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中缝部分与苏区的民生问题

2015-03-27孙伟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孙伟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江西井冈山343600）

《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毛泽东曾指出：“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1]（P330）它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及受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外，还在于它使用了紧贴老百姓的通俗语言，反映了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因而，使群众产生了亲切感，并推动了群众积极参与办报。

《红色中华》在正文中刊发了许多反映民生问题的资讯，但仍难以满足群众需求，故又在中缝部分开辟了一定版面对此内容进行有益补充，这体现了苏区政府为民务实的宗旨，从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本文就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考察。

一、启事：通过发布告知或通知给苏区群众带来极大便利

启事包含的内容最多，其涉及到机构、寻人、活动、招生、访问等，机构或个人通过该报发布启事达到告知或通知的作用，这其中会涉及到普通群众及特殊群众的需求，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便利，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一）机构

苏区时期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比较详尽的优抚条例，如1931年11月，“一苏”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决议》。为了认真执行该决议，使得负伤、残废或牺牲的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及时、有效地获得安抚与抚恤，激励广大战士始终坚决地为阶级利益而斗争，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1932年2月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向各红军部队、各级政府、各群众团体发布启事，希望“于二月三十号以前将分散各地的残废战士，红军战役牺牲的战士及其家属住址、家庭状况、永久通讯处等详细调查清楚，照表填送本会，以便审定发给恤金和建议苏维埃政权机关，□依照红军优待条例施行优待为盼”[2]！

（二）寻人

红军和苏区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于是国民党连续发动了多次进剿、会剿、围剿。由于国民党频繁的军事进攻，红军出现了较大的兵员损耗，如牺牲、受伤、失踪，再加上长期的征战与转移等原因，导致许多战士与家里联系中断。

应家属之请求，寻邬县拥护红军委员会于1932年11月13日发布了一份寻人启事，全文如下：“罗法樑同志，江西寻邬县河角区龙图乡人，自一九三零年由寻邬五十团参加红军第四□工作，迄今已七周年，并未得其音信，现因该同志家属□□愿望，故本会代为探访，盼望各部队各机关如有知道这同志或牺牲或离开红军部队者，请寄一信，交寻邬县拥护红军委员会，以便转知其家属，至要。”[3]

（三）活动

在战争之余，苏区政府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既提高了广大官兵和群众的身体素质，又增强了团结精神，活跃了军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1933年12月19日，工农红军学校年节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发布了即将召开运动会的启事：“……紧急□创建红军干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任务下，决定举行年节运动大会来检阅□□以来军事政治变化等教育实施的□度，并□厉革□□□□□□□□□□。望各领导机关，各革命团体及红军部队派给以奖品。同时欢迎各机关革命团体各公民来参加我们的竞赛。报名单、奖品望于本月底交红校俱乐部收。”[4]

（四）招生

发展苏区的教育事业，大力提高苏区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之一，其中，职业技术教育就比较发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3年5月5日向社会发布了招收练习生的启事，普通群众只要符合条件，不分男女都可以报名，待遇从优，这包括实习期间发给津贴等，而且包括毕业后根据表现可以聘为正式职工。“本行为适应革命发展添设分支行起见，决定陆续招收银行练习生（不分男女，人数多少不限）其毕业期间为一年。练习期满之后，酌量提拔为正式职员，分别等第照给工资，即在练习期间以内，亦按级发给津贴费并发给被毯衣服，如有适合后列条件而自愿来学习者，可随时由（字迹不清）来本总行（旅费自备）试验一个月。如□□不合格，回家旅费，由本行照发。□□□□□□：一、阶级成份好的；二、懂得写算的；三、对革命忠实的；四、年龄从十六岁到二十龄止，身体强健的。”[5]

（五）访问

苏区时期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从豪绅地主阶级手上夺回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红军战士也进行了专门规定，“均须与当地贫苦农民一样的平分土地、房屋、山林、水池……”。由于红军战士要经常随军出战，所以又规定，他们“在服务期间，无劳动力耕种家中田地，其分得之公田，应由苏维埃政府（区政府计划，乡苏维埃执行）派人帮助全部耕种、灌溉、收获工作”[6]（P188）。可见，红军战士虽然不在，但是家中分的田有人耕种，到时也会有所收获。

而当其信息不通之时，分田所在地的基层政府就会关注起来，比如兴国县崇贤区崇德乡曾纪钧于1933年9月18日就登报发出访问启事，希望知情人能告知该战士的有关情况，以落实好收益权：“……如已经光荣牺牲的话，亦请该部队的负责同志写信来。以便决定他分得的一部分土地的出产品的保管权。”[7]

二、广告：满足苏区群众的购书购物需求

广告的作用就是广而告之，该报通过发布广告，让更多的人能够及时了解优惠和便捷的购书与购物信息，以满足群众不同的求购需求。

（一）售书

中央苏区时期，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党和政府对于新闻出版工作十分重视，因陋就简印刷了大量革命书籍，供根据地广大军民阅读学习。1931年底在瑞金叶坪成立了中央出版局，专门负责苏区的新闻出版和发行工作。

1932年11月14日，中央出版局发布了最新出版的20 本书的书目和价目，如《国家与革命》二角五分，《两个策略》二角，《国际纲领》一角，《左派幼稚病》二角等。而且从次年8月1日起，对于售书方案进行了重新规定，其中包括批发各种书报的优惠办法：“（一）五份以上九折，十份以上八折半，五十份以上八折，一百份以上七折半，五百份以上七折，一千份以上六折半。（二）优待红军一律半价，代派十份以上一律四折半……（六）红军机关有卖给地方群众的，须依照本规定第一项发卖。（七）如各处需要上列书籍，在每种五份以下须先寄钱来，才有书发，在五份以上可来信告知，收到书后，将费寄来亦可。”[8]

（二）售物

在省、县、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均设立了裁判部，代行司法机关的一切职权，负责审理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民事、刑事案件。劳动感化院是裁判部下的一个附属机构，其目的是看守、教育及感化违反苏维埃法令的一切犯人。

1932年8月10日公布的《司字第二号命令——关于实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问题》规定：“劳动感化院可以开设店铺，出卖劳动感化院的一切生产品，并可兼卖别项商品，以增加劳动感化院的收入。”[6]（P397）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于1932年9月发布通告：“□□信封，及刻印子等，各种出品，比市价要便宜得多，□□□售都可，倘若各机关团体来买，寄函本部转交或直寄汀州福建省劳动感化院都可[9]。如所列的6 种商品都很便宜，如不坏香糊每瓶大洋一角二分，信纸每百张大洋二角等。

三、声明：发布苏区群众遗失的物品

该报专门有一个版块，让群众在遗失证件、印章等特殊物品后及时向社会公布，这类声明经常见于报端。

（一）遗失证件

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人会出现遗失证件的情况，因此迅速通过登报的方式进行声明，以免给个人或社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后原证件作废。

1932年8月6日，陈寿昌登报发表声明：“八月四日我在瑞金叶坪遗失皮夹一个，内有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调查证一张系给陈寿昌的除呈请工农检查部另行发给外特将该调查证登报声明作废”[10]。

（二）遗失印章

有人一旦遗失了印章，需立即登报，当然，最好能比较具体地描述所失印章的特征，以让他人更好地辨认，如有他人冒用，本人当概不负责。

1932年9月27日，杨岳彬登报声明遗失证章与图章各一枚，“我在□南，失去中央政府第十号正方形证章一枚，上书□务委员会委员杨岳彬字样，又遗失石刻六方形图章一颗，上镌杨印，凹文岳彬（缺）占〔篆〕四字，望各机关团体注意，如果发现，即系假冒，务递解来中央政府究办是盼特此声明”[11]。

四、红板：刊登先进事迹引领苏区社会风尚

该报还开辟“红板”与“黑板”专栏，各有分工。“黑板”用于批评消极怠工、贪污官僚等行为；而“红板”则展开正面宣传，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广大群众的先进事迹，给广大民众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以顺利完成党和政府提出的诸项重要任务。

（一）节省经济

由于苏维埃政权一直处于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包围之中，党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对敌开展军事斗争、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全力动员苏区民众支援革命战争，保卫革命果实。《红色中华》为此呼吁广泛开展节省运动，以革命竞赛的方法节省每一个铜板。

1933年3月6日，《红色中华》刊发了节省经济、帮助战费的红板，尤其要指出的是，这次公布的是红色残废院。根据规定，“国家设立残废院，凡因战争或者在红军服务中而残废者，入院休养，一切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6]（P189）。可见，入住残废院的本来就是需要人照顾的特殊人群，然而里面的伤病员等也节省开支，该报通过这种褒扬的方式，号召更多的人参与该项运动。比如“樊山，吴国斌各十元，刘曲中六元，罗凡之，刘雄各五元……”[12]。

（二）退还公债

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苏区政府曾多次大规模地发行公债，《红色中华》也及时发起了“推销公债动员活动”。如此，广大群众不仅热烈响应，购买政府的各种公债，用以支援战争，到后来又退还公债，相当于义务支援苏区政府的各项开支。

1933年4月8日，《红色中华》刊发了退还公债红板，其中有三个单位上榜，虽然数额不多，却很是振奋人心。如江西军区第三分区的“李陆生二元。林顺发，林□衢，彭寿生各半元……”，中革军委会印刷工人的“陈金山四元。□艳贞，何元洪，徐远明，张永贵，胡仁宣各三元……”，兴国各区委员长的“周明庭二元。李竹□，王振拔，钟金山，谢德□，刘日升各一元……”[13]。

（三）经济总结

为了趁热打铁，《红色中华》隔几天就会公布一组经济动员的红板，将近期各地节省经济和退还公债的数额统计出来，每次可能都是不同的单位，这种公开的方式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就是一种鞭策，动员的效果十分明显。

1933年9月21日，《红色中华》发布经济总结，此次公布的是江西省邮务工会，“□□省一百八十元一角七丝，退还公债三十七元，慰劳红军捐□十四元四角四分，雩都节省一百一十二元九角七分五，公债票四十一元五角，捐钱三十二元三角四……”[14]。

五、小发明、小知识、小常识：便利苏区群众生产与生活

为了方便广大群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该报经常会发布一些小发明、小知识、小常识，为老百姓遇到的小问题支招，释疑解惑，小处入手，十分管用。

（一）小发明

苏区的经济本来就相对紧张，所以宣传在日常生活中总结的小发明可以达到节省经济的作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刘长荣于1934年2月6日在《红色中华》发布了自制的毛边纸写油印法，“……将毛边纸在□汤水内浸一次过，□□后写印之）。自得着这一经验后，用腊纸写油印就日益减少了，计算十一月份已减少三分之二，十二月以来已减少十分之八，将来可全不用腊纸，一律改用毛边纸去写油印，特别最近印顶大张的布告，也用毛边纸去印，亦印得非常清楚”[15]。

（二）小知识

苏维埃区域主要处于农村地区，农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因此搞好农业生产成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首要工作。可见，掌握一定的农业知识既可以提高农产品产量，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红色中华》在1934年4月5日刊登了一则养牛须知，有六个注意事项，“（一）食料普通是青草，□□，豆苗，各种菜叶蕃薯，豆类禾秆！但燥禾秆较难消化。（二）给养料的时间，一天二次或三次为限，使其消化更快，肥厚的给粗薄食料或多或少要调剂得宜，最好饲煮热蕃薯。（三）饮食要新鲜清洁，过冷过热的水不宜给饮，放牧时由他自饮，在舍时用盆□……（六）牛子要保养好，断乳后□给以嫩料并多兹〔滋〕养的食料”[16]。

（三）小常识

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广大农村地区很不注意卫生，存在诸多旧俗恶习。苏区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动员和组织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卫生防疫运动，破除不卫生的陋习，开展疾病预防工作。

《红色中华》也开辟小版块不时地宣传一些小常识，如义厚在1934年2月9日介绍了疥疮的预防法，只要方法得当，这个病基本可以避免。“疥疮初起时发痒起小红点，常生在手指手背手腕等处，后来蔓延手臂，肘，腋，（以下缺）也好，或者用石灰五分，硫黄〔磺〕十分，水一百分煮成水，把渣去掉，用水涂擦也很〈有〉效。疥疮治好以后，要用开水，把衫衣煮沸一下，杀死疥虫，免再发生。”[17]

六、通讯员通信

《红色中华》每周刊发2-3 期，但专职编辑很少，难以满足大量的用稿要求，因此寻求打造一支遍布苏区各地的通讯员队伍成为当务之急。该报号召，每一个读者都能成为通讯员，希望积极投稿。这样，依靠群众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办报方针。

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发布了征求各地通信员的启事，“为了要猛烈开展苏维埃工农通讯员运动，为了要充实本报内容以求□□□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本报特向各地读者，凡各地热心□□之后，并有微薄酬金，此启”[18]。

针对有些通讯员文化素质不高的情况，为了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增强稿件的目的性，卢全在1934年6月14日的“通讯生活”栏目发表文章予以指导，要求通讯员多走近红军家属，收集素材，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我们的通讯员在这种情形中，应当做些什么呢？没有别的，立刻到红军家属那里看一看，看那地方是不是执行了优待红军条例？看那地方的苏维埃政府，团体机关，合作社，俱乐部等有没有做到他们应当做到的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红军家属的夏耕怎样了？红军家属的粮食困……我们准备了红匾登载那些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做得顶好的人的名字，我们也准备了铁锤，随时打击那些破坏优待红军家属工作的坏蛋！我们希望各地通信员不要抛弃了自己的权力，要尽到自己的职务，立刻到红军家属那里去看一看，去慰问一下探访一下，把消息寄来本报。”[19]

经过努力，这支几百人的基层通讯员队伍稳定下来了，水平也逐渐提高，群众身边能经常见到通讯员的身影，报端也能经常听到通讯员的声音，他们及时反映了各地苏维埃经济、文化建设的成绩与问题，还发表了不少批判性文章。

结语

《红色中华》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曾刊登大量的政府公文、新闻、评论、电报等，这在特定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区的一些领导对这一现象颇有微词，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博古说：“《红色中华》是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是我们一切群众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20]张闻天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让红色中华报更变为群众的报纸，更变为群众斗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在党的总路线之下为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与巩固而斗争罢！”[21]此后，该报改变了高大上的形象，逐渐结合走群众道路以接地气，效果显著。

从《红色年华》中缝部分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出，这份报纸适时地关注了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真正贯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报方针。从这个角度讲，《红色中华》是一份成功的报纸，其反映出的为民务实的理念与风格仍值得当今报界人士学习。

[1]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启事[N].红色中华（第8 期），1932-02-03.

[3]启事[N].红色中华（第40 期），1932-11-14.

[4]工农红军学校年节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启事[N].红色中华（第45 期），1933-12-19.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招收银行练习生启事[N].红色中华（第76 期），1933-05-05.

[6]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7]访问启事[N].红色中华（第110 期），1933-09-18.

[8]中央出版局最新书目价目[N].红色中华（第40 期），1932-11-14.

[9]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通告[N].红色中华（第34期），1932-09-20.

[10]遗失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检查证的声明[N].红色中华（第31 期），1932-08-30.

[11]遗失证章与图章声明[N].红色中华（第35 期），1932-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