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欧赠序文之比较

2015-03-27金孟秋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4期

关键词：欧阳修韩愈文章

金孟秋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韩欧赠序文之比较

金孟秋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欧阳修赠序文与韩愈赠序文相比较，既一脉相承，又有别出机杼之处。二者在赠序文创作上的不同表现为：文体上，韩愈文中有赠诗，欧阳修的则无；文风上，前者雄直后者平和；思想上，前者复杂矛盾，后者指向单一的易学思想；作者形象塑造上，前者多样化，后者呈现单一性。两者不同的原因主要有时代背景、文学创作理念、赠别对象等方面的不同以及赠序文体发展演变中产生的差异。

赠序文；韩愈；欧阳修

引言

赠序文是古人送别时写给出行者的一种散文形式。它的源头可追溯到西晋傅玄的《赠扶风马钧序》和潘尼的《赠二李郎序》，而它的繁盛时期则是在盛、中唐。尤其经唐代的古文运动领导者韩愈的变革，它的表现范围得到了扩大，后人也就此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集中在韩愈的赠序文与唐代赠序文体关系或者对韩愈赠序文的探讨中，很少将韩愈的赠序文与他人对比。宋代的古文运动领导者欧阳修也有诸多赠序文，与韩愈赠序文相比较，既一脉相承，又有别出机杼之处。

欧阳修的散文创作受韩愈影响颇深，其赠序文对韩愈有明显的承袭。毛庆番《古文学余》中云其诸序皆本昌黎”[1]2171，台湾学者何寄澎在《欧阳修古文作法新探》中也做出“综观欧阳赠序作品……实为欧阳作品中最具韩文格调者”[2]148的评断。这主要表现在艺术手法的相似上：一是善用对比。韩、欧二公常常以此来增强自身观点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是善发议论。韩、欧二公在文中，不拘泥于只言片语，常常通篇议论。三是善于转折。二人赠序文中转折的手法颇多，文中一转再转，不读完全文，无法揣度出赠序目的所在。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突出了赠别人物的形象，增强了文章语言表达的效果，使文章中的思想感情更加凸显。

当然，欧阳修与韩愈的赠序文除了有艺术手法的相似点之外，也有诸多的不同之处，这与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学理念都息息相关。

一、赠序文体演变造成的差异：唐代的依附期和宋代的独立期

韩、欧二公的赠序文体的差别性大于其相似性。韩愈现存的赠序文共三十四篇，其中有赠诗（即诗序合一）的是十六篇；欧阳修为十六篇，全部为单纯赠序，没有赠诗。在说明文体差别的原因之前，首先要解释两位古文写作的大家在数量上的较大差别的原因。这主要与赠序文体的发展背景有关。赠序文源头可追溯到西晋，但其发展与兴盛却是在盛、中唐。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舒仕斌在《游宴序和赠序在唐代的发展轨迹及成因》中有详细的解说①详情见舒仕斌《游宴序和赠序在唐代的发展轨迹及成因》，《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概括而言就是盛、中唐时期节度使的大量设置使得幕府间文人交流的频繁，并在相聚离别中让赠序具备了荐举的社会功能，受赠人往往希望通过赠序文提高自己的声誉，为获取官职添加筹码。大量幕府文人的存在，促进了赠序文的繁荣。而到了宋代，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节度使割据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一举架空节度使的权利，文人于幕府间频繁交往的现象不复存在，再加之宋代科举对于考试者录取范围的扩大和考试内容的变革，文人间不再像唐朝那样常常相互游历拜谒，送别的频率降低，赠序文的功利目的也大大缩小。因此，宋代的赠序文创作虽然依然继续，但创作热度却不如唐代时炽热，这也是韩、欧二人赠序文数量相差的原因所在。

至于二者序文后有无赠诗的情况则代表了赠序文作为一种文体自身发展演变规律的具体体现。赠序文发展到独立的文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赠诗为主体，作为依附状态而存在。它往往是作诗前的一个小小说明，这在晋代就已产生，但在韩愈的赠序文《送张道士序》中仍然存在；第二个阶段是作为众多诗歌的总序而出现，如韩愈的《送湖南李正字序》的结尾是“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愈最故，故又为序云”[3]1183，很明显这篇序是为了作为赠诗的说明而写。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脱离诗歌独立的存在，韩愈的十八篇无诗之赠序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说在韩愈的年代，赠序文的主体地位还处于含混不清的状态，那么进入宋代，其独立的地位是完全的确立起来，在欧阳修的赠序文中就没出现过附诗的现象。也由此可见，一种文体从诞生到最终确立的漫长的演进过程。

二、赠序文风的差异：雄直与平和

韩欧二公赠序文艺术手法上虽颇多相似之处，但二者赠序文所含的“气”却相差甚远。苏洵曾评价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径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而评价欧阳修文章为“纡余委备，往复有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4]281虽是对二者散文的总评，但用在二人的赠序文艺术风格上也是不差的。韩愈之文往往在委婉中散发着不可忽视的雄直之气，欧公之文则常常在感情将要喷薄时走向平和。

韩愈的《送董邵南序》以委婉著称，董邵南将往燕赵，很可能投身藩镇割据之中，而韩愈是不赞成藩镇割据的，因此也是反对董邵南到河北去的。但在文中他并没有直说，而是通过欲抑先扬的手法含蓄的贬低当时的藩镇之地，并以乐毅、高渐离的典故暗示有识之士最终是归顺朝廷。文章之意虽曲折变化，读起来却不乏雄直豪迈。文章的句式长短相间，错落有致，在短短的一百多字中分用“哉”“乎”“邪”“矣”等语气词三问三叹，再贯之以对董邵南怀抱利器而不遇的深切同情和反对分裂割据，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的热烈爱国之情，使文章不失雄壮之气。此外《送李愿归盘谷序》中讽刺与赞美之语都是气势十足，一泻千里，让人读之酣畅爽快。

欧阳修赠序文的情况恰恰相反。庆历二年，曾巩赴礼部进士选而落第，文采斐然而不被用，欧阳修对此相当气愤，在曾巩临别之际写下了《送曾巩秀才序》，在不到四百字的篇幅里表达了对当时考试之法的不满，对有司的讥讽，对曾巩的肯定与爱护和自己得到人才的欣喜等多种思想感情。文章虽然包含多层感情，但读者读之却不会情绪百转，需细细品味方可体会。欧阳修在文章中没有借助句式的错落增强感情的抒发，只是用简练的语言表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对有司的推诿和成法的弊端只以“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5]156两句反问一笔带过，但读之却能感知其对科举弊端之处的深深诘问。文章最后说“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5]157，这一句没有怪癖字，没有疑问或感叹，读来只是平淡的陈述语气，但“吊”与“独”字的运用却将欧阳修对有司的讽刺、为曾巩的不平与得到人才的喜悦自豪的心情充分的表现了出来。另《送梅圣俞归河阳序》中欧阳修表达了他对梅尧臣的极度欣赏和期许之情。孙琮评价为“写得何等贵重”“写得何等荣耀”“写得又何等爱慕”[1]2177，评语足见欧阳修对梅尧臣的推重。但文章总体读之是平易流畅的，用笔平稳，但在字里行间却能感知欧阳修对梅尧臣的知己之情。

进一步探究二者赠序文风差异的原因，可以发现这主要在于二者所持的不同的文学观。韩愈提出要“不平则鸣”，即主张作者要在文章中将内心的不平静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尤其是失意时的悲鸣，所以韩愈的文中总是充溢着充沛的感情；加之在语言上推崇“务去陈言”，讲究语言文句的变化，文章的气势“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纾流不滞”[6]759，雄壮之气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而欧阳修虽然深受韩愈的影响，但在文学观念上他从当时文坛风气的实际出发，摒弃了韩文中雄奇险怪的一面，提出了“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亦明而可行”[1]1861的文学创作方法，追求文章的平易自然，于朴实中说道理，“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余味”[7]276，文章的感情都蕴藉在平易的字句之中。总言之，不同的创作观念对文章风格的影响差异从韩欧二公的赠序文中得以生动的体现。

三、思想上：韩愈思想的复杂性和欧阳修的易学思想

众所周知，韩愈是儒家思想的坚定维护者，是佛老思想的坚决反对者，这一特点在他的名篇《原道》《论佛骨表》中旗帜鲜明地表现出来。在古代，送别之人再相见没有定期，因此韩愈不会错过离别赠言的机会来表明自己的思想立场。如《送浮屠文畅师序》，开篇区分儒墨名行之是非，点明该篇赠序是为了劝文畅弃佛从儒。接下来指出文畅求诸人做诗文，不是为了听众人解读浮屠之说，而是对“吾君臣父子之懿行，文物事为之盛”[3]1073的圣人之道心生羡慕，所以众人应告知其儒家学说。第三段，韩愈告诉文畅正是圣人立才使得众人安居暇食，异于禽兽夷狄，直截了当地说出圣人之道，颂圣人之功,赞扬儒术。在《送廖道士序》中，他更是直接指出郴州地杰而人不灵就在于当地人“迷惑溺没于老佛之学”[3]1095。此外，韩愈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也依据其是否尊崇儒学。如《送殷员外序》中赞扬殷侑，《送区册序》中和区册交好，究其根本都在于殷、区二者对儒家学术的喜爱和推崇。

韩愈尊儒斥佛是不遗余力的，以他一生追求纯正的儒学热情来看，与佛老相关的事物他应该是深恶痛绝的，但仔细阅读其赠序文，会发现他与佛老的关系还是颇为微妙的。韩愈排斥佛学，但并不拒绝与僧人道士交往。《送张道士序》中，他对张道士有文武之才而不见用表达了深深的惋惜之情，没有对其讽刺，而是劝慰他“但当励前操，富贵非公谁”[3]1148。在《送浮屠令纵西游序》中，他夸赞令纵的文章“典而不谀，丽而不淫”，与其交往“乘间致密，促席接膝”[3]3132，甚至到了忘记对方为释氏之子的程度。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本是借高闲学草书之事论书辟佛，但发出了“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3]1154的议论，说佛家宣扬的是把生死看作是一样的，主张把外面的事物忘掉以求内心清净，所以佛教徒对世间一切是无动于心的，表现出其对佛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宋马永卿在《嬾真子》卷二曾说：“尝谓世人但知韩退之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观其《送高闲上人序》云……唐士大夫中裴休最号为奉佛，退之最号为毁佛，两人所得浅深乃相反如此，始深知循名失实，世间如此者多矣”[3]1162韩愈虽极力反佛，但在社会的大思潮下终免不了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也造成了他文章思想矛盾复杂的一面。

欧阳修和韩愈一样也是尊儒反佛的，但在赠序文中并没有借送别来大力抨击佛老，主要是对儒家思想的阐发与宣扬。如《送徐无党南归序》中有关“修身、施事、立言”的“三不朽”立论就是对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之说的进一步阐发，《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也是从儒学的角度对君子、圣人之难进行了阐述。从其赠序文里还可以发现欧阳修对《易经》这部儒学经典尤其偏爱，他共在四篇文章里五次提到周易，且其中的一篇是全文用易象文字写成，而欧阳修的赠序文共十六篇，周易出现的频率已占了四分之一，这在韩愈的赠序文中是不曾出现的。虽然这几篇赠序文不能探得其易学思想全貌，但还是可以管窥一斑的。诸篇序文主要体现了周易中此消彼长、物极必反的思想。具体来说主要是否泰思想。否泰是《周易》里两个卦名。否卦代表天地不相交，万物阻塞，不相通畅。泰卦代表天地相交，万物交通和畅。否泰合在一起表示世道盛衰、人事通塞、运气好坏会相互转化的，所谓否极泰来。在《送方希则序》中，欧阳修安慰三举进士不顺的方希则道“宜其夷然拂衣，师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轻寄物之去来”[8]197，告诉他坏的事情终将过去，好运终将到来，要学习圣者洞察否泰之说。在《送张唐民归青州序》中，对于未顺利举进士的张唐民他依然提出了否泰之说：“此所谓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能通其说，则自古贤胜穷达而祸福，皆可知而不足怪。”[5]168对于事物的相互转化，欧阳修认识的很是透彻。在《送王陶序》中则体现了欧阳修对易象之文的驾驭功力的深厚。这篇文章开头说“六经皆载圣人之道，而《易》著圣人之用”给易经的功能做了一个定位。随后文章说“乾健坤顺，刚柔之大用也……盖刚为阳、为德、为君子，柔为阴、为险、为小人。”即以乾坤二卦代表刚柔比喻君子小人，后以乾坤卦象的消长进退代表君子小人之势强弱变化。通过对乾坤二卦的卜算，卦象最终表明“知阴险小人必可去，然后以壮而决之”，但是在小人步入衰气时，君子仍不能莽撞行事，要循序渐进，“以正、以礼、以说、以和而济之，则功可成”[5]170。而这也正是欧阳修写这篇赠序文的目的所在。王陶是好刚之士，他就做刚说相赠，希望能给他提醒，用意颇深。归有光评价曰：“凡文字引用经传，易失之陈腐。惟欧阳永叔《送王陶序》全用易象默化疏通，而议论亦好。文章似此，方成文章。”[1]2159将陈腐艰涩的说经文说的清晰明白，除了欧阳修的笔力深厚，更在于他对《易经》研究与理解的深入透彻。

四、文中塑造的作者形象：韩愈的多样性与欧阳修的单一性

在送别的场合里，序文的赠者因与受赠者不同的关系而在文中常常表现出不同的形象。具体到韩、欧二者身上，前者的形象是复杂多变的，后者的则趋向单一，除了创作理念的不同，这主要和赠送对象有关。

韩愈的赠文对象中有官员、道士、处士、学子，且同一类对象所处的情况又有所不同。送别的学子有登第还乡的如《送牛堪序》，也有下第落寞而归的如《送齐暤下第序》；有最终归隐的士人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也有最终出山的处士如《送石处士序》，受赠人与韩愈的关系亦是有远有近，这就造成了韩愈形象的多面性。有维护儒学思想的儒者形象，如前文《送廖道士序》《送高闲上人序》中所表现的；有针砭时弊，为民着想，刚正不阿的仁者形象，在《送许郢州序》和《赠崔复州序》中都是借送人之际对许、崔二人所任之地的地方长官于頔性贪政苛予以暗讽，揭示“赋有常而民产无恒”的现象并以此箴规许、崔二人要体恤百姓，不要“民就穷而敛愈急”[3]1060，体现了他厚德爱民之心；有重情重义的朋友形象，如《送湖南李正字序》中对于阔别十三年的老友相聚时追叙往事往事的深情与感慨；在对待后学之辈方面，与欧阳修的温柔敦厚相比，韩愈更像一个严肃的长辈。在《送张童子序》中，张童子十一岁的年纪就通二经，韩愈对张童子的天赋予以肯定，但是针对时人不断的称赞甚至过誉张童子的现象，他在文中语重心长地说：“求益者，非欲速成者……成人之礼，非尽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则童子宜暂息乎其已学者，而勤乎其未学者可也。”[3]1066郑重地告诫张童子学问要循序渐进，对于别人的夸赞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沉迷于现有的成绩而止步不前。这些话听起来虽然严厉，但却是忠言逆耳利于行，韩愈在严肃中并不缺少对后辈的关爱。

相比韩愈，欧阳修作为赠别者的形象就单纯得多。在他的16篇赠序文中，有7篇是写给朋友，另9篇则皆是写给后辈学子的，从中一方面可以感知到欧阳修对待朋友的情真意切，另一方面则是对他奖掖后进的千古伯乐形象的切实认知，总体上是温柔敦厚的赠别形象。他的朋友杨寘怀才不遇，兼有多疾之体，郁郁不得欢，欧阳修为解朋友忧愁，做《送杨寘序》相赠以劝慰。这篇文章是送友人，却不叙友情不道祝愿，而是围绕“琴”，从学琴、琴声、赠琴三方面款款而谈。初读可能不解其意，但读完发现欧阳修写琴说相赠深有其意：一是他通过学琴发现琴声能治忧郁之心，所以写之告诉杨寘，希望琴声能陪伴友人，纾解内心的忧郁，这比一般的祝愿话更切实更贴心；一是暗含伯牙钟子期的典故。欧阳修将对杨寘的关心与祝福都寄予在琴声中，希望离别后的杨寘听到琴声时不要忘记千里之外还有一个朋友在为他牵挂。文章写的是委婉含蓄，“文致曲折，古秀雅淡，言有尽而情味无穷。”[1]2159欧阳修对朋友的真情由此可见一斑。另在《送方希则序》《送梅圣俞归河阳序》中都可见欧阳修对朋友的由衷称赞和祝福。对于送别后进之辈，欧阳修更是不吝指导、赞美和鼓励：如《送陈子履赴绛州翼城序》中，针对年少的陈经心锐气盛的特点，告诫其“学者亦在一明其所趋，而后博其闻，其致思必精，其发辞必易，待其足于中，而后见于外”[8]214；《送廖倚归衡山序》中，对于失意但有才能的廖倚，借衡山的山川秀丽夸赞他是其中的精英，凭他的行径终“不能久蓄于衡山之阿”[8]205，对他予以肯定；再如前文所提的《送曾巩秀才序》《送张唐民归青州序》中都有对后学者的安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