花香的气息沾衣成香。另外，戏剧性和冲突性要素在其作品中并不突出，其小说舒缓的结构和其用心经营的情境式小说、散文化小说恰能够相融相洽。总的来说，她的大部分作品，皆倾向于对味道的发掘，这一点和其所取的女性视角以及女性特有的情感细腻度密切相关。小说语言方面，邵丽所佩戴的也不止一枚印章，早期小说语言的清丽雅致，挂职系列的口语化和幽默段子的使用，长篇小说语言的沉稳与错杂，体现出邵丽在不同层面的语言尝试。

对后城乡二元对立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意识结构的深入观照，对基层官员群体肖像的准确勾勒和描摹，并打通了人情、人心、人性的有效通道。两个路向，两种精神旨归，邵丽皆行走得异常坚实，也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独特性所在。从而与中原写作版图中的苦难叙事、启蒙叙事形成对立互补关系，趋近对中原乡土与人心的相对完整的勘察。

【注释】

a[[]][][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b乐黛云：《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c孟繁华：《世风世相、女性与家国——评邵丽的小说创作》，《中国作家》2013年第6期。

d[意]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e邵丽：《寂寞的汤丹》，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f刘凤阳：《探寻“家”的真正内涵》，《文艺报》2012年10月28日版。

g邵丽：《我的生存质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