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顾彬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

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诗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其研究领域以文学和思想史为主。顾彬也是中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已发表几百篇学术论文，出版由他撰写、编辑的五十多部学术著作、上百部译著和两种学术期刊，出版八本诗集、两本散文集，三本小说。

酒壶杂忆

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留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

——《圣经》

白酒是白酒，工作是工作，两者不可混淆。这是德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其智慧性很难让人反驳。在我65岁之前，我都一直努力遵守着这句箴言，也颇有成效。

每天早上大约七点半，我便骑着自行车来到波恩大学汉学系。经过六小时的工作后，也就是下午一点半左右，我再次跃上自行车，跨越莱茵河，朝我在波恩郊区名叫霍尔茨拉尔镇的家前进。这期间，酒壶一直乖乖待在我的背包里，从未被拿出来过。因为各式各样的工作，比如编写中国文学史，给学生上课，处理汉学系的行政事务等，都要求我必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多年来，尽管我心中的诗人对酒壶中的甘露颂扬不已，但酒壶依然只起到个摆设的作用。那时，我心中向往的是莱茵河右岸的泊口及七山的峰峦，这两者都能从我当时的办公室看到。每每我驻足窗前，都能感受到它们对我的召唤，特别是有时能看到壮丽的日出，便让我舍不得再回到办公桌。

由于负责共计十册的中国文学史总编写工作，我每天都埋头伏案，全然顾不上偷偷抿一口酒壶里的甘露，以至于它只能空守着寂寞，也不敢哀求我尽快结束它的寂寞。我也没有能说服自己去拧开酒壶放纵饮一回的理由。相反，我像个僧侣一样，严格遵守着喝酒的规则：先是一小杯白酒，接着来一瓶啤酒，然后再饮一杯红酒，必须是这个顺序，而且时间要在晚上十点以后。在我60岁之前是这样，但60之后，我慢慢就不再那么严格遵守了，这是为什么呢？

一

这都要怪一个酒壶。

我第一个可观的酒壶是女诗人翟永明送我的礼物。那是2006年秋天，我在四川大学讲学。有一次与翟永明在成都的一个咖啡馆重聚，她递给我一个圆形的、发着金属光芒的东西，里面是一种名贵的玉酿，外壳上则刻有中国古典诗。虽然我很喜欢酒壶上刻着古诗的意境，可我当时白天一般不喝酒，所以酒壶里的玉酿很久以后才喝完。我思忖着要将酒壶续上新玉酿，最终决定了装二锅头，它沉默而内敛，直到现在都是我的忠实伴侣。

只可惜，这个作为我心灵慰藉的酒壶，在某一天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一位继任者，因为我生活中的伴侣觉得它很危险，故而在未与我商量、也未知会我的情况下悄然将我神圣的酒壶丢进了垃圾桶。

可人一旦安全度过了60岁，成功活到65岁的机率便很大，我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65岁至66岁那年，我是在没有酒壶的陪伴下度过的。我从波恩大学正式退休前，习惯在每天下班后，也就是下午两点左右，在霍尔茨拉尔家中的花园草坪上喝上几杯白酒，为的是借酒浇愁，将我对德国大学改革带给我的失望与无奈并着白酒一起咽下肚。我孩子的母亲对此并没说什么，大概是因为她知道那不过是38度的酒，而且还是德国的38度，实际上可能还没有38度，所以才会不以为意。

但正如《易经》所说，世上万物皆在变。虽然我未真正读懂过《易经》，但我知道，我的酒精生活不会停留在38度，“更上一层楼”用在我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

2011年夏天，我被特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而我曾经的学生，也是我迄今为止辅导过的最成功的中国博士——李雪涛成了我的新上司。他的办公室里摆有一整架的白酒，无论是谁，看到那些玉酿都难免心痒，更别说我了。不过，我从未看见过李同志在他办公室喝酒。有客来访时，他习惯晚上在某个会议室里用白酒款待。至于他是否也想有个酒壶，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他鼻子很灵，每当有人在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某个办公室的角落里拧开白酒瓶时，他从走廊经过都能闻出来。当然，通常开瓶的那个人都是我，而我常饮的二锅头，其味道很容易辨别。

66岁生日，我得到了二号酒壶作为礼物。

它也很可观，不是圆形，而是方形，周身散发出银色的金属光，只是上面未刻有诗歌。那时我在北京，从一个德国朋友手中接过它时，是否满心欢喜呢？当然！因为喝酒的人，只要有酒，便不会再有什么微词。只是，二号酒壶与李同志的灵鼻子有何关系呢？一个酒壶就像一个女人，总喜欢受到追捧与仰慕。我在北外时，每次有客来访，他们都不忘给我带来好白酒。当然，这只是为了表示友好，并不带任何其他目的。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就算只是来打个招呼，他们也不愿意空手而来。我鲜少拒绝他们的友好，而是带着感激之心收下。这可高兴坏了二号酒壶，因为我经常收到我一般不会去买的珍稀玉酿，它们惊人的价格总是让我望而却步。

为何二号酒壶无须哀求，也不会被冷落？为何匆匆灌满的酒壶很快就能见底？这其中原因很多，也都很简单。好的中国白酒喝过后，不会上头，而只会让身心变得更有活力，让伏案的人工作更有效率。

虽然我北外办公室的白酒，其数量与种类均不能与李同志的相比肩，但其中有些却也是极其珍贵的，比如说那被人珍藏了30年，酒精度超过60度的老酒。哪一个早起后只喝了点咖啡、吃了点麦片的人能抵挡住它的诱惑？通常，在男人缩在办公室老老实实充当书的奴隶时，女人便踏着高跟鞋神采飞扬地去商场购物;女人喜与新时代、新潮流为伍，而男人则更愿意与那些逝去的谦谦君子高谈阔论;女人满载而归，兴奋之情难掩眉梢，男人则陷入博大精深的金玉良言中，无法自拔。这是女人和男人分别享有的权利，两者皆无可诟病。

每次我在午餐前喝过白酒，而被李同志发现时，我是否会觉得尴尬呢？答案是一点都不！因为他都会笑吟吟地站在门口，向我打听所喝的是哪种白酒。有时他也会建议我们带上白酒，和其他老师一起去教师餐厅把酒言欢。酒桌上不分谁是德国人，谁是中国人，而只分谁更会喝酒。当然了，我一般都会通过刷牙和使用漱口水来掩盖白酒的味道，但不管我之前是否喝过酒，办公室里总是有一股白酒的味道，让每个苦行僧都很难抵挡住其诱惑，尤其是像我这样每天五点便起床的苦行僧。我总将我的中午与那些习惯晚起的人的黄昏相提并论，我总告诉自己，已经起来工作这么久了，中午喝点白酒，犒劳一下自己，抵御一下疲劳也无可厚非。毕竟我不是在波恩大学，那里博士生成功答辩后，系里都会为其开气泡酒庆祝。可一般不胜酒力的人，喝上那么一小口，便会觉得晕软无力，实在让人失望。

酒壶是为经常出门在外的人准备的，不知它是否喜欢这个宿命呢？虽然我们不能直接问它，可它就像一个忠诚的妻子一样，无处不在。妻子一般都会警告远行的丈夫不要在路上贪杯，但酒壶却一直在感叹生命短暂，一切终究都是徒劳，仿佛它也深深懂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含义。而我下一段故事，则正以此开始。

二

一般来说，我写作的素材都有一定的历史。我习惯在汉语区出差或是旅行的路上写日记，这些日记就是以后写作的素材。但最近一次，我并没有在路上写日记。那是2012年的7月15日下午至7月22日晚上，我在去北京、香港和上海的路上。当时，我耳中不时回响起德国当代哲学家奥杜·马夸尔德那句“生命短暂”的箴言，便决定这次不再记录，而只是思考。

理由是什么呢？北岛在2012年4月8日中风，梁秉钧则在2010年被证实患有肺癌，而张枣已在2010年3月与世长辞。2009年11月，张枣身体不适在北京就医，不料医生告诉他，他最多还能活三个月。回到德国图宾根的家后，他坚持了四个月，但最终还是在2010年3月中旬追随着海子的足迹去了。但张枣的病逝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吗？不是的。他逝世前，已很久没再写诗，而只是惬意地度过每一天，将其良好的德语知识都用到了翻译上。他曾在德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双语诗集，但一直无人问津，直到那个出版社破产，有人在出版社的地下室里无意发现了他的诗集，之后才在波恩的一家书店展出销售，而且卖得也颇好。但卖得更好的无疑是他在中国发表的诗集《春秋来信》，不仅在他死后多次再版，而且每次再版的册数都在上升。难道每个诗人都要在死后才能成功吗？不是的。北岛和梁秉钧就是最好的反例，他们的诗歌早就被给予肯定，从而免于张枣所受的冷遇。

我这次出行是参加每年一次的中德政府对话，地点选在了上海外滩一家豪华酒店。从酒店24楼的房间，我可以看到浦东的夜景。每到黄昏，那些游艇便开始穿梭在黄浦江上。我将此称为“为外国游客上资本主义及现代化建筑补习课”。这是个虚假的世界，其灯光如一个阴晴不定的幽灵在午夜前被熄灭。而我，是否会在灯光熄灭后思念其斑斓色彩呢？是又不是。虽然很美，但它终究与我这颗怀旧的心灵有些格格不入。多年来，忧愁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也最符合我个人气质。

基于种种原因，我答应了参加在上海的这次中德政府对话。虽然我只写过几首关于上海的诗，也在上海多处大学讲学过，但我从未将我在上海期间写的日记拿出来作为素材，其中缘由很难解释。

虽说上海经历了很多历史变迁，许多建筑被拆除，可上海不少地方还是美而惬意的，这座城市也懂得如何保护以前殖民时代留下的遗产。外滩汇丰银行大楼（今为浦发银行总部大楼）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金碧辉煌的大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用木板被隔开，从而得以保存至今，这也可以说是那些“文革”者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一个好处吧。

这次，我既有机会去北京看看我北外办公室的那些白酒，又能去香港看书展，还能在上海的老外滩和新外滩上散散步。当我徘徊在苏州路，眺望维多利亚港，或是欣赏黄浦江美景时，酒壶里的美酒便是我最忠实的伴侣。

我为何要绕道北京呢？难道二锅头真的如此寂寞，如此急需我的抚慰？事实上，对于一个怀旧者来说，还有很多其他东西看起来更落寞，比如说北京西北部的五道口及中关村。在“文革”时期，甚至是那之后的80年代，那里都遍布乡村的痕迹。虽然有很多大学，但那时人们在路上碰到驴的机率比汽车的机率要大得多。如今，中关村已经成了中国的硅谷，五道口则变为了一个摩登的美国式购物中心。

虽然中国并不想让北京的这两个地方变成资本主义的地盘，但民众消费的趋势却令人无法阻挡。那些独生子女一代的人，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在夏日异常清爽的打扮下，手拉着手，信心满满地流连在北京的各大商厦里。她们赋予所购买的物品以生命力，它们不再冷冰冰、死沉沉，而因存在于女人的脑海中变得鲜活。

有时，我会有机会和我最优秀的女学生们一起去商场体验购物的“乐趣”。她们的理由是——我能因此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如此，我依然觉得我一个年过花甲的人，与一群年轻的姑娘穿梭在商场里很别扭。况且商场的布置很美国化，并不是我的品味。而我对那些琳琅满目的饰品、裤子、衬衣、裙子等也并不感冒，我女学生们眼中在见到这些东西时绽放出的光芒，只有在看到好书或远山时，才会在我眼中出现。

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曾经说过，如果你看一个东西看久了，它就会回看你。我是个怀旧派，经常回首过去，所以过去也会想起我。

看着商场里新式的外套大衣，我想起40年前在五道口我穿着蓝棉袄顶着11月寒风前进的情景。现在这种壮举已经不流行了，或许是有了暖气的关系，也可能是汽车尾气导致全球气温升高所致，又抑或是商场的中央空调将寒风中战栗的人们吸引进商场的原因，虽然里面的空气闷得能让人窒息。

如今的北京，蓝天已很少见。不知那里的居民是否也这样认为。那些搭地铁来五道口购物的人，以前肯定没在五道口住过，因为在五道口住过的人，现在都已经不住在五道口了。而像我这样了解五道口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只可惜，没有人向我打听五道口的过去。不过也好，这样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尽情沉湎在大家都不想知道的过去。

40年前的五道口，到处都是黏土、木头、石头搭成的平房，并没有几层之说，暖气也很少见。每年的十月到来年的三月，那里白天几乎都是通过阳光采暖，晚上则烧炕。而在三月及十月间的那几个月里，五道口的农户们便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在附近的田地上耕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论是否刮风下雨，不管是否烈日炎炎。稻谷和玉米在农户的辛勤劳作下慢慢长成，农户们喜不自胜，而当时的我，也是幸福的。

那些位置比较靠前的灰色调平房，构成了当时的集市，类似于现在的市场及购物中心，人们日常的需求都能在那里得到满足。那时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酱油、大蒜及豆腐的味道。

我很少在那买东西，因为我需要的很少。通常我都去那的小吃店吃饭。小吃店极其简陋，只有粗陋的木桌及矮凳，前台摆着油腻腻的凉菜。如果想喝啤酒，也可以喝到，只是那里的啤酒极其稀。冬天的时候，大家都蜷缩在黏黏的过道里，一边吸着鼻涕，一边吃饭，饭菜还时不时会不小心掉到大衣上。夏天，大家则汗流浃背地挤在过道里，使得过道总弥漫着一股异常的气味。不管怎么样，当时吃的虽然简单，但却是非常美味，而且只需花上一元钱就能吃饱。不管是贫寒的学生，还是穷苦的农民，大家都很愿意去享用那里的美食。虽然不会彼此攀谈，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开心。

直到今天，五道口的家常小吃在我的记忆里都很鲜活。每次我去北京，都会问店家有没有酱爆肉之类的菜，只可惜这道只用酱油炒的肉菜，对于今时今日利润至上的餐馆来说，已相当少见，年轻人也觉得这样简单的菜不够时尚。不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幸运地在北外发现了一家小吃店，里面不仅有很多北京老小吃，而且服务员说话的语气也很有“文革”时的味道：“没有！”对于这家小吃店，我是格外地青睐有加，我将其亲切地称为“文革小吃店”，每次我和家人晚上出去吃饭时都只想去这一家。

小吃店的服务员总是让我们自己去拿餐巾纸，过了晚上八点，他们便不愿动了。也许他们脑中想的是：我们的父母在1979年只工作到晚上七点。作为一名工会成员，我很理解他们，所以我也很愿意在晚上八点半时，自己动手将没吃完的晚餐打包带走。虽然服务员经常将菜“啪”的一声放到桌上便算完事，但端上来的东西是如此美味，很快便让我把对服务态度的不满抛诸脑后。说到做菜，我做不出比那更美味的菜肴;而谈起打嗝，我也比不上那个总穿着一身红衣的女服务员。

在如今的北京，很难再听到“没有”这样的答复，因为现在什么都有，而且也不分季节。以前大家都是在冬天才会吃蒙古火锅，但现在夏天吃火锅的人也比比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中国北方（中国南方暂且不提），那些购物中心的冷气让人们在夏天也对火锅兴致浓浓。五道口的商厦也不例外。搭乘电梯来到某个商厦的17楼，便可以看到一个火锅世界。人们可以在那里自行搭配火锅配菜，然后在一张塑料桌上享用。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得承认，那里的火锅是真正的物美价廉。我周围的年轻人都喜欢喝“帝国主义”的饮料，而我却一如既往地打开我的酒壶，享受着里面香醇的二锅头。不过我只能偷偷地喝，因为那里没人喝酒。对于我这样一个在“文革”时期的语言学院（今为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的“帝国主义”出身的人来说，我是最“反帝国主义”的。那时候我除了“没有”二字，也经常听到“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相比于很多人，我是坚强的，至少我在廉价中国白酒对抗昂贵美国可乐的战争中坚持到底了。我从不喝可乐，因为在我看来，它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喝它有悖我的信念。

那真正的火锅呢？它是我的最爱。对我来说，它是聚餐的代名词。在柏林的时候，我经常在天气凉爽时请朋友来我家吃火锅。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北京带回了一个真正的火锅，通常我都是烧煤来点燃它，再加入各种肉菜，然后我们一群人便围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吃得不亦乐乎，一边畅聊着对中国社会的憧憬。那时我们脑海中的中国，不像德国一样事事以钱、以地位为重，而是一个有着真正理想与抱负的国度。只可惜，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我现在还是不要沉迷于怀旧，言归正传地好。如今，大家都不再用烧煤的火锅，而改用电火锅了，我家里的也不例外。北京的火锅店也都采用了电磁炉，火锅底料一般都是提前准备好了的。打开电磁炉，不一会儿，底料开始沸腾，便可将肉、鱼、豆腐、素菜等放进去煮。

火锅的这个转变可能是90年代末发生的。那时韩国料理开始逐渐在中国流行，而韩国料理中的烧烤与火锅很类似，只是韩国的烧烤锅一般都是嵌在餐桌里面，而不是放在餐桌上面。也许真的是韩国料理的普及，让中国的夏天变成冬天，让北京人的季节感消失殆尽。

无论如何，相比于烧煤炭的火锅，新的电火锅更环保、更卫生。吃完火锅后，家里或是火锅店里不再是一股驱之不去的煤炭味。那些受不了煤炭味的人，也不必去吃露天火锅了。另者，我也从没在我的电火锅里发现过蛆，这在我以前用的煤炭火锅里倒是出现过，也许是我当时洗锅的时候不够仔细。当我在煤炭火锅里发现蛆的一刹那，我非常诧异，它是怎么在这可怜的火锅里存活至今的？可它慢慢蠕动的身影，看起来又像是很享受在火锅里的日子。

在今日的中国这个巨大的资本城堡里，人和蛆不会再相遇，而中关村——北京以前的农村，就属于这个资本城堡。我一位人民大学的朋友，坚决要让她女儿领我去中关村的商厦吃地道的火锅。她之前团购了那里的火锅券，所以价格优惠不少。现在中国的美食连锁店都流行团购，通过提供折扣，吸引更多的顾客，以增加营业额。

在人民大学下课后，我便和这位女学生一起去吃火锅。她建议我们乘出租车去，因为中关村的那些豪华商厦已不再有自行车停车位。而我所知道的中关村，都是在自行车车背上认识的。我习惯骑着自行车飞速穿过中关村，去大学上课。那些奢华的商厦让我无所适从，它与我印象中落后的中关村完全不相符。

出租车在一座耀眼的商厦前停住了，这种商厦我也经常在香港和东京见到。我们定了下午一点的位子，故而不需要排队等候。我已经忘了我们是乘电梯上楼还是下楼，但很可能是上楼。虽然外面艳阳高照，那里却有许多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吃得不亦乐乎，仿佛他们需要更高的温度，仿佛1949年的革命之火还不够烈，仿佛还有最后的战役在等着他们去打。那里的火锅不叫火锅，而是用一个“香”字加以修饰，名为香锅。

这个全身散发出奢华气息的摩天中关村，已不是我所喜欢的中关村了。我更喜欢走海淀那条行人不多，而树木又成荫的路，那条有“长征”饭店的路。我就是在那里发现了摆在橱窗里的法国高级定制时装，也在那里细数过日益消失的四合院。我也曾与多位学者在那里吃着烤鸭，聊着中国当代文学，也曾在一间破旧不堪的酒馆里过过夜。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胖男人一整晚都在过道上对着服务员大声嚷嚷，让人不得安宁的情景。

慢着，怀旧客，这些都已经过去了，面对现实吧！今时今日，不管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火锅当然也不例外。你什么都不缺，而你周围的人看起来也很满足，所以你就别沉湎于过去，直面现实吧。你年轻的女学生不会再想听你这些关于老北京的老掉牙的故事了。比起这些，她肯定对那些五花八门的挂历、泰迪熊，还有服饰等更感兴趣。

连锁餐厅的服务员都习惯穿清一色的特制工作服。每天上班前，她们都要先集合，向领班允诺一定会勤快、卫生、热情地服务。在解散前，她们还要高呼一声当日的工作口号。而我们去的火锅店也不例外。服务员都穿着绿色的工作服，头发盘起，并用一朵头花进行修饰。有的收拾桌子，有的上菜，一切都快之又快。我们的菜也很快上桌，有蒜、菌类、牛肉、虾、肉丸等。只是我觉得调味酱不太好，不够辣，于是便让服务员给我端来最辣的调味酱，其辣劲足以让每个不胜辣力的人叫苦连天，不过我一点都没事，这还得多亏维也纳菜系对我的训练，我从小就喜欢吃匈牙利辣味红烧牛肉。说到这，我又有了回想过去的理由。我记得有一次在长沙，因为觉得桌上的香辣鳗鱼特别好吃，于是便一直只吃那一道菜，完全不顾桌上其他美味佳肴的感受。我最好还是沉默吧。吧台上有新鲜扎啤，就算得自己动手去倒，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邻座的都是些打扮靓丽的年轻姑娘，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但我忍住了，我不想被人误会。这里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漂亮姑娘来购物呢？奢华与青春、妩媚与妖娆又有什么关系呢？“文革”的时候，中国男女之间的区别被极度的缩小化。女人们要是稍一打扮，便会被大众唾弃。难道我当时不是也对此津津乐道，认为这能让性别斗争得到彻底解决吗？也许是因为那时的简单思维，那时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之分，所以才会让我有那样的错觉吧。所以，我还是满足吧，毕竟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样骑着自行车穿过田地，而可以直接从商厦的底楼迈入地铁，方便又快捷。

虽说是这样，但我对那大大小小的服饰店及香气宜人的化妆品店却还是觉得陌生。也许它们都是专门为女人、为年轻女人们打造的。她们的口头禅是什么来着？对了，是“金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每个人都知道。”不管是Armani、Boss还是Prada，我要学习的还很多。那位打扮时髦的女学生说：“对，我们无法想象没有LV的生活！我们可不是那些只知道炫富的女人。我们有钱，也有自己的风格。”

像这位女学生一样的中国姑娘在上海也比比皆是。LV曾特意从巴黎运来一架蒸汽机车，这样它的模特便能从舞台上走下蒸汽机车，仿佛只有她们是来自唯一真实的世界。LV所要表达的信息被上海的姑娘们理解了。像我这样的男人早就过气了，新的一代人在创造历史，也在创造我的历史。

每天穿梭在北外及人民大学之间的苏州路，映入我眼球的奢华依旧让我束手无策，我就算念一百遍波恩植物园的钻石草、华灵草及雪花莲也无济于事。我能做的，只是继续翻译那些已经逝去的诗人的作品。

北京，我不能再在你的墓园里徘徊，垂吊那些逝去的岁月。

临近的魏公村修的高架桥，已经改名为公桥。而不远处的红灯区，每到晚上，那些可怜的年轻女子便坐在所谓“发廊”的门前，吸引着来客。一切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算了，我又能干什么呢？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往前走，穿过那些灯红酒绿的发廊，穿过为公桥下面的停车场。为公桥真的是“为公”吗？我很怀疑。不过幸好，那里没有什么流浪汉来打扰我。那些带着可怜的行囊在街头度过黑夜与白天的流浪汉，北京可不缺。

三

香港不像北京那样灰尘遍布，但有害气体却是越来越多。自从那些小企业都移到临近的广东省后，香港的水域便不再如先前般透亮。从大陆飘来的有害气体让香港的空气质量日渐下降，而谁将成为受害者？从大陆飘来的不仅仅是有害气体，也有有害习惯。以前我只见过北京或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在开着空调的车里打盹，而现在香港很多司机也这样做。虽然香港法律对此明文禁止，但收效甚微。

第一眼望去，香港是个很干净的城市，很受大陆人的追捧，不仅是因为香港的壮阔大海与巍峨高山，更多是因为那里的劳斯莱斯、气势恢宏的别墅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每个香港女人在结婚生子前都会被人倾慕、被人追捧，而她所生的孩子从小便可以免费享受医疗、教育，也可以自由发表言论。

原本我是可以在香港开始我退休后的特聘教授生涯的。

那是2011年秋季，我在清水湾作了许多报告，也递交了很多鉴定信后，终于与香港科技大学谈妥了聘任事宜。可谁能料到香港科技大学换了校长后，之前的承诺便不再有效。我发邮件去问，他们居然都不回邮件。后来有一次，我和北岛在维多利亚港吃午饭，聊起此事，他说他和新校长很熟，所以便帮我打电话问了问。原来是他们有了新制度，而我年龄太大，不符合他们的制度。这样一来，我长久以来想在一个环山背海的教室上课的梦想便破灭了。而我现在经常在北京窗户极少、自然光也是稀罕物的四堵墙内上课，我将此称为“波鸿囹圄”，因为我作为大学教师，最先是在波鸿大学授课。那里也是只有空调、灯光及令人窒息的四堵墙。

我们还是不要抱怨，再次踏上去香港的旅程吧。这次，我们是从北京出发。出发的第二天，我从报纸上知道，完全是我运气好才能让我无碍地离开北京。因为七月下旬突降暴雨，北京数小时被困在暴雨之中，不少动物都被淹死了，还有人。整个北京城像是瘫痪了一般，飞机停飞、汽车停驶。我原本应该将此看成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可就算我再不喜欢现代化，在看到无辜的人丧生时还是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当我在新闻上看到那些开着豪车的人在高速路上被淹死，临死前用手机打电话求助高喊“救我出来”时，心中很是为之一震。

可香港离北京很远，无法预料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我像往常一样，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到达了香港。我事先就料到，邀请我来香港的书展举办商不会给我报销在香港的交通费，而事实也证明的确是这样。既然如此，我为何要乘坐那昂贵的机场快线去市区呢？于是，我决定像以前一样，花上几块钱搭巴士。通关后，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往双层巴士的方向走去。

我又可以在摇摇晃晃的巴士车里欣赏我钟爱的大屿山了。我经常去大屿山远足，20世纪70年代时还只能坐船去岛上，可早在十多年前，已经有高架桥、地铁及快线给去大屿山观光、远足及居住的人提供便利。虽然那里的购物商厦也不少，但偏僻而少有人烟的地方还是很多，它们便是像我这样的远足者的乐园。我可以喝山泉里的水，可以在寂寥的沙滩上漫步，忘却一切文明的足迹。

其实坐在巴士里，我是有理由开心的。我即将入住的是维多利亚港的豪华酒店，应该既能看到水，也能望到山。我在我自认为熟悉的那一站下了车，然后两手拖着沉重的行李与来往匆匆的行人挤在狭窄的道路上，上下天桥，最终站在了一排摩天大楼前。我前看看，后看看，觉得哪个都像是我要入住的酒店，但又觉得哪个都不像。我只好求助于一个手上带着袖章，在天桥上给孩子们指路的人。但也许是我不够孩子气，她不知道我要去的是哪里。这有点像在大陆，本地人也变得不再认识自己的城市。我只好再问对面银行的一个印度门卫，他给我指了指方向，说朝那走，大概十分钟便能走到。于是我又拖着行李，消失在了人群中。走进酒店的大厅，迎接我的是一排身穿深色套装的年轻姑娘们，光从她们身上，我便能感觉到这座酒店的代名词是奢华与优雅。

几分钟后，我真能从酒店房间里看到维多利亚港吗？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乘坐轮渡去维多利亚港另一头。可我到达房间后，只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一隅，而且还得坐在床上才能看到。维多利亚港已日渐变小，只有添马舰那一块还算宽阔。对我来说，那里不仅是水和山那么简单。12年前，我曾和梁秉钧在那里谈诗，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帐篷里，周围飞机的轰鸣声很大，我们不得不扯着嗓子说话，以免对方听不清楚。明天我们是不是也得扯着嗓子大声说话呢？不，不会的，香港书展一向都很安静。

那是个星期五，我约好了晚上和两位病着的诗人——北岛及梁秉钧见面。见面的地点是一个名为老北京的餐馆，餐馆虽安静，但在铜锣湾。我不喜欢去那的路，先不说拥挤得不行的地铁，那阵势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绝不过分。好不容易下了地铁，又要与地面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抗争，我感觉自己就像只千足虫一样在地上慢慢蠕动。香港人都喜欢奢华，喜欢速食，而我们更钟情惬意。我先是与梁秉钧在香港曾经很流行的一个小吃店见面。这种小吃店也正慢慢被服装店取代。我们像平常人一样，点了一杯咖啡茶。咖啡茶是一种融合了咖啡、牛奶及茶的饮料，既香浓又不失甜味。梁秉钧曾专门写过一首有名的关于咖啡茶的诗，名为《鸳鸯》。他是此次书展的年度作家，展厅里专门设了一个他作品的展台，讲述他的文学作品、个人资料、照片以及他和其他艺术家一起合作的画。他作品里讲述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几十年前的香港还没有什么鸭舌帽能够掩盖住癌症的痕迹，那时的香港人也都爱喝咖啡茶。

在老北京饭店吃饭时，只有我一个人喝酒，北岛的医生给他下达了禁酒令。像往常一样，老板上的是二锅头，还有一些像酸辣汤一样比较有名的京菜。北岛说，他不能再写作了，至少不能再写什么有难度的作品了，因为这会让他太费神。基于这个缘故，他便用画画和拍照来代替写诗。他看起来很愉悦，也很平静，好像这场病反而让他解下了一个大大的包袱。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将有更多闲暇时间？我将不再有诗歌可译？完全不是，梁秉钧才刚把他的新诗递到我手上。他已不再在岭南大学授课，所以时间很充裕。他利用这段时间，将以前没写完的两本小说写完了，偶尔也会写写诗。而我也不是没事可做，每次出行我都会在路上翻译，这要归功于这个时代不知满足为何物的时代精神。就算我住在一家豪华酒店，我也没有片刻时间去享受它的奢华。其实，只要有电源插座及网线能让我上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住什么样的地方，哪怕是茅屋，都无所谓。我早放弃了早上去享用酒店丰盛的早餐，因为我觉得乘电梯下楼太费时间。每天凌晨醒来，在哪都还没开门时，我随身携带的迷你瑞士咖啡机及维也纳咖啡就已经在陪伴我写诗了。

香港很富有，但香港同时也很吝啬，正应验了一句话“越富越抠”。多年来，我努力传播香港文化，却从未拿过一分钱报酬。谁能想到，亚洲最大的书展——香港书展的举办商，竟然让其年度作家在与各位参展的国际宾客共进午餐时自掏腰包。梁秉钧之前新出了一本书，居然还要请出版社的人吃饭。我从波恩带来了我翻译的德文版梁秉钧诗集《玉与木头》，共有五本，以供书展懂德语的访客翻阅。虽然那五本诗集现已不在香港书展展厅，但肯定还没卖出去，而是被闲置在香港的某个角落。

众所周知，香港的歌德学院对在德语区传播香港文化并没有什么兴趣，以至于没有哪个懂德语的访客关注梁秉钧。我曾问过歌德学院是否愿意和我一起举办一个梁秉钧的朗诵会，虽然梁秉钧是苏黎世大学的荣誉博士，但正如我所料，歌德学院对我的提议没有做出回答。梁秉钧在书展上为午餐买单，我也出了一份。钱不多，可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这难道不是有点小家子气吗？当然，但只是对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来说的。他们不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但文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作家一笔一字写出来，翻译们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

在大陆，不管是多小的城市，举办商都会准备好足够的食物和饮料，而且通常都会有一些报酬。虽说大陆远比不上香港富有，但在这一点上，其姿态明显是更富有的。

当然，我也有足够的理由怀抱一颗感恩之心。我以为朗诵会会像以前一样空空如也，我们这些朗诵的人肯定会比听众的人数多，但我完全估计错了形势。过了好一会，我才察觉到朗诵会大厅摆起了栅栏，上面用中英文双语说明不再接纳更多访客。虽然我那两天并没有看到很多访客，但我可以想象，在高峰期人流量肯定很大。事实上开放日一大早，便有很多人围在入口处等待入场。大陆人都习惯将香港称为文化沙漠。相对于大陆北方，这句话有几分道理。但如果相对于大陆南方，那这句话就完全说不通。

而我们的PK，这是朋友们对梁秉钧的简称，在这个星期六的早上显得很放松。他邀请了许多语种的翻译来朗诵会，我们这些德语、瑞典语、法语、普通话、粤语等翻译都应该分别朗诵所翻译的他的作品。不知香港的听众是否会买账呢？他们会不会在听完第一个德语或瑞典语单词后便起身离开呢？可令人诧异的是，在两个多小时的朗诵会中，并没有人离开，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听到最后。也许大家都已经预料到了我一直都担心的事：这也许是这位汉语区怀抱世界主义的诗人最后一次在公众前亮相。作为诗人，梁秉钧是独一无二的。是他，咏唱着一块千里迢迢从里斯本用船运到北京的地毯，只是为了一博当时皇帝的欢心，可不料地毯运到中国后却被娥蛹蛀坏了。如今会有谁一边遥诵着这首诗，一边感叹着世事无常？

四

在中国古代，文人们去看美人，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他们形象地将此称为看花。如果美人不愿现身，文人们便会想方设法引其露面。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诗人杜牧据说有一次为了将湖州最有名的美人引出来，特意让人在河床上搭戏台子唱戏，最终抱得美人归。不过传说归传说，事情真相也许大相径庭。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当今的中国，我们依旧可以去看美人。如今的美人不像古代美人那样害羞，她们很愿意让人观赏。只是现在，上演好戏的不再是男人，而是美人们了。

我们还是回归正题吧。我登上了香港飞往上海的飞机。下飞机后，我再次拖着沉重的行李穿过天桥与过道，来到了事先问好的巴士站。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机场巴士竟然真的停下来等我这唯一的乘客上车。我上车后，拧开了酒壶，这就是我的早餐了。酒壶是我沉默的随行者，有时它会很伤心，因为我并不总是偏爱它。为了省事，有时我也宁愿就着100毫升的56度小瓶二锅头直接喝，而不必倒到酒壶里再喝。花上几块钱，就能买上一小瓶二锅头来陪伴我的旅途。它体积小，不占地方，我既可以把它放到背包里，也可以将其放进裤兜里，喝起来也非常方便。

但早上十点就开喝，是不是有点太早了？一点都不，因为对像我这样已经不再年轻，不再需要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工作的人，已经不早了。我一边抿着酒，一边想起民国时，人们都习惯将店小二和小瓶二锅头都简称为“小二”，真是一语双关。

我在上海这座城市干什么呢？我虽然写过一两首关于上海的诗，但我从未写过与上海有关的散文。这也许是因为上海和北京一样，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时代的洪流让上海那些年代久远的弄堂慢慢消失殆尽，整个世界都在对资本主义俯首称臣。

我们在上海的中德政府对话上讨论了什么是幸福，讨论了中德两国人的理解。中国人到现在还是将我们统一称为西方人，而我们却并不将中国人称为东方人，因为如果这样，日本人、韩国人情何以堪？中国人总是抱怨是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才使中国社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难道中国人自己就没有责任，不需要反思吗？我们虽然被批评为对中国不够开明，德国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负面等，但我们并未因此而被激怒，而只是冷静地指出我们在过去近四百年里，对传播中国哲学及文学所做的努力。中方说就算是没有宗教信仰，经济增长、爱国主义也能增强幸福感。而其实我们这些“西方人”对幸福的理解，与中国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幸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责任比幸福更重要，生活并不总是美满，这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康德和我们的黑格尔教会我们的。

除了几位年轻女士外，参加中德政府对话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男士。除了我之外，他们都属于政治或经济的高层人士。对话是在外滩的五星凯越酒店举行的，白天我们在一楼会谈，晚上酒店在顶层准备了丰盛的宴会。站在宴会厅，可以看到灰色的黄浦江及周围的摩天大楼。我既不向资本主义投降，也不想满脸忧愁地对上海说：你是座冰冷的城市。我们虽然不是朋友，但也不是敌人，我们只是不理解对方，是彼此间隔很远的合作者，也会互相想起对方。不管这里的人有什么宏伟的计划与蓝图，我只是一个想回到过去的怀旧者。对于从德国来的那些政客和经济学家来说，浦东只是一个新的通天塔，一个刻意忘记过去的通天塔。谁是胜利者，早已确定。只是可怜了像我这样的怀旧者，面对着这一切的无奈，我除了满心惆怅，悲今怀古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当我面对浦东的诱惑时，我在想什么呢？要想理解我说的这个诱惑，我们得先上到酒店顶楼的宴会厅。晚上的宴会厅，不管是厅内，还是露台，都是女人的天下，是那些身姿婀娜、长发及肩、穿着黑色礼服、从高脚杯里品尝着红酒的女人们的天下。她们优雅地小口品尝红酒，那姿态分明是在告诉我们，一饮而尽只是那些不解风情的男人的专利，而女人的专利则是优雅。她们有的随意地站在高脚圆桌旁，有的微坐在方桌边，有的惬意地躺在沙发上，也有的在露台上享受着徐徐微风及男人们的仰慕。有时她们身边会有一个静静的护花使者，但有时她们身边陪着的是另一个神秘的美人，这让她们的神秘感更加倍了。原来，奢华与美人是同在的，有奢华的地方，就能找到美人的身影。而我，并不是特意来看花的。第一轮会谈结束后，我们上到顶楼喝东西，当时我并不知道会有这么多美人在场。我不得不承认，她们很赏心悦目，可我不想成为第二个杜牧，于是待了一会后，我便离开了，而且没有再上去。因为那里唱戏的不再是男人，而是女人。女人们很懂得如何诠释她们戏里的角色，一切都在她们的掌握中。而我们作为男人，不能因此恼羞成怒，而只能心平气和地承认我们的失败。

哲学上都说能看是幸福，看到好的、美的、神圣的东西便是最大的幸福。酒店顶楼的那些美人们是否本性善良，我不好判断，但我也不想武断地说她们本性不善良。看着她们，我并没有感到厌烦或不悦，我只是感觉到了美，这就够了。也许神圣的东西离我们并不远。

离开上海，就意味着要离开这些美人，但我们可以追随着美人的足迹，因为她们都是来自附近的苏州或杭州，我们可以在半小时一趟的高铁上遇到她们。

在回德国的前一天，我们也登上了去杭州的高铁，去看看西湖的美景，更多地了解中国。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参观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后，便去西溪湿地，顺便在那用午餐。

我以前独自一人来过西溪湿地，觉得它很无聊，除了水和芦苇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中间有一些小路，但很难认，因为都被树荫给罩住了。可这次，我们并不是走路，而是坐船，并由此了解了一点古人惬意的生活方式。在明清时期，文人们经常来此消暑，并可以在很简单的东西，例如清风、芦苇中找到生活的乐趣。1911年清朝灭亡后，普通的百姓开始搬来这里生活，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住在西溪湿地了。虽然没有什么老房子可以修缮，但这里也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修建了很多复古建筑，只是这些建筑大多是空的。因为很多是餐馆，只能步行或坐船才能达到。而中国人绝大部分不愿意步行，也宁愿省下坐船的钱。

中国人都爱坐，最爱的是坐在钱袋子上。中国人以食为天，一日三餐，顿顿不能少，否则便会坐立不安，而这三餐，要花费四到六小时，剩下的十八到二十小时里，他们不是堵车在路上，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再就是坐在电视机前。如此，中国人便日益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坐着的民族。中国人坐着的时候，不是吃就是说，当然最理想的是边吃边说，坐、吃、说于是构成了中国的三大特征。

我们也尝试着坐在一只平底船硬邦邦的座位上，像强盗一样穿过层层的丛林。据说太平天国的军士曾在这里训练过，训练从万草丛中钻出来。这项艰苦的训练我早在十多年前，已在香港的山林中经历过，实在不太有趣。于是我也像中国人一样，赶紧挑了一个好位子坐了下来。船抛锚后，我们来到了一个仿明建筑的木制餐厅吃午饭。在圆桌上坐下，服务员很快便给我们上了酒。因为四处都是窗，所以不管坐在哪，都能看到外面的光景。我看到的是渔夫，他们用木棒敲打着水面，惊得鱼儿们跳起来，正好被纳入渔夫们早已准备好的渔网之中。不过，渔夫们接着便将这些鱼儿放生了，因为这只是表演给来参观的年轻人看。对他们来说，这些鱼就是他们自己存在的象征。

我们餐桌上的鱼肯定也很想回到水中去，只可惜我们让它们无从选择。而我们呢？很早就学会了抱怨生活的我们，将搭乘晚上的飞机从上海回德国。吃完午饭后，我们回到了外滩的凯越酒店收拾行李。我的行李很想我，可以将其称为“东西的思念”。这些天，我收到了很多白酒当礼物。它们都很想被喝掉，而不想被留在酒店。箱子已经装不下了，必须消灭掉一瓶。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五粮液，带着它来到了老外滩。有人正在修复后的教堂前拍婚纱照，他们选择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风格来装扮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不敢苟同，只是背对着他们，面对着黄浦江，将五粮液灌到我的酒壶和一个塑料瓶中。因为五粮液的瓶子既重，瓶身又宽，拿在手里很不方便，而且很容易被看出我在喝酒。我还是想秘密一点，不受人注意地一口一口将白酒喝下肚。

看着眼前的大片工地，我的心在隐隐作痛。工地的边缘住的是农民工，他们从一个工地移往另一个工地，而那些匆忙建造的房子很多很快就倒塌了。不管是桥、高楼还是门拱，它们都在步杭州雷峰塔的后尘。唯一庆幸的是，如今的美人们不再像在古代，行动受限，她们可以自由地在凯越酒店的顶层露台，观看一场名为“坍塌”的好戏。

我的酒壶很满，它不会去想我北京那装有两升半60度白酒的酒缸，但它会很羡慕八月在《中国日报》上刊登的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酒缸，足足可以装下353升白酒。我的酒壶知道，与之相比，它简直是微乎其微。我能理解酒壶的惆怅。而那个酒缸，则像一块神奇而巨大的磁铁一样，不仅吸引着我，同时也吸引着我最爱的诗人李白。不管是中国的诗仙李白，还是德国的仰慕者我，我们都只有一个愿望，那便是将那个酒缸中的酒一饮而尽。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忘记时代的忧愁。

（朱谅谅 译）

鼠与酒

提起维也纳的Graumanngasse街道，我头一个想到的并不是B酒店。B酒店太老了，60年过去了，它那倒人胃口的模样却丝毫没有改变。我想到的是住在B酒店对面的出租房里的F大叔。我从没见过F大叔工作，成天只见他坐在厨房里，握着小酒杯喝白葡萄酒。据说他在街边的地下室有一间作坊。F大叔每天从中午，甚至从早上就开始喝小酒（我们称之为上午酒），日复一日，直到1968年的3月。

我的M姨妈也住在那座出租房里。M姨妈有一个多普勒（Doppler）仓库。维也纳的多普勒，是一种两公升的瓶子，那时卖十二先令一个。我无从知晓F大叔有没有从这儿弄过酒喝，反正后来我住在维也纳时，是常常从地下室弄酒喝的。光阴冲淡了一切，大叔、姨妈以及地下室都已无处寻觅，只有门前少女笑靥如花依旧。

小酒不醉人，一点也不，在中国也一样。姨妈在出租房里自己酿制李子烧酒，那是1968年夏天，革命已濒临维也纳城下，姨妈给我尝她酿的酒。可惜那时我还不能领会酒之妙味，只是浅尝辄止，喝了口“小酒”。

后来我到了中国也是如此。虽然我有时会尝尝中国的烧酒，但也都是尝尝而已，并不敢多喝。但一个真正的酒灵，不会一直沉默，而是静等我的召唤：小酒，我要小酒。

一

所有的罪犯都会回到作案现场故地重游，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而我也难逃此规律。2012年3月末，我在汕头大学教授完德国当代哲学课程后离开时，把许多物什留在了那里，这样秋末返回时行囊便可轻便许多。这些物品中包括我授课用的初级课本，满族婉约派词人纳兰性德的集子，当然还有一堆从52度到71度不等的白酒。下学期我将开一门叫作20世纪德国神学的新课程，有了这些白酒，我的新课程定会有如神助。

11月末回到汕头，学校工作人员微笑着将我的物品还给我时，我惊呆了。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对待我的可怜家当的。那时，我窗前的紫荆花开得正盛，淡紫色的落英在门前铺了一层，不知在诉说什么秘密。刚经历了北京秋季的寒冷，回到汕头，我又重新穿上了T恤衫。

我不知道老鼠是否喜爱淡紫色的紫荆花，这已然超出了我的鼠类知识范畴。但我发现它们与我有一些共同的爱好：那就是中国的佳酿。可惜它们不大爱好文艺，既没咬过纳兰性德的集子，也没碰过鲍勒诺夫关于“敬畏”的高论。不过，山西名酒十年老白汾看起来有些奇怪，它那豪华的包装上可以辨认出被咬过的痕迹，大概是群鼠像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那样战斗过了吧。只是敌人坚不可摧，老鼠们不得不放弃，只留下咬碎的包装纸壳及片片污迹，如同汕头随处可见的垃圾。有时候，人与鼠之间的差别就是这么小。

在汕头，人与鼠都沦为了失败者，这既让我惊慌，又令我欣喜。至于这失败的原因，就留给那些90年代将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走私和腐败的所谓专家们去回答吧。他们也许会指责帝国主义，从而为自己开脱，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在汕头留下了一些烂尾楼，而这些楼都于1949年后逐渐坍塌朽坏了。

我不知道我能对中国的老鼠寄予何种期望，它们就像中国的革命，已令我大失所望。70年代，中国人说“人定胜天”，然而留下的不过是一片片荒野和废屋。老鼠定能战胜酒瓶，这我倒没听说过，不过可喜的是，它们曾经努力过。即便老白汾包装纸壳及塑料泡沫都被它们成功地咬得稀巴烂，即便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废墟，事物的核心依然丝毫未改变。如果在进化的过程中，老鼠掌握了对付陶瓷和瓶盖的本领，那么我最喜爱的酒瓶现在可能已经沦为鼠冢。

虽然老鼠失败了，但我还是不得不佩服它们，因为它们选中的实在是最美丽的地点和最香醇的美酒。汕头大学位于市郊山中，堪称一片桃花源，尚未因兴建住宅楼而遭到破坏。许多刚富裕起来的人携家带口前来观赏游玩，他们自己大腹便便，领着还没有变成大腹便便的下一代在树下享受闲暇时光，水畔停满了笨拙的轿车和纤瘦的脚踏车。

老鼠们呢？它们每天都有闲暇时光来对付我的酒。它们的选择多了去了：青岛产的71度酒，北京产的56度酒，还有山西产的53度酒。它们总能像专家那样选择精准，像我一样追求卓越，不会为了暖身而喝大众白酒和德国“保护区”产的酒。不知毛泽东是否还敢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样的话？他说的历史是否是像老鼠一样的历史？

显而易见，老鼠喜欢奢侈品，偏爱汾河边出产的昂贵汾酒。对待青岛的白酒，它们顶多只是轻咬几下而已。那二锅头呢？没有哪只自尊自爱的老鼠会喝二锅头的，只有希望亲近中国民众的德国诗人才会去喝它。

现在，我们关于老鼠和53度十年老白汾的故事怎么样了呢？我这个不想变成老鼠的外国人，悄悄地将瓶子里的甘露在一两天内喝下了肚，因为好酒一旦开了瓶，就很容易引来老鼠。老鼠为我指了路，它们告诉我应该先喝什么酒，后喝什么酒。那二锅头上没有半点老鼠咬过的痕迹，可以留到最后喝。

二

现在，我们的故事如何继续？好酒已经喝光，二锅头感到很屈辱！不如将二锅头留给老鼠的后代，兴许它们会一改祖先挑剔的品位，变得更接地气？就这样办吧，我们还有别的故事要讲。我忽然想起汕头大学校门前的两座山来。14年前我初到汕头时，这两座山虽然有被铲的痕迹，但于宽阔田野上轮廓仍然清晰可见，就像我那堆积成山的白酒，虽遭老鼠咬过，但也无伤大雅。然而，挖掘机和炸药专家可比老鼠厉害多了，如今那两座山已完全不复存在，田野也不再是往日的模样。山丘荡然无存，鸟儿无处繁衍。曾经宽阔的平地上已经被开发商建起灰头土脸的建筑，人们驾着车在宽阔的街道上匆忙驶过，不敢有片刻停歇，他们害怕看到路旁成堆的垃圾，害怕自己想到那个问题：以后该怎么办？

至于我，我会为每一座消失的山丘而哭泣。为什么？因为我是反动派？是怀旧者？是无法走进新时代的落后分子？我只想重新问一问戈特弗里德·贝恩和翟永明提过的那个问题：以后怎么办？有一次在麦迪逊，彼尔·倪豪士也曾对我说过：以后怎么办？那是1998年春天，我们驾车去买葡萄酒，一路上经过许多加油站和百货商店，然而最显眼的莫过于田野上一块块矩形的广告牌，由一根根杆子撑着耸入天空。如今你若在中国江南的公路上行驶，就能看到许多这样的广告牌，上面通常是白酒或家具的广告。

是啊，以后怎么办？江山曾经如画，诗人曾争相吟咏。而如今，诗人已被社会淘汰。不要抱怨，我们没钱，也不必为预制板楼的兴建或拆除负责。还有那最悲哀的筒子楼，晾满了衣服，没有窗户，又布满灰尘，一间比一间昏暗。还有那飘满垃圾的水面怎么办？那坍塌的桥梁又怎么办？那里已经很久没有老鼠的踪迹了。

难道这不是老鼠哲学吗？我们从外表无法判断出一个白种人的国籍以及他的母语，因此他就得说英语。而中国人呢？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而用日语或韩语攀谈，那么他会将就装作日本人或韩国人吗？多半不会！他们希望自己宾至如归，希望别人能够包容他们的习惯。他们希望德国的旅馆里有开水，巴伐利亚的餐馆里有中餐。

在汕头，拜仁慕尼黑人尽皆知，这真值得庆幸。顾小彬是我们这个德中混合家庭里唯一一个拜仁慕尼黑的拥护者，这也令我高兴。我快67了，而他即将年满25岁。他已经很久没有踢球了，而我却即将上场踢球，而且是在汕头这座其貌不扬的城市，在几幢破旧的高楼中间的足球场上。我们是汕头大学教师代表队，对手也是一只教师队，来自当地一所体育院校。比赛前见面时，他们正聚在一间杂物间里吸烟，虽然这比喝酒强，但开场哨声响起后，他们竟然在绿茵场上继续吸烟。开球时，有些球员险些摔倒。由于已年过花甲，上半场我就站在场边观战。裁判是我们队的，上半场结束后让对方一名运动员替换了他，以便自己参与比赛。新裁判并不太认真，比赛快要结束时竟然消失了。那时我们四比二领先，没了裁判，比赛逐渐涣散和混乱起来，仿佛突然之间一切规则都失效了，有人竟然用手射门。看来开场前与其吸烟，还不如喝酒？这样，他们至少会去依靠自己的醉意，而不是自己的十指去踢球！

而我呢？我严格按照普鲁士精神踢球。比赛中，看着我的对手们轻易地放弃每一次机会，我惊叹不已。如果他们中有人独自来到了我方球门前，或者我们的球门无人防守，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把球胡乱踢到球门以外的地方。我们究竟应从哲学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难道这是道家无为思想的体现？

我们的对手原本是必胜无疑的。相比之下，我们的球队成功机率甚微，但我们毫不留情地抓住和利用了每一次机会。体育学院的老师们高超的技术不足以使我们屈服。虽说从实力看，他们本可轻易取胜，但他们缺乏一种精神，一种全力拼搏的精神。他们的脑中想的不是足球，而是香烟，他们缺乏纪律，缺乏求胜欲望，缺乏注意力的集中。

可是如果排除我这个普鲁士人，我们不也是一支纯中国队伍吗？这支队伍是如何取胜的？其实，我们的球队只是更加幸运而已。当对方球员烟瘾犯时，我们的队伍也涣散了起来，只是我们比对方涣散得晚和慢一些。比赛结束时，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地练习控球。

三

许多年前我就发现，维也纳的许多餐馆早上八点钟就开门待客了，尤其是那些主要经营酒类，而非提供餐点的餐馆。那时我感到很疑惑，现在我认为已经知道了答案。因为早上八点钟，维也纳的文化，至少维也纳上午酒的文化，就已经开始了。在中世纪，所有人早餐都喝啤酒，包括女人和孩子。啤酒就是一味滋补剂，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当我觉得饿，而又无暇吃饭，或因故要推迟用餐时，我就喝牛奶或是啤酒，只需要一杯就能填饱肚子。我每天早餐都喝啤酒吗？不！八点钟上午酒的文化与我无关。可那些清早坐在迈徳灵的吧台前的人们呢？他们不是在喝咖啡，而是喝八分之一升的葡萄酒。早上一小杯，轻松一整天！我是否也该试试？

维也纳人有时说：我们再喝一杯。这里的“一杯”指的是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升，维也纳人经常说一杯（Glaserl），四分之一升（Vierterl），或者八分之一升（Achterl）来强调杯之小。

这和小酒有什么关系呢？“小酒”因其形容词“小”，就和Vierterl， 或者Achterl的词尾“erl”一样，具备了一种女性化特征。这种特征通常属于妻子们，她们总是像念经一样地唠叨着：少喝酒！可是习惯“喝口小酒”的人已经喝得够少了，太少了！特别是当他学会了用眼睛喝酒之后。

品酒时，人们会举起斟满的酒杯，光线下，好酒会呈现出淡黄的色泽。中国人省去了用鼻子和味蕾检验白酒的过程，这在外国人看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很容易解释。中国的酒杯虽然形状与我们相似，但以鼻孔靠近却是不雅的。而且大家常常一起干杯，于是便没有时间细细品味酒的味道。迄今为止，只有我违反了这一习俗。我习惯用葡萄酒杯喝白酒，这样，酒的清香就能够飘溢四散。我保留了德国的饮酒习惯：先用眼观，再用鼻嗅，随后喝下一大口，感受美妙的液体在口中的片刻停留，用舌头去品味，感受它的流淌，最终再缓缓吞下。

这一缓慢的饮酒法能让人学会品鉴酒的品质。中国好的白酒用泉水，次一点的用自来水酿制。因此，四川烧酒当属上品，而山东烧酒则不那么受欢迎。我在北京的写字桌下放着一个二升半的酒瓶，里面的酒虽然有60度，却无人愿意喝，还不断有客人从济南给我带来新的这种酒。每晚，那些酒似乎都在向我乞求：让我做你的情人吧！这种酒适宜睡前喝，否则就只有绝望的时刻才轮得到喝它了。

四川白酒有一种芳香，其散发出的诱人香气与一个聪明女人并无两样。好酒价亦不菲，四川白酒的价格几乎抵得上一个情妇的价格。要想知道在中国，一个小情妇对一个大老板来说价值几何，可以去读《中国日报》。该报几乎每天都有这种新闻，还附有奇特的照片和故事。这种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故事的男主人公是党员。因为如果男主人公不是党员，那么即便东窗事发，他也不会陷入那般难堪的境地——通常会被开除或降职。在中国，金钱、白酒和女人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三角。中国男人在满足自己最基本生理需求时会拍摄录像，以便事后通过画面再享受一遍臆想的乐趣，还美其名曰是出于对中国女性的尊敬。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隐私就被握在了另一个人的手中。他们忘记了一个互相尊敬的基本准则：不应拍私密照。即便拍了，也不应将其作为勒索或炫耀自己的资本。读读中国媒体的报道，我们会发现，这种出卖是互相的。只要对自己有利，女人有时会出卖男人，男人有时也会出卖女人。

这同中国白酒有什么相通之处吗？难道白酒也会出卖神圣的饮者吗？也许吧。最近有报道称，在中国，酒商在生产白酒时大量使用塑料容器，而这种塑料中含有对男性生殖能力不利的成分，会导致不育。长此以往，没准在全中国日渐蔓延的酒瘾、爱情和腐败的三大问题能得以解决？如果再掺入一些导致阳痿的成分，是否就可以成功摆脱社会的头号难题，而白酒就会成为民族的救星？这还真是一件新鲜事！

一切皆有时，一切皆有规律。在中国，喝酒总是一项群体活动，要么大家一起喝，要么就不喝，一直喝到有人软瘫了倒在地上，被人抬回家为止。酒桌上没有社会等级高低，大学教授与市井百姓毫无两样。酒杯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豪饮于我并不适合，因为我更愿意细细品味一杯好酒。因此，我并不参与“干杯”的活动。然而有时，尤其是在一些由不得“随意”的场合中，也不得不入乡随俗。

最为繁琐的是山东的酒桌规矩。首先，从开席起，主人就必须不停地与到场宾客碰杯，中间只可短暂休息几次，直到第二个人起身轮番碰杯为止。然后，每一个人都要起身，与他人轮番碰杯。如果不使些小作弊，就一定会被灌得晕头转向、不知天南地北。许多女性都向我讲述过她们的父亲倒在地上烂醉如泥、不辨妻儿的情状。

儒家思想在山东影响颇深，所以相应体现在酒桌礼仪上也不足为奇。首先是碰杯。碰杯时，晚辈的酒杯要低于长辈，然而长辈出于礼貌也会将酒杯下压，以示谦卑。如果两个人一直这样下去，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碰到地面，于是双方都会心领神会地停下，将酒一饮而尽。

一切皆有代价，如果谁晚上喝白酒时没有多喝茶或多喝开水，次日醒来就会饱受头晕和胃痛的折磨。然而有时，即便多喝了茶和开水，第二天仍会不自在，那问题也许出在酒身上。可是，如何辨别哪些酒能喝，哪些酒不能喝呢？用老鼠来检验？通过检查酒盒上是否有老鼠的痕迹来判断？可不是每一家酿酒厂和小卖部都愿意养这种小动物。所以，我有时会仔细考量酒的包装和价格，以作出判断。一次，我在汕头大学东门买酒，看到著名的泸州老窖只卖六元钱，就感觉不大对劲。虽然我喝了它，也许并不会像婴儿喝了毒奶粉一样死去，但我为什么要拿自己做实验品呢？我于是在货架上继续寻找，发现了一种著名的四川大曲。大曲的盒子上蒙着一层灰尘，还有片片污渍，瓶子是球形的，特价45元。这价钱在那时已经相当可观，几乎是普通人一个月的薪水，而现在它仅够在小餐馆吃顿饭。这酒大概是80年代出产的，那时恐怕还没有什么是抄袭和仿冒的。就是它，勇敢地买下吧，你不会后悔的！然后，我看到了一只老鼠勇敢地从酒盒里探出脑袋。它的出现说明这酒一定无比可口！它绝不会骗我！这又使我怀旧了吗？或许吧。80年代还不是物欲横流的时代，那是觉醒与变革的时代，是反叛的时代。那么80年代之后呢？

我们是应该沉默，还是应该退隐山中？如果山还在，我们就退隐山中。在那里，我们可以用古老的诗歌蒙蔽自己。过去，人们登高饮酒，缅怀死者，感叹生者。而如今，没有人在山上喝酒了，他们只会留下垃圾，让别人为自己服务。那些贫穷者中最贫穷、年老者中最年老的人穿梭在山中捡拾塑料瓶来卖钱，对其他垃圾却视而不见，仿佛随后会有天使或精灵来使大自然恢复原样。

山下，工人们还在铲挖岩石，那些石块会被用船运到美国。如果有一天，再没有什么可以榨取了，人们就会背井离乡。

（ 鹤立  译）

饮中国白酒之艺术

许多话可以轻易脱口而出，比如“百闻不如一见”。它太过世俗，而我素来不喜俗语，这句话也不例外。譬如福音就不可“见”，而只可“闻”。但这句俗语于我是自愿承担的义务，所以在最近登上去往北京的飞机时，我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就这样，我的课程在法兰克福机场就已经开始。无论带着孩子与否，一旦登上去往北京的飞机，永远会无法幸免地被认出来。这次仅有一本书在手，自然算不上是好的乔装。“你还记得我吗？”我不可避免地听到了这个完全在意料之中的问题，快速理了一遍记忆：“我曾经在博士答辩上考过你，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提问者登上了头等舱，而回答者则走进了经济舱。这个早在数月前就已预定的座位必须一番厮杀才能得到。回答者被要求带着六百马克现金经由香港绕道，但他并不想如此，毕竟岳母在北京大学南门等他，并要跟他一起前去地坛。提问者可以毫无意义地提问，这个层次的生存斗争对他来说实在不值一提。他到经济舱做了一次访问，之后却无法放弃香槟和美食的便利。为了解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真正区别，某人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在那里他了解到，提问者现在已经是德国某著名汽车公司的中国区全权代理人，因此他不仅有乘坐头等舱的权利，而且一个月的所得，德国大学教授需要工作三个月才能挣到。这样的事情只可“闻”而不可“见”。

如今在中国谁信赖自己的眼睛，那他被欺骗的程度就跟相信传闻的人一样。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中国。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喜欢打哑谜，但真相可能更加简单：人人都有面子，并且都要维护面子。而在面子的背后，是混乱的自由。

西方人很晚才能接受以及享受中国白酒。可怕的气味先吓倒了他们，极高的度数更是特殊的挑战。终于喝了第一口之后，这些外国人不知道自己是要硬咽，还是要呕吐，或者干脆倒下。友好的中国人为了安抚他们，说什么“好的中国白酒不会上头，没有刺激，并且会很舒服地顺喉而下”，但也是无济于事。在庆典上喝了一杯茅台后，这个没有喝白酒经验的人也会指责中国宴请者的险恶用心。在这种情况下，眼睛与耳朵都没有用处，而只能听天由命。十年之后，这名固执的禁酒主义者自己将会承认，中国白酒不是酒精饮料，而是精制的中药。但我们应该如何无损健康地饮用这种药剂呢？“干杯”，一饮而尽吗？会这样做的只有野蛮人，无论是来自中原腹地还是四海之远。“干杯”关乎面子。让别人去真正细品酒味，这样的情义只存在于朋友之间;看别人呕吐以资取乐，也只发生在朋友之间。但不应让任何人到这个程度：一句礼貌的“随意”提供了整晚只慢饮一杯的可能性。而中国好酒尤其应该细品其味，因此我们只应该在喝第一杯时名副其实地“干杯”，好感受那种直达脚底的惬意热度。接下来则是懂酒之人的享受。但到底什么是“享受”呢？

中国向来鄙弃奢侈，而倡导节俭。现代对无底限地实现最荒谬愿望的痴心妄想，造就了这样一种人，尽管没能获得通往永生的预定，但他们却能用手机、烤馒头以及他们的女人把现状变成一种折磨。他们脱口说出了贫困学者的秘密，说他如何用一杯酒和五根闲着的手指幻想了一整晚最美味的荤菜。这些人同样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宽袍广袖是为了什么——维护面子。若有人已经喝到极限，但出于礼节又不得不继续干杯，他就可以暗中把杯中物倒入广袖之内。

那么，如今这些并不贫困但依然内敛节俭的学者们又当如何做呢？宽袍广袖已不可得，而空腹饮酒时叫上一道小菜的传统也在“文革”后流失了。答案让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主题，有关眼睛与耳朵的主题。为此我们离开北京，前往安徽黄山。北京大学在那邀请了波恩的汉学家参与一个有关中国美学的讲座。白天，每多提及一次那些大话空话，参与者的脸就会更拉长一点;而到了晚上，这些面孔又异常迅速地重新恢复活力。这也难怪——异乡人如是猜测，毕竟安徽的好酒多如流水。女服务员们往来如飞，能同时斟两瓶酒。但两瓶酒实际上也可能必然会使人诧异。各种责难，包括认为中国学术在四个现代化进程中走向衰退的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异乡人很快就验证了这一点。在某个周三，他感受到一股突如其来的食欲，这恰恰与他平素的习惯相反。他自然不可能怀孕，只不过是有点过低的血压，使得他需要最好的中药。他于是请求来杯好的安徽白酒，但发生的事却让他很尴尬。招待者首先闻了闻酒瓶的味道，然后友好地告诉惊讶的客人，这气味毫无疑问地表示里面的内容是白酒。白酒瓶不装白酒，那里面装的还会是什么？如今看来，四个现代化似乎击败了所有最最滑稽的癫狂。然而就像他在自己的学术实验中所处的境地一样，他这个异乡人被要求尝试一下倒出来的透明液体。他把这个要求看作是医学上的建议，不过，他其实选错了医生。他喝下去的东西，不仅完全没能让他的血压恢复正常，反而留给了他寒冷与乏淡。那是白开水，白酒的姊妹——异乡人喝下去的是水。

在黄山，谁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谁就会被欺骗和出卖。不仅在白酒的事情上，在人和自然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孔老夫子告诉我们，人是精神的存在，因为人有记忆。眼睛和耳朵因此只能有限制地为他效劳。正如北方厨房的“三宝”那样。大蒜、辣椒和白酒也会短暂地给最乏味的菜肴加分，因此一切感官的东西都需要被好好地权衡。以水充酒的会议由此开始。你老了，你没什么可说的，你是多余的——这是老人在西方的日常故事，而这是所有的感官的责任。你老了，你还活着，我给你留面子——这是黄山上的信息，它明白人是群居、有记忆并因此而作为精神的存在。波恩的来客很快也参与其中：最糟糕的报告被最多的白酒冲淡，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惊讶于别人不可思议的酒量。但是谁理解老人的秘密，谁就能够明了他的酒友青春和活力的源泉：水和酒就像刺猬和兔子，所以应该被深藏起来。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是“三重借来的存在”先生最喜欢的句子。这句话源自《周易》，中国是它最钟爱的学生。今天商店里不会再回响不友善的“没有！”的喊声。自从一切物资丰富起来之后，它被另一种并没有友善多少的声音取代——“不知道”。在支持和要求愚昧的时代，永远不要犯诸如向中国人问路或者设想出租车司机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的错误，最好还是用地图和指南针武装好自己，跨上自行车，信赖上帝赐予的双腿。因为谁认为不能相信双眼，谁就让自己远离了一切可能的意外。

没去过黄山，你就不能说自己懂得中国的山。黄山是荒芜而危险的。多年前异乡人听人这么说，但这又是一个兔子和刺猬故事的开始。两辆公车把这额外的负载一直运输到了自然保护区，接下来只能步行或者乘坐缆车继续向前。异乡人及时地决定登山，来自北京和台北的年轻人也兴致勃勃，但正如青年的所有美梦一样，这个梦也随着雨滴的落下而消散了。当地的向导希望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因为攀登太困难，需要太久时间。但是当所需时间开始在三个小时和五个小时之间摇摆不定时，异乡人知道，这里不需要耳闻，而需要眼观。这个额外的小队分开了，大多数人坐下来高兴地等待交通工具，只有极少数人冒雨从那里离开步行上山。这极少数人，包括一个惯于攀登中欧山脉的波恩人，以及两个于书斋长大的北京学者。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在迈出第一步之后就已经开始。像是要摆脱会议期间的沉闷，其中一人渴望很快向上攀登，而另外两人在五分钟之后就已经要求停歇喘气。这时，几个没有负重的挑夫沿着台阶，从山顶下来了，他们向那两人提供了挑人和挑货的服务。他们用挑担和轿子做到的技艺高超，应该是到第二天早上才索取了必需的奖赏。

黄山是个喜怒无常的恋人，如同所有伟大的恋情，这座山要求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而似乎只有极少数人能具有相应的激情，或者愿意这样，否则如何解释缆车的存在？或者更甚之，如何解释人们至今依然坚持不懈开凿直达最陡峭山峰的这数千级台阶？傻瓜们很快地被带到了高处，他们穿着轻便的服装在那里散步，就像在从家里的厨房走进卫生间那样。山不会宽恕他们，它本就是被宠坏的恋人。但这是个独特的故事，没有刺猬能够明白。

兔子被预先宣告说，他在夜幕降临前不可能到达目的地。不管他的同伴怎么说，不久之后，他将站在目的地眺望山谷，欣赏戏弄云朵以及奇幻莫测的岩石，而就在此时，刺猬从他身边飘过，去向高处。几分钟之后，两边都惊讶地发现：你们也已经到了！接下来就开始了自由的毛虫生活。在狭窄的路上，稍稍防着雨，悠闲地喋喋不休着的旅游者们拥挤着走向容易接近的岩石，希望能在那里沐浴在晚霞中，考验自己的英雄气概。投向山谷深渊的目光总会被低垂的云朵截断，只要有一丝半点眩晕，都不可能看到平地。预料之外的人群越来越多，他们轻松地登上悬崖，并被打包成故事。比如飞来石，在女娲鬼斧神工的创造之后，如今壮观地栖息在一个山丘之上，但却愉悦地隐藏于云雾之后。也许是为了不让情侣们看到它来自《红楼梦》的悲剧讯息。很少有人知道从这里去往山上旅馆，西海是从自然界驯化的力量里给与轻率的旅行者们显而易见的虫类生活的临时保护。恰恰相反，大多数人追逐着自己卑微的需求，跌撞着走向餐厅、按摩室、迪厅或者歌厅，好像他们仅离家乡数步之遥。为什么在这里就不可以收买一切，从女人到政客？

第二天，山首先展现出来它宽厚的一面。它用自己的光线给虫子们安上了翅膀，用自己的香气唤醒了他们，再一次把他们放在深渊上方突出的岩石上。很快山上就满是耀眼而淳厚的英雄们，他们每个人都用手里的塑料瓶或是小吃证明了自己相对于自然的优越之处。并不需要全副武装，一条短裤，一件衬衫，一双轻便的鞋子，就足以令人信服地展现中国人的力量。最后异乡人终于即将完成最后的攀登，中午时分山就已经在他的脚下，而在它的最高处隐藏了一个秘密：天上神仙的居所。又一次的，当地的向导认为，同伴们虽然获得了各种帮助，但依然精疲力竭，鉴于此，攀登的行动应该停止了。最后的山峰太高，太危险，时间很紧迫，它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征服的，他说。但是在家时张穗子不是警告过说，头晕眼花的异乡人不可能征服黄山最后最高的危险吗？她不是已经打了必要的预防针吗？但是没人知道的是：“三重借来的存在”先生是跟中国的神仙一起长大的，他们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并开启通往天空的大门。同时，他也做好了最后的牺牲准备，以躲开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并迅速地将这次攀登写入了作品，连半小时都没用，而这里山也应该是宽容的。真的如此吗？在距离峰顶的最后几米，下起了雨。这在意料之中，而所有的装备也都齐全。正当异乡人和他的同伴们迅速地躲进他们的雨具中时，其他穿着单薄夏装的人们开始往岩石之下偎依。只有一部分鲁莽的人还在继续往前冲锋。中国的雨可能跟家乡的雨一样，不过不是夏雨。北京的大事之一就是从一个传统四合院的庭院里密切注意八月的暴雨。这是短期的暴雨，天与地都模糊了界限。那时雷电是绝对的主宰，它们不喜任何渺小的人类，把他们驱赶进最深处的房间，用可怕的喧哗款待大胆的人。为什么在黄山不可以像这样呢？我们本想等一刻钟，等到雨停，结果短短数分钟之后，我们就在最后一道栅栏那捶胸顿足。但黄山不是北京，北京只是一个冷淡的，但绝不无常的恋人。

黄山没有回报等待者的耐心，正好相反：它惩罚了他们;他们忍耐得愈久，就变得愈寒冷，愈犹豫。上山，下山，还是停留更久？没人敢于做出决定，因为最近的山峰是雷电容易袭击的目标。但是像所有相爱的恋人一样，黄山也喜欢愚弄他的人民。天空放晴，游客们继续前行，但马上就被一次雷击告知了他们的卑微，也因此决定了下山，因为没人愿意被击中。我们尚且需要上天给出的讯号。第一个讯号轻柔地靠近了，好像它对异乡人尚有别的安排。同样在山峰的转弯处，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滞留着一群女士，大家一阵齐声尖叫。一道闪电击中了本应防止游客坠落的铁链，甚至在附近的岩石上都能感受到雷击。但是异乡人仍然不肯相信，这个讯号是针对他的。当他怀疑地跟在惊恐的同伴们后面慢吞吞走着的时候，从峰上传来一阵不安的嘈杂声。据说有人严重地被雷击中，大家应该赶快下山，否则有生命危险。其证据是，一个面无血色一动不动的女人被两个男人架着胳膊抬了下来。与跟在他们后面的惊恐的人们一样，这三个人也是雷雨的牺牲品。但他们轻便的夏装应该经过更慎重的考虑。向下的路虽然让所有人逃离了雷击，但他们却被转交给了另一个敌人——水。它跟游客们一样，想寻找最简单最快速的路径。台阶转瞬变成了湍急的河流，而所有匆忙的脚步都好像要被拖入深渊。只有敢于进入水中且有耐心与其斗争的人，才有可能完好无损地到达山下。这时，山表现出了它的嘲弄，戏弄着恐惧的队伍。它掀开面纱，把岩石忽而朝向天空驱赶，忽而朝向悬崖追逐，好像它想要说话一样：你整个坠落吧，我周围没有别的美景，我会包容你，现在，永远。但没人会向黄山承认它这最后的胜利，雨也不会，它不想放弃自己的祭品，而且，它还在寻找着新的祭品，数小时之间伴随左右，一直到最下面。它的声音到了一定的高度，也湮灭了其他的一切——游客的颂歌，载着或重的官员或轻的女士的轿夫的歌声，背着迅速积聚的富裕社会垃圾的挑工的抱怨。

而刺猬呢？他并不信任他的刺，而是信任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则，信任“舒服”与“方便”之神。当兔子踏上黄山的山脚时，他正惬意地睡在舒服的床上。他疲倦的同伴不需要别的解释，很快也伸展四肢躺下了。后世必须澄清，这幸福的神情是因为从门缝温和觑视的黄山，还是因为战胜了浮士德式永不满足的渴求的中国智慧。在此之前，异乡人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激，因为自童年起他就牢记着一句话——没有什么比人更可怕。

提倡，开放，破坏。（意义类似推荐一个旅游的好地方，向旅游者开放，然后让旅游者摧毁这个地方。译者注）异乡人找到了他的老师。但是为何会这么晚？飞往屯溪的前一晚，在黄山的山麓上，他坐在北京西边的田野里，那里可以看见西山的风景。等待他的是颐和园的日落，以及新鲜收获的蔬菜做成的晚餐。他将会与从前一样，旧时老友这样低语。从前，说的是二十年以前，白天本地人宣讲着文革，夜晚旅人享受着没有富裕社会垃圾的完全的农业社会自然的黑暗。事实上，有一些是跟从前一样：不能容纳更多人的简约餐厅，与年轻诗人谈不关金钱往来而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纯粹话题，投向郁郁葱葱一直蔓延到路边的田地的简单一瞥。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旁边按照中式风格重新修葺的铺着跪毯的清真寺，田野上给迁徙的农民临时搭建的暗色小屋，因为出租土地而可以或成为出租车司机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消失的农民。

提倡，开放，破坏。如今异乡人不需要再去回忆改革之前那个安于现状的中国。现在人人都会唱有关环境保护的歌曲。有时震惊地面对被抹平的自然，有时迷惑地面对新住宅区到处飘荡的垃圾。但是异乡人接受得太容易了。尽管他在家会很勤快地收拾他多余的生命的垃圾，这个绿色的点也到了中国。在德国垃圾清扫费用太过昂贵，在中国无论如何都很便宜。

一如从前：到达安徽时也是这样。飞机降落在绿色的田野之间，滑行道上相熟的人等候着乘客，借助街道上驶过的交通工具给谷物脱粒，水牛新耕着焚林开垦后的土地，树林还没散发出塑料袋的味道，平凡生活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在第一批银行大楼辉煌地蔓延的地方，它们还要跟打谷场争夺领地。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短暂的，因为这里没有顾客。顾客被抓住了视线，机场应该借德国人的帮助扩展，即将落成的火车站来年将会迎来第一批人潮。尽管有喧闹的噪音，他也没有采用任何耳部防护，他在山上获得了宁静：仓促坐上的缆车以及人工开凿的阶梯是新时代疏忽大意的失误，为了获取中间的材料，它们非常容易被撼动。只需一阵风，一场暴雨，或者一道闪电，一切都回到了造物的最初，天与地的混沌一团。

至此，兔子与刺猬的故事就结束了，但是眼睛与耳朵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为这个故事需要开两个小时车去往北京的东北。为什么会这么远？两年前，异乡人带着他家族的第三代去征战长城从金山岭到司马台那一段的时候，被带到了相反方向去往古北口的路上。在那之后，相信着一个卖水小贩给的讯息，寄希望于再一次迷路的可能性，他踏上了另一段去往的旅程。第二次的启程也许给他送来了两名旧时的同志。在波恩时，异乡人就已经用一双中国的运动鞋换下了旅游鞋。他没有前往中欧，而是去向东亚。相反的，他的同伴却传统地深信进口的鞋子，深信指南针和望远镜。这两个乡下人在出发之前不得不宣布什么呢？一个发现道路不通，在半途有一个无法越过的障碍在等待着他;另一个鼓吹说，直到古北口长城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行的，只不过没有人想到，在那里会被高度折磨;队伍里的第三个人则判断，这次漫游在20分钟后就会结束，灌木和荆棘知道如何惩罚浮士德式的冲动。也是在这里，——很遗憾——帝国主义的准则是正确的：不要向中国人问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国家！所有的回答都是错误的。尽管在雨披的后面等待着的是丛生的灌木，但是它们的流血攻击只是挡在期盼中的美景前可以接受的障碍。城墙带着这三巨头上上下下，时高，时低，时险峻，时平缓，时行在鹅卵石上，时行在狭窄的废墟间。逼得他们一时膝盖着地，一时手脚并用，或者在危险的狭窄通道一屁股坐倒。但它也总是宽容的，他提供给不知疲倦的人的，是同样提供给傻瓜们的东西：进入瞭望塔内避雨。紫色的花朵，金色的稻田，绿色的松林，这场视觉盛宴在两个小时后虽然确实是结束了，但旅途并未到达终点，而是被军方终止了：军队就驻扎在高处，带着德国牧羊犬监视着山谷。鞋子们希望可以毫发无伤地回家。中国的鞋子最终战胜了中欧的两双鞋子。异乡人出乎意料地得以保持足部的干爽，而他的同行者们则不得不把水从鞋里倒出来，并拧干袜子。

提倡，开放，破坏。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但是也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眼睛和耳朵回到最初，回到简单的事物和古老的问题。这个最深处的北京城距离另一个北京仅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拆迁的起重机想建造一个有快餐店、歌厅和桑拿房的新世界。没有人，也没有东西会被放过。时代需要的是它另一个形象。在紫禁城的一侧，曾经皇帝祭奠祖先的地方，如今国家的主人们在太庙前面的广场上跳着30年前的狂热舞。上千个灯泡被装在了古老的木头建筑上，消遣性地赋予了替代品尖锐的存在感。大街上没人去问老人，城市地图上标示出的三大圣殿在哪里。答案会是廉价的：不知道。在附近的皇家档案馆，只有偶然会相信这是偶然：一个中国档案管理员代表团来参加在北京的第十三届专家会议，他们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他们互相激励着去撬153个古老的箱子，直到有第一个铰链落到地上。这是眼睛和耳朵的真实的故事。

新的北京是权力的北京，它不是人类的北京。只有在大家居住的地方，异乡人才会有家的感觉。在大学南门的附近，他坐在自己一直以来坐的地方，伴着一只北京烤鸭和一瓶北京白酒。如果可以重新振作，那就开始有关死亡之后的灵魂的话题，那就这样结束吧。异乡人没能给出任何回答。这里什么故事都无济于事，无论是眼睛和耳朵的故事，还是兔子和刺猬的故事。这样我们就回到最初：只要谁相信眼睛和耳朵，那他就被欺骗了。这适用于死亡，同样也适用于中国。

（王琼  译）

足球与白酒 

谨以此文纪念海因·班格（1946—2011）

中文里有很多俗语。有一个俗语很有名，说法稍有不同，较为流行的说法是：生在苏州，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德文中有句类似的话，把它译成中文，意外地押韵：好酒，好球。只要一听见它，像我这样的酒徒或是“莽汉”球员就不由得冲动。

一

多年来，我在中国一般只和两三个人小酌，而不是找六七个人豪饮。但这神奇地改变了，我不再愿意在吃饭和思考时，或者在作诗与表达爱情时倒上一大杯烧酒，我现在只想听见我踢出去的球飞进球门的声音。

这个心愿和我前些年的经历有关。2001年秋在山东省会济南，那时我还不到56岁，已学会了一杯接一杯不情愿地喝酒，而之前的我宁可用足球独自去折磨山东大学可怜的球场。那时，我不由得想起中国那些装腔作势的足球球员，他们只是为了在足协里争名夺利，而不是将精力奉献给强大的足球。

一个圆圆的球可以踢来踢去，一个具有欺骗性的组织却不行。如果人们愿意，用技巧就可以让一个充满气的皮球跳起来。不论是用头、大腿还是脚后跟踢，这个圆球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飞，人就是它的主人。而一个组织呢？它像男性干瘪的生殖器一样，气全跑了，在两腿之间没精打采。最智慧的哲人与技术最精湛的球员也像他想要的那样努力，最终得出这样的认识：现在某些事已到尾声，属于不管是短暂的足球还是悠久的组织历史的垃圾堆了。球与组织二者曾经分享并且正在分享同样的激情：最高的理想很快为低廉的日收入牺牲。当一些人在比赛中出卖笃定的胜利，另一些人在日常事务中出卖他们用血汗拼来的乌托邦。这都关乎心爱的钱。足球和组织都视钱为极乐。

钱使人幸福吗？真的幸福吗？在革命两百年后幸福吗？不敛财就可耻吗？人们应该在断头台前问一问这些中国的部长和市长，但这些人很可能还逍遥法外。尽管他们所有的故事听起来既有趣又诙谐：与99号情妇上床让每笔贿赂显得合理。他们喝了酒中之王68度的五粮液之后最后一声叫喊。1949年革命中的革命让之后每一分钱每一粒金变得有价值。我们只能怜悯地希望，当这些领导倒台时，愿意而且能够想起他们每一个睡过的女人。

了解中国的酒政策要提到中国海洋大学，我一开始不是自愿的，但也不像在济南时那样勉强。同一个秋天，天空很高，就像酒精度数那么高。青岛作为德国曾经的殖民地，其产出的烈酒高达70度，而济南的才区区48度。那儿泉水紧缺，古老的东西都被拆毁了。而青岛人被德国人弄得堕落了，虽然德国人在烈酒上只达到乏味的38度，在其他商品等级上也是如此乏味。

青岛的运动场不仅白天人少，晚上人更少，更找不到一家老小悠闲散步经过的身影。也没有人会思考挣钱的最高指示有何意义和目的，比如思考如何吸收百万富翁的加入。迷路的原因大概朴实又简单：到处是庄稼茬儿，灰蒙蒙的一片，找不到地方了。早已铲平的山使我这个来自国外的观察者心痛：从前的蓝与绿被人们长期粗暴地对待，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风沙景象。山谷早已被采伐，只剩下富翁们新建的豪宅。这些房子无动于衷地注视着海面，它们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人们询问居住的人，他们只会沉默。

我们离开，我们留在蓝与绿之间：这些颜色失去了，但谁还知道呢？和尚在古代翻山越岭，但不是从这里，他们从印度取经回来，把它视作异国的宝物。后来中世纪的画面是蓝和绿，绿和蓝。但这些颜色慢慢消失了，不像在青岛那样痛苦，感同身受，通过近代的墨汁，画上黑与灰。中国海洋大学运动场那儿的乒乓球桌灰蒙蒙的，球桌的石头和球网黑不溜秋，难道这就是原因？

年复一年，我没看见过那儿有人打乒乓球。我总是一个人用头、大腿和脚在那儿踢球。常规的授课量对我从不是问题。望一眼当地的电视发射台，我明白这里的足球不适合变革。旧东西真的很难连根除掉。所有自吹自擂的人都失望了。

二

我从最近讲起。还记得2012年3月初，我在汕头的某个山里听见了不同寻常的鸟叫声，我猜不出这种鸟的名字。鸟巢在我窗前，我还听到小鸡小狗的叫声。我看见高大茁壮的树木伸展枝丫，仿佛它们要是倒了，就扶不住天了。我一再询问树名，周围的人却都不知道。雾是它们每天的伴侣。在早晨和夜晚我感到冷，白天在屋子里也觉得冷，因为南部不供暖，没有暖气。但如果我拿着本书在校园里漫步，以此取暖，不一会就会流汗。

潮州菜不放蒜、姜，也没有多少酱油和辣椒，一切都那么清淡，那么原汁原味。人们喜欢食物的原味。然而这个地方也不是无瑕的，每天都有着同样的噪音。我要想听从球场传来的声音，就不能离开这个房子。我听见从清早到晚上球撞地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听起来球不是皮制的，而是很大很重的橡胶球。有学生告诉我，这儿的人用手打球，玩的是篮球，而不是用脚，没有足球。但我仍然找到了我的对手，他使我认识到我的极限。

其他噪音呢？为了搞清楚地上发生了什么，我不能离开那所房子。十四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听见山里有什么东西被爆破了。我肯定是在山后，因为我看见山不像先前皇帝死的时候那样倾斜下来。我没看见过烟雾，这可能是万物的叹息。所有的绿色和生命被驱逐，但却多了一些丑陋的房子。这些房子即使在最高处也围着铁栅栏。可能当一个人不能再享受爬山，而事实上山也没有了，他会想去攀爬这些房子，以取回别人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从石头里得来的东西，人们以前称石头为智者之石。如果说普遍的堕落叫进步，可我们除了被污染的空气和水，真正得到了什么？

今天如果穿过波鸿或汕头，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地方以前的面貌。百年之前，两千年之前我们目之所及是何物？对，我们看到狐狸和兔子，我们不需要播放的影像，我们自己就是图片，相像的图片，没有人发出刺耳的声音：波鸿，很美。没有党委书记用浑浊的眼睛注视我们，惬意地抚摸他着他那象征着社会主义的肚腩。

思乡的人，停止吧，和你的酒一起，和你的足球一起。我想起在第二次旅程之前，我翻译了孟子，原文加上拼音放在每个翻译之前。这本书一月份完成了。我请一位中国博士生帮我校对汉字部分，我们叫她蜜蜂玛雅。说来惭愧，她发现了好多中文排字错误。我用一瓶当地名酒表示我的谢意，当然她可以选择喝其他的酒。她带着饺子和好姐妹美美一起来。她俩不喝才52度的烧酒，叫嚣着要喝68度的酒中之王——我多年以来藏在地下室书本后珍品中的珍品。

每种中国好酒都有它的诡计。68度五粮液在店里买不到，只能通过赠予获得。这种酒是给国宾准备的，给领导准备的，谁能喝到是有规定的。我在三年前得到它的垂青，当时我被邀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在两个月里书面回答48个问题，几乎一天一个。提问之前记者送了我一瓶，答完后又送了一瓶。第二瓶就是被小蜜蜂和她的姐妹喝掉的。在中国她们不能在家喝酒，父母不允许。但在这儿波恩，七山的尽头，她们可以尽情畅饮。可是接下来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让我很抱歉。

我们用三个古董酒杯喝，它们来自三个朝代。我用的宋朝的，玛雅的是明朝的，而美美的酒杯则出自清朝。酒瓶很容易就打开了，还没等饺子端上桌，还没等蒜、辣椒和醋散发出香味，她俩就变成了山东最野蛮的能百碗不倒的土匪。啊！很快杯子就盛满了。啊！味道好极了，啊！粮食的香味多美妙。我几乎还没喝上，一晃眼，一整瓶五粮液就被喝光了。

我预先准备好了浓茶，它有助于解酒。但这两个小姑娘有另外的打算，而不是遵循济南的习惯，每一口酒后喝一口开水或茶。不到一小时，那个像莽汉一样喝得又快又急的美美小姑娘，就步了一个她们不认识的师兄（此人现在在上海工作）的后尘。她的行为，人们在威斯特法伦称作           （呕吐）。她不停地去洗手间呕吐，多次在饭桌和马桶之间飞快地跑来跑去，跑得比梁山泊的好汉在京师和荒野之间往返还快。真是好样的。当我想把这两个微醉的女孩送到海德路车站时，她突然想起她那个清朝的酒杯里还剩下一口残酒。她说真可惜，浪费这么香的酒。她又回厨房把那个软玉的杯子放到嘴边。老实说，如果她们俩没有喝干杯里的酒，我也会这样做。我在想，一百多年前，不知哪个皇后或是哪个好汉也曾这样抿一口。是不是这个女孩想要战胜这68度的酒？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我只能这样猜想。然而，酒还没进胃里，最后的战役就从胃里很快打响了。谁能想到，未消化的68度的五粮液白白便宜了马桶？

而我们的玛雅呢？她第二天抱怨，凌晨三点因为头疼还睡不着。那么我这个主人夜里怎样呢？我像往常一样工作，为奥地利作协翻译中文教科书，既不呕吐，也不头疼。我不是梁山好汉，只是在地下室藏着许多酒的勇敢的主人。

这是我作为告诫想讲的唯一的故事，和中国的卒子喝酒失态？不，还有很多故事。还有类似的故事来讲，最近发生的或很久远的？我不想这样做，因为结论叫人害怕。总是有人提出不愉快的问题，谁是中国人，谁不是。谁理解中国，谁不理解，谁更懂中国的酒，谁没那么懂。新时代的英雄发出胜利宣言：真正的饮者害怕茶就像魔鬼害怕圣水。当然魔鬼也能学着呕吐。如果魔王呕吐了，也会使人不悦。我接下来讲一个不久前发生的事，此事的胜利者回首这件事也不怎么高兴。

那是三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晚上，汕头的天空一整天都布满了云。零上几度，户外并不算太冷。在明亮的大房子里冷得像神灵，我发着抖，手脚冰凉。52度的特酿二锅头偶尔会给我取取暖。莲花百货商店把它包装在150毫升的白色小酒瓶里，卖得差不多与500毫升的绿色大瓶装一样贵，但差别很明显。喝大瓶绿色装的觉得嗓子辣，白色小瓶的味道则很柔和。我在白天冷的时候一边喝着小瓶二锅头一边叹道：又喝光了。酒的主人怎样战胜这恩赐的饮料，为什么他能继续工作，他是清醒呢，还是本性难移？他怎样能翻译古老的哲学家庄子和当代诗人杨炼，学习奥德·马夸尔德为偶然性辩护和罗伯特·施贝曼短暂生命的艺术？牛奶是其中的秘密。难道不是14年前北京公民权维护者肖鹰在同样的地方证明，谁去斗酒，要先喝上一升牛奶？

不用猜下面会发生什么，我像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和中国国旗下面的汕头大学的老师们一起动身去那个奇形怪状的城市。坐了半小时车，我们心情愉悦地到达了一家海鲜特色餐馆。那里门庭若市，只有先预约才能来。像通常一样，门口有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接待和招呼。她们身着长裙，穿白色罩衫，带着耳环，有点类似于我们西方伊甸园的天使。

我们作为一个组进来，分坐在两个圆桌上。一张桌子坐着唯一的男士，另一张桌子只有一位女士。对面端上热腾腾的杏仁露和冒热气的小米汤，一白一黄，当然都不含酒精。我们这桌上了三瓶白酒，52度，还有一些啤酒。我们的欢乐开始了。文学院系主任介绍这位女士外号活电线，是位有生活热情的女士。她马上证明了她的名不虚传。两小时内她单挑群雄，挑战了每一位男士，自信地一饮而尽每一小杯。“你们男人啥都不行！”她边喝边说。我们明白，我们都不行。只有我对此表示怀疑，但也希望她有个好的结局。她是红学专家，当她与一个山东省的老师交换时，唱起了民歌，我可以肯定：这里每个男人都输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服务员服务不周到，没有上茶，也没有烧开的热水。我点了青岛啤酒，只有3.7度，闻起来更像水，不像啤酒花和麦芽。我们的新英雄林黛玉仿佛在红楼里真正做梦，垂着头坐在桌边。我们以为她是在最终的胜利之前打个小盹，事实却证明这是痛苦的失败的开始。她接下来做了什么，我们在这儿不再细说了，因为被呕吐物玷污的地板也有它的尊严。而最后，我们的女英雄完全脏得像个孩子，躺在沙发上，像醉死了一般。我们的先生们现在该享受胜利，庆祝一番？不。我们虽然微醉，但也没有因喝酒而忘了同情心和羞耻心。我们考虑后回家了，因为不是每个胜利都让人愉悦。有些胜利最好快点忘掉。后来我听说这位女士很快苏醒了。但我想，她的脑袋第二天早上肯定像崭新的钟一样嗡嗡响。

只有一次，我在斗酒时发自内心地高兴。但不是为了我小小的胜利，而是为水和酒的真理。真正的饮酒不需要再喝别的饮品，这是要战斗的君子的信条。没有开水，没有温茶。只有纯粹的酒，因为这样才能尝到酒本身的滋味。就像十诫之一说的，除了我，你不需要别的。就像潮州菜，白色的鱼保持白色，不用调料增色。

只是说一位勇于挑战的女士，一个多小时后把胃里的东西吐在桌上和衣服上？只是些上了年纪的人，高估了自己，需要沙发的帮助？当然不是！不论少年还是成年男人，高酒精度的中国酒表明，当人们没有准备好，没有保障时，可能会变成毁灭一切的家伙，如同一个德国哲学家。2011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我收到对外经贸大学的邀请，为经济专家讲授中国古典诗歌，之前我刚在人民大学开了课。后来我请一群年轻人喝酒，遇见一个执拗的人。说他是原教旨主义者，难道是一个纯粹派？他拒绝别的饮料，不稀释酒。52度的酒赫然立在桌上。我遵守原则：喝更多的茶，而不是酒。我喝得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挑战者一样多。不到一小时，他躺在了漂亮的鲜鱼餐馆的桌子下，不过并不需要给游来游去的鱼儿喂食。

我常常想起一张照片，是我在香港《晨报》——中国最大的一家英文报纸上看到的，是一位记者拍摄的一个罪犯在行刑路上的照片。行刑的地点是大陆的一块空地。吃断头饭时，他要了一瓶二锅头，大概是全喝光了，他的身子摇摇晃晃，有两个警察扶着他。他容光焕发，仰天大笑，也许他想在古代那样高歌一曲，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好汉。这时枪决对他来说是什么？是酒厉害还是子弹厉害？他和汕头、北京的酒徒唯一不同的，只是情况不同而已。他幸福地死去后，将不再幸福地醒来。但他像我们一样相信有重生，他也知道：人不是一走就没了，总会留下一个印记。

三

中国海洋大学的党委书记在行李中装了71度的酒。本来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因为71度以上的酒被列为易燃易爆品，不能在箱子里托运。但他还是带来了包装漂亮的小琅高。四个小扁平酒瓶，每瓶100毫升，也就是二两。他现在不喝白酒，但很多年前，他和像我这样的好哥们一小时之内能干掉两三瓶茅台。我想，他很可能患了胃病。

在他的家乡威海，有喝酒的习俗。热情待客一定要用三大杯白酒，差不多有半升。之后，也不是直接开始吃饭，而是和每一位家庭成员敬酒致意，连女士也一样算在内。每一大杯一口干，女士们因为她们的勇敢赢得赞许。而男士呢？我不用说了吧？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一些客人每次拜访前，都会喝好多牛奶。

我勉强喝完一瓶，而亲切的党委书记只喝了些湖南酿造的青岛啤酒。琅琊台酒就像青岛的其他白酒一样，是以民间的名字命名。很意外，琅琊台没有使我上头，啤酒却让他头晕。漂亮的扁酒瓶是他买的，四百元。这么贵的白酒真的比当地52度的特酿二锅头好喝得多吗？一位漂亮的女士尝了一口啤酒，又呷了一小口白酒。我不认识她。她之前一直喝开水或温热的茶水，总在聊青岛的爱情故事、写成诗歌的故事以及我的诗。我会为这一晚的故事写诗吗？也许吧，因为那晚的回忆真多。我随之想起一个不愉快的晚上，大概是在1985年的4月。

那天我和几个作家见面，刘心武，孔捷生和北岛。前两个小说家的名字今日已经被人淡忘，诗人北岛的名字仍家喻户晓。我们把一瓶二锅头和几瓶啤酒混起来喝，也可能是一瓶啤酒，几瓶二锅头。然后，我骑自行车回家了。我那时候在从前的北京语言学院住过一段时间，我在这个学院学了一年的汉语。我稳稳当当地骑车回家，没有喝上头。我感觉很好，就像王蒙五年前在北京，像个王子一样。我的骄傲却在第二天清晨就荡然无存。头嗡嗡作响，胃里也响个不停。但我仍然坐在写字桌旁，用手提式打字机写作，这台打字机是我1983年秋在梅林丹弄到手的，17年后留在了上海。我写的主题是女诗人舒婷作品中的身体语言，这让我很快静下来。我没有吐，但头疼到下午才止住，万金油和阿司匹林剂一样作用甚微。经历这次的教训后，我发誓不再沉溺于这种魔鬼饮料，但不到几天就违背了。

我喜欢喝二锅头，因为它强迫我节制，不像一瓶昂贵的中国白酒很快就被我喝光。68度的五粮液牺牲得很快，太快。两三天后，空瓶子孤独地立在走廊里，成了可怜的垃圾。绿色大瓶的二锅头发着愁，五天了或者更久，它还没被扔进垃圾桶。我不能让头疼每天发作。一切怎么开始的呢？从我在萨克森州学习时就开始喝酒、水和茶？

是从济南开始的，我来到这个城市时很惊恐。我被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委派到济南的山东大学教授各类课程，从翻译到神学，从中国古典美学到法兰克福学派。2001年起，我年复一年干这个。济南是山东省首府，山东即神圣的泰山以东。这里显示了一切丑恶，一个古老的中国城市变成了一个现代城市：拆迁社区和老房子，掘开的路面，废弃的道路，为行色匆匆的人们建起的大型购物中心。1992年以来这些人变成了消费者。而山东大学是一个例外。老校区是在一所德国医药大学的基础上建起来的，但这个国家和这个地方的人不愿谈及这一点。这个区域很美，人们保留和修复了老建筑。能看到大门前面的基督教堂，是一百多年前一位奥地利建筑师建造的。新校区则完全不一样。我每次来这里都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在学人大厦里面。那儿的人都认识我，我对那儿饭菜和服务员也很熟。我们仿佛属于同一个货存目录。如果人们在这里想吃得好一点，可以预定二楼雅间。围桌而坐的客人有单独的服务员，留在雅间里，端菜加菜，沉默不言，听到的话，即使是政治上的禁忌，也不能外传。服务员一般是穿着民族服装的漂亮女士，头发挽得高高的，脖子上不戴饰品。对年老的写中国爱情手册的行家来说，书写的快乐或者对没有兑现的快乐的猜想已经构成足够的理由，请客人去包房，享受美食。

这里是我经历饮酒成年礼的地方。跟期望不一样的是和力量悬殊的伙伴。天才的八仙桌，预先摆上了葡萄酒杯。这我很快就发现了，因为德国的城市种植了很好的酿酒的葡萄。我注意到，这些酒杯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这些酒杯盛满了两种饮料，都是白色的，一个是白酒，一个是酸奶。我现在知道了：在中国，人们不用勺子吃酸奶，而用吸管喝。

那儿的酒叫趵泉酒，酒名来自于七大泉之一。本来这些泉水一直冒着泡，直到有一位叫资本的先生在这儿受到热烈欢迎，所有的水资源为他所用。水干涸了，流进了钱袋。但它还会回来，听说富翁们留下来了。我难过，因为我看见古老的水路成了垃圾堆。是的，人民，只有人民创造历史，垃圾的历史。感谢伟大的清洁工。

包间的桌上放着趵泉酒。我记忆中是48度，而不是后来常见的52度或更高。第一晚怎么结束的？哦，那些盛满酸奶和白酒的杯子。不过没人喝醉，这一点也不奇怪，秘密在开水和绿茶里。

包间不是为普通人而设，是为领导和有钱人准备的。它们提供各种舒适方便，大多有单独的洗手间，有超大屏幕的电视，吃饭时能播放日常节目。还有沙发，饭前人们可坐在那里愉快地聊天喝茶，等最后一位客人到来。吃饭的圆桌总是漂亮的，摆好了餐具，令人期待。玻璃器皿很有趣，三种酒杯各司其职：小酒杯喝白酒，中等大小的是葡萄酒杯，大肚的杯子是喝啤酒或喝水的。如果其中一种杯子不会用到，还没等客人们完全入席，服务员就麻利地把它们收起来，放到旁边的小桌子上。我常抱怨说，三种杯子应该都留下，也许可以尝一尝淡啤酒或毛地黄茶，不能忘了最后的战斗。

比起在包间斗酒，人民更喜欢陶醉于闪闪发光的购物中心。他们什么时候在哪儿喝酒呢？怎么个喝法？济南保留了一个特点，为此值得到这个城市旅行一番，即使到来时很可怕。我第一次从以前的德国主火车站走过来，经过所有坑坑洼洼，垃圾堆，拆迁废弃物，走进新的市中心，一步一步，读着路牌，它们告诉匆忙的消费者，这里曾有些什么，可现代化让它们都消失了。然后知道自己在哪里：在新的忧伤的中心。忧伤的人，可能不喝可乐、不吃肯德基的薯条和炸鸡，搬到旁边的一条街，那儿有另一种恐怖：古老的废墟杂乱无章地堆砌，瓦砾，竹棍，木窗、炉床。混乱之中有着特别的怜悯，酒厂没有被驱逐，没有被拆掉。它们用大圆木桶出售产品。顾客可以选择42度，52度或60度的酒。他们怎样把这神圣的酒提回家呢？有人带着空瓶或者塑料壶，有人像我一样没拿容器，又不想放弃这美酒，就用那儿薄薄的透明的塑料袋盛酒，然后小心翼翼地提回家。如果想去一家咖啡店聊天，他便把他那骄傲的宝贝挂在店里挂大衣的挂钩上。白色或黑色的饮料被彼此看着，没人投来艳羡的目光。他们临时的主人现在知道，为什么买酒在这里叫打酒。这个平凡的动词“打”在济南的小巷子里意思是用勺子从圆桶里舀酒，然后称重，不能少打了酒。

四

让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关于球与酒的问题。一切皆为到来，人总是害怕告别。到来意味着，有酒，有球。告别意味着，把足球摆放整齐，把瓶中残酒饮尽。酒与球之间真有共通之处？在维纳斯山上我们信任史蒂夫·伍德，那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男人激战后不论输赢，躺在暖暖的浴缸里喝一瓶凉爽的啤酒。而比赛前？赛前在维纳斯山，这个外号奥托大帝的男人常常举旗投降。他对弈到黎明，和兄弟痛饮。他十点才起床，也不读晨报，快到十二点才让弗兰克到南城接他，然后乘马车上山。每个星期六中午都热闹非凡，整个维纳斯山散发出啤酒和烧酒的香味。有人曾嘲笑他像一个穿着紫色体超裤的美国囚犯。然而，宿醉和旗帜阻挡不了奥托大帝一个接一个地进球，众人欢呼。他于是成了不朽的饮者。

我呢？我有类似的英勇事迹吗？成为众多人物中的一颗新星？每次回到维纳斯山，没有啤酒也没有烈酒，只有咖啡、牛奶和中国茶。比赛后，洗浴前，一切都不一样了。洗去一个又一个失败，我不像魔力麦克那样因为错过机会而忧伤一整个星期。我斟上一杯52度或更高度的烈酒，或是饮一大杯麦啤。我没入水中，想着小子弗兰克用惊人的头球射入球门，惊恐万分，好几周后他还为此洋洋得意。我们哑口无言了，死心了，只得承认挖土机跟他坚硬的头颅比起来不过是个儿童玩具罢了。

远离维纳斯山？还没有来到中国的足球场？看到废弃的草坪，荒芜的土地，人们不愿从忧伤陷入抑郁，渴望着精神的强大和构想的成熟。酒从精彩的比赛漫步到胃里。我在草皮的坑坑洼洼上完成我的任务？用头和脚多次在空中把球停住？原则上可以，事实上很不简单。但奥托大帝的事迹鼓励了我。这位英雄在一千人中能做到的事，我在几十个人中应该也能做到。若还有一场比赛，每个球都诱惑着男人，如同美丽的女子吸引着倾慕者。我暴力参战，而我又想像梅肯海姆伟大的圣徒那样温和。因为神圣和温柔指向的胜利。老子不是说过：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吗？

在维纳斯山上踢球和在汕头山中，在上海高楼之间或是在济南的爆破器下踢球是不一样的。在汕头这个荒芜之城，人们希望这儿和大自然更亲近，牛和驴能自由自在奔跑。因此在这个城市的郊区，从香港引资建立了一所学校，风景优美怡人，隐士到这里来修行，而城里的居民周末也会来这儿野餐。动物们惬意地栖息在山林间、溪水里，花朵在常绿乔木下摇曳。而那些爬在岩石峭壁上的小东西，同情地俯视着可怜的球场。这里也响起了战斗的呼声：所有国家衰败的足球场，联合起来吧！

运动场年久失修，每天下午四点后，来的人就多了。之前只瞧见老人们在跑道上教他们的孙子骑自行车或骑滑轮，再就是看见一些摩登女郎穿着高跟鞋一扭一扭地穿过运动场，然后坐在旁边高高的观众席上，在运动员中寻找她们心仪的对象。还好她们没有选中我。这些怀着求爱目的的女观众自信地指引着她们喜欢的人越过跑道，场上响起了吱嘎吱嘎的声音，不枉她们穿上漂亮的高跟鞋。而真正的武器长时间装在每个中国男人的口袋里。跑道？它在黑格尔学派的意义上实现了自我价值。我们在球场上瞎踢，时髦的姑娘和年轻的小伙子开始彼此追逐，为一个问题寻求答案：谁能给我带来一个最强壮的幸运小子？

在汕头的山下胡乱踢球，常听见隆隆的闷响，是在炸山。山炸开，风更好地吹到平原上，把最新消息从迷失的北京传来：钢筋水泥制成的，才是美的，好的。

地还没有平整，石匠还没有在公路干线放炸药，我应该习惯这些吗？时间让我们学会了知足。球很轻，在不平整的地上跳来跳去。我应该感谢每个从地上冒出的茬儿，它们使我完美的控球变得不可能。我那还是60初的球技在沙地上也成功称王，靠的是踢和跑。当真吗？我看见队员们如何从敌方阵营带球突破，停球，控球，最后一个队员猛地一个起跳，球飞过对方球员的头顶，进了！踢和跑？噢，不。巴西的脚法？好吧。

如果有人星期六下午比赛中途离场，那不是因为他没有胜算了，而多半是因为满面春光的党委书记召唤，或是美丽的女人在看台上大喊：你做我孩子的爸爸吧！在汕头的山下，球和女人奇特地融为一体。男人们在山谷里顽强地拼搏，女人们在场边激动得出汗。结局相同，每个踢进球门的球，像童话里的小矮人一样又冒出来。

而在维纳斯山，没有壮士会因为女人而提前离开。战士们孤注一掷，一周一次挣脱母亲、未婚妻或者情人的束缚，过几小时真实的生活。没有女人去维纳斯山，真正的球痴不会被女人拖走，他要尽可能展示所有精湛的技艺。比如克里斯蒂安·齐格，或者吉多，他们都是世界著名的拜仁球员，更不要说忽勒·哈姆雷特，我们的丹麦王子。他们仨有个共同之处：失败的威胁。比如无人防守时单刀送球入门，把球传给主力时传丢，然后一个接一个在中途离场，侮辱神圣的圣杯，发誓再也不回来。过了七天，到了星期五，这三个不幸的骑士开始心头发痒，又热切地重新站在赛场上。这种情景曾无数次上演过，令每个老练的防守球员害怕的是：如果最后第11个对手踢出绝妙的曲线，他们便马上冲向自己的球门，让那另外十个人害怕。或者他们在惯常的底线施展真正的武艺，心醉神迷把球射进自己的网，把每一个轻信的胜利瞬间变成注定的失败。

维纳斯山上踢球可能会遇上野兽入侵。人们来到这儿时叫嚣：我们想要一切。离开胜负之地时高歌：我们是英雄。中间发生了什么？因为下雪了，野猪来了。三月我在汕头踢球，穿着T恤想创造奇迹，接着便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冻得直哆嗦。二锅头又要进我肚皮了。冬天的南方晚上、早晨还有夜里都是湿冷的，从脚趾头到头皮，连酒瓶都跟着战栗。也只有它，能安慰一下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的可怜虫了。

在维纳斯山踢球的人知道可能面临的危险。11月到3月的寒冷不足挂齿。曾为女王表演过的马克先生有着英国人的坚韧，在那儿只穿着短裤。我也一样，虽没有穿T恤，但裤长只到膝盖。而恩斯特·哈佩尔在每个季节都只穿长长的内裤，就像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农民在30度时去大城市逛一样。危险到底是什么？不是冰雪，也不是野猪。尽管2010年到2011年那个幸福的冬天，一贯暖和的波恩也不需要像迪拜一样铺设人工滑雪道。想象野猪在冰雪覆盖的草地下寻找足球。在球场的出口处还挂着一个提示牌：小心野猪！球员怕过野猪吗？每个球员在人生的第一场比赛就受够了，想要把猪拉出来。而史蒂夫·伍德就像野猪一样，一开场就吓坏了每个想获胜的对手，创造出了辉煌的成绩。在他的足球生涯里，他有时扮演门将，用不适合的滑雪手套将球从球门横梁下击出，或者化身前锋，为队友的气馁而报仇。他，成就非凡，不可侵犯。

今天，巨人史蒂夫·伍德在生活中是博士和荣誉教授，不再是危险中的危险，以及传说中的野猪。冬天常常下雪，使人打寒噤。雪随心所欲地下，踢球的人在雪地里滑倒是常事。在风雪天中，总是有六七个有勇气的傻子上山，将球门推倒，让一个更低一些的长方形作守门员，这时展现实力的远射最受欢迎。

冰雪中人们骑车上维纳斯山，却不容易从这座可爱的小山上下去。不走狭长的夜莺路，而走大路。想起弗兰克的车，奥托大帝乘马车，有时带上我，因为我不敢让自行车在滑溜的下山路上冒险。我生命的另一半——自行车，在威斯特法伦方言里叫作Fietse，它被放在车的后备厢。它在自省：今天我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它圆圆的轮子，如静止的足球，如女人的曲线。

维纳斯山里真正的危险和汕头山下是一样的，都是湿冷的气候。春天的晚上，比赛结束，后我们先是大汗淋漓，接着立马全身发抖，然后赶快离开球场。我不得不再讲一遍酒的智慧：不到一小时，二锅头能让一个勇士重回比赛的热度。

而维纳斯山上真正的痛苦不在比赛之后，而在比赛之中，在所有梦幻的时刻。野猪发现了足球，会用自己的法子蹂躏它。冰雪将变成泥浆，而狂热的人类占领了最后的考验之地，一场永恒的比赛吸引了小水洼和毛毛雨。有人在水里摔了一跤，但没有像耶稣那样站起来。他冻得冰冷，提前离场，然后在床上颤抖了一个星期，再起来对抗。那一次，我的足球和技巧都掉进了维纳斯山上的水洼。

我怎么样了？多亏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宗教学家教我托钵僧旋转舞。即使我在寒冷中瑟瑟发抖，但我从未在终场哨响起前离开。我们学到了什么？维纳斯山的球神全部都是能进冠军队的天才，如果他们中途离开比赛，就是失败者，而每个坚持到底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赢家。

球与酒几乎是我关于汕头山下和波恩七山的全部记忆。我有没有想起哪一场难忘的好球，哪一次痛快的饮酒？记起欧冠比赛时，亨宁拿着一瓶啤酒守门，挡开微醉的没停好的球，但很快卢尚用胳膊和大腿将球擦过。海因·布罗德扯破了球裤，一直沉默，直到输掉比赛，最后沉默离开。我又想起了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运动场踢球的女生们，她们每进一个球便休息一下，坐在地上摆出一个胜利的V字手势。我们还是忘了汕头运动场上骑自行车的人，忘了维纳斯山上所有厮杀，忘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比赛吧，因为我们更想和酒在一起。

2012年4月的复活节星期日，我没有去教堂，而是去喝好酒。这样形式的复活是计划之中的。被人称作美学教皇的杨炼邀我十一点去饮酒。他经常这样做，但一般是星期二。这次是八个人在北大艺术中心大厅一起饮酒。我骑车来，一路上樱花桃花竞相争艳，天高高的，像刚刚苏醒一样。我把车停靠在一栋老房子的庭院。这栋美丽的建筑没有被拆掉，用石块修缮后保留了下来。主人来迎接我们，屋子里金色的鱼儿在游来游去，我们没有问鱼儿在想什么，天上淡淡的云，一会儿就消失了。屋里没有圆桌，只有一个长桌上摆放着餐具，上面铺着旧报纸，以免被我们的残羹弄脏，有点像在家里举行野餐。我们等着白酒，它姗姗来迟。我们试着先喝剩下的鬼佬酒。一小时后，那位被大家咒骂的北大交际学教授才带着他的宝贝姗姗来迟。他带来的宝贝叫青云郎酒。酒瓶上印着他的名字陈刚，而不是他的笔名阿多诺。盒中酒的英文翻译错了，被翻译成了酱香型白酒。当然，我们没有一直纠缠在这件不愉快的事上。出乎意料的是，酒的主人骄傲地宣称这瓶和酱油没有关系的青云郎酒值三万块，也就是三千六百欧。我们当然不信。谁能因为成功射了一次门，就能去参加欧洲杯？喝一口青云朗酒就等于喝掉了三千元，我从未喝过那么贵的酒。我想起了维也纳一种名为秸秆朗姆酒的80度劣质烧酒，如果有人告诉我，它对身体无害，第二天早上起来也不会头疼，那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

（李莉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