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农垦总局九三管理局第二高级中学 杨文山

赤子情怀大师风采
——赏析《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省农垦总局九三管理局第二高级中学 杨文山

教过几遍梁实秋先生写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这篇散文，总觉得太散了，写得也特别简约，人物形象让人感觉不够丰满，缺少更多的细节支撑。尽管文末作者直接交代了梁任公先生是一位“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但是落实起来不太顺畅，“有热心肠”这一点学生不能直接感受得到。涉及到梁任公先生演讲内容的三篇作品，即《箜篌引》《桃花扇》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觉得它们彼此游离，缺少贯通。特别是作者给予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极高的评价，“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也让人觉得太空泛，似乎落不到实处，有些人为拔高之嫌。

显然，这是另一类散文，与我们阅读一般散文的经验不同，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创作理念。梁实秋先生是散文大家，他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文学讲话》）这篇散文应该就是这类“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之作，这实际上是交给读者解读这篇散文的一把钥匙。既然作者认为“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简单就是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完美的状态。”那么，就需要我们重新走进文本，探求“简单”所留下的那些空白，并挖掘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而深刻的联系，以便能顺利地解决上面的那些问题。这样，梁任公先生的演讲稿《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就成了解读的第二把重要的钥匙了。

中国的韵文浩如烟海，这三天的演讲里，涉及那么多篇目，作者为什么只提到了这三篇呢？中国韵文里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这三篇作品表达的又都是什么情感，为什么会让作者记忆至今呢？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是一个最早记录在东汉末年蔡邕《琴操》中的故事。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

这是一个关于死的故事。那狂夫其发已白，可谓不少，对人世间的事情也应该看个半透以上了，是什么事情，竟让他这般铁了心地去死呢？是饥寒交迫，生不如死？还是万念俱焚，生亦如死？抑或万不得已，不得不死？他明明知道水深不可渡河，却那样勇往直前，一无反顾。无论狂夫是何人，无论是何因所致，这种慷慨赴死的大无畏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令人震撼。特别是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位不舍不弃的老妻，撕心裂肺地千呼万唤，就算是不吝啬自己的生命，又有几人能放得下这份夫妻之间的恩爱。他竟毅然决然，永不回头，何其慷慨，何其悲壮！懂得什么时候该放弃生命，捐出躯体，是大智也是大勇。对于一个深谙生命要义的人来说，死从来都是一门艺术，死得其所，才能重于泰山，死得其时，才能惊世骇俗，永存人们心中，启迪后人。

面对这样一个深得死的真谛的人，读者马上会想起另一个名字——谭嗣同。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有足够的机会从容逃走的，但他都放弃了。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一文中写到：“到了八月初六，政变就爆发了。当时，我正在谭嗣同的寓所拜访他……谭嗣同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结果没有来，就在那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和我相见，劝我去日本……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终于没有离去，所以遭了祸。谭嗣同已经囚在监狱里，作了一首诗题在监狱的墙壁上：‘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八月十三日这天，在刑场上被害，享年三十三岁……刚烈啊!”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更是近代中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场爱国运动。戊戌思潮过后，不仅大量的青年学生大批地倒向革命阵营，相当数量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也退出了封建官僚集团，另择他途。

闻一多先生曾向他的学生们“表演”过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无──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擦黑板，就算讲完。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梁任公先生摇头摆脑地朗诵的时候，脑海里那白发狂夫一定是一直在奔跑着的，跑着跑着，就变成了谭嗣同。对“刚烈”死去的先烈，任何的评价都是苍白的。他懂得这牺牲的背后包裹着的是一颗怎样的赤子之心，他深知这份牺牲的重大意义，尽管他并不赞成这样的形式，但是这种为革命而死的精神，他是深深理解的。他时刻都能感觉得到谭嗣同不死灵魂的存在及鞭策。激荡在胸中的强烈情感，对慷慨赴死者的敬仰与痛惜，使他只能心领神会地由衷赞叹：“好！”“好！”“好，真好，实在是好！”此刻他心中的这份苍凉与悲壮，非戊戌变法的亲历者是无法体验得到的。他一定有千言万语，要对他的学生说，他也一定有千言万语要对他的战友说。这激荡的情怀，这无限的慨叹，都放进了这一个“好！”字里了。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明知会死，却甘愿送死，本可不死，无奈必死，怎不叫所有热血男儿都生出无限悲恸，无限敬仰！

梁任公先生的这次演讲是在“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即1922年左右，演讲后“约二十余年”，应该至少是1942左右。这个时候日本侵略者正大肆侵略中国，家破人亡，国土沦丧，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都积蓄着无限的悲哀与仇恨。置身于“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之中，那种在某种巨大邪恶力量的淫威之下的孤独与无助，那种被压迫与被蹂躏的屈辱之感，触景生情，人人都会“不禁哀从衷来”！梁实秋先生是为百姓而哀，为民族而哀，为国家而哀，当然也为自己而哀。二十多年前的白发狂夫，一下子就站到了他的面前了。他完全理解了国家遭受侵略的人民的苦痛，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生不如死的无奈与悲愤。

处于灾难深重之中的民族和国家，总要有人慷慨赴死，为国捐躯，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能得到拯救。谭嗣同已经为国慷慨赴死了，那样的壮烈，年仅33岁。他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梁任公先生的演讲里，应该饱含着这份殷殷的期待，包含着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这种寓理于情，寄情于古诗词的方法是巧妙的，效果是明显的。“约二十余年”后，现场的听众之一梁实秋先生还能记起这场演讲，本身就充分证明了这种“启迪领导的作用”至少在梁实秋先生身上是发生了。

再来解读一下讲演《桃花扇》这一段。

“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

这几句唱词里面到底讲些什么，竟然让梁任公先生反应得如此强烈，竟至于面对广大听众情感失控，痛哭流涕呢？

文中所选的这段唱词出自《桃花扇》中的第十三出《哭主》。《桃花扇》是清代孔尚任写的一部戏曲，内容是悲叹明朝灭亡的。甲申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缢死煤山，即现在的景山。消息传到江南，明王朝大臣一片惊惶。《哭主》这一出写的是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捶胸顿足对着北方哭道：“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哭主，就是为主人而哭。左良玉哭崇祯皇帝勤勤恳恳为国家积劳成疾十七年，到了国家危急时刻，却调不来一兵一马，眼看着大好河山丢失殆尽，最后自己吊死在煤山上。身为一国之主，眼看着国家危亡却无力挽救，作为一个皇帝，特别是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是何等的悲哀与无奈。

梁任公先生是借左良玉的哭声，抒发自己的万端悲伤的情感。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岁亲政的光绪帝载湉，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遭到囚禁。

据史料记载，光绪皇帝与崇祯皇帝一样，他们都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也都很勤政，想有所作为；他们遭遇的情况也大致一样，即到了关键的时刻，一样都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他们都徒有一腔热血，却无法救国救民于危急时刻。他们的最后命运也是一样的，都死于非命，都是被迫而死。

梁任公先生懂得一个报国无门之人的痛苦，更懂得一个欲挽救国家命运而不能的皇帝的巨大悲哀。

梁任公先生是在哭衰微的国家，哭生活艰难的百

姓，更是哭不能力图大志的自己。这哭声震撼心灵，让听者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弱国小民的悲痛与不幸。这份强烈的情感，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解读一下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是杜甫生平写的第一首快诗。公元762年（宝应元年）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公元763年）春天，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至此，持续八年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杜甫是一个热爱国家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当时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和妻子过着飘泊生活。他听到这个消息，内心无比激动，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这是一首爱国爱民的诗歌。国家遭受战乱，百姓生灵涂炭，没有比这更让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更痛苦的事情了，现在国家将结束战乱，人民将乐业安居，诗人自己也将回到故里，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能让杜甫欢喜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欢庆的呢？

梁启超评这首杜诗：“悲哀愁闷的情感易写，欢喜的情感难写。古今作家中，能将喜情写得逼真的，除却杜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外，怕没有第二首……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样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都是用快光镜照相照得的。”

杜甫是为国家的安定而喜，为百姓脱离了战乱的苦海而笑。梁任公先生深深理解一个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对国家和平安宁的渴望，对安居乐业的向往，他深深地理解这种由衷的喜悦，因为他自己就有着这样的赤子情怀。一样的感同身受，一样的大悲大喜，自然“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梁任公先生的炽烈爱国之情，即使是铁石的人，听到这样的演讲，看到他这样激动万分，也会动容流泪的。那份“启迪领导”一定会直接作用到每个人的心灵里去的。

悲，也为国为民；喜，也为国为民。这是何等的古道热肠啊！学生原本无法从课文中直接找到“有热心肠”这一特点，原来是这样深深地隐藏在了文字的背后。这正是作者所主张的“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的生动体现。

至此，三篇看似毫无关联的韵文作品，被一根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的红线紧紧地贯穿起来了。梁任公先生的演讲，是一团燃烧着的生命之火，它的熊熊烈焰，正照耀着后人，“启迪领导”着青年们，勇敢地寻求救国救民的路径。由此可见，作者对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极高的评价，“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是十分准确的，是特别充分的，并没有半点的虚夸。

作者主张“散文艺术中之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割爱’。一句有趣的俏皮话，若与题旨无关，只得割爱；一段题外的枝节，与全文不生密切关系，也只得割爱；一个美丽的典故，一个漂亮的字眼，凡是与原意不甚洽合者，都要割爱。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辞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散文的美，美在适当。”

这篇散文是美的，确实“美在适当”。全文节奏感也特别强，阅读起来十分和谐。散文首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用快节奏点出了梁任公先生不仅“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两项显赫的政治功绩，同时也把先生和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做了比较，尤其对梁任公先生的学术文章做出了极高的评价，点出了先生演讲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实际上为读者先勾画出了一个总体的轮廓：即梁任公先生的有别于他人的、政治领袖式学者的独特风采。这个定位是有见地而准确的。

接下来，作者使用慢节奏，交代了和这次演讲有关的一些事情，着重体现的是他“有学问，有文采”的一面。特别是两个富有个性化的关于语言和动作的细节描写，表现了梁任公先生风趣幽默、憨态可掬的纯真性情，体现了他挥洒自如、侃侃而谈的演讲风格，造成了极好的艺术效果，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样一位文化与思想的巨人，面对广大的青年学子，竟如此这般的和蔼可亲，有着极具亲和力的人格魅力。亲其师，方能信其教。梁任公先生是一个深谙教育方法的学者和演讲家。

文章的后半部分又采用了快节奏，大信息量地表现了先生强烈的赤子情怀。忽悲忽喜，忽哭忽笑，俯仰之间，无限坦荡，无限情深，血肉丰满，熠熠生辉。先生就是一位当时少有的“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其光辉形象跃然纸上，令人感佩！

统观全文，梁实秋先生对散文的主张，在其中得到了艺术而充分地体现。《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实在是一篇风格别致而又十分耐读的好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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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