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华 栋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秘书总目》略论

郑 华 栋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秘书总目》是在《崇文总目》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等目录的基础上修成的，其编纂人员至少有孙觌、倪涛、汪藻和刘彦适4人，成书时间在徽宗政和七年11月14日到八年闰9月1日之间，卷帙在66卷以上，著录数量在6 000卷以下。全书定有总序、小类序、书目、提要这4部分，亡佚时间不会迟于南宋初期。

关键词：《秘书总目》；成书经过；编纂人员；成书时间；著录数量；亡佚时间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0410.1442.010.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04-10 14:42

《秘书总目》是北宋徽宗时秘书省官员编纂的一部重要的国家藏书目录。此目早已亡佚，今天已不能窥见其貌，古代文献中关于该目的记载寥寥，且今之学者对该目的论述，或在文献学、目录学著作中一笔带过，或只简单讨论其某一方面的问题，论述中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可见学界对于该目的认识尚不成熟。因此，有必要对该目作更为详细的研究，这对于进一步了解《秘书总目》，认清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秘书总目》的成书经过

如果单从著录内容来看，讨论《秘书总目》的成书经过不能不谈《崇文总目》。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如下记载：

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觑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祐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厘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书总目，凡数百家，几万余卷。乞依景佑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乃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适①撰次，名曰《秘书总目》[1]5208。

徐松《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与此略同，只是将时间精确为政和七年11月14日[2]2764。由这则材料可知，《秘书总目》是在《崇文总目》的基础上编成的，《崇文总目》所著录的图书是《秘书总目》著录内容的一部分。《崇文总目》成书时间为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秘书总目》始编时间为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前后相差76年。76年前负责编纂《崇文总目》的儒臣绝不会想到76年以后秘书省官会以《崇文总目》为基础编纂《秘书总目》。因此，他们不可能将编纂《崇文总目》视为编纂《秘书总目》的一个环节。但在客观上，《崇文总目》的编纂确实为《秘书总目》的成书做了很好的铺垫。后来的秘书省官要做的工作只是“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所以，将《崇文总目》的编纂作为《秘书总目》成书的第一个阶段是完全可以的。而《崇文总目》的编纂经过，古今学者多有论说，这里不再详述。

《崇文总目》成书之后，北宋政府搜访、整理图书的工作继续进行。徽宗时，《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以下简称《秘目》)的编纂完成。关于该目，学界一般认为它是南宋绍兴年间编纂的书目。而张固也、王新华通过详细的考证，认为该目编纂于宋徽宗政和年间，收录了哲宗元祐二年以后秘书省陆续采编典藏的图书3 295部，14 900多卷，高宗绍兴十四年至十七年间添加“阙”字，并未增加图书，孝宗以后出现多种增补本，是流传有自的少数宋代书目之一[3]。张、王之说有理有据，可谓确论。关于该目与《秘书总目》的关系，张、王认为它是为给编纂《秘书总目》提供参考而预先编纂的一部帐籍性质的目录[3]，此亦为不刊之论。北宋《秘目》所著录的绝大部分图书不见于《崇文总目》，这些图书不仅是孙觌所说“数百家，几万余卷”图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秘书总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秘目》之外，北宋政府还编有《皇祐秘阁书目》《史馆新定书目》《四库书目》《两朝国史艺文志》《秘阁四库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等目录。这些目录因成于《崇文总目》之后，当中所著录的部分图书不见于《崇文总目》，故也极有可能成为后来《秘书总目》所著录图书的一部分。总之，经过搜访、整理后，以《秘目》为代表的北宋诸目所著录的《崇文总目》之外的图书达到“数百家，几万余卷”，这是《秘书总目》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为《秘书总目》的最终问世作了必要的准备。因此，《秘目》等北宋诸目的编纂就成为《秘书总目》成书的第二个阶段。

《崇文总目》《秘目》等北宋诸目成书之后，编纂《秘书总目》的条件已经成熟。政和七年11月14日，在孙觌的请求下，徽宗批准修书。自此，《秘书总目》进入了成书的最后一个阶段。根据上述记载，孙觌等人在这一阶段要做的工作只是将《秘目》等目录中所著录的《崇文总目》之外的图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同时统一体例、部类罢了。由于已有多年的铺垫，故真正编纂《秘书总目》所用的时间不长，在政和年间即已完成。

二、政和《秘书总目》的编纂人员、成书时间

据上引《文献通考》中的记载，《秘书总目》的编纂人员有孙觌、倪涛、汪藻和刘彦适4人。

孙觌，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徽宗大观三年中进士。政和四年又中词科，改秘书省校书郎，掌校雠中秘书[4]。从此时起直至政和七年奏请编纂《秘书总目》，孙觌一直任秘书省校书郎。这期间他应当参与过群书的校理和《秘目》的编纂，故熟悉秘书省藏书的实际情况，深知编纂新的国家藏书目录的必要，这些为其奏请编纂《秘书总目》并参与其中提供了可能。

倪涛，字巨济，广德军人，曾做过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5]卷116。参与编纂《秘书总目》即其任著作佐郎期间所为，然在编目中具体所为已无从考证。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6]13130。孙觌在《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大中大夫汪公墓志铭》中云：“除《九域图志》所编修官，改宣德郎。遭陈国夫人之丧，免丧，除秘书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再迁符宝郎。”[7]卷34由此可知，汪藻曾任《九域图志》的编修官，这为其后来以校书郎之职编纂《秘书总目》准备了条件。所以，当汪藻“遭陈国夫人之丧”时，宋廷亦要择其编目。然此人在编目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已无从考知。

刘彦适，字立道，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记其曾任校书郎[8]卷27，参与编纂《秘书总目》即其任著作郎期间所为，然在编目中的具体贡献亦无从考证。

总之，囿于文献，这里所能确定的编纂人员仅此4人，而他们在编纂过程中的贡献已难确知，这无疑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至于《秘书总目》成于何时，古代文献并未明载。冯秋季、李婷等以为其成于政和七年[9-10]2764。他们大概以为确定目名的工作必在编目结束之后进行，故当看到上引《文献通考》中或其他文献中有政和七年宋廷准备编目和徽宗确定目名的记载，便推测《秘书总目》成于准备编纂之后、确定目名之前，从而考得该目的成书时间。但细读相关文本后发现，孙觌“别制美名”的请求与编目的请求是同时提出的，作为对孙觌的回应，徽宗确定目名与确定编目人员的决断亦当是同时作出的。确定编目人员的工作一般在编目开始前进行，故确定目名亦当是编目开始前，而非编目结束后。由此，《秘书总目》成于何时便不能从《文献通考》或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中窥知，冯、李之说也就自然有待商榷。其实，从现有文献中已很难考知《秘书总目》的确切成书时间，如今所能做的只是确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徐松《宋会要辑稿》中有如下记载：

政和八年闰九月一日，御笔秘书省日历，案首进《崇宁日历》可依下顷推恩提举官……宣教郎守著作郎盛并、朝奉郎行著作佐郎韩敦信、胡国瑞、倪涛、吴次宾、汪藻、樊察、张志承、受官拱卫大夫康州防御使直睿思殿冯皓各转一官[2]2136。

在因《崇宁日历》成书而获推恩转官的编纂人员中，倪涛、汪藻赫然在列。这就不难推测在政和八年闰9月1日之前，倪涛、汪藻曾参与编纂《崇宁日历》。而从政和七年11月14日开始，此两人就已是《秘书总目》的主要编纂人员了。由此可知，政和七年11月14日到八年闰9月1日这段时间内，倪涛、汪藻先参与编纂了《秘书总目》，之后又投入到《崇宁日历》的编纂工作中。这足以说明《秘书总目》在这段时间内已经成书。只可惜现已无法知道倪涛、汪藻分别在何时开始参与编纂《崇宁日历》，否则，就可以将这个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

三、《秘书总目》的卷帙、著录数量

《秘书总目》卷帙之详数今已无可考求。余嘉锡以为“《崇文总目》已六十六卷，今更增益数百家，则卷帙当更加多”[11]102。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

至于《秘书总目》著录书籍的总卷数，古代文献并未记载。曾贻芬、崔文印以为该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复讹谬,共收入图书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12]222。然1 474部，8 494卷乃《两朝国史艺文志》的著录数量。曾、崔两人不察，误将此部卷数作为徽宗政和时《崇文总目》之外的藏书量，故依此推得《秘书总目》的著录数量也就不足为凭了。又方建新以为“《秘书总目》比《崇文总目》著录的图书增加数百家，一万余卷……这样，合先前所藏，至北宋末，秘书省所藏正本图书有近五万卷”[13]12。孙觌所说的“几万余卷”到了方氏的笔下却成了“一万余卷”，这绝非方氏笔误所致。因为《崇文总目》所收录的30 669卷图书加上方氏所说的“一万余卷”图书，正得到“近五万卷”的图书量。如果“一”为“几”之误，那么后面的“近五万卷”就让人无法理解了。真正的原因应是由于方氏将“几”理解为“几乎”，而非理解为“一个不定的数目”之故。这样一来，“几万余卷”也就可以理解为“几乎一万余卷”。方氏取其简，遂为“一万余卷”。但实际上，这种理解恐怕并不符合宋代的文法，否则，为避免歧义，孙觌当初直接说“万余卷”不是更好吗？因此，方氏的理解并不能使人信服，其所推测的《秘书总目》的著录数量也令人难以接受。又罗孟祯、段莹以为《秘书总目》收书达6 705部，73 877卷[14-15]145。该部卷数载于《宋史·艺文志》，其序曰：

常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②。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6]5033。

这里谈到的“三朝”、“两朝”、“四朝”当指宋代编纂的3部国史艺文志，罗、段两人所说的部卷数就是这些艺文志著录数量的总和。然而它只能从理论上反映整个北宋馆阁的藏书量，因为在图书收藏的过程中，亡散的现象十分常见，如大观四年秘书监何志同就曾有过“脱简断编，亡散阙佚之数浸多”的奏言[1]5208。这些亡散之书在《秘书总目》编纂时全部失而复得显然不太可能。另外，3部国史艺文志著录数量之和包括了政和之后的宣和和靖康这两个时期馆阁新增的藏书量，而《秘书总目》成于徽宗政和年间，故收书亦当止于政和，不可能著录在此之后的新增图书。由此，《秘书总目》的著录数量绝非6 705部，73 877卷，罗、段两人之说误矣。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彭斐章主编的《目录学教程》、肖东发主编的《藏书·中国》均以为《秘书总目》的著录数量为55 923卷，李秋实、席会芬等亦持此说[16-20]724,41,93。今已考知55 923卷实乃《崇文总目》所著录的仁宗庆历以前北宋馆阁收藏的30 669卷图书与《四朝国史艺文志》所著录的神、哲、徽、钦4朝馆阁新增的25 254卷图书的总和。上文已述，《秘书总目》收书止于政和，故不可能著录在此之后的新增图书。另外，若真为55 923卷，则《秘书总目》未载庆历到治平这20多年间馆阁新增的图书，这也是不合常理的。总之，持此说者虽众，但考虑不够周详，故实难相从。

由于文献不载，再加上《秘书总目》早亡，该目著录图书的确切数量已无法获悉，这里只能做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由上文可知，《崇文总目》和《秘目》所著录的图书是《秘书总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崇文总目》著录了仁宗庆历以前北宋馆阁收藏的30 669卷图书，《秘目》著录了哲宗元祐二年至徽宗政和年间秘书省陆续采编典藏的14 900多卷图书。除此之外，《秘书总目》还当著录有仁宗庆历初至哲宗元祐初这40多年间馆阁新增的图书。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如下记载：

自是编写不绝，收献书三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总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复讹谬，定著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1]5207。

该段文字原为《两朝国史艺文志序》中的部分内容，马氏引之。《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了北宋仁、英两朝馆阁新增的图书，而对于其序中的这段话，今人马常录以为，“‘前志’应当指的是《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在《崇文总目》的基础上，删去了《三朝国史艺文志》的内容，并加上了一些民间献书，最终而成”[21]47-48。由此可知，《两朝国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图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庆历以前仁宗朝的馆阁新增图书，即《崇文总目》所著录的《三朝国史艺文志》以外的图书，另一部分为庆历初年至治平末年的馆阁新增图书，即“民间献书”。由上引《两朝国史艺文志序》中的记载可知，这批书共有317部，1 368卷。《文献通考》又说：

(熙宁)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有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自是中外以书来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1]5207。

上文记载了神宗熙宁年间馆阁新增的图书量，共有440部，6 939卷。元丰年间当有新增图书，但史籍对于该时期的献书、校书、藏书之事记载寥寥，这当是馆阁所藏与前代相比增加不多的原因。现在将所列图书的卷数依次相加，共可得53 800余卷。若再加上元丰时期馆阁新增图书，则卷数更多，但必不会超过6 000卷。《秘书总目》著录图书的卷数当在此范围内。

四、《秘书总目》的体例、亡佚时间

乔好勤说：“《秘书总目》仅是《崇文总目》的增订补充本，其体例和分类均未变更，故南宋以后诸书所引，仍称其为《崇文总目》。”[22]187今之学者多持此说。白金说：“由于原本已佚，《崇文总目》最初的体例已难以考证。从钱东垣辑本来看，《崇文总目》是由总序、小类序、书目、提要四部分组成的。目前尚未发现有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序的逸文传世，疑《崇文总目》编纂之初并未撰写四部大序。”[23]若此，则《秘书总目》一定也有上述4部分，至于部序，恐亦未撰写。

《秘书总目》亡佚甚早。北宋末年国家藏书散失殆尽。南渡以后，宋廷颁目以搜访民间遗书。《宋会要辑稿》中有如下记载：

(绍兴十三年)二十五日，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言：“比降令秘书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据所阙者榜之检鼓院，许外路臣庶以所藏上项之书投献。尚恐远方不知所阙名籍，难于搜访抄录，望下本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应所阙之书，注阙字于其下，镂板降付诸州军，照应搜访。”从之[24]251。

这里提到的用以搜访遗书的目录有《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而根据张固也、王新华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秘目》[25]73。作为北宋后期重要的国家藏书目录，《秘书总目》涵盖了《崇文总目》与《秘目》所著录的图书，且成书时间距靖康之难较近，最能反映整个北宋的藏书成就，故理应成为用以搜访遗书的首选目录。但宋廷却弃而不用。又孝宗淳熙五年，《中兴馆阁书目》编成。该目反映了当时馆阁藏书之盛，若《秘书总目》未亡，当被收录其中。如今《中兴馆阁书目》已佚，但马常录说：“《中兴国史艺文志》是在《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的基础上，增加搜访所得的嘉定年间以前的书编成的。”[21]又说：“《宋史·艺文志》内容上收录《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和《中兴国史艺文志》的书，删除重复，增加宁宗以后宋朝四部国史艺文志没有著录的书。”[21]由此可知，《宋史·艺文志》当包括《中兴馆阁书目》所收录的全部图书。今考《宋史·艺文志》，并未发现其中著录有《秘书总目》。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兴馆阁书目》并未收录此书。又淳熙十三年，《四朝国史》纂修完毕，其艺文志著录有神、哲、徽、钦4朝的馆阁新增图书，后来，这些图书全部被收进了《宋史·艺文志》中。马常录以为“《四朝国史艺文志》参考过政和《秘书总目》”[21]。若真如马氏所说，则《秘书总目》在当时仍然存在，且其后当被收入《宋史·艺文志》中。但《宋史·艺文志》中却并未著录有《秘书总目》。故此说恐误。又南宋初期的著名目录，如《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和《遂初堂书目》，均未收录《秘书总目》。总之，人们并未发现在南宋初期的大规模访书、藏书和编目活动中涉及《秘书总目》。故其亡佚时间当不会迟于此时。由于《秘书总目》过早亡佚，很多人未及窥见，故对它的认识有误。如曾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的李攸著有《宋朝事实》，书中说：“七年，诏类集所访遗书，名曰《秘书总目》。”[26]卷9也就是说，李攸将《秘书总目》视为“所访遗书”的目录。到了元代，朝廷编《宋史》，书中除了有与李攸相同的认识外，还出现了新的认识。《宋史·艺文志》说：“徽宗时，更《崇文总目》之号为《秘书总目》。”[6]5032即除了名称外，两部目录没有任何差异。由此也可看出，人们对《秘书总目》的认识已开始产生分歧。

综上所述，《秘书总目》虽已亡佚，但古代文献对它的记载仍有迹可寻，今人对它的探讨也偶有涉及。通过对这些记载和研究的分析可知，《秘书总目》由孙觌、倪涛、汪藻和刘彦适在《崇文总目》和《秘目》等目录的基础上编纂，始于宋徽宗政和七年11月14日，成于政和八年闰9月1日之前，最晚亡于南宋初期。该目卷帙在66卷以上，著录数量在6 000卷以下，体例一仍《崇文总目》，有总序、小类序、书目和提要。

注释：

①刘彦适，原作刘彦通，今据《玉海》改。

②关于“三朝”、“两朝”和“四朝”新增加的图书，古文献记载不一。详见马常录《四朝国史艺文志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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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攸.宋朝事实[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白晨)

A Brief Discussion onMiShuZongMu

ZHENG Hua-d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Sichuan 637009,China)

Abstract:Mi Shu Zong Mu was completed on the basis of Chong Wen Zong Mu and other catalogues.The staffs and contributors mainly include Sun Di,Ni Tao,Wang Zao and Liu Yan-shi,who completed it from lunar November 14,1117 to lunar intercalary September 1,1118 under Emperor Huizong.The whole catalogue contains 66 copies and 6 000 books recorded within them.The catalogue has 4 parts of total order,prefaces of subclass,booklist and abstracts.The time of its disappearance is not later tha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Mi Shu Zong Mu;publication procedure;staff and contributors;publication time;number of recorded books;time of disappearance

中图分类号：K 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5)02-0013-05

作者简介：郑华栋(1990-)，男，河北张家口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目录学。

收稿日期：2014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