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家美，郭建斌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视野下的社会关系分类

肖家美，郭建斌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该群体的良性发展有助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难题。文章综合社会资本分类方法，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分为私人关系、组织关系和制度关系，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具体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三种社会关系现状，提出打破户籍制度壁垒、培育工会等载体、动员社会力量和依靠自身提升等完善路径以供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当中的重要阶层，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的研究局限于社会认同、市民化、择偶困境和自我认同等方面，而从社会资本视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的文章仅局限于初级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市民化和社会认同，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从社会资本视野出发，有助于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问题提供全新的视角，有助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社会认同感以及精神需求，从而进一步缓解城乡居民之间的矛盾，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不断推进农民工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

一、相关理论界定

1．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社会关系的定义

国务院在2010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对特定年龄阶段农民工称呼的词汇。新生代农民工具体是指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并且拥有农村户籍在城镇就业的这样一种群体［1］。新生代农民工在1．5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当中，约占60%的比例，大约有1亿人。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出去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已不存在太多的联系，他们和土地之间的纽带已经断裂。同时，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当前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2］。我们知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群体间的关系、人与国家间的关系。本文借鉴赵立新和特纳的社会资本分类，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当中工作、生活而与社会、企业、政府乃至个人等方面发生的联系的总和。新生代农民工处在社会关系的末端，他们与他人之间、与群体之间、以及制度之间的社会关系存在芥蒂，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状况不容乐观。

2．社会资本及其分类

社会资本这一社会学中的较新名词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最先提出来的，布迪厄将社会资本视为由社会网络或群体的成员所拥有的一种资本形式，并且他认为资本伪装成了三种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的，它是实际上的或潜在上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是对一个相互熟识或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拥有。弗拉普认为，社会资本是与自我有强关系的他人提供的资源，同时也包括被动员的社会资源。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操作化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代表着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二是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3］。简而言之，社会资本就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的资本。

特纳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人们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制度，例如货币制度、法律制度等;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或群体为保障组织成员的社会地位所进行的组织行为;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组织和群体中面对面的社会成员互动。特纳的三种社会资本类型可以被概括为制度资本、组织资本和人际资本［4］。王昕和陆迁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四个方面，并进一步阐明了社会资本的度量方式［5］。赵立新将社会资本分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三类［6］。

二、社会资本维度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现状

社会资本分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三类，分别对应的是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本文参照特纳和赵立新的社会资本分类方法，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分为私人关系、组织关系和制度关系，以下分别介绍新生代农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的现状。

1．私人关系现状

私人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或生活当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私人关系注重的不仅仅是人际行为交往，也包括心理上的接触。在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状态下，新生代农民工私人关系现状表现如下:

一是多处于单身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统计数据显示:约70%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未婚状态，具体来说，1980年到1990年之前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婚比例仅为33．8%，199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婚比例仅为1．6%［7］。这表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个人婚姻问题，这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

二是长期封闭自我。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和流入地社会没有过多的联系，他们当中和当地人经常交往的只占21．6%，不经常交往的占48．6%，此外和周围当地人基本没有交往和完全没有交往分别占10%和19．7%［8］。依据社会资本的性质，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分为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同质性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产生以熟人为主体，主要是靠乡缘、地缘、亲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邻居、亲戚和老乡等构建形成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先赋性和内聚性。同质性社会资本下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人的交往限于业缘关系，除此以外，他们构成一个乡缘、地缘和亲缘为核心的圈子，这是一个情感归属和思乡寄托的圈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具有趋同性，同质性社会资本限制了他们扩大社会关系的途径，这不利于他们扩大社会交际能力。费孝通说过，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务工，建立的也是这种以老乡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这种圈子社会因各种条件的限制而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

三是社会歧视。民工与市民之间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激烈碰撞，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乃至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是成为农民工与市民群体隔阂的重要原因，思想偏见也加剧了群体歧视的程度。第一代农民工处于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地区农民生活比较艰苦，对于城市社会的不公平和歧视往往不得不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农村艰苦生活的体验，有向外、向上拓展的迫切愿望，但城市主流社会的排斥，使他们非自愿地沦为“城市边缘人”［9］。

2．组织关系现状

亨廷顿曾说过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是政治稳定的根基［10］。组织型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整合和协调的功能，它能够将内部松散的个人团结在一起，凝聚力量去实现既定目标，同时能够协调组织内部利益和矛盾。这里讲的组织指企业内部的工会、共青团以及第三部门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类组织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作用巨大。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关系现状不容乐观。从企业环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东南沿海兴起，大部分农民工进入的就是这类企业。这类企业因其成立时间晚、工人素质不高等因素制约，多数缺乏相关组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近年来代表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社会组织数量虽有所增加，但和城市工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媒体播报的大量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事件和安全事故的报道就是很好的明证。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关系现状表现如下:一是工会数量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多集中于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个人独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这类企业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多数缺乏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代表农民工的工会覆盖率低。二是代表新生代农民工利益的第三部门数量较少。组织关系反映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型社会资本储量不够。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面临组织关系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3．制度关系现状

柯仲甲认为制度是一种根本性的社会规范和制约机制，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种强制约束性力量，是代表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博弈均衡后的产物［11］。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制度型社会资本所产生的制度关系的困境根源在于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最初的目的是保障城市供给。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甚至成为了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关系发展的鸿沟。在市场经济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多来自于农村，严格的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向市民转化非常困难，更为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城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方面的二元差异。城乡居民从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存在差距，在现有城市政府地方保护主义的格局下，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城市居民在同等条件下拥有地缘、亲缘所带来的初级社会资本优势，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具备这些社会资本优势，制度型社会资本无形当中构建起一道分割城乡居民交往的鸿沟。

三、社会资本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完善路径

弱势群体这一名词的广泛流行始于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弱势群体不仅仅指一种社会群体，更是一种权力的博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现状的破除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着力，在现有状况下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改变社会关系的不利局面，破茧成蝶。

1．打破户籍制度壁垒，提升制度型社会资本

宏观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的是制度型社会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面临社会关系困境的首要障碍就是户籍制度及其带来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住房等方面的不平等。所以构建制度型社会资本需要政府在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公平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享有劳动就业自由的权利。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全国联网一体的社保制度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随时随地享有公共福利［12］。要推进城市教育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工子女享有就近上学的权利。考虑到农民工的管理十分复杂，涉及到民政、公安、劳动和计生等部门，可以设立一个归口管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务服务平台，集中处理涉及农民工问题的各项事务。在制度逐步完善的同时，政府需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的体制机制创新。

2．培育工会和第三部门等载体，提升组织型社会资本

中观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型社会资本有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弱势群体，需要工会和第三部门等组织解决个人无能力解决的问题。工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公益性组织，能够将新生代农民工凝聚起来，避免他们在和企业交往中处于弱势地位，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三部门兴起于全球社团革命，因其作为一种志愿性、自治性、公益性、民间性和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而备受欢迎，可以弥补政府部门管理和服务的死角，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组织型社会资本水平。

3．动员社会力量和依靠自身提升，提升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

微观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亟待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关系困境体现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城乡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激荡最终归于聚合的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构建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对于提升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作用巨大。城市居民需要学会包容，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牺牲自我、贡献自己的全部，也需要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新生代农民工来到流入地城市，仅仅依托地缘、亲缘导致人际交往中社会资本的缺乏，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帮助。社会要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价值观念、文化差异和生活态度等，可以利用社区、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力量走进农民工用人单位，开展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联谊活动，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帮助他们走出社会关系困境，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善于定位自身，意识到在社会交往中存在的差距。社会是个大熔炉，需要走出去主动和他人沟通，尝试建立自己的社交关系网络。同时通过参加各种职业培训和函授教育等多样化的成人再教育项目，掌握一技之长，提升自身的社会资本存量。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形势依然严峻，这和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直接相关，因此需要大力加强社会资本的重构和组合。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开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乃至个人的努力，不断提高社会资本存量，携手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走出社会关系困境，融入城市社会。

［1］杨志明，汪志洪，韩俊，等．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

［2］宣天．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破解［J］．人民论坛，2012(23):148－149．

［3］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周长城．经济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王昕，陆迁．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6):115－121．

［6］赵立新．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J］．社会主义研究，2006(4):48－51．

［7］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EB/OL］．(2013－3－11)［2015－1－20］．http://www．stats．gov．cn/ ztjc/ztfx/fxbg/201103/t20110310_16148．htm l．

［8］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9］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探索，2007(6):58－62．

［10］钟秋莲．社会资本理论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基于社会组织发展视角［J］．安徽农业科学，2011(33):20736－20738．

［11］柯仲甲．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J］．科教导刊，2012(23):224－226．

［12］郭立场．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的分析与思考［J］．农村经济，2013(6):116－119．

Social Relationship of New Generation of M igrant W orkers: From Perspective of Classification for Social Relationship

XIAO Jiamei，GUO Jianb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0，China)

The new generation ofmigrant workers is the main force for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and their sound development contributes to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modernization．Currently，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workers faces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blending into urban society．It devide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migrantworkers into three types:personal relationship，membership relationship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It hold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out the barrier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to setup labor unions，and tomobilize the social forces to promote different kinds of social capital．

New generation ofmigrantworkers;Social relations;Social capital

D412．7

:A

:2095－4476(2015)07－0046－04

(责任编辑:徐杰)

2015－05－02;

2015－05－30

肖家美(1989—)，男，安徽六安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郭建斌(1992—)，男，河南焦作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