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瑞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230039）

东晋龙亢桓氏与道家之联系

陈思瑞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230039）

东晋时期，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非常盛行，龙亢桓氏与道家之联系也对东晋龙亢桓氏的发展及立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龙亢桓氏的文学创作、施政、道教信仰、言行以及艺术可以看出道家对龙亢桓氏所起到的作用。

龙亢桓氏；道家；文学创作；并官省职

东晋门阀政治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但是以往研究往往针对于世家大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世家大族发展的外部原因，如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从政治史的角度以龙亢桓氏家族的兴衰为线索来考察东晋门阀政治。吕俏霞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从士族与皇权的角度分析桓氏家族的兴旺。林校生的《桓温与玄学》一文通过翔实的史料指出桓温在东晋时开辟了玄学清谈新基地——荆州地区，促进了玄谈不废事功的清谈新风气，在东晋一朝玄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对于龙亢桓氏家族发展之内部因素，研究论著较少，有熊星萍《汉晋间龙亢桓氏家族文化研究》等论文，且是从由儒入玄、尚文且尚武等角度分析龙亢桓氏之家族文化，对东晋时盛行的道家思想关注较少。

东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崛起，对当时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结合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地域文化，以社会思潮为切入点，研究家族的发展，颇有意义。本文正是以道家思想为切入点，对东晋龙亢桓氏家族进行个案研究，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道家对龙亢桓氏言行、执政、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全力探究道家思想在桓氏家族发展中的所起到的作用。

东汉后期，随着政治的日益颓败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天人感应学说的权威开始动摇。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强盛，皇权式微，传统儒家名教更不能维系社会的秩序，所以重视个体生命的道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潮。自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形成，龙亢桓氏成为继琅琊王氏、新野庾氏、太原王氏后与司马氏共同维持门阀政局的世族。在龙亢桓氏中，东汉桓荣奠定桓氏经学望族的基础；桓彝在两晋之际把握了有利的政治机遇，顺应时风与士风的变化，开启了桓氏的中兴；桓温于孝武帝执政期间把持政权，推行改革；桓玄一度废帝立楚，桓氏成员直接影响东晋政局，对东晋一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甚巨。在道家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桓氏家族成员也深受浸染，桓温并官省职，是对道家清净无为理念的实践；桓玄废帝立楚，是大胆质疑儒家理念，奉行道家理念的尝试；龙亢桓氏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受到道家影响。通过研究道家与龙亢桓氏的联系，可以有助于揭示中古时期道家对政治、经济、文化、家族发展、文艺变迁的影响，厘清东晋名士的生命观、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

一、龙亢桓氏文学创作

永和九年的兰亭之会，是在会稽山阴举行的一次文人集会，包括王羲之、谢安、孙绰等显官达人与文士。桓伟曾在集会中作《兰亭诗》：“主人虽无怀，应物贵有尚。宣尼遨沂津，萧然心神往。数子各言志，曾生发清唱。今我欣斯游，温情亦蛰畅。”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90页。诗中表达出桓伟在面对纷繁的外部事物时是无心无念的。此外，诗中所表达的思想与道家思想中外物与内心之间关系有关，《庄子·齐物论》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庄子》，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页。，对于外物与内心，道家提倡追求内心的自由，提倡对外在物质的无欲无求，提倡万物齐一。桓伟诗中体现出对外部事物的无心无念的态度正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是以一种超越现实的眼光来审视外物与内心。

《世说新语·文学》载：“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余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9页。同卷又载：“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因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8页。可见桓玄文学功底之深厚。其《登荆山诗》：“理不孤湛，影比有津。曾是名岳，明秀超邻。器栖荒外，命契响神。我之怀矣，巾架飞轮。”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0页。此诗是其屏居荆楚，尚未发迹之时所作，而诗内涵是和当时桓玄的处境相当，桓玄感到“身心”的被束缚，他需要心灵的“逍遥”和精神的绝对自由，桓玄从道家那里吸收“万物齐一”的思想，将自己置身世外，超越现实的名利，只求内心的平和，诗中通过对自然山水的咏吟来表达其内心的高贵。从桓玄的《南游衡山诗序》亦可见其受道家思想影响之端倪，“岁次降娄夹锺之初，理楫将游于衡岭，涉湘千里，林阜相属，清川穷澄映之流，涯涘无纤埃之秽，修途逾迈，未见其极，穷日所经，莫非奇趣，姑洗之旬，始暨于衡岳，于是假足轻舆，宵言载驰，轩涂三百，山径彻通，或垂柯跨谷，侠献交荫，或曲溪如塞，已绝复楷或乘步长岭，邈眺遥旷，或憩舆素石，映濯水湄，所以欣然奔悦，求路忘疲者，触事而至也。仰赡翠标，邈尔天际，身凌太清，独交霞景，周览既毕，顿策岩阿，管弦并奏，清徵再响，思古永神，游气未言。”5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20页该文叙写游历时之所见山光水色，有一番清迥高素的气象，表达了诗人对回归自然的向往。《庄子·齐物论》载：“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益。其行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6《庄子》，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6页。道家思想认为人和外物接触中会产生摩擦，所以会不断地追逐争夺。因此，道家思想提倡不能为外界所累，要寻求精神的自由。《南游衡山诗序》中描写的诗人对自然的向往以及清迥高素的态度正是道家思想的体现。此外，《庄子·知北游》载：“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7《庄子》，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页。意即天地之间存在着自然之美，只是蕴而未发。魏晋以降，羊祜、阮籍等人对自然之美的推崇使享受自然之美成为社会风气，从诗中亦可观其与道家之影响。

桓玄著有 《四皓论》，“四皓来仪汉廷，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数公者，触彼埃尘，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党，夺彼与此，其雠必兴，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终吉，隐以保生者，其若是乎。”8严可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20页。桓玄认为“四皓”助惠帝登基没有起到“救弊”之作用，且丧失了“素履终吉，隐以保生”的隐士品质，是不提倡的。这与道家“自然无为”与“齐一”理念相吻合。《庄子·齐物论》载：“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钝，参岁万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9《庄子》，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6页。道家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一样的，所以对待世间的祸福应该采取“齐一”的态度，不要刻意地去改变它。诗中认为“四皓”助帝登基与救弊都是违反了自然之道。在诗中也可以看出桓玄对“四皓”之暗讽，认为其不是真正的隐士，丧失了“素履终吉，隐以保生”的隐士品质，也是道家思想关于“隐逸”的体现。道家思想认为，隐逸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庄子·逍遥游》中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种“逍遥”是摆脱一切束缚，达到天地间的绝对自由。由此可见，道家隐逸是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超越于世俗，是精神的逍遥无待，而“四皓”因“欲以救弊”，丧失了道家思想中对“隐逸”的要求，因此遭到桓玄的暗讽。

《晋书》载：“玄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10[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90页。在道家思想影响下，“隐逸”为桓玄的人生态度，桓玄因身在世俗，无法隐逸，所以他找人充隐，亦可证明上文之观点。另，《隋书·经籍志》记载：“桓玄著作除《周易系辞注》二卷外，尚有文集二十卷”1[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320页。，注解《周易》等道家学说会注解之人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因为注解之人并不是简单地注解《周易》，更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书中的思想进行发展，如王弼注《老子》是以道证玄，探讨“有”与“无”的关系，桓玄注《周易》，可见其对道家思想之认同。

此外，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2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430页。提出“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可观龙亢桓氏之诗文的表达方式亦受道家思想所影响，诗中语句缺乏生命力，这是道家思想对其文学创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二、龙亢桓氏施政策略

（一）并官省职

东晋偏安江左，地狭民寡，又因为司马氏政权与门阀大族形成的门阀政治局面，皇室与士族为争权夺利纷纷派遣子弟入仕，这形成了冗官的局面。因此，桓温提出“并官省职”这一施政方针。

《太平御览》载：“今天下分崩，丧乱珍瘁，虽道隆中兴，而户口凋寡。近方汉时，不当一郡之民。民户既少，则势不多，而当必同古制，百官备职，实炸大易，随时之宜，且设官以理务，务寡则官省，官省以国治，则职显而人清。故光武初兴，多所并省。诸葛亮相蜀，简才并官，此皆达治之成规。今日之所先也，宜从权制，并官省职。愚谓门下三省、秘书、著作，通可减半。古以九卿综事，不专尚书，故重九棘也。今事归内台，则九卿为皮设之位。唯太常、廷尉，职不可阙。其诸员外、散官及军府参佐职无所掌者，皆并。若车驾、郊庙、籍田之属，凡诸大卒，于礼宜里者，临时权兼，事讫则罢。职既并则官少而才精，职理则无害民而治道康矣。”3[宋]李昉：《太平御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56页。

从材料中可以得出桓温“并官省职”主要包括“门下三省、秘书、著作，通可减半”；“若车驾、郊庙、籍田之属，凡诸大卒，于礼宜里者，临时权兼，事讫则罢”等内容。这些施政内容反映了道家推崇的“俭”之观念，《道德经·六十七章》记载：“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故能成器长。”4《道德经》，黄朴民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46页。老子将 “俭”作为“三宝”之一，可以看出老子对“俭”的推崇程度。又《道德经·十二章》载：“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5《道德经》，黄朴民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89页。可看出道家提倡人们因舍去奢侈，提倡节俭。“俭”即“俭省”，与“并官省职”之内容相吻合，“门下三省、秘书、著作，通可减半”等政策的实行可以使东晋政权减少冗官机构，形成一种节省的风气。

《道德经·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道德经》，黄朴民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04页。意思即是上天依据于“道”变化，“道”依据自然之性而成其所以然。道家提出“自然之道”，意思就是人要顺乎天地自然地运行，效法天地那种无为地，道家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德经·五十七章》载：“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7《道德经》，黄朴民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50页。《道德经·八十章》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道德经》，黄朴民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68页。伴随着东晋门阀政治的局面的形成，门阀士族与司马氏政权共同把持政权，门阀士族提倡“虚君”，即“君主无为”，统治者应“少私寡欲，自然无为”，而由士族进行执政，桓温“并官省职”这一改革便是遵循“君主无为，门阀士族有为”这一传统道家思想。但是，道家思想认为君主应该“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9《道德经》，黄朴民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40页。（《道德经·二十九章》）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这与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和方向相违背，与君主专制集权发展的轨迹相违背，其不可能成为长久的治国之道。

（二）桓玄代晋

公元402年，桓玄攻人建康，杀掉司马元显，从皇族手中夺回大权。《晋书·桓玄传》载：“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显之恶，徙道子于安成郡，害元显于市。……以兄伟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从兄谦为左仆射，加中军将军、领选。脩为右将军、徐兗二州刺史。石生为前将军、江州刺史。长史为卞范之为建武将军、丹阳尹。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大赦，改元为大亨。玄让丞相，自署太尉、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又加衮冕之服，绿綟绶，增班剑为六十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1[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93页。从此，桓玄掌握了东晋大权。公元403年底，进一步推翻东晋，建立楚朝。“十一月，玄矫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奉皇帝玺禅位于己。又讽帝以禅位告庙，出居永安宫，移晋神主于琅邪庙。”2[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94页。

先秦时期，忠君观念就得到格外强调。《论语·八佾》记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在君臣关系上，儒家先贤孔子认为臣子要以“忠”来对待君主。《管子·戒》载:“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4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9页。材料中明确地对“忠”进行定义，指出“忠”是与他人交往必须的品质，是人立身行事的基础。忠君观念是儒家传统道德中的核心价值。桓玄的代晋行为，就是对传统儒家思想中忠君观念的抛弃，是大胆质疑儒家理念，奉行道家理念的行为。

《孟子·告子》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从中可看出儒家思想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十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以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要求以及衡量个人，他们奉行着 “舍生取义”、“君臣之义”、“杀身成仁”等思想，他们的行为准则是以牺牲个体利益维护集体利益。然而道家思想则是肯定个体生命的意义，反对用纲常名教、仁义道德来约束生命。《道德经·三十八章》载：“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5《道德经》，黄朴民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32页。道家认为，礼法制度以及仁义道德限制了人的本性，等级制度以及宗法制度桎梏了人的自由，对其应该坚决地否弃，道家高度赞扬个体生命的价值，桓玄代晋，便是奉行道家理念的尝试。

东晋后期，统治危在旦夕，政府腐朽不堪。《资治通鉴》载：“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费，所亲昵者皆姆、僧尼。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69页。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沉溺于酒和女色之中，又迷信佛教，极端奢侈挥霍，浪费的钱财极其之多。可看出东晋统治危机的严重，又加上孙恩起义，《晋书·孙恩传》载：“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7[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86页。，东晋统治已到了生死存亡之关头。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进行反抗，桓玄代晋的成功，是在东晋末年独特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件。

道家思想提倡“无为而治”，但是“无为”并不是不为，而是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道家思想中的“无为”不是消极等待，毫无作为，而是“为无为”、“为而不恃”，是发挥人的作用，去改变。桓玄在东晋危亡之际，挺身而出，试图改变政治之走向，便是反映出道家思想对其的影响。

东晋后期以来，士族们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鄙薄政事，轻视武力，桓玄虽然代晋成功，但整体腐朽的士族已无力掌握政治变化的主导权，桓玄很快便遭到失败。

三、龙亢桓氏对道教之信仰

《资治通鉴》记载:“术士杜炅（昺）能知人贵贱，温问炅以禄位所至。炅曰:‘明公勋格宇宙，位极人臣。’”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50页。桓温向术士杜昺问及祸福休咎，可见其对道教之信仰。《晋书》关于龙亢桓氏中信仰道教的记载如下：

初，彝与郭璞善，尝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坏之。彝问其故。曰：“卦与吾同。丈夫当此非命，如何！”9[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87页。

时有远方比丘尼名有道术，于别室浴，温窃窥

3《论语》，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6页。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断两足。浴竟出，温问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当如是。”1[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88页。

裕等于江乘与战，临阵斩甫之，进至罗落桥，与敷战，复枭其首。玄闻之大惧，乃召诸道术人推算数为厌胜之法，乃问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对曰：“神怒人怨，臣实惧焉。”2[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90页。

初，玄在姑孰，将相星屡有变。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恶之。及败走，腹心劝其战，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经日不得食，左右进以粗饭，咽不能下。升时年数岁，抱玄胸而抚之，玄悲不自胜。3[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90页。

玄于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自谓经略指授，算无遗策，诸将违节度，以致亏丧，非战之罪。4[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91页。

从以上可以看出龙亢桓氏对道教之信仰，汉末《道德经》一书，被张陵、张鲁等采用，并与方术结合，成为道教之经典，道教思想是从道家思想中继承过来的，并且奉老子为“祖”。

虽然道家与道教一个是哲学思想，一个是宗教，但是道教与道家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东晋以降，以葛洪撰写《抱朴子·内篇》为标志，道教构建起系统的理论。葛洪构建道教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材于道家。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将道家思想中虚无缥缈的“道”进行改造，转化为人格神，为道教体系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葛洪又将道家思想中的见朴抱素、贵柔却私转化为长生、成仙之道，为道教道德准则的建立开辟了道路。道教源于黄老思想，道家在理论上对道教的建立是有贡献的，所以从龙亢桓氏对道教之信仰亦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影响之渊源。

四、龙亢桓氏言行与艺术创作

《世说新语·言语》载：桓温北伐“经金城，见前为琅娜时种柳，皆以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法然流泪”。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桓温以柳喻人来表达对生命易逝的感伤。又《世说新语·赏誉》载：“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52页。意思即是桓温途经王敦的墓地，望着坟墓说：“真让人喜欢，真让人喜欢。”皆表现出其对生命之重视，与道家思想中关于生命问题的解释有关，道家思想提倡“重生”，《道德经·二十五章》载：“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7《道德经》，黄朴民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48页。道家思想认为人的生命远远高于身外之物，在万物中是居于第一位的。又《道德经·四十四章》载：“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8《道德经》，黄朴民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45页。《庄子·让王》载：“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为天下。”9《庄子》，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8页。皆表现出对生命之重视。《晋书·桓温传》又载：“温性俭，每燕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10[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1页。可看出桓温对道家“俭”之推崇。

在艺术上，龙亢桓氏子弟有所擅长，如桓温、桓玄精通音乐。《太平御览》卷46引《宣城图经》载:“宣州白纻山，在县东五里，本名楚山，桓温领妓游此山，奏乐好为白纻歌，因改为白纻山。”11[宋]李昉：《太平御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桓温携妓出游、好为白纻歌，说明他喜好音乐。《世说新语·豪爽》载：“桓玄西下，入石头。外白司马梁王奔叛。玄时事形己济，在平乘上笳鼓并作，直高咏云: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又“伟服始以公除，玄便作乐。初奏，玄抚节恸哭，既而收泪尽欢。”1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99页。道家追求淡泊的人格境界，注重艺术的“自然美”，即遵从自然的法则和规律，达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境界。从材料中“玄抚节恸哭，既而收泪尽欢”等句可观龙亢桓氏的艺术思想与道家之联系。

《世说新语》载：桓玄“平生最得意者，尤在书法”1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73页。。《世说新语·文学》载：“羊孚作《雪赞》一诗，桓胤遂以书扇。”1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龙亢桓氏对书法也有一定的擅长。道家思想中“静观”、“见素抱朴”的审美观念对中国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书法创作上，书家们推崇清心寡欲或涤除外来干扰，以无待之心去实现精神上的逍遥，是在“心斋”“坐忘”状态下对个人人格的审视和宇宙精神的体验。这种对书法创作的深刻领悟，正是《庄子·山木》记载的“人能虚己以游”。此外，道家反对浮华做作，提倡清静无为、反朴归真，主张法“自然”。这是一种淡泊、清逸、萧散的审美尺度，对中国书法艺术影响甚大。南齐王僧虔论书曰:“桓玄自谓右军之流，论者以比孔琳之。”1[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78页。右军即是王羲之，他的书法具有“自然”之美，具有洒脱、冲淡等风格，如其《兰亭序》，字字洒脱，清新可人，书法线条光莹洁净，不染尘埃。《庄子·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2《庄子》，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3页。意思即是天地具有伟大的美但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四时运行具有显明的规律但却无法加以评议，万物的变化具有现成的定规但却用不着加以谈论。圣人，探究天地伟大的美而通晓万物生长的道理。《庄子·天道》中又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3《庄子》，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5页。可见，道家的审美标准就是这种“朴素”的美，一种自然的美。材料中指出桓玄的书法是“右军之流”，即是与道家所提倡的“清静无为、反朴归真”有关。

五、结语

由儒入玄，尚文尚武等立身之道都对龙亢桓氏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从龙亢桓氏文学创作、施政方针、道教信仰、言行以及艺术可以发现，在东晋龙亢桓氏的发展历程中，道家思想对其的影响也是极大，尤其表现在龙亢桓氏的施政方针上，“并官省职”的推行，不仅是对龙亢桓氏家族自身以及其他门阀士族，还是对于司马氏政权都是影响深远。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在龙亢桓氏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对龙亢桓氏家族在东晋的立身及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n fam ily in Long K ang area and Taoist though t in the Tsin Dynasty

CHEN Sirui

Quietism Taoist thought is very popular in The Tsin Dynas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n family in Long Kang area and Taoist thought has produced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duct in Huan family in Long Kang area.From the Huan family in Long Kang area's policy,Taoist religion and art can see it.

Huan family in Long Kang area;Taoist thought;Literary creation;Adm inistrative policies

K237

A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90页。009-9530（2015）04-0065-06

2014-12-18

陈思瑞（1991-），男，安徽大学历史系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