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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与精神风骨

2015-03-27李玲

扬子江评论 2015年2期
关键词:冰心

李玲

1992年8月,我还在福建师大读研究生,王炳根先生正在筹建冰心研究会,受他的委托,我和师妹姚向清一起,到北京检索冰心研究资料,并拜访92岁的冰心先生。那是一个夏末的上午,冰心穿着月白色的短袖上衣,坐在书桌后面。她纯净脱俗的气质点染了那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给我留下了一尘不染的印象。用圆珠笔给我们签名留言,她竟没有带花镜。阳光从落地窗中照进来,洒在她低头写字的身影上,为她的素净镀上了一层光辉。圣洁的氛围让我觉得言语宛若尘埃,是一种惊扰。寒暄、合影后,我们很快就退到客厅,在梁启超手书的集龚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下又拍了几张照片,就恋恋不舍地告辞了。

从文学阅读和实际接触中所产生的感动,引领我长时间地眷注于冰心研究领域。冰心传记,前已有范伯群、曾华鹏合著的《冰心评传》,肖凤的《冰心传》,卓如的《冰心全传》,万平近、汪文顶合著的《冰心评传》和陈恕的《冰心全传》以及王炳根自己写作的多本传记等丰硕成果。a再写冰心传记,如何创新是一大难题。与此相对照,吴文藻传记写作的难题则是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吴文藻是留美博士,是中国社会学燕京学派的创始人,但他更多是作为冰心老伴进入读者的视野中。此前关于吴文藻研究的成果只有数量不算多的一些论文。

今读王炳根的这部120万字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则有别样的惊喜。作者既从日记、档案、佚文中发掘出许多前人未曾知晓的史料,丰富了我们对冰心、吴文藻这一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又能站在人的精神独立的角度评价他们不同时期的思想风采,阐发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同情他们遭受的种种磨难,也惋惜他们在某些时候的精神萎顿;还能及时吸收学术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拓展该书人物精神追问的深度与广度,并从特定的切入点回应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政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这是一部深入写出传主精神演变复杂历程的力作。

一、冰心:玫瑰的花与刺

冰心是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代表载入于文学史的。她早年那“冰心体”的文字展示了青春女性灵魂的优美高洁,让人读来顿感“心下光明澄澈,如登仙界”b。郁达夫曾借用雪莱赞美云雀的诗句赞美之:“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c王炳根的这部《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则写出了这位才女在穿越整个二十世纪的漫漫人生路上多姿的精神风貌。它不仅详细考察了冰心“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及其社会反响,而且高度评价了冰心晚年的创作,尤其是那些“辣”味的小说散文。晚年感应现实,针砭时弊,冰心说:“……我明明知道‘写了也白写,但我的‘老而不死的心,却总在大声地斥责我说‘白写也要写,至于有没有人看那是另一个问题!”d这种精神风骨,正如王炳根所言,“在为士人请命,为教育呼吁的时候,冰心表现出了惊人的异样,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温文尔雅。她视野开阔、反应敏锐、语言泼辣、文风犀利,简直有些长歌当哭,敢爱敢恨,这让中国的‘老读者‘大读者和‘小读者,见识了一个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老太太的形象”。e正因此,写《随想录》的巴金才会称“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f。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这两个相关联的维度重新评价冰心的文化贡献,是这本评传的基本视角。在四十年代冰心与宋美龄的关系方面,该书认为冰心既在抗战文化事业的大旗下对第一夫人尊重、合作又“对政界重要人物保持着警惕与距离”g。共和国时期,冰心在国际舞台上成了“新中国女性形象的代言人”h,该书认为这是共和国的外交柔性需求与冰心个人成就、威望、素养的遇合。在共和国国内政治生活方面,该书写出了冰心在特定政治高压形势下既在写作中随顺知识分子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话语,又在文学翻译中曲折舒展着那不能被压抑的博爱情怀,还在1957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早春中发出了批评肃反运动、批评时政的尖锐言论,从而还原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文革”后冰心并没有选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控诉态度,尽管她一家也经历过种种磨难,但她“没有抱怨、没有仇恨、甚至没有愤怒”。该书则从冰心的宗教倾向方面来解释,认为“冰心的内心一直珍藏着贝满中学麦美德教士引导她的诵词”。那就是:“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接受的。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i晚年冰心的士人风采,该书不仅从创作,还从冰心的民主实践活动方面展开叙述。这成为冰心晚年叙事中最为辉煌的一笔。八十年代末冰心为北京大学学生刊物题词:“希望《新五四》把我们‘一直追求而没有完全得到的民主和科学的工作担负起来,勇敢向前走去!”j这显示了冰心自觉承传“五四”薪火的风姿。吴青在北京市人大与政协的“两会”上主张立法与执法分开,在审议草案时公开投反对票和弃权票。这些先觉的民主行为受到别人的非议,冰心便抄录林则徐的名言鼓励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作为市人民代表的爱女吴青”。k1988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冰心对采访记者说:“我老了,做不了多少具体事情了。但有一个想法,非讲不可。这就是:民主党派要同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时,还要敢于民主监督。民主党派不要光是中共一号召,就举手同意,要认真、负责地对中共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进行批评、监督,真正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l该书在展示冰心现代士人风骨、民主意识的时候,也显现出了作者自觉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取向。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并不仅仅从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的维度审视冰心的精神特质,还从私人情感发展的角度多方位地探究了冰心的心灵世界。它不仅告诉我们冰心的童年有过男扮女装的生活经验,还告诉我们冰心的少女时期也经历过同性爱的激情。作者引用赵慧芳的观点,认为《关于女人》“是在以男士的身份重写当年经历过的同性爱情。试图把当年的同性爱在易性表达中写出,以达到既不逾规越矩、亦可告慰师友的效果。”m这本传记不仅告诉我们冰心的童年“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n还首次披露冰心除了三个挚爱的同母弟弟外,另有一个异母弟弟和一个异母妹妹。他们是冰心父亲的姨娘生的,而“冰心由于对母亲的挚爱”,对他们仨“鲜有提及”。o这就为我们理解冰心的母爱颂歌增加了一个新的写作背景,启发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长篇散文《南归》披肝沥胆地抒发爱母之情和失母之痛,是否与苏雪林的《棘心》一样,也隐含着对母亲人生伤痛的深切领会?是否也暗含着一种同为弱者的女性之间的相互认取?个性气质研究方面,该书也在与吴文藻、凌叔华的比较中,凸显出冰心日常生活中善感、逡急且又通达、干脆的性格特点。这与冰心早期创作中所呈现出的“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p的矜持气质形成对照、互补,丰富了冰心作为一个立体的人的形象。

二、吴文藻:学者的抱负与遭遇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是冰心与吴文藻这一对夫妇的合传。吴文藻1929年博士毕业时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他明确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的理论主张。他不仅培养了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李有义等优秀弟子,自己的理论著述亦多前沿创见。该书既从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角度评价吴文藻“开风气,育人才”q的贡献,也从知识分子命运变化和知识分子精神发展的角度探讨吴文藻的个人际遇与心灵世界。

吴文藻学识丰厚,执着于社会学的中国化,却命运多舛,无论在民国还是在共和国时期都难以施展抱负。这根本原因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多种政治意识形态都企图操控甚至消灭社会学这门学科。燕京大学时期,吴文藻托学术环境相对自由之福,已呈学术腾飞的趋向,此后几十年却难展宏图。该书指出主要有两种力量扼制了吴文藻的学术发展。第一种是民族国家话语对社会学的压制。抗战时期吴文藻由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云南大学主持人类学讲座,指导学生展开边疆民族调查,其理论前提是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但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与吴文藻的观点不一致。该书经考辨发现是另一个著名知识分子傅斯年直接出面阻挠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傅斯年、顾颉刚不仅撰文批评吴文藻的多民族主张有分化中华民族的危险,傅斯年还直接给中英庚款董事长朱家骅、总干事杭立武写信,主张取缔吴文藻、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学术活动,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例。”r最终吴文藻不得不停止人类学讲座、黯然离开云南大学。该书由此展示了傅斯年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学术问题上违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一面,也启发我们回到吴文藻、费孝通当时的学术立场来理解问题: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与正视内部各民族差异性之间并不矛盾,并由此提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意识形态话语的霸权性,哪怕它是堂皇的民族国家话语。这部书还强调吴文藻抗战时期难展学术才华,并不仅仅是傅斯年、顾颉刚等个别人作怪,而是当时整个民族国家话语的武断性在起作用。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期间,吴文藻曾到西北考察半年多。这时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已经发表,文中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吴文藻“不想附和,但也不想继续对立,以不提供报告、以沉默的方式,坚守了独立的品格与学术道德的底线。”s这种仅能坚守底线、却不能自由发表中的无奈,又怎不令人叹惋!

该书指出扼制吴文藻学术发展的第二种力量是共和国时期的极“左”政治话语。五十年代,一方面,所有的院校一律取消了社会学,这让吴文藻“原本想通过社会学改良社会的愿望”t完全落空;另一方面,宪法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主张多民族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民族关系之上的。这就保证了民族学研究的合法性,又让吴文藻感到欣慰。然而,取消社会学实际上是执政党在控制社会方面清除异己思想的一个措施,民族学研究又怎么可能存在学术自由的空间呢?冷战形成的政治壁垒很快就让吴文藻陷入资料和思想两方面的困境。吴文藻时常为无法看到西方社会学、民族学前沿资料感到焦虑,不禁在日记中感叹:“深觉孤立,缺乏学习业务机会之可怕”。u更严重的干扰则来自于政治大一统话语的思想管控。该书作者沉痛地发现,五十年代阅读苏联的民族学著作,吴文藻还能对将民族学与政治意识混为一体的做法保持警惕;而重读马凌诺斯基等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流行的反资话语则干扰着吴文藻的价值立场,他“一会儿从中找出反动言论,一会儿又是重新进行业务学习”,v陷入思想迷惘中。1957年吴文藻因言获罪,被打成“极右”,而后二十年一直陷于写作“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笔记、思想改造感言”中,更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学术创造。所以,尽管“吴文藻不仅在外交部,而且在中宣部,‘外文功力好、‘博学是出了名的,遇上重大的理论问题,便来请吴文藻开书目,以便供领导参阅”,w但是,到八十年代写作学术自传时,吴文藻发觉除翻译、编写辞典外,自己在共和国时期真正属于研究性的成果只有两篇论文,远远不及他的前半生。“吴文藻翻箱倒柜,将历年来的学习笔记也都翻出来了。这不翻也罢,当这些辛辛苦苦记下的笔记、剪下的报贴,放到自己的面前时,发现竟是一堆废纸,自己的青春、生命、智慧、才华、苦苦求得的学识,却耗费在这些毫无学术意义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自我批判的漫漫旅途之中,这一大堆的笔记便是残酷的证据。”x吴文藻难过得几天都不开口说话。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还从知识分子内在精神演变的角度深入探究吴文藻在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变化,发掘知识分子“无罪认罪”的心理机制和制度机制。首先,通过查询历史档案等,该书还原了吴文藻兼具爱国情怀、自由主义思想与民主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吴文藻早年曾参加大江会,提倡国家主义,也曾撰文提倡民主政治。1958年他的右派定罪书中所列的“反党言论”主要有:“钦佩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污蔑‘肃反是不道德的,是侵犯人权、人身自由没有保障,‘政府存在着权能不平衡的矛盾,权力之大和能力之低都是古所未有的,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不足,没有法制。‘官僚主义是制度造成的”;“污蔑斯大林是通过‘杀头上台的,赫鲁晓夫是通过‘政变上台的。他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比,认为斯大林是独裁者。”y吴文藻存于档案中的“反动言论”还有:“最反对汇报制度,认为这是一种‘思想警察制度。认为共产党做事是‘目的神圣不择手段。”z1977年秋天,政治刚刚解禁,吴文藻就对老朋友韩素音说:“……个人崇拜必须带来对他人的怀疑,当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时,有足够的力量摧毁被怀疑者时,内部清洗与内部革命必然发生,知识分子更要遭殃,因为他们有思想,看得清一些、远一些,都在清洗的范围。在中国则叫‘思想改造。”@7该书正是从这些敏锐、犀利的自由言论中凸显出吴文藻的独立思想品格。其次,该书还详细揭示出吴文藻“反右”后是如何在痛苦的思想折磨中一步步被“洗脑”,最终完成思想改造的。“反右”之初吴文藻并不认罪,而是反复辩解、更正。“吴文藻还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为真诚、事实与权益,进行了悲壮的灵魂拼搏、痛苦的思想挣扎。”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实际上,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是在劫难逃!”@8在领导批示、群众斗争、亲朋劝说、革命理论学习这四种合力的狂轰滥炸之下,吴文藻最终动摇了原先的价值立场,接受了极“左”的政治话语,在大庭广众下痛哭流涕、低头认罪,时时提醒自己要“破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抛弃资本主义的全部上层建筑,接受社会主义的全部上层建筑”,并参与批判其他右派分子。1966年,“《舞台姐妹》被批判为一部坏电影,吴文藻被组织进城观看,但直到电影结束,仍然没有看出坏在何处,只得自我批判道:‘看不出问题来,足见小资产阶级人情味很配胃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奋斗的道路,是相投的,值得大喝一声―要不得。”@9再次,该书作者不仅深切同情笔下知识分子在政治严酷年代的遭际,还深入追问这种思想改造后面隐含的政治交易问题,从而显出深刻、敏锐的思辨特色。该书考察了冰心吴文藻夫妇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所享受的特供、度假、视察、访问等待遇,并通过与其他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比较,认为冰心吴文藻夫妇分别以时文写作和思想改造为成本分享了“‘紧箍咒下的‘特权”。#0

吴文藻“文革”结束后虽思想活跃,却因年老体衰,最终未能像他的学生费孝通那样再度焕发学术青春。王炳根深感惋惜之余,也欣慰地指出:“吴文藻的学术传承,不仅在学生中,也在子女中开花结果”。女儿吴青作为他的一名“编外的研究生”,“后来所从事的中国贫困地区的妇女教育、加入国际组织、参加妇女与教育的国际活动,包括创办昌平的‘农家女培训学校,秉承的便是父亲社会学的理念与遗志。” #1

小结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力作。归结起来,它有如下四个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提供了丰富扎实的历史资料。作者王炳根身为冰心研究会会长、冰心文学馆馆长,谙熟冰心、吴文藻研究领域的新旧成果,并注重发掘新史料。该书最令人瞩目的史料发现是吴文藻档案、日记、笔记的整理、研究。吴文藻有每天写日记、写学习笔记的习惯,几十年不辍。抗战前的日记、笔记,因日本人入侵而遗失;共和国时期的日记、笔记,则有一大摞。这些珍贵的资料,除陈恕的《冰心全传》外未曾披露过。吴文藻的档案资料,则由该书首次披露。冰心史料方面,抗战时期冰心写宋美龄的散文发表在日本报纸上,长时间没有被发现,冰心自己亦鲜有提及。王炳根从废品收购者那里得来蛛丝马迹,便委托日本学者去查找,使得这一组佚文通过回译而展示在国内读者的视野中。这既完善了冰心创作的面貌,也丰富了人们对冰心与宋美龄关系的认识。其次,贡献了前沿性的学术见解。这部书从文学创作角度评价冰心的作品,从社会学发展的角度评价吴文藻的学术贡献,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角度审视冰心、吴文藻的命运遭际与精神状况。各个视角相交织,形成了立体多维的丰富内涵。可贵的是,这三个角度的书写均能形成敏锐深入的见解、达到学术前沿。第三,理性审察与激情写作的融合。作者热爱他的传主,因而每能沉浸到冰心的创作境界中体会其精神风骨,深入到吴文藻的理论思考中发掘其思想精髓,但是热爱的情感并没有遮蔽住作者的理性之光,他对问题往往能多方面进行严谨的剖析,从而得出中正的结论;他还能时时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拷问的立场上审视他所尊敬的传主,并由此质问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不合理甚至诡异的现象。深厚的了解之同情与敏锐的思想辨析相交织构成了该书耐人寻味的魅力。第四,学术评述与艺术想象的统一。在叙述方式上,该书亦追求严谨的学术评述与生动的文学写作之间的融合。有些生活场景,如冰心创作《繁星》 《春水》时期的家居生活场景,冰心赴美船上留学生们初次相见、相互寒暄的场面,吴文藻初进中央民族学院的感受,冰心、吴文藻夫妇在政协文化俱乐部一天活动的情景,作者均以“情景再现”为标识展开艺术想象。严谨的史料考证与理论思辨之间插入这些文学想象的内容,因为有明确的标记,因而只是增加了传记的生动性,并不影响作品历史考证部分和理论阐释部分的可信性。这是作者在人物传记写作方面所做的有益的形式探索。

【注释】

a范伯群、曾华鹏:《冰心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肖凤:《冰心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卓如:《冰心全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万平近、汪文顶:《冰心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陈恕:《冰心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王炳根:《永远的爱心·冰心》,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1年再版;王炳根:《冰心新传》,台湾新潮社1996年版;王炳根:《世纪情缘·冰心吴文藻》,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炳根:《冰心的世纪情缘》,香港花千树2002年版;王炳根:《冰心:爱是一切》,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b冰心:《笑》,原载1921年1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见冰心着、卓如编:《冰心全集》第1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2页。

c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见《冰心研究资料》,范伯群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d冰心:《开卷有益》,《冰心全集》第8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409页。

eghijkostvwx@7@8#0#1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555、687、35、396、577、581、312、557-558、23、59、213、497、395、115、184、507和509页。

f巴金:1994年5月巴金给冰心的题字,见王炳根《永远的爱心·冰心》,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图片页。

l袁建达:《在冰心家做客》,《民进》1988年第12期。

m赵慧芳:《冰心演讲同性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

n冰心:《童年杂忆》,原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见冰心着、卓如编:《冰心全集》第7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

p冰心:《诗的女神》,原载《晨报副刊》1921年12月24日,见冰心着、卓如编:《冰心全集》第1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q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r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uyz@9原载吴文藻日记,1956年3月13日,见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58、126、122、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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