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1987年出生，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班。曾获第38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第十五届台北文学奖散文首奖。作品有散文集《怅然年华》《都是遗风在醉人》，小说集《青春禁忌游戏》《梦醒》《时光，请等一等》《你所不知道的夜晚》等。

一瓣白日梦

眼下这就是水城。

累赘的话说多了，反而会破坏它充满隐喻的日常质地。每一次我从桃园机场回台北都是傍晚，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高速公路以外的层峦远山，明净，宛若氤氲水墨，冒着惘惘的仙气。多少，会令人联想起石黑一雄小说里日益苍茫的他人心绪，布置了人为的光影。有明暗，也有亲疏。留白里全是真谛。《我辈孤雏》那一本书，我是在从台中到高雄的火车、又高雄到恒春的汽车上看完的，途径八个半小时。石黑一雄的英国不是我想象的英国，当然真的英国我还没有见过。他的上海更不是我所亲历的上海，虽然真的上海早就跟我说了拜拜。蜿蜒的恒春公路终于豁然开朗之际，我合上小说，抬头就看到了碧蓝壮阔的太平洋，宛若只身穿过战时硝烟后，心里侥幸的大宁静。那一刻，即便作为异乡人的我，居然有些想念台北，就像眼前的美景美则美矣，只可惜是异乡。“异乡”二字，如今慢慢的，在我心里承载了更为丰腴的意涵，足以细腻到一座岛屿两眼之间温润的余地。它不是国，不是省，不是市，不是社区，而仅仅凝缩为眼缘、是经年积攒下的亲昵，自呈心灵一隅，是大寄托落空之后的小慰藉，宛如暴雨将歇。

但就和歌里唱的那样，台北其实并不是我的家。

垦丁是许多年轻人都曾蜂拥而至、又蜂拥而去的风水宝地，望山面海，然而我早就不会为此美景产生嫉妒。听说古早以前，车站旁还有旧书店，是海边通往城市的窗口。然世风日下，终于就连这样朴质、自足的土地上都不再容得下二手文学的偏安。直到我到达的那一刻，它贫瘠朴素一如百年以前，神秘更如创世初。蓝色与天际，象征生命的同时也吞噬。即便是想象的圣地，我对自在海洋，也从没有建立起任何迷信、甚至算不上满怀崇敬。大部分时候我都不愿深想神秘世界的因缘，宁愿保留那份陌生，像拒绝社群网络推荐给我的任何“你可能感兴趣的人”。

我父亲就是海员，一生漂泊，坏了性情。我和母亲遇见他，从一开始就像是遇见远方。我一直觉得，我和父亲之间相隔的暗礁再苦硬深沉，那也是沉甸甸的暗礁，不是轻盈的浮尘。它极难被掸去，如灰飞如烟灭。而隔着岁月，我始终没有勇气跨过的，又岂止是几块石头。父亲极少对我提及自己在水上飘荡过的一生里曾经有过多少忍耐，也极少对我提及他对于陆地世情里顽固寒凉的陌生。他退休以后变得好像一个小学生，随我继母一起买卡片乘坐地铁，又四处询问家附近市集或银行的方向暗暗做着笔记。我看着他们相互扶持的背影，忽然有些成人的感动。我为他们开心，像祝福一对自己不认识的夫妇。以至于内省得知，多少年来，我曾有过的全部的关涉父亲与海洋之间碎片的象征，其实都是我的私人想象，是我任性的附会。不适之地，也是因我个人的不适而臆断出的他的彷徨。他从来不是我心中的少年翁达杰，他的船舱里也没有猫桌。

When we were orphans。那同样是这座岛屿沉痛的命运，像一个巨大的隐喻。累赘的话说多了，反倒显得有些置身事外的薄情。事实上无论它终会以什么方式豁然晴朗起来，都携带着逝去时光里的沉重梦魇。台北为此而日日垂泪，他看似那么健忘，事实又那么耿耿于怀。他阴郁得像一个终年委屈的情绪病人，在门庭若市的日常里老尽少年心。他仿佛总是，酷爱在这样的季节里，硬拉着你站在镜前，看方向倒置的你的同情，他的愁容。在他万变的哀愁里，还藏有悄然的蜗牛的喘息。

有一年我随老师在雨天路过基隆向九份的滨海公路，雨水落得那么淋漓，聚起氤氲的白色烟雾。公路上只有荧光的灯柱指引方向，山海静成大萧条。老师却特意靠海停车让我下去看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眼前什么都没有，黑白一片，只有浪，一阵又一阵拍打海岸。海风卷起沉重的海水，又忽然间溃散，几次重复，宛若性无能的丈夫无论几番努力都终于止步于情欲之海。我看不到印象中、旅行影片里哀艳的远山淡影，海也不是那蓝色。唯有浓重的雾，寂冷的豪雨，与浪，拼接成自然原相，不再取悦任何人。我打着无济于事的伞，惘惘然地站了一小会儿，老师忽然对我说：“你不要再往前走了，很危险。对了，你爸爸是海员吗？想让你看看，海上真的很无聊，很枯燥。像现在。”

像现在。我想，我只站了一小会儿，心下就涌起冰海沉船的宿命念想。我不知道父亲要怎样认命地站过他那一生。他人生的大部分经验，于我都那么陌生。我了解与我日日照面，却只能称之为陌生人的那些人，都比我对父亲的了解要多得多。

这些年来，也唯有在这片地域，我要比在故乡时更为亲近大自然一些，也亲近自己。至少从地景、从切肤的毛孔的呼吸里，我能窥见城市性情之外的普世端倪。我只要推开窗户，就能见到苍郁的群山，循着风雨走廊，就能看到雨后，地下悸动的老鼠、疾蹿的青蛇，还有远眺即可纳入眼帘的苍鹰。我乘着车，晃晃悠悠就能见山见海，但我依然很少能够找到自己与自然之间相濡以沫的日常细节。我是这个城市里的微小糟粕，是地球癌细胞中的一员。我的生命消耗着大量前人的历史积累，同时又破坏着生态之链的每一环。我食荤、单身、无信仰，我尚未对世界做出任何贡献，甚至也无从去忏悔自己随波逐流的怠惰。我就是芸芸众生中最为普通的消耗，徒劳着浪掷青春与生命。从海的这一头，到海的那一头，猛火坚冰都不曾遇过，我的日常飞跃里充满私人的穷尽。

与大自然的无可调和，却也还有这座水城清晨里最为迷惘的风景可依傍。朝阳将出未出的那一个刹那，我全部的目之所及，都美得摄人心魄。这个世界的绝对清晨，为老者独享。老人们退散以后，才有了上班族登场。糊口的年纪倒序起来，则有了九、十点钟的太阳，炽烈、慵懒、热雾缠绕，年轻人总是要到那一刻，才翩然带着睡眼登场，平凡得得天独厚，心里也无所谓流逝，只为青春末日里一瓣瓣娇艳的白日梦。

清风对面吹

出于某些神秘的原因，我的生活从到台北的第一年开始，渐渐展露了人生的新一个面向。学生不尽似学生，上班族又绝非上班族。总是身兼一点学业，又因为学业身兼了一点工作。有了一点可支配的时间，但大部分的儜足里都带有清贫的气味，不是身心自由的沉思。

我开始习惯自觉地早起、爬山，不太愿意错过岛屿晴朗的清晨。因为熟悉的人都知道，台北的盆地特质，一旦水汽淤积，午后的天际往往就会隆起厚厚雨雾，再也回不到日出时的清澈。我乐在其中的私人趣味，还有开始喜欢流连于每一家早餐店，并仔细勘探他们之间的不同。这之中的乐趣或许在于，唯有那些制作早餐的人，才是我日常生活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打量我，在油煎蛋液或包裹饭团的间隙里对我微笑，好过午后晚间壅塞人流里的无暇。因为日日照面，我已在心里当他们是我在地的朋友，仿佛经历过神圣考验，并且一厢情愿地以为他们会怎么看我我并不介意。然而事到如今，我也多少有一些自知之明，认识到生命里全部的不在意，只是没有能力去在意。

我有一个日本同学在学校做博士后，他有次说起刚来台北的日子里，他每天只会对同样的人说同样的两句话：“谢谢”以及“不用袋子”。我听后笑惨了，但觉得我也是。

来台北最初，一天里全部的生活与情感内容也无非是“谢谢”，以及，“不用袋子”。很好用的两句话，像旅居海外多年的林怀民对初次参加国际影展的台湾导演说，在美国无论美酒饕餮，万般寒暄，你只需学会一句“Sounds great”足矣。感同身受。

每当清晨的薄光斟入床沿，帘外的大咕咕鸟矍铄报晨，那是一日之计所在。以稀少的经验展开一日寻常，稀少的经验得以魂牵故乡，无有入无间。我可以暂时扫去对异地制宜中笼起的万千惶恐，轻盈踩踏过山脚下的每一级石阶。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在此做好准备，要稳稳当个陌生人。

起床之后，穿越校园，饥肠辘辘。耳畔是清丽的鸟叫，地上是睡眼惺忪的小狗，还有背着小书包带着小帽子的孩童蹦蹦跳跳，要去到我寝室边上的幼稚园上学。学校侧门对过就有两家卖蛋饼馒头的小摊，然而我几乎没有尝试过。总要舍近求远、穿过巷子，走到马路的另一头，仿佛才对得起早起的初衷。

学校附近的“口福”早餐，每周一公休，站店的是一对双胞胎及他们的母亲。“口福”的特色，是在整个指南路二段上，只有他家卖烧饼，除非要去到司法新村恒光桥的那一头，才有从夜里八点开到凌晨十点的永和豆浆。“口福”早餐店里的一对双胞胎浓眉大眼，头发乌黑，至多不超过25岁。但两人都驼背，他们穿着白色背心专心致志工作时，我总会想到他们背后腰际的风凉。我最喜欢的“烧饼猪排蛋加肉松”，一年以前是50元台币，现在则添到55。油电双涨下，有识之士屡次上街游行，我们幽居山里的人并没有见过。

田野考察时，我曾遇过淳朴的老婆婆流利地咒骂总统，像对隔壁邻舍的经年积怨，凸显绚烂口才，倒与学养无关。然而她看看我们，恍惚意识到什么，转而又碎碎念着解释：“啊我过得那么苦除了骂骂他还能怎样？”听得我这样的外人都快要断肠。那一瞬间里，我忽然理解了许多旧事，像理解家中母亲口中挥之不去的呢喃与绵长的怨叹。在那些琐碎的幽怨里，究竟有多少是生活艰辛，有多少是青春不再;有多少是人世无常，又有多少是湮灭情思后的短短长长。分辨本身毫无无意义，物是人非里裹挟太多严酷。我不到那个年纪，不尝遍夜雾酸楚，又怎么会真正懂得母亲检阅过的风的冷影、雨的低吟？

在“口福”的对过，是全街最有力的早餐竞争对手——“古早味”，她家的特色是饭团，也兼卖蛋饼馒头，她们唯一不做的就是烧饼，像大气的女人让出的一步险棋。每天早晨只要七点一过，“古早味”那里就开始大排长龙。站店的是一对姊妹花，两人神情酷似，眉宇间还留有少女时的余韵，其余的便是她们各自的母亲。一家四口，女人天下，守着一个宛若直角写字台般的厨房，那是隶属她们私人生命的枯燥海洋。二姐负责切蛋饼——“啪啪啪”，一位母亲负责在油汪汪的铁板上撒着蛋液、萝卜糕、牛羊猪鸡——“滋滋滋”……大姐负责收钱及分发清浆，另一位母亲负责裹饭团。她们分工明确，绝不逾矩，不如“口福”里的散淡，往往夹烧饼的是双胞胎之一，炸猪排的是另一位，将二者融合起来并最终收钱的才是女性，纷纷乱，却又显出作坊式的秩序与温暖。

每一年只要一过三月，“古早味”那四个女人的背脊从清晨开始就都透着大片的汗珠。然而她们穿的鞋看起来都很好站，绑起马尾的女孩们穿Crocs，盘着髪的母亲们则穿Skechers。逢周日，则轮到“古早味”公休。那一天里，“口福”的生意会略好一些。我不知道附近的居民如何鉴定这两家的差别，在我看来，他们是差不多的台湾味。饭团里总有菜脯，烧饼里没有椒盐。我不知道为什么“古早味”的生意会好那么多，也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如何看待这样对街的因缘。每一日的对峙，就这样的一生一世，我故乡的早餐店可从未有过如是恒常。

我有时幻想，这一家的姐妹和那一家的兄弟年纪相仿会否在下午联谊。他们是忌惮对方，还是暗中也曾悉心打量。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口福”店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女孩子，操着并不那么台湾也并不那么大陆的口音，她的皮肤很白，动作颇不熟练。那个女孩来了以后，双胞胎的母亲就没有再出现。她的退隐看起来突然又意味深长，如失踪的马航飞机一样缺乏预备，又令人牵挂。

在那段变迁里，我几乎每个清晨都在“口福”用餐，眺望对街“古早味”的长队，却没有见到任何人对这里的变化产生异议。雨越下越盛大，春意昭然若揭。我的坚持显得越来越有动机，眼见那两个正当盛年、面貌相同的男子，和一个白白净净的异乡女孩，日益成了这爿古老小店新一篇章的取景框。我居然产生了一丝不舍，想要对往昔挥挥手，想要对新面孔说上几句过去的事情。

雨季真的来临以后，我每一天从早餐开始就略带有跋涉的意味，并且跋的少，涉的多。水城子民对于雨水都保有了极大的宽容，唯有我们这些外省豌豆公主们，日复一日为了潮湿、滂沱而哀愁。我有时会在“口福”多坐一会儿，踮起湿漉漉的脚尖任其滴一会儿水。我从这一头眺望那一头“古早味”的风景，仿佛看到这个世界里充满了温暖的人情，以及，人情的转圜如铁轨生硬变道，足致天各一方的惘然。

据说学校门口两条街巷，就隶属于本地的两家地主。过往是蛮荒之地，不足为奇，如今却是寸土寸金。巷子口卖水果的老太太，从少女时就站在那个铺子前，像民谣《望春风》里唱的“清风对面吹”。她的手下流转过数以亿计的蔬果，也养育了一代有闲钱吃水果的中二病学生。那些年，她甚至连国语都说不清楚，眼见得此地由动荡日益安稳，直到生生不息的时光流转终于化为年轮爬上她的周身肌肤，那样的枯燥生活竟盘踞为一个少女完整的今生今世，也是一段坚守的流逝。

我想起“口福”里的双胞胎，和他们的新姑娘;我想起“古早味”的姐妹花忙不迭的双手;又想起了自己。

我想起相形之下这一带的午夜反倒是不能看的。除了街灯，什么光线都不再有。而这一带，唯有在清晨里才有朦胧的生命谜语，都是青春脸，笼着热腾腾的炊烟，像岛屿的雨，是日常。

在我森严的心里永恒地远去了

旧制风水里说，长住在学校旁并不好。因为有上下学，有寒暑假，聚散无常，故而阴阳气数不能恒常。但住的时日久了，我发现其他暂且不表，聚不起财运倒是真的。学生大多“卢瑟”，加餐饭都牵涉整月规划。我从山上搬到山下以后，却并未因寝室设备落后而聚起丁点财富。相反生活变得更为孤峭规律，没有了青春溢出手掌心的挥霍感，心里净得就连落下一根针的声音都听得到。

一丝不苟的生活惯性，会令一丝不苟本身产生奇异的使命感。看电影《编舟记》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心里尚没有《大渡海》重任的马绨君，云云溶溶，失魂落魄。有时突然想找人说个话，都显得有些精神病发。一切都缓慢了下来了，像要慰藉一场漫长的慢性病。性情与时间，梦想与岁月，都随着日复一日里虚妄的平安而日益沉淀、消解。是盛世里不起眼的报废，也是静谧的不畏死的恳切。而我全部的不安，也只在凝望午后瀑布般的雨势里兢兢感叹“还好我有雨鞋”，便到此为止。我不助长坏情绪，像不刻意养育生活里有害的一切，昆虫或是午睡。大部分青春里不必要的哀愁，都在我森严的心里永恒地远去了，未知臧否。只是我若逐之不及，倒像一种懊悔，志气减半，逸趣全无。何苦呢？

若人不是主题，自然则会更加辽阔。热带是休憩的温床，温暖有如香氛被褥，只有看不见的细菌和昆虫在茁壮滋长。麻痹到无知觉，倒也不失为一种情感上的逃逸，与体能上杯水车薪的补偿。其实癌症也是如此，如查尔路易·菲利普说的那样：“疾病是穷人的旅行。”学会与不那么好的生命布置相处，也是我在岛屿习得的乐趣。

有天进公共淋浴间时，我发现那里莲蓬头都被丢在地上，觉得很奇怪，太不符合这一栋老楼的素日修养。澡洗了一半，才突然发现地上有硕大的黑影漂来漂去，定睛看原来是大蟑螂尸体。“是蛮吓人的呢！”我心下一凛。脑补了一下上一位丢下一切惊恐逃跑的画面，情有可原。但是我真的太懒了，痛定思痛后对自己说“还好不是蛇。我就不逃啦。”搪塞过那数秒惊恐以后，剩余的仅仅是逃避。不过我也因此恍然大悟，人生到此地步，蹉跎完青春的娇羞，居然连“惊恐”这样的情绪怪物都足以被懒惰搪塞，不失为新的感悟。然而《冰海沉船》中相拥而死的老夫妇，多少还是随着水声如碎片华丽丽坠入我的想象中。记得童年时第一次看黑白色调的《泰坦尼克号》，以稚嫩的心智目击仓皇的人潮畏死的急切，又怎会理解“不逃”本身也是一种对命运的抵抗。

然而死亡总是在猝然间溃堤爆发，又在人类的惊惧中滑溜溜地抽身。在这个多灾的春季里，谁又能认真地逃过每一次浩劫。祈福不是慈悲，而是赤裸裸的恐惧。无法躲避无常，勤快的人恐怕也是一样。

那只死去的蟑螂，后来在冒着热气的下水道上绕圆环盘旋。我不敢触碰它，于是躲在那一个小小的金属圆圈外延洗了一个漫长、警醒而不适宜的澡。回房之后，竟然有了一种考完大考后的疲惫。这四年来我所见过的蟑螂，超过了前24年的生命积累的全部。有天我圈点十三经后活络颈椎，抬头就觉得眼前有黑影飘过，不疑有他，定定神继续用红笔在古人杀时间的文艺里迟滞地效颦。就寝前关灯的刹那，我看到一只蟑螂从床前明月光下飞过，像失速的故障飞机，“扑啦啦”惊彻我的眼帘。我心想“撒杨娜拉啦，小黑机”，当做无声诀别，起身果决地用杀虫剂喷射，却无果。它挣扎逃避，落地逃窜，我像上了年纪的老妪追逐胖孙子，两人都狼狈得紧。它绝命以后，我也被过量的杀虫剂呛得头晕。所谓杀人一百，自损五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累倒在床的那一刻，我感觉冷气呼啸过我每一寸肌肤，筋骨酸痛。夏日被褥与密室，构成了香意扑鼻的毒气室。我应该去开个窗的，然而我太懒啦，圆然入眠先。

衰老或许就循着诸如此类对于自我的放纵开始。青春就在堆满杂书的寝室里被我不知不觉睡掉了。散场得毫无诗意，更没有什么深切的念念不忘。有时我看到一只蟑螂，或蚂蚁，或蜈蚣，也不迫切杀生。就将杀虫剂放在电脑桌旁，悠悠然去上个厕所再回来，如果他还在，那就杀一杀。如果他不在，那就作罢。但如果我不把杀虫剂放在桌上，恐怕连自己都会忘记，方才还有昆虫过境这件小事。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一面是随缘，另一面是不那么具体的灰心。

我从没有想到自己从22岁直到27岁都住在一个小岛上，并且眼看着还会更久，不知何时才是尽头。那是我年少时从未憧憬过的生命旅程，哪怕是在三年以前，每一次离开这里，我都有条不紊地花费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注销着我在此地一切生存凭证：车卡、房卡、银行户头、商户会员……我觉得离开了这里，我一生都不会再回来。然而就连这样的想法，如今都已经感到熟练温馨。

我错过了故乡每一季的大闸蟹、刀鱼，错过了江南时令的水果如杨梅、山竹。但好在这儿也有同步上档的时鲜货如荔枝、草莓。台北的顶好超市往往会为蔬果的价格建立神秘的尺度，而我默默顺应着这种当地规则，当一门知识收藏在手。爱文芒果登场时，有时69元两颗，隔天就79元三颗。珍珠芭乐总是四颗一袋，同样的价格红心芭乐只得两颗。全联超市的葡萄、圣女果质数稳定。7-11在香蕉得了癌症之后仍然卖28元三支，真可谓业界良心。

润物无声，我已为自己的27岁积累了丰富的在地经验，那不便分享给路过蜻蜓般的游人，在当地人眼里却也不算稀奇。到了第四年我回到故乡时，已有些感到“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惘然。事实上古人的“少小”是真的很小，古人的“老大”恐怕和我如今的年纪差不了几岁。

我原以为台北是我人生里的一鳞半爪。后来才觉醒我对台北来说连一鳞半爪都不是。记得莱辛写过：所谓人的成长，其实是“不断发现个人独特的经历原来都只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