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当了六年科员之后，我于1979年以随员身份赴驻苏联大使馆工作。虽然在部里已工作几年，但驻外使馆的任务不大一样，还得从零开始。我被分到研究室，从事苏联国内政治调研。

听得懂外语读得懂报

驻外使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单身汉，吃的是大锅饭。每月津贴也就40多元钱，但仍保留国内的工资56元，被美称为“双工资”。那时国家穷，参赞以下外交官不能带夫人，更不用说带孩子了。除和大家一起散步、打乒乓球外，其他所有时间我都一人呆在办公室，埋头读报纸、写东西。有时实在没事了，就打开电视，什么电影都看，既练习听力，又可增加对苏联社会的了解，几乎每天晚上都是12点离开办公室。

使馆调研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学无止境。从事外交调研工作很辛苦，也很枯燥。有一次，我听到几个工勤人员在院子里议论说，研究室最清闲，天天坐办公室，“一支烟，一杯茶，一张报纸”。殊不知，要从一张报纸中抠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简直像大海捞针，得死多少脑细胞啊！对初学调研者，至少要过以下五关。

第一关，听力。每天晚上当地的电视新闻联播节目是调研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当天驻在国发生的大事及官方对国际事件的重要反应，都要在第一时间捕捉并报回。因此，听懂、记准新闻的主要内容并及时整理出来，是基本功。其中关键是，听力要好。每日新闻涵盖驻在国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而且播音员的语速很快，有时卡住一个词语，整句甚至整段一下子也就漏过去了。开始时，我只能听明白百分之六七十的内容。得用录音机将整个新闻节目录下来，拿回办公室再逐句逐段地回放。有时还得放好几遍才能听清楚，既费时，又费力。为了练习听力，一有空我就坐在电视机前，反复收看每个时段的新闻节目，并对照次日报纸上的新闻消息，检查那些自己没有听懂的单词，专门记录在一个小本本上。此外，还专门买了个小半导体，随时带在身上，走路散步时也听新闻。

第二关，阅读。每天出版的报纸、书刊，都要及时浏览，特别是《真理报》和《消息报》，是重要的官方信息渠道。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和一些理论文章都有一个通病，长篇大论，报纸上一登都是好几版。读起来平淡无味，但不得不看，而且还要看得快，抓住要点。有一次，研究室讨论对刚结束的苏共中央全会的看法，其他同事都踊跃发言，而我却插不上话。因为，在规定的两个小时内，我连勃列日涅夫的主旨报告还没读完，哪能发表什么观点。据老同志介绍，读报与看小说不一样，不是文学欣赏，不仅要快，而且要会读：有的光看栏目，有的只看标题，有的一目几行，一扫而过，而有的则需认真研读，还要作记号，划重点。此外，还要根据每人调研的侧重不同，选好每日必读、精读的第一张报纸，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有用的信息。

会分析能交友

第三关，分析。从电视和报刊上得到的信息，必须进行梳理，反复比较，去伪存真，特别要注意提炼甄别，不能有闻即录。分析的基础是，必须占有大量翔实的资料和各种不同信息，才能从中挖掘出某些潜在的东西。要学会在字里行间发现蛛丝马迹，从鸡蛋里挑出有用的骨头。需要有政治敏锐性，善于见微知著，从现象看本质，从迹象寻趋势。

有趣的是，著名汉学家、原哈萨克斯坦外长托卡耶夫对使馆调研也有切身体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研究中国问题很不容易。当时双边正式接触很少，《人民日报》成了外交官的主要信息来源。在长期阅读报纸和杂志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在字里行间撷取有用的信息，将片断粘贴成完整的资料。这真是异曲同工之妙。我还听苏联朋友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他们驻华使馆的一位调研新手，将《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文章翻译报回，加了一句按语，称“据中共中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被人指出后，他争辩说，“《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其看法当然代表党中央”。

第四关，交友。公开出版物，用调研术语来说，这是“死材料”。使馆第一线的外交官，是国内在外的“岗哨”和“耳目”，必须见事早，反应快。其调研优势在于掌握第一手资料，也就是所谓的“活材料”。这就需要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交那些可靠有用的朋友。光靠外交辞令，是交不到真朋友的。一定要尊重对方，以诚待人，平等相处，合情合法。

除了驻在国的朋友外，外交使团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可以相互交流。尤其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较为重视驻在国及该地区乃至世界局势调研的外交官，则是重点交往对象。有时一起喝杯咖啡或打个电话，也许就了解到你最感兴趣的信息。有的使馆专门雇用一批当地人，协助收集各种情报，所以他们的消息比较灵通。后来我在中亚工作时，曾就某国会不会发生“颜色革命”问题与美国大使进行探讨。令我惊讶的是，他说该国“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并陈述了几条颇有见地的论据，这对观察判断形势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还有一点需注意，有些国家的外交官讲究交往级别对等。

第五关，写作。有了一定的材料和看法，如何迅速、准确地整理反映，需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外交调研成品与一般的学术文章不同，要求观点清楚，简明扼要，篇幅不能长；既有事实，又有分析，结论站得住；语言精炼，不求华丽，也不能干巴巴。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综合调研的要求最高，难度最大，如驻在国国内政局走向、外交政策变化趋势及对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看法等，均属综合类大文章，一般都先集体务虚讨论，再由高手执笔。要成为使馆的调研高手——我们称之为“笔杆子”，很不容易。不仅中、外文要好，而且要具备宏观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一般都需要多年的磨练过程。

成了“辨字”专家

1983年夏天，我在驻苏联使馆工作任满回国。休了一个月的假后，我到苏欧司苏联处上班，分管中苏关系调研。10年前曾在苏联处呆了一个星期，一切又得重新学起。尽管在使馆搞过调研，但与处里的工作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除了向老同志请教学习外，我认真阅读了身边所有近20年来有关苏联和双边关系问题的资料。重点是新情况调研材料，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一边做笔记，既熟悉了有关情况的全过程，又初步摸清需要撰写哪些调研材料以及怎样准备起草。当然，要融会贯通，还得靠进一步实践。endprint

从1973年入部起，已历练十多年了，但离调研高手的目标还是遥不可及。从1984年开始，我任苏联处副处长、处长，主管了7年的调研工作，总感不能得心应手。自己修改或撰写的调研成品，送到司领导那里，经常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不合格而打了回来。马叙生、田曾佩、戴秉国三位老司长对调研的要求都很高，甚至到苛刻的程度，推倒重来是常事。对文中的每一个观点、每一条事实都要反复斟酌求证，对一些重要引语还得附上原文出处，核对翻译是否准确。起初，我很不适应，因自尊心作怪，老觉得面子上下不来。后来慢慢也习惯了，主动在稿子的左侧留出三分之一的大宽边，专供领导改写，而且从中还尝到了甜头，学习到许多鲜活的外交知识、技巧以及把握政策分寸的能力。

玉不琢不成器，稿子总是越改越好。即使个别情况下别人可能改得不甚理想，那也无妨，也许可使你从中受到点启迪。有时领导改的字迹相当潦草，辨认不清，只得下班时作为家庭作业带回了。在家可以静下心来，逐字、逐句、逐段思索比较，再从上下文的意思中连猜带蒙识别出来。后来，我居然成了“辨字”专家。处里的年轻人认不出司领导写的字时，就来找我帮忙。

我曾在司里给青年同志做过怎样搞调研的业务讲座。理论务虚的部分讲得比较简单，主要是结合大家写的调研材料，当场“解剖麻雀”，一起探讨，共同提高。新情况调研，是指对国际上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或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看法。一要“新”，二要“实”，三要“快”。所谓新，主要是材料新，立意新，文风新，不要老掉牙的资料，不要人云亦云的看法，不要千篇一律的八股文；所谓实，要求取材客观，看法符合实际，经得起时间检验，避免主观片面，尤其是对策建议要务实管用，服务到“点子”上；所谓快，不言而喻是讲时效，尤其对一些各方都关注的重大事件，必须快速反应，先声夺人，不当事后诸葛亮。

新情况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动态型，及时将最新的情况及有关方面的评论等进行整理和归纳，并视情提出初步看法。第二种为专题型，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独到的见解。第三种为综合型，对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事件或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不论何种类型的新情况调研报告，基本要求都是观点明确，材料扎实，层次清楚，文字简练。篇幅一般控制在1500—1700字，读起来恰到好处。司里的老领导经常告诫我们，一定要言简意赅，锤文锻句，不能有 “一个多余的字”。

记得有一次，听办公厅的秘书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提到，他每天都阅读外交部写的新情况材料，至少要看其中的黑体字（指文中标出的重点部分）。此后，大家都更加注意黑体字的运用，但有的文章几乎满篇都标了黑体，这就使之过滥了。如果全篇都成了重点，那也就没有重点了。

凡搞过调研的人，每当写完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之后，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轻松和愉悦。而没有经过艰辛的人，是很难体验到这种感觉的。■

（节选自周晓沛新著《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