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明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修辞的敞开与遮蔽
——对公共话语规约意义的批判性解读

高志明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公共话语通过特定修辞形式敞开规约意义，同时也遮蔽了许多逻辑漏洞，隐藏了某些社会权力关系。从语言发展、人的发展和话语权力的角逐看，需要对公共话语的规约意义进行批判性地去蔽解读。批判性解读公共话语生成“反义位”，解读需要培养话语主体的反思能力和批判勇气，还要结合文化研究进行，使得对公共话语的批判解读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建设意义。

公共话语;修辞;规约意义;批判性

一、问题的提出

经验世界中的语言，有很多已凝定为人所共知的话语形态，如成语、俗语、歇后语等。这些话语在公共空间播散，其规约意义向着话语主体生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形成约定俗成的公共话语。辛斌指出: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及其编码的语言体系导致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和习惯化。［1］静态语境下，公共话语以固定词组的身份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其规约意义成为人们正常交际的前提。动态语境下，公共话语是有力的交际单位。话语主体利用众所周知的文化语境，以言简意赅的修辞形式敞开规约意义，换取最大程度的交际效果，实现言语交际行为的最佳关联度，同时强化它们的意识形态性。不断强化的结果使许多公共话语与文化联姻，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

但是，也应该看到，公共话语的规约意义是一定历史时空环境下的概括与抽象。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公共话语的原初语境发生巨大位移，支配公共话语规约意义的语境不复存在。相应地，规约意义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应该派生新的修辞意义。然而，公共话语规约意义后面巨大的意识形态壁垒使得新的意义难以替换或改变原有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规约意义还是以原有姿态敞开，而新的修辞意义被遮蔽。遮蔽的力量和半径是巨大的:语言的稳定性在维护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贡献巨大，然而语言稳定性同时意味着语言的自足封闭与保守性，它在规范世界秩序的同时也阻碍经验世界中意义的重新生成。当人们说出一句话语，实际上话语的规约意义就在人的心灵生根。当事易俗移，人们再说这句话时，规约意义依然顽固地呈现。这看似语言的惰性，实质上是人的精神和观念的保守性所致。拉康就认为，语言标记着人的文化习惯的无意识，它体现为一种观念和精神的模态。［2］因此当语言和社会的发展呼唤人们以新的思维对公共话语进行重新认知、重新抽取出新的认识成果时，实际上是人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对公共话语的去蔽，就是质疑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避免无意识认同和自动接受。而由于公共话语的规约意义已成为社会共识，因而对这些话语的新认识尤其需要批判勇气和批判智慧，方能去除这些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笼罩而敞开新意义。马尔库塞发现，人的解放是以打碎压抑着人的语言与意象为基础的。［3］这说明对公共话语既有规约意义的重新解读又带有批判性质;而批判，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品质。

二、批判性解读公共话语的必要性

意识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刚性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建立在统治权力基础上的国家法律、政令等。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和约束性。另一种是软性意识形态，或者说公共意识形态，是基于公众道德和经验论基础上的各种知识成果、社会契约和伦理规范等，具有较高的社会普泛性，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柔性力量。公共话语的规约意义，有些已进入国家意识形态当中，比如“杀人偿命”等，但多数是公共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公共话语修辞形式所敞开的，常常就是既往的各种公共意识形态;公共话语修辞形式所遮蔽的，常常就是新的社会语境下公共话语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内容。对公共话语的重新认知，就是正视它的规约意义，去除它的不合时宜处，对公共话语的意识形态遮蔽进行必要的批判性阐释。

这种阐释有时需要辩证的认识观做基础。比如“开卷有益”。对它的意义予以重新解读，必须辩证地看待。开卷有益的意义带有夸张的语义成分，它强调了多读书的重要性。但语义夸张的修辞效应则遮蔽了书的性质与读书的效率，这两种语境会影响开卷有益的真实内涵。开卷有时未必有益:“黄反毒”之类的书，开卷有害是肯定的。即如某些平庸之作，也正如南帆先生所讥刺的那样:某些书籍的阅读只给人们留下一个结论，就是告诉你认识的所有人，再也不要读这本书了。［4］对于读书写作的人来说，除了谨记南帆先生的话之外，还要切忌天天开卷而不开工:天天抱着书去读，却始终不动笔去写。问之，则曰:开卷有益。此类开卷有益，是做不出成绩来的。这就是说，对公共话语要抱着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去阐释，避免机械主义。再比如“明天会更好”“有明天就有希望”之类公共话语。明天真的会更好吗?这可能是迷信达尔文主义所致，相信自己和社会总是在向先进的好的方向迈进。崔永元在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就以昨天—今天—明天预设了一个步步高、节节甜的幸福生活图景。但实际上，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就遇到过不妙的明天，有些灭顶之灾也常常在明天发生。关羽败走麦城、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惨败不就是吗?明天只是人们的一种想象，常常把“明天会更好”含在嘴里的人，可能就不去做现实的工作，沉溺于“明天会更好”的修辞幻像当中。承认修辞幻像，等于认可了修辞的遮蔽性，放弃了对修辞的理性审视。严文井《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以童话的叙述方式，深刻揭示出老是把工作往明天或下次推脱的结果是吃尽苦头。屠格涅夫也曾愤激地说:“明天，明天，还有明天，人们都在这样安慰自己，殊不知，这个明天，就足以把他们关进坟墓。”寄希望于明天，结果导致今天不努力;今天不努力，将来一定是“老大徒伤悲”。还有一句话叫“好人一生平安”。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信奉的一句俗语，希望一辈子活在无病无痛、无疾而终的环境中。这句话带有浓厚的祈祷意味和不作为心态。邓晓芒先生对此进行了批判解读，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观”，以这样一种精神来适应当今社会，只能随波逐流。时代精神不是这样的。越是讲“好人一生平安”的人，他越是心怀恐惧，生怕遭遇什么不测。由此，邓先生提出“痛并快乐着”的新人生观。邓先生认为，只有拼命追求并努力实现自己生命的人的一生，才是痛痛快快的。［5］谭学纯先生研究了公共话语对人们日常思维和行为的遮蔽现象，指出这是修辞对话语逻辑漏洞的掩盖，警惕人们不要受“修辞的蒙蔽”。他深刻指出:修辞洞开我们的思维空间，也堵塞我们的思维空间。修辞激活我们的感觉，也窒息我们的感觉。［6］62最近网上还有人总结“中国十大害人成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新审视，具有去除成语规约意义神话的作用。

今年浙江高考作文试题，给定的两则材料，看似处于相互解构的话语位置:(1)“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2)“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两则材料在自我敞开修辞意义的同时，也相互遮蔽了话语的某些漏洞。“文如其人”是正道，它敞开的是文道合一的文论传统，做人轨则;遮蔽的是文过饰非、言不由衷的非主流价值观。“心画心声总失真”敞开的是对“文如其人”的纠偏，显示其对非主流价值观的洞察;遮蔽的是对“文如其人”主流价值观的尊重。两则话语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都必须结合语境做辩证分析，听其言观其行，才能做出全面评价。“语言所实现的不仅是人的思想，同时也是人的存在。”［6］59思想也好，存在也好，都是由语言实现的，其中必然具有语义上的敞开与遮蔽，坚持辩证的认识观，我们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

这种阐释有时需要社会文明进步和道德的重新界定。比如“男女授受不亲”。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句话只能作为历史的参照来印证文明的足迹，现代人绝不会拿它当个什么规矩。又比如“郎才女貌”。在现代社会，才子早被人遗忘，对这句成语的解读，人们宁愿相信“郎财女貌”。一字之差，诠释了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和道德取向。人们常常用“身残志不残”来赞叹自强不息的残疾人，但对这句公共性“赞辞”，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有着自己的批判解读:人都不应该志残，和人都应该吃饭一样，与身残没有任何联系!［8］可见，公共话语隐含着过时的判断标准，如果不加思考地从公共话语中选择语言来表情达意，跟着说“身残志不残”，张口就来，成了套套，不考虑它的语用效果，实际上就是不了解广大残疾人的感受，从而伤了他们的自尊。

三、批判性解读公共话语生成“反义位”

在社会公共领域中讨论公共话语修辞形式的敞开与遮蔽，其实就是谈论公共话语意义的敞开与遮蔽。公共话语的规约意义拥有辞典中的正式义位，由于不断重复使用，已成为人们的一种自动接受。在一定交际场合，规约意义产生预期语用效果，并伴随相应的言外行为或言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话语敞开规约意义。但是瑞恰慈指出，词语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纯客观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词语的意义会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使用者和阐释者的主观世界决定了词语的意义。［9］那么，对规约意义的批判性解读成果是否可以进入语义系统，成为公共话语的某种义位呢?谭学纯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某些成语或习惯用语在一定语境下以亚义位或空义位形态存在，在意义的生态系统中，虽不被辞典接纳，但在公众视野中享有较高的可懂度和语用效果。［10］参照谭先生的研究结论，对公共话语的批判解读常常以逆向思维或变异思维的立场出现，它的意义常常无法抽象成若干概念或被分析为若干语义特征，但它的意义在一定语境下具有客观实在性，逆向思维的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对话语规约意义的批判解读，也符合语言概括的一般程序，即以心理活动和思想批判为基础，凝结为线性的语言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的统一性。徐盛桓“含意本体论”对含意的生成与特性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任何一段话语里，都可能从中感知到一些潜存于词语的词义之外的隐性表述，这些隐性表述同话语中由语言单位的概念意义传递的显性表述有补足、延伸、限定、阐发、待释等的关系，二者共同实现话语的完备表达。”［11］我们认为，修辞所遮蔽的，正是话语的“隐形表达”;隐形表达在意义上具有“补足、延伸、限定、阐发、待释”原话语的语义功能。批判性解读公共话语，就是话语主体释放出话语的延伸与待释的语义。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意义是一种心理现实。由此可以认为，既然隐形表达是完备的话语表达的一部分，既然批判解读的意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那么话语主体对话语的批判性解读而生成的语义具有现实符号性，就应该有个名号，是否可用“反义位”称呼之?反义位撬动了长期被规约意义所遮蔽的新认识，使得遮蔽的意义得以敞亮，使话语的含意得以完备。那么，反义位是否可以被看作公共话语的某种修辞含意呢?根据广义语境观，语言拥有无数种意义，只要给它合适的语境。那么在现代语境下，对公共话语规约意义进行批判解读，敞开被遮蔽的反义位，就成为现代公民解构语言固有意义的合法行为，况且这种解构，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传统思维和意识形态笼罩的一种反叛和去魅。它使得语言焕发新的表达活力，对人类思想解放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它应当是含意的一种。徐先生的“含意观”立足于语言正向含意的探讨;作为反义位，它在语义系统中以逆向方式存在，是语言活力和思维穿透力的体现，反义位或可补充徐先生的“含意观”。公共环境中，去除话语规约意义遮蔽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文化认知成果也面向公众开放，是一种特殊的含意，需要表达和接受双方共同关注。

四、批判性解读公共话语关涉话语权力角逐

公共话语的生成具有意识形态性，公共话语的交往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在社会公共领域，话语主体使用公共话语往往带有浓厚的话语权力角逐的意味。话语主体既可以通过敞开话语的规约意义来行使话语权力，又可以通过规约意义来隐藏其修辞意图或掩盖其思维缺陷或无理要求。话语活动是一种社会实践，公共话语又是社会实践的符号化成果，因此正如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人与人的交流中语言所表达的是一种权力关系。［11］169公共话语蕴含有权力关系，不具备政治和统治权力的官方重压威力，却拥有无形的能量。语言的强制性特点是公共话语无形力量的基础，众多公共话语汇聚所形成的软性意识形态积聚起公共话语无形而能量巨大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一方面构成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又为话语主体提供交际话语权力。一般而言，公众对公共话语的合法性呈无意识接受状态，因为它来自集体无意识，具有约定俗成的规约意义;公共话语强迫人们被动接受规约意义，执行公共话语所产生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这个时候，公共话语呈现为一种象征性权力，这种权力巨大得“几乎可以使人获得用武力或经济实力才可以获得的东西。”［11］170一方面，公共话语在伦理原则、知识谱系、文化修养等方面夯实社会公共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公共话语又不断强化自己的隐形权力，它通过对话语能指形式的不断赋义，在公共领域不断强化它的核心意义，像滚雪球一般聚敛起一个强大的意义实体:规约意义，在历代传播和接受活动中，形成范制压力，让人无从选择，只有接受并信任它。

公共话语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资本，掌握更多的公共话语，就是掌握更多的无形资本，有助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力，争取更多的话语主动。公共话语本质上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累的各种劳动成果，公共话语来源复杂，但一定社会(集团)的公共话语无疑要打上那个民族和阶层的文化烙印。在人类语言交际活动中，话语同特定社会文化活动的变化存在内在联系。公共话语由于传播广泛、知晓度高，其规约意义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建构，成为重要的软性意识形态，于是拥有公共话语就意味着拥有社会权力，获得更多的公共话语就意味着比别人获得更多权力。人们要花大力气掌握成语、俗语等公共话语资源，实际上是在为实时交际话语活动铺垫文化资本，这与孔门箴言“不学诗无以言”话语实践意义是一致的。话语的使用，就是行使权力的过程;话语的交锋，往往就是权力的交锋。公共话语传播的广泛性和周知性，表面看是语言的社会知晓度问题，其实更多是话语权力角逐的结果，客观上起到了普及文化、提高社会成员语用能力的效果。社会生活和言语交际中，人们常常通过掌控公共话语维持自己的话语权威，正是利用公共话语传播的广泛性及无意识的威压。因为人们对公共话语持有一种先天的盲视，尤其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些成语或俗语，在人脑中已固化为某些语言模块，公众一般会照单全收。从这点看，敞开的规约意义的确起到了社会粘合剂的作用。公共话语规约意义敞开的是人类经验的沉淀，因此先天不能脱离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认同与服从。

公共话语规约意义又蕴含支配人类活动的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部分源于语言本身的强制性，另一方面源于社会分层所带来的的话语分层，从而产生权力支配与权力崇拜。从公共话语语源来看，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甚至各机构和团体都生产出一批社会方言话语，这些话语因社会实践而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话语。在整个社会语言系统中，公共话语的规约意义与社会语义系统保持有机联系，成为社会语义网络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整个语义系统中敞开意义，被说话者和表达者所认可并执行。公共话语的社会语言学层级，往往也和外在的社会层级化相表里。公共话语系统客观上就成为阶层、领域、机构、人群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权力角逐场域。话语权的偏向，话语权的得失导致各种话语博弈。一般而言，人们总是以自己的社会身份为前提选择公共话语，如精英阶层选择“叶公好龙”“东施效颦”，一般百姓会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鸡蛋里挑骨头”等等。但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人们还要选用他者身份的公共话语，比如精英阶层选择网络流行语、政治家选择里巷歌谣等，这种不合社会身份的话语越位，其语用需求可以归结为亲和、亲近的需要;但从话语实践中的博弈来看，其实这都是为了在话语角逐获得更多话语资源。掌握了他者的话语，意味着在和他者对话中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因而，公共话语中被遮蔽的不仅有认知和意识形态内容，还有社会的隐性或显性分层，以及伴随这些分层而产生的各种话语不平等和话语失衡。由公共话语规约意义而产生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实质是公众对权力的默认与服从，这明显是受话语权力的支配。而知识阶层或精英阶层在各种公共话语资源之间进行游刃有余的语码转换，这种对语言的娴熟操纵本领看似拥有较强语言能力，实质是话语主体的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的语言意义就是:在一定关联语境下，精英阶层和公众之间通过公共话语形成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和行为，公共话语通过特定修辞形式表达来达到一种意义、价值和秩序的建构，这种建构形成软性意识形态，和刚性意识形态一样，在语言上起着规范、引导或影响公众的认知选择、思维运作与价值评估的作用。

公共话语的规约意义具有隐蔽性，它在貌似客观的逻辑推理和价值判断中遮蔽了话语形式背后所隐藏的理性缺失和文化保守。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话语主体正好可以反击公共话语的某些逻辑漏洞、判断失误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不合理处，这种对规约意义的反击形成“反义位”，带来新的话语解读意义，具有防范因规约意义的遮蔽而带来的认知盲区，是话语的再生产与再分配;而从话语实践来看，这又是一次话语权力的角逐。通过反击，揭示话语背后的种种不合理处，提高话语主体的话语能量，从而增强言说主动性，获得话语支配权。这种通过智慧和批判精神而获得的话语权，因其具有反思性。在解构规约意义的同时，建立公共话语的另一种含意:反义位，因而具有较强的话语竞争力。

五、批判性解读公共话语需要培养接受主体的反思能力

公共话语的敞开与遮蔽，与修辞活动中接受主体的能动性息息相关。话语的敞开与遮蔽，不是作为话语修辞文本的客观存在，也不是修辞表达主体的主观构想，而是公共话语表面的修辞形式和内部意义与接受主体的特定认知模式和思维习惯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要达到去蔽效果，必须加强接受主体的修辞教育。现有修辞教育侧重于培养适应题旨情境的表达主体，对接受主体的接受能力、修辞辨认与修辞批评的教育着力不够。一般公众在接受公共话语时，处于被动思考或零思考状态，自我意识丧失，理性认知不够。公共话语的修辞具有敞开和遮蔽的双重属性，要求在修辞教育中，在大力培养表达能力的基础上，也要重视训练话语主体的接受修辞能力，教育接受者以辩证、批判的眼光看待周围的语言现象，培养主体意识和反思勇气，主动获取话语权或者改善不利的话语交际境遇。日本修辞学家佐藤信夫有言曰:所谓语言就是自己内部的他者。［14］既然语言是一个“他者”，对这个“他者”就应该秉持理性警觉和怀疑，对公共话语的规约意义进行辩证分析。修辞是用话语表意的实践行为，对修辞话语接受不能囫囵吞枣。必须通过对公共话语修辞所敞开的规约意义进行理性反思和辩证分析，对修辞话语的历史语境进行深入解剖，这样才能揭示规约意义背后所遮蔽的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意识形态内容，使语言的遮蔽得以澄明、人的意义得以展现，有利于人们深刻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这是修辞教育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伽达默尔认为，读解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对于所有话语来说，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15］所谓理解，就是接受主体的能动解读。话语只有通过接受主体的能动解读，不断被重新赋义，公共话语的文化张力才能够得到越来越丰富的呈现。谭学纯先生提出，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16］揭示出人类在表达层面的先验性，但他忽略了人类在接受修辞话语时的主观能动性。公共话语修辞的敞开与遮蔽，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修辞主宰着人，修辞模塑着人。因而，完整的修辞教育就要注重培养人的修辞接受本领，提高修辞分析的反思意识和历史深度。通过对公共话语修辞的反思，发现既有规约意义的修辞企图，发觉话语背后隐藏的不合人性与乖谬之处，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如此，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公共话语与人产生良性互动，接受者的主体世界得到某种校正，话语交际地位得到改善，精神结构得到优化，语言的意义也能得到新的积累和发现，语言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获得双赢。

六、批判性解读公共话语需要话语分析和文化研究相结合

公共话语的规约意义，具有渐进的积累特性，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认知心理和价值观念等各种意识形态成分比较复杂。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这些规约意义进行批判解读，必须要把话语分析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规约意义的产生，是表达主体的个体主观性和一定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又裹挟许多其它意识形态痕迹。比如“邻家女孩”这个成语，最初在宋玉赋作中生成，本意是表达女人坐怀不乱。［17］但在后世接受者眼里，它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最后，“邻家女孩”成为稚气、天真、纯朴的象征符号。表达主体的认知行为无法脱离来自社会、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同样，接受主体对公共话语进行重新解读，也不能完全置公共经验于不顾，要适度超越公共经验，从文化批判的体验角度，突破规约意义的遮蔽，走向新的文化认知。这是以新的文化破除一种旧的文化的封锁。特别是当这种规约意义的力量特别强大时，对规约意义的批判解读，摆脱了语言既有意义的强势制约，往往会刺激社会的神经末梢，驱动社会对规约意义予以重新选择和定义。这时候，文化批判的意义更为重大。还拿浙江的高考作文题来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这是对为人和为官的基本要求，一般人也都能做到，具有较大普遍性。但不适用于所有公众和干部。正如作品的高雅并不能证明作者的淡泊，在当下社会转型期，某些官员的高调反腐与实际作风的背离尤其严重，群众斥之为双面人。元问好《论诗绝句》指出的“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提醒我们要关注和警惕说出来的话语和行动是否一致。习总书记在全党提出“三严三实”，最终都是要求人们保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高洁的品行和人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如其人”以及“心画心声总失真”这两句话语修辞，其敞开和遮蔽的意义结合起来看，对当下社会都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

施旭先生一贯倡导话语的分析和文化的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理念，就是既看到了单纯话语分析的精细性和客观性，也看到了文化研究的深刻性和宏观性，因而主张话语研究要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致力于文化话语的研究之路。［18］就多数公共话语而言，话语能指形式背后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的结构缘起于汉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制约。通过话语分析和批判认知，可以一探公共话语背后民族深层心理与认知活动规律，进而探索和总结话语分析的文化维度，从中考察话语与文化交织共存的某种语言规律和文化症候。所以，话语分析不能脱离文化层面的解释，文化研究也不能缺少精致的语言分析。这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导向和语言学研究中的话语分析两者结合的机缘和挑战。只有二者结合，文化研究才不会落空，话语分析也就具有了历史深度和切实的社会建设意义。

利科曾说，“修辞的敞开与遮蔽”这个话题还没有人作系统研究。［19］其实我国学者谭学纯已察觉到修辞话语的敞开与遮蔽。他以“关公门前耍大刀”为例，对公共话语中的修辞遮蔽做了激情四溢的理论思辨，启人心智。［6］43可惜由于论著主题所囿，谭先生没有展开。上文所论，就是在谭先生基础上做的一点探索。从上述对公共话语的批判性解读中，可以领悟到:公共话语规约意义的敞开和遮蔽是对立统一的。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不断敞开又不断去蔽，去蔽之后在新的敞开基础上又产生新的遮蔽，于是人们又要去除遮蔽，敞开新的意义。人类社会就这样在不断敞开和不断去蔽中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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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al Discourse Between the Opening and Blocking: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Meaning of Public Discourse

GAO Zhim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gyang 441053，China)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densed opinion of the rhetorical implicative，serving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ies concerned with the public discourse．Public discourse opens some conventionalmeaning through specific forms of rhetoric，but also disclosesmany flaws about logics and hides certain social power relations．It is significant to giv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anti－sense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human developmentand the competition of discourse power．We should adopt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to appreciate the historical profundity and significan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with the ability to reflect and to criticize based on some cultural studies．

Public discourse;Rhetoric;Conventionalmeaning;Criticalness

H05

:A

2095－4476(2015)07－0054－06

(责任编辑:倪向阳)

2015－06－18

湖北省重点学科建设立项学科成果;湖北文理学院开放基金项目

高志明(1972—)，男，湖北仙桃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汉语修辞学，话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