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形罩》中规训权力的建构与解构

许玲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湖北十堰442000）

摘要：本文试图从福柯规训权力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钟形罩》中性别文化权力的运行机制及主人公埃斯特对父权规训的反抗与颠覆，进一步反映了该小说的主题，揭示作者对女性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钟形罩》；性别文化权力；反抗

一、引言

《钟形罩》是美国著名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被誉为“第一部塞林格风格的女性小说”，讲述了女大学生埃斯特·格林伍德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孤独、迷惘，不断寻找自我却无法突围的幻灭过程。对于《钟形罩》，传统的文学批评多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分析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但该作品的内涵已远远超越这一主题，小说触及到人类社会权力网的运作及个体在这个网络中的生存状态。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解读《钟形罩》，以期更好地理解性别文化机制的规训权力在小说中的女性尤其是女主人公埃斯特·格林伍德的身上如何运作与实施，同时分析处在权力网络中的主人公解构规训权力、实现自我的途径。

二、规训权力的建构

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指出，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在这个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每个人既可能成为权力控制的对象，又可能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

在福柯看来，最能体现规训权力机制的是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2]这是一种“全景畅视监狱”，以中央监控点为中心，权力多方位渗透。每个人在监视目光的控制和监视下，都会逐渐自觉地监视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控。

代表着这种规训权力机制的圆形监狱在《钟形罩》中无处不在。女性囚禁在这样一个透明的全景敞视监狱里，被男权社会的权力和规训机制无情地操控着。小说的标题“钟形罩”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涵义。“钟形罩”的意象在自主人公埃斯特在参观男友巴迪就读的医学院里所见到的钟形玻璃瓶，里面盛放着未出生就已死亡的婴儿标本。这一意象象征着桎梏与死亡，“象征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一种永远被抑制生长、被扭曲的状态”。[3]

二战后的美国，随着参战的士兵返回家乡，美国社会开始鼓吹“传统家庭观念”，呼吁女性要回归家庭，做家中幸福的天使，一心一意相夫教子。虽然很多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但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却是做“健康，美丽，受过教育，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家庭”[4]的幸福主妇。婚姻成为桎梏女性成长发展的牢笼。在《钟形罩》中，埃斯特的母亲，巴迪·维拉德的母亲及邻居渡渡·康威都被囚禁在这个精致的牢笼中。埃斯特的母亲和巴迪的母亲大学毕业后都嫁给了自己的教授，从此在家一心一意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起居。维拉德夫人已家庭生活为荣，每天从早到晚乐此不疲地烹饪、洗涤和打扫；埃斯特的母亲深受婚姻的迫害，为了丈夫的事业不得已放弃自己的理想，丈夫死后又不得不重新走出家门，靠教速记和打字为生；埃斯特的邻居渡渡·康威一口气生了六个孩子，马上又要生第七个孩子。这三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被桎梏在婚姻的牢笼里，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以母性的名义遮蔽、剥夺女性其他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最终使得女性成为一个没有主体性价值的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的工具。”[5]

更为可怕的是，这些身处透明的圆形监狱里的女性们，在自身成为权力控制的对象之后，自觉自愿地开始对他人实施权力，成为父权文化的代言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实施双重标准，男性可以花天酒地、为所欲为，而女性必须为了婚姻保持自己的贞洁，并时时刻刻受到他人的监督。埃斯特周围的这些女性们便自愿成为“权力的眼睛”，去监督年轻女子们的贞洁。埃斯特在纽约《淑女时代》杂志社见习时，入住的酒店是“男人绝对碰不着，偏不了的地方”，一人一个房间，一个挨着一个，住在同一侧的同一层里。而当埃斯特回到波士顿郊区的家中时，她的一言一行都处在监视和干预中。她的邻居奥肯登夫人总是躲在她家的窗帘后面往外窥视，并两次打电话给埃斯特的母亲告状：一次告埃斯特在屋子前面的街灯底下和一个穿蓝色军装的人亲嘴；另一次告埃斯特半裸着身子上床。除了邻居，对埃斯特的监视还来自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严格控制埃斯特的阅读范围，在家里只订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让埃斯特完全接触不到自杀、性犯罪等社会问题。在和男人交往的问题上，埃斯特的母亲无时无刻不提醒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要守住自己的贞洁。她曾经把一位女律师发表的题为《捍卫贞操》的文章剪下寄到埃斯特的学院给她看，用种种理由“说明女孩子除了丈夫之外不可跟任何人上床，而且只能在婚后才能与丈夫同房。”她总是督促埃斯特学一些实用的课程，如速记等，以便“在年轻有为、前程似锦的男人中她会十分走俏”。

除了监视之外，对埃斯特的规训还直接来自父权制的权

力代表——戈登大夫。当埃斯特因写作受挫，内心感到无比压抑，精神面临崩溃之时，精神病一生戈登大夫完全不理会她的讲述，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武断地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实施休克治疗。以戈登大夫为代表的父权规训力量，剥夺了埃斯特的话语权，按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标准为埃斯特开处方，意欲使埃斯特沦为符合父权文化标准的“驯顺的肉体。”

三、规训权力的解构

虽然规训权力的力量无比强大，但“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6]福柯认为，反抗和权力是并存的，“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7]

在《钟形罩》中，面对规训，埃斯特选择了反抗，她以自杀反抗传统的女性角色，用颠覆传统贞操观和解构母性神话来挑战父权文化。

首先，埃斯特以自杀反抗传统的女性角色。在公埃斯特看来，充斥在她周围的传统女性就像“某个与世隔绝的专职国度里的一个奴隶，麻木不仁，任人使唤。”而她，一个想要追求与男性平等的女性却被视为异类，并被精神病医生戈登大夫蛮横专制地实施休克治疗。她害怕有一天自己会被根数以百计的和她一样的人挤在地窖的一只大笼子里。她知道控制她的力量藏在“更深、更隐秘的什么地方，实在是难以企及”。当她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她不惜毁坏自己的生命去维护生命的尊严。埃斯特的自杀揭示了规训机制的死亡本质。虽然她的反抗是微不足道的，但她以一个弱势群体的方式去反抗强大的规训力量，拒绝接受父权社会赋予她的女性角色。

其次，埃斯特的反抗体现在她对传统贞操观的颠覆。在埃斯特病情好转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安装子宫帽。当她爬上检查台时，她感到自己正爬向自由，她不在担心自己因为跟别人发生了关系就非得嫁人。她要做自己的女人。通过安装子宫帽，埃斯特成功解构了传统贞洁观对她的束缚。之后埃斯特用主动失贞去冲破父权制规定的条条框框。她的第一个男人是她在在图书馆的台阶上随意找的一个收入丰厚的数学教授欧文。埃斯特借助他来摆脱父权制社会强加给她的贞操观。当欧文问她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时，她冷冷地告诉他永远见不着了。她感到自己不再任人摆布，已经完完全全地自由了。埃斯特以这种方式颠覆了父权制社会下的传统贞操观。

此外，埃斯特的反抗还体现在她对传统母性神话的解构。古往今来，在文学作品中，母爱一直是歌颂的主题。而在《钟形罩》中，在埃斯特看来，母性父权文化规训女性的手段，是限制女性发展的枷锁。当埃斯特和男友巴迪去医院看女人生孩子时，她眼里的产妇“好像只长了个硕大无朋的蜘蛛肚子和两条被脚蹬高高架起的细长而丑陋的腿。”这个产妇的形象是被物化的形象。当产妇发出非人的呻吟声时，她对产妇充满了同情，而旁边的巴迪却告诉她产妇用了一种能忘却痛楚的药，是没有知觉的。由此，她看清了父权文化用生育对女性压制的本质：母性只不过是社会禁闭女性的工具而已。

此外埃斯特眼中的母亲形象也是面目可憎的。埃斯特讨厌母亲，她视母亲的鼾声为“蠢猪叫声般的噪声”，她甚至想“伸手一把抓住发出这鼾声的皮和肉，用双手使劲绞，直到她安静下来。”在医院治疗期间，她不允许母亲去看她，在她生日那天，她当着母亲的面把母亲送给她的玫瑰花扔进之楼里，还冷酷地说：“留在我葬礼上用吧。”传统的慈母形象在埃斯特的眼中荡然无存，对她而言，母亲们是父权文化的帮手，进一步遏制女性的发展。埃斯特母性的审美感知，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母性神话，体现了她对女性自我发展的深刻反思。

综上所述，在《钟形罩》中，作者展示了二战后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控制，但主人公埃斯特没有被规训权力所驯化，而是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去反抗并解构父权文化。正如福柯所说，反抗正是在权力发挥作用的地方形成的。埃斯特的经历表明了女性只有积极反抗男性规训力量才能建构自我的主体身份。

参考文献：

[1]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

[2]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30．

[3]王宇.“钟形罩”中的“战争”[J].译林，2004，（4）：16.

[4]弗里丹，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女性的奥秘[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4.

[5]简姿亚.近代新母性神话的构建：从身体解放到人格独立——以辛亥时期女性媒介为中心的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3，（2）：11.

[6]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58.

[7]包亚明.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M].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