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平

（韶关学院 文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在词学界对于明词的研究起步较晚，直至上世纪末期明代词学才得到关注，近十年来的研究才取得了较多成果。其实，明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是整个词体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特别是明代的词学思想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无论视之为优点还是缺点。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理论批评入手，但明代的词学理论文献在各阶段分布不均，因此以创作实践的考察作为补充便成为一个必要的研究方法，结合作品可使研究内容更加全面，因为某一历史阶段主流作家的创作特点也能侧面反映出当时词坛的基本思想倾向。

明代前期即洪武至成化年间（1368—1487），这一阶段的词体观具有显著的趋俗性。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词体功能观的世俗性。词体的日常应用渐趋普泛，最为突出的就是应酬交际与颂圣应制；一是词体审美观的卑俗性。作品的美学品格渐趋卑下，主要表现为立意的鄙俗庸俗与语言的俚俗谐俗。考察当时词体创作的主流倾向，可见其时词体观念的这种趋俗特征。

一、功能观的世俗性

考察明代前期的词体创作实践，由其作品题材选择的倾向，可见文体功能观念的特点。明前期词的写作题材出现了一个明显倾向，即普泛化。词作的表现内容已经突破传统的言情写志范围，开始涉及到文人广阔的世俗生活领域，词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渐趋广泛。其中最为突出的日常应用有两种：一是应酬交际；一是颂圣应制。

1.应酬交际

在明代前期的词体创作中，题材的普泛化倾向，其表现之一就是应酬交际。明代前期的著名作家瞿佑就是一个典型，用词来应酬交际是他的一个鲜明特点。这类题材的作品在瞿佑的词作中所占比例较大，瞿词存有一百余首，应酬之作即多达四十首左右，约占全部词作的三分之一。这些作品所写的内容，无非芸芸众生的凡事俗愿，世俗气息十分浓厚，或者是祝贺别人升迁、受封之喜，或者是祝贺别人寿诞、得子、嫁娶之喜，或者是日常的答谢、辞谢之辞。以词为礼，满口奉承，创作动机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词俨然成了一种文雅的交际工具。

在这些应酬性的词作中，贺人升迁之作是数量较多的一类。如《满江红·送冯知州满帐词》《满庭芳·送保安州王福同知满帐词》《蝶恋花·代人贺王同知满帐词》等，又如《鹧鸪天·贺张四指挥受官诘》：“彩帐迎恩出御筵，官坊织锦五花全。郁葱佳气生门内，绚烂祥光起日边。 屏轴整，玉函坚，拜擎适宜诵寿堂前。珍藏宝惜加持护，子子孙孙百世传。”相似的还有一类官场赠别之作，如《鹧鸪天·送芮城李主簿运粮毕还任》：“王事勤劳勉宦情，輓轮千里赴劳营。车牛顺便粮无耗，人马平安政有成。 还旧治，望归程，太行山色远相迎。扬鞭遥指云生处，万竈炊烟是芮城。”其中有的连篇累牍，如一题为《送山西泽州阳武县丞赵选部粮毕还任》的作品，分别用《西江月》《鹧鸪天》《阮郎归》《点绛唇》《南歌子》《长相思》《画堂春》《浣溪沙》词牌，写下同题八首，词附小序曰“山西泽州阳武县令赵选，字大用，部运粮储至保安赴卫仓交纳讫事，所属吏民各制旗帐以赠。因予友刘洊咸来请著语，为赋小令八阙授之”。

祝寿之作也是其中数量较多的一类。如《画堂春·寿李嵩指挥》《洞仙歌·寿神策卫张輗指挥》《鹧鸪天·寿锦衣卫张軏指挥》《风入松·十月庆苏麒指挥寿》《沁园春·太师英国公寿诞》《木兰花慢·郑饮长司诞日，适逢任满之期奉贺》等等。在此仅选一首《临江仙·丙申二月寿王理都司》以见一斑：“双燕飞来传好语，佳晨喜近春分。寿星一点照辕门，祥烟生万竃，和气溢千屯。 早见安边功业就，长生永受皇恩。云台画像表元勋，年年当此日，再拜献芳尊。”与之相近似的还有一些贺生子、纳婿的作品，如《画堂春·贺王朝玉得子》：“天宫夜送玉麒麟，门庭佳气纷纶。看来端是掌中珍，璧莹珠纯。 一种春风韵度，十分秋水精神。宜家更祖更宜亲，福寿增新。”又如《阮郎归·贺人纳婿》：“门兰佳气晓葱葱，香生罗绮风。屏开孔雀褥芙蓉，洞房花烛红。 鸳阁内，象床东，赤绳先系踪。共夸贾诩玉为容，冰清如妇翁。”

有的答谢、辞谢之作，其社交意味更为浓厚。如《浪淘沙·东邻许晟镇抚让送地址，作此谢之》：“小屋两间儿，上漏旁倚，寒夜一榻自相依。不是高邻能让畔，无地容锥。 推倒旧藩篱，重打墙围，天光开展日光移。从此吟风并弄月，事事皆宜。”这类作品在题材内容上具有适俗性，富有世俗生活气息与平民风味，是典型的世俗之作。

这些普泛化题材的大量出现，反映出了当时的词人们对词的文体功能的认识颇为开放，开始带有一种鲜明的世俗化色彩。在明代前期词人的意识里面，此前传统的词的文体功能观念被突破，认为词不只是适用于言情写志，还可适用于世俗生活。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是这一时代词学思想的一个新变。

2.颂圣应制

在明代前期的词体创作中，题材选择方面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颂圣应制一类的作品数量可观。在当时的文坛里，有一群位居台阁的重要文人影响巨大，在他们的词体文学创作中，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之作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一类词人的代表人物有杨士奇、杨荣、朱有燉等。他们用词颂皇恩、咏节庆、记祥瑞，现感恩之心，表效忠之意，都是为了阿谀奉承君主，歌颂太平盛世。

他们经常用词来记述恩礼盛事。如在宣德年间，明宣宗曾率尚书学士等十八人游览西苑万岁山，其中的杨士奇就作了一组词来记此事，即《清平乐·赐从游万岁山》词十首。题下有序：“宣德三年，仲春之日，天气清和，风尘不作。皇上万机之暇，驾幸西苑，特召尚书学士皆从，臣士奇与焉。既游万岁山，命就御舟游太液池，以遍历苑囿之胜。群臣俯伏，言陛下宠恩之厚，非愚臣等所宜蒙荷。上指御舟，谕曰：‘以操以济，群卿之力。君臣之义，欣戚是同。’圣谕再三，奖与过分。是日，果茗酒馔之赐，均沐洪赐。皆出天厨之珍。加之赍予之厚，下暨舆皂，遭逢之幸，在古鲜俪。敬赋《清平乐》词十章，以识其事。”在此选录其一以见一斑：“施恩宣化，一统函夷夏。端拱垂衣几务暇，光被普天之下。 簪缨护从游巡，乾坤万物皆新。荡荡太平熙皋，吾皇万岁千春。”

他们也喜欢用词来记述节庆盛典。如杨荣即写有一组记元宵节的作品，这五首《元宵词》分别调寄《瑞鹤仙》《满庭芳》《满庭芳》《醉蓬莱》《应天长》，在此选录其中的一首《满庭芳·元宵词》：“玉殿传宣，金吾弛禁，皇都春意争妍。暝烟初敛，华月吐婵娟。紫陌香尘冉冉，六街上、车马骈阒。争来看，鏊山灯火，晃漾九重天。 圣皇端拱处，千官鹄立，玉笋班联。有歌喉宛转，舞袖蹁跹。清漏迟迟夜永，不妨对、绮席琼筵。嵩呼愿，齐天万寿，同乐太平年。”

他们用词纪咏祥瑞。如朱有燉《一剪梅·咏瑞麦》：“德化雍熙帝降祥，瑞应吾皇，吉兆吾王。嘉麦五穗献明堂，礼乐辉煌，号令昭彰。 万岁千秋福寿长，享福无疆，祝寿遐昌。民安国泰四时康，青简褒扬，玉叶芬芳。”

由此可见，颂圣应制是这些词家作品的主要内容。甚至有的词人，比如所存作品较少的杨荣，所存作品全是如此。在他们手中，词可以写这种内容，这反映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对词体功能的认识，出现了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即词可以用做颂圣应制的文化工具，而不再仅仅是言情的文学体裁。

总之，明代前期，词作题材的普泛化倾向非常显著，应酬交际和歌颂应制的词体作品为数众多，引人瞩目。而这种创作倾向是当时文体观念的一种直接反映，这种词体功能观的世俗性，是这一阶段词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

二、审美观的卑俗性

考察明代前期的词体创作，由其作品的美学品格，可见其时的审美观念。这一阶段词作的俗化倾向颇为显著，品位卑下、情趣浅俗的作品流行于世。其时作品之俗，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立意的鄙俗、庸俗；一是语言的俚俗、谐俗。

1.鄙俗庸俗

明代前期，立意鄙俗、旨趣庸俗的作品数量众多。这些格调低下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词人的词体审美观念的卑俗特征。

这一阶段多有艳情之作，风格鄙俗。瞿佑是一位明代前期的大作家，他的词在当时影响很大，而其作之俗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其作品的审美情趣具有明显俗化倾向，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其思想情感带有严重的趋俗特征。瞿佑的词作常涉艳情，“讲究情动于中而行之于言，无须强求合乎诗教规范”[1]，格调卑下，风格鄙俗。明初文人的生活作风放荡无检，爱好酒色被视为才子雅事。瞿祐就在这样一种文化气氛里成长起来的，他的词也就难免染上一些近邪或者近亵的不雅情调，酒色之作属于常见。正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所言“宗吉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偎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2]。这类作品有的是描写出没于秦楼楚馆的荡子生活，如《醉太平·妓馆》《南乡子·嘉兴客馆听陶氏歌》《念奴娇·悼友人陈耑殁于闽中妓馆》等，这些作品描写饮酒狎妓，篇篇不离花月云雨，趣味恶俗。在此选录其中一首《西江月·妓朱观奴营造求题疏》：“倾国倾城美貌，为云为雨芳年。金沙滩上旧因緣，重到人间示现。 欲构云窗雾阁，奈怪宝钞金钱。诸公有意与周旋，请看桃花好面。”有的是描写日常生活中的鄙俗情事，如《满庭芳·友有遇而不谐，戏为赋此，末句寓其名》,词写一男子见女子求欢未成的情形，其中的环境陈设与人物情态，描写得都极为香艳。至于那首《沁园春·咏鞋杯》就更不用说，满是花尘月地、朝云暮雨，风流心性尽现笔端，读来颇近梁陈宫体，比花间、柳永有过之而无不及，然作者自己却颇为得意。瞿氏作品思想内涵的鄙俗，是普遍存在于他的创作之中的，即使是那些纪行之作，也是在所难免。在此仅举一例，以见其貌，看他这首《一剪梅·舟次横塘书所见》：“水边亭馆傍晴沙，不是村家，恐是仙家。竹枝低亚柳枝斜，红是桃花，白是梨花。 敲门试觅一瓯茶，惊散群鸦，唤出双鸦。临流久立自咨嗟，景又堪夸，人又堪夸。”来到横塘，本是村家，却称仙家；流连叹惋，非因美景，乃因美人。本来是一次令人爽心悦目的水乡之行，却被写成了一个使之想入非非的艳遇，所见皆是风流文人的轻浮心性。

明代前期还多有自适之作，这类作品也与此前传统风貌迥异，格调庸俗。如李祯的《鹊桥仙·自述》：“儒冠相误，虚名相误，衰病又还相误。自怜身世总无成，干枉了青春虚度。 书生曾做，京官曾做，方面也曾亲做。颠来倒去竟如何？只落得一贫如故。”此词是以自怨语气表现牢骚。再如瞿祐的《渔家傲·寿杨复初先生》：“喜来不涉邯郸道，愁来不窜沙门岛。惟有村居闲最好。无事恼，苔阶竹径频频扫。 有酒可斟琴可抱，长年拟看三松倒。臼内灵砂亲自捣。归隐早，朝来未放玄真老。”此词是写自适情态与隐逸情趣。此前文人写这类题材，多追求脱俗之美与超逸之致，而到了明代前期的词人手中，同样的内容却写得风貌大不相同。主题浅薄，情调低俗，所写场景气氛散发出浓郁的庸俗气息，其俗化倾向十分明显。

由上述这些立意鄙俗、庸俗之作，可见当时词人的审美情趣。这种创作倾向是当时词人审美观念趋俗特色的有力反映。

2.俚俗谐俗

明代前期的词体创作，其美学品格之俗，还表现于外在的艺术形式。当时词作的语言，追求俚俗、谐俗的倾向十分严重。这种表达方式也是当时词体审美观念趋俗的一种反映。

这一阶段词作的表达方式简单直露，语言浅白俚俗，节奏平直流利。

例如邱濬的《水龙吟·癸巳初度》：“今朝五十三年，年年岁岁平平过。如斯而已，不须更问，如何则可。自有前程，别无外事，但求诸我。把眼界挣开，肚皮宽放，偃然坐，忙中我。 少日东涂西抹，到如今，要他作么？深知物理，饱谙世味，不过些个。好植深根，更安固蒂，冀成结果。待从今向后，年添一岁，受人拜贺。”这首词作以自慰口吻写颓唐神态，语言俚俗浅切。瞿祐的作品更具代表性，例如他的《水调歌头·乙未初度日自寿》一类。摘句如《桂枝香·秋怀，用前韵六首答杨文卿、顾中道二友》中的“挽鬓自有顽童,画眉岂无娇女”，《桂枝香·初度日用前韵自寿》中的“生辰偶共莱公合，任功名富贵输与。也无一束青绫,也无两行红女”，《谒金门·渔夫曲四首》之一中的“明月清风无一事,不知名与利”“座上乡邻三四,案上殽蔬一二”、之二中的“不愿五花官浩，不爱七弦朝帽”、《谒金门·渔夫曲四首》中的“惧祸忧逸何日了，几人能到老”等等。“平铺直叙而绝少托兴寄意，通俗浅近而不求典雅精深”[1]，这是当时这类作品的普遍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作家非常肆意地使用日常口语入词，这更是加浓了词作的俚俗化色彩。瞿佑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浓厚的口语话色彩，在他的创作中，不是体现于个别词章，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桂枝香·七夕和杨文卿韵》“夜香烧罢，茶瓯饮罢”；《桂枝香·秋怀，用前韵六首答杨文卿、顾中道二友》“幸则幸才名莫数，喜则喜清闲造物曾许”，“才晴又雨，直恁地不容些个余暑”；《千秋岁·辞谢赵尚书等》“形影在，底须添个闲烦恼”；《蝶恋花·题西湖隐居》“结个茅庐，寻个渔樵伴”；《西江月·七夕雨》“略不从容些个人”；《菩萨蛮·得家书》“今年真个归”；《画堂春·贺王朝玉得子》“宜家宜祖更宜亲”；《南柯子·雨后观涨》“今岁涨痕比旧较增些”等等，这种口语在瞿词当中随处可见。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词作语言还有一种谐俗化的倾向。

明代前期有一群学识渊博的作家，写词态度十分随意，视之为文字游戏，如李祯、邱濬、桑悦等人。他们的作品多以自嘲自慰的语气，写颓唐自任的情态，语言诙谐，消遣性强。在此仅举邱濬的两首短章为例，一为《鹧鸪天·己亥初度》，词曰：“老子明年六十齐，百年光景日头西。幸无热病兼寒病，免得花迷更酒迷。 知痛痒，识高低。平生做事不跷蹊。从今好闭雌黄口，再莫人前浪品题。”另一是《清平乐·老去不禁衣重口占》，词曰：“穿衣又重，穿少又寒冻。叠叠层层难举动，觉得浑身疼痛。 两肩压得低垂，一身拥作虚肥。除是无官方好，有官须要穿衣。”这些作品多有科诨成分，俳谐气息浓厚，显示出一种趋向谐俗的审美情趣。至于散见他们词作之中的这种谐俗之语，就更为常见了。摹写生活情味，追求谐谑之趣，是当时词坛的一种风气，这类作品的语言风格，不仅浅俗直白，节奏轻快，还富有谐俗气息。

总之，明代前期词作的表达方式以直接浅白为特色，语言的俚俗、谐俗倾向严重，这种创作倾向也是当时词体审美观念趋俗的一种反映。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明代前期词体创作的主流倾向，可见这一阶段词学思想的时代特征。当时词体的日常应用渐趋普泛，这反映出当时词体功能观的世俗性；当时格调低劣之作流行，这反映出当时词体审美观的卑俗性。明代前期词体观的趋俗性，是这一阶段词学思想的显著特征。

[1]何春环，何尊沛.关于俗词概念的界定[J].学术研究，2007(2)：134-138.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