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可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411105）

蒯通，范阳（今河北徐水北固镇）人，约生活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其人其事散见于《史记》的《乐毅列传》《淮阴侯列传》《张耳陈馀列传》等记载以及《汉书》的《蒯伍江息夫传》中。在《史记》和《汉书》里，蒯通作为纵横家即策士的形象出现。如《汉书·蒯伍江息夫传》载，蒯通的专长就是纵横家权变之说：“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之说，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1］2167对于这一身份及相关行为，古代学者历来评价不高，如茅坤认为：“武涉之说，为楚也，而蒯通何为哉？其言甚工，假令韩信听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内矢石之斗何日而已乎？大略通特倾危之士，徒以口舌纵横当世耳，非深识者。”［2］339他认为蒯通是逞口舌之争，不是“深识者”。蒯通是否没有“深识”？通过蒯通在反秦、楚汉战争和汉初局面等几个关键时期的表现重做评论。

一、择主而事，劝降范阳令

蒯通生于战国末年，秦时已成年，但秦王朝建立后他并没入仕，而是选择规避闲处，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秦朝的深刻认识。他认为秦朝的统治策略包括对士人的态度与六国之时迥异，必然不会长治久安。秦始皇去世后，国家便开始动乱。秦二世元年（前209年）8月，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天下云集响应，各地起义军的势力风起云涌。陈胜、吴广派武臣率领一支部队进攻蒯通的老家范阳。此时的蒯通正在家乡，通晓时局的他果断加入反秦队伍，成为武臣麾下的重要谋士。而且蒯通觅得了发挥个人才能的绝好时机，孤身一人游说范阳令归降。这段劝降过程展示了蒯通的口才和胆识。《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蒯通眼光老到，从秦法的苛重入手，将秦朝的气数与秦法融为一体，具体描述了秦朝的危机。同时又向范阳令晓以利害：“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将范阳令的危机展现在他自己面前，让他清楚自己处境的危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蒯通很快取得范阳令的信任。尔后，他又回见武臣，献上“传檄而千里定”之计，以黄屋朱轮迎范阳令，使燕赵边城之地相率而降：“通且见武信君而说之，曰：‘必将战胜而后略地，攻得而后下城，臣窃以为殆矣。用臣之计，毋战而略地，不攻而下城，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臣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赵闻之，降者三十余城。如通策焉。”［3］2575

蒯通凭借高超的口才双边游说，深刻地指出秦王朝即将灭亡的社会原因，使范阳令认识到自己的危险所在；同时蒯通还让武臣意识到双方共同的敌人都是秦王朝，说服武臣放弃了屠城政策，实施优待降者的方针，避免了不必要的残杀。不伤一兵一卒便下燕赵30余城，蒯通功不可没。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却不见蒯通参与其它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从活跃到沉寂，似乎过于突兀。笔者认为不是他不参与，而是明主难遇。太史公曾在《史记·乐毅列传》中言：“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3］2436可见蒯通敏而好学，胸怀大志，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不遇明主赏识的心态。《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中载：“初，通善齐人安其生，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肯受。”［1］2167由此可知，他确实投奔过主人，只是得不到重视。此时的项羽势力最盛，而且“欲封”他与安其生，最后蒯通还是选择离开，表明蒯通遇事冷静、洞悉世事。因为他认准项羽并非托身之主，宁愿闲处不仕。

二、劝韩不成，明哲保身

随着楚汉战争的发展，天下形势更加复杂，除刘邦和项羽势力之外，还有韩信、英布、彭越等割据力量。公元前203年，韩信率汉军虏魏王，破赵军，下燕，逐渐扭转了汉的劣势，成为黄河以北一股重要势力。于是蒯通看准时机，投入韩信帐下，成为韩信麾下的重要谋士，并决定游说韩信三分天下。

首先，他协助韩信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韩信正准备率军进攻齐国，却得到齐国已被郦食其劝降的消息，韩信欲止。此时蒯通决定劝韩信继续进军，以武力占据齐国：“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2］331蒯通的话坚定了韩信以武力攻克齐国的决心。趁齐国不备，一举攻克齐国都城临淄，不仅壮大了韩信的声势，也拥有了一块根据地。

其次，劝韩信自立山头，破燕协赵，争衡天下。韩信自平齐后，实力大增，成为刘、项之外另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因此，刘、项争相拉拢他，但韩信刚为齐王，对刘邦心怀感恩，拒绝背汉。蒯通分析当时的形势，果断劝韩信独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蒯通借算命入手，为韩信剖析天下大势：“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3］2623－2624

听了蒯通深入的分析，韩信犹豫不决，不忍背汉。他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3］2624面对韩信的犹豫不决，蒯通又拿出“功高盖主，兔死狗烹”的道理督促韩信下定决心：

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勾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原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3］2625

从这段话不难发现蒯通对人事和社会走向的洞察力，对残酷政治斗争认识的敏锐。韩信虽一度动摇，但却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至此蒯通明白韩信难以说服，于是为明哲保身起见，他毅然脱离韩信集团，“佯狂为巫”［3］2626。

三、洞察时局，优于辞令

后来时局的发展果不出蒯通所料，公元前201年刘邦将韩信诬以“谋反”罪名，削去王位，降为淮阴侯。再后来，韩信被吕后诛杀。临刑前还叹息：“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3］2628韩信这句话再次反映出蒯通的独到之处。

然而，后世学者如茅坤、王夫之等对蒯通与韩信的关系以及蒯通的献计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他的做法既害了韩信，又不利于天下。茅坤的言论已见开头所引，王夫之则认为：“且信始不从蒯彻之言与汉为难者，项未亡也。参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彻狂惑之计耳。”［4］15不过也有辩驳者，如清人赵翼认为韩信是死于愚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在为汉，虽以通文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曰之巫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2］339从赵翼的话可以看出，茅坤、王夫之等人只是从结果出发评价蒯通，不免有失偏颇，因为他们并没有讨论蒯通对时局的分析是否正确，掩盖了蒯通的智慧与眼光。

蒯通的智慧还可从他在汉初的经历窥知一二。西汉初年，因劝说韩信背汉，高祖下令逮捕蒯通。蒯通揣摩刘邦心理，巧妙为自己脱罪。面对刘邦“若教淮阴侯反乎”的责问，蒯通坦然应对，并指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再以“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3］2629之言，平息了刘邦怒气，最后逃过一死。因谋反而得“不烹”，实在难得，所以清人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称蒯通“奇谋雄辩”，“足与《国策》同传”。

不仅如此，蒯通还迅速适应新环境，选择入仕曹参幕府，利用优于辞令的特点，将东郭先生与梁石君等人推荐给曹参，事见《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乃见相国（曹参）曰：‘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犹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也，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愿足下使人礼之。’曹相国曰：‘敬受命。’皆以为上宾。”一个积极游说的策士，为何向曹相国推荐东郭先生、梁石君等隐士？这正是蒯通的过人之处。当时国家休养生息，重用黄老学说，曹参本人更是如此，譬如他做官，常常“不事事”、“饮以醇酒”［1］2048。那么向曹参推荐与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的隐士，无疑合乎时宜。

综前所述，在战国至西汉初年的社会巨变期，蒯通对社会局势以及自身的进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的几次重大选择充满了智慧；他利用辩才使得燕赵之地“降者三十余城”，避免了流血与伤亡，更值得肯定。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明）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