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万映辰，邹圣婴

（大连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22）

蒋耀辉先生在其新作《大连开埠建市》一书的序言里提到：“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座城市像大连一样，从诞生之始，就遭受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先是两次鸦片战争之时，英国人的军舰打破了半岛的宁静；继而在甲午之年，日本人凭着海战取胜的淫威在这片土地上大肆杀戮；再继而是沙皇俄国的军舰打着保护大清国利益的幌子，于1897 年的冬天闯入旅顺口，并强凭零租金的条约在大连湾开埠建市；接着1904 年，日本殖民者发动日俄战争赶走俄国人，统治大连地区40 年。”[1]2俄国与日本，作为东西方两个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旅大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他们统治旅大期间，发展意图与殖民政策的差异性导致了其在大连的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方面迥然不同的状况。

一、俄国殖民旅大时期的城市规划

（一）殖民统治建立的轨迹

旅大地区一般指旅顺、大连及其附近地区。旅顺口自古以来就有“登津之咽喉，南卫之门户”之称，因此清政府很早就开始在旅顺驻扎水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李鸿章认识到在此设立军港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在得到清廷的批准后遂开始了在旅顺口、大连湾的海防筹建工作。但即便是这座建成之后号称“东洋第一”的军港，也难逃在“甲午战争”中遭日军重创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给当时还沉浸在大国迷梦中的清王朝以沉重打击，同时给了正在积极插手东北事务的俄国一个可乘之机。时任俄国财政大臣的维特曾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了他对于日本扩张行动的担忧：“马关条约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担心。这个条约使日本在我们的权益范围内获得进攻大陆的立足点”，“在我看来，我们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因为这块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战略要冲”，“为了俄国的根本利益着想，应该维持中国的原状，任何国家不得攫取它的领土”[2]60-61。

日本在控制朝鲜半岛之后展现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这导致原本在甲午战争中保持中立态度的俄国在日本企图割占辽东半岛时改变方针：“为了维护中国北部的现状，俄国先以友好态度劝告日本放弃占领南满的念头，因为这种占领侵害了我们的利益，同时将对远东和平带来威胁；如果日本拒绝遵从我们的劝告，我们就向日本政府声明保留我们进一步行动的自由，我们将按照我们的利益作出应对措施”，同时“联合欧洲列强并向中国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说明我们并不希求夺取任何中国的领土，为了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认为必须坚持要求日本放弃进占南满的念头”[2]61-62。在远东地区有着同样利益诉求的德法两国立即响应俄国的号召，最后日本“没有得到辽东半岛而只向中国提出2 亿两白银的赔款”[2]62。这样俄国在坚持“对日本采取了一种势不两立的态势，并决定把它坚持到底，绝不让日本登上大陆”的对策，使得“原来急于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前在中国和朝鲜领土上都要迎击俄国”的日本，“反被从辽东半岛抛了出去”[3]131。在成功阻止了日本割占辽东半岛的企图之后，俄国自恃有功，遂加紧了侵略行动的进程。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竟天真的以为俄国是真心提供帮助，一时间“联俄”、“倚俄”呼声极高，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俄国的侵略气焰。

俄国先是借清政府为偿还《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之机，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对俄借款使清政府在外交方面不得不被动的同俄国接近，与其保持“亲密”的共同立场，以海关税作为担保的借款，也使的俄国更易掌控清政府的财政。其后《中俄密约》的签订，更令俄国凭借修筑东省铁路而将其势力范围延伸到东北全境。但俄国的野心并未止步于此，俄国外交大臣在1897 年11 月11 日的上沙皇奏中，谈到了远东舰队的驻泊地问题。奏折中认为俄国舰队虽然尚一直利用日本港口来作为过冬的场所，但随着日俄关系的紧张，俄国有必要为其舰队寻找新的基地。在奏折中，他还详细分析了不能将目标定位为朝鲜的釜山港原因。日本的势力早在这之前已经渗透进朝鲜半岛，如果俄国此时贸然插足朝鲜的话势必会引起日本的敌视，而且釜山港与西伯利亚干线又相隔太远。而据俄国驻烟台领事对大连湾的考察，大连湾具有水位深，冬季不冻，夏季避风的优势，同时“假使西伯利亚铁路的主要动脉将吉林和沈阳以特别的铁路支线联结起来，那么大连湾和我国西伯利亚干线的距离会比朝鲜的港口为近”。由此，俄国政府做出了“占领大连湾”的决定[4]180-184。

从1897 年12 月起，俄国舰队陆续驶入旅顺口，名义上以舰队在旅顺过冬以及因胶州湾事件保护清政府为由，实为威逼清政府同意租借旅大以及修筑中东铁路支线，为防止与英国起冲突而影响俄国的计划，英俄双方“达成划定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分别为英、俄两国修筑铁路范围的协议”[5]27。这样俄国排除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可能存在的“竞争”，专心与清政府谈判。最终清政府不得不在俄国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让步。1898 年3 月27 日双方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巴甫洛夫于北京签订了《中俄会订旅顺大连湾租地条约》或称《旅大租地条约》，条约共九款，“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得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惟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三款：租地期限，自画此约之日起，定二十五年为限，然期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即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八款：中国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约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6]103-104。

根据以上条约，俄国如愿获得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并且由俄国独立管理，同时获得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但这并没有达到俄国最初想将东省铁路支线延伸至港口的目的，于是就在《旅大租地条约》签订后不久，双方旋即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共六款，其中第三款确认：俄国国家允西伯利亚铁路，接通辽东半岛之支路，末处在旅顺口及大连湾海口，不在该半岛沿海别处。又公司商定，此支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予别国人。至中国以后自造路，从山海关接长至此支路最近之地，俄国允不干预[6]104-105。这样俄国就“名正言顺”地将东省铁路支线终点延伸至旅顺口和大连湾，这不只为俄国统治旅大地区提供了便利，也使俄国的势力贯穿东北三省，为日后企图独霸东北打下基础。

占领旅大后，俄国迅速设立了军政合一的“军政部”，开始了在租借地的殖民统治。随后俄国将大连地区更名为“关东州”，颁布《暂行关东州统治规则》①1900-1901 年关于关东州统治状况——阿列克谢耶夫总督上奏文.昭和六年版.，在旅顺口设立了关东州厅。首任长官阿列克谢耶夫批准了《旅顺市暂时管理条例》。俄国殖民当局迅速对旅大地区展开了殖民统治。

（二）城市建设与统筹规划

在取得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以及获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后，俄国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建设。俄国统治当局秉持着“以港建市”的原则，并从同一时期也在兴建的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的建设中吸取经验，从整体上对大连的市政功能进行规划。大连湾港口和所要兴建城市地区几乎是未开垦地区，留给了俄国当局极大的发挥空间。

俄国在“宣布大连港为自由港，向全世界商船开放”的同时[7]5，又选定了大连湾内青泥洼一带兴建城市，并命名为“达里尼②尼古拉二世发布关于大连自由港建设的敕令，在该港附近建设一个都市称为“达里尼”，“达里尼”在俄文中是“远方的”意思，即“远方的港口”或者“远方的城市”。”[8]29。俄国当局将建设这一地区的任务交给东清铁路公司，萨哈洛夫被委任为大连湾商港和城市的总工程师，负责港城的总体规划与兴建。萨哈洛夫是隶属于俄国交通部的一名文官，他曾参与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规划与建设，因此有丰富的建设经验。

在萨哈洛夫的最初构想里，其目标是建设一座具有欧洲风格的城市，在总体规划上主要分为三个区，即市政区、欧罗巴区、中国人区，其中“欧洲人区又分为‘商业区’、‘市民区’、‘缙绅住宅区’三部分。商业区土地平坦，东段连接码头，作为各种公司、银行、商店等商业机关的建筑用地，将来成为达里尼市商业中心；市民区为公司、商会等下级支援以及中流以下一般市民的建筑用地；缙绅住宅区面积最小，道路蜿蜒曲折，但它远离城市港口，少有嘈杂”[8]115-116。同时又兴建三条由东向西延伸的主干道，即基辅大街、莫斯科大街、彼得堡沿海街，其中，莫斯科大街贯穿整个城区，市长办公楼、教堂、警察局等重要机构都处于莫斯科大街上，云集于主干道上的这些管理机关和权力机关体现出了统治者对整个城区加强控制的意图。这样的规划在当时被称为“美式方块状规划”。

但是萨哈洛夫的设计被后来加入到建设队伍的卡基米尔•戈莫多罗维奇•斯科里莫夫斯基改变了，斯科里莫夫斯基在萨哈洛夫的设计中发现了一项非常严重的缺点。萨哈洛夫在当初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大连的地形条件。旅大地区属于丘陵地貌，而萨哈洛夫采用“美式方块状规划”会使街道的某些路段起伏较大，这样不但在美观上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加深了施工难度，抬高了建设成本。如果日后城市按照这样的规划建设完成，路面起伏的问题也会给当地的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

斯科里莫夫斯基在接手了这项工作之时，就已经对这座城市的规划有了明确的定位，即“建设一座顶级商业港口，并寄希望于通过引进俄国国内外大批资本和利用廉价而顺从的中国人工，建造一座大型工业城市。只有借助于这两方面的条件，新建的城市才有望部分收回满洲铁路的建设费用，并与英美强大的商业贸易和日本廉价的工业系统相抗衡”[1]145-148。在有了明确目标之后，斯科里莫夫斯基便在萨哈洛夫的规划基础之上进行修改。其中将城市分为三个部分的设计没有改变，只是因为丘陵地形的原因而对三个分区的界限和范围做了调整，行政区占地0.44 平方公里，以今胜利桥北为界限；欧罗巴区占地4.14 平方公里，东西分别以港口和西公园(今劳动公园)为界，北与行政区以胜利桥为界，向南与南山接壤。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中国人区在开始的规划中为放射状体系，但随后又被改为了方块式体系，从此可以看出此区域没有像行政区和欧罗巴区那样进行细致的规划。

在对达里尼市进行规划的过程中，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广场的设置。斯科里莫夫斯基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城市规划思想融入到了达里尼市的规划之中，即将广场加入到城市规划中。广场的加入不仅保证各区的区划有明显的分隔，又使得这种分隔有一种较为柔和的“过渡”，且符合丘陵地貌的特点，从而使整座城市变得更加美观。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广场当属尼古拉耶夫广场(今中山广场)，其直径213 米，是整个城市面积最大的广场，从尼古拉耶夫广场向四周放射分散了10 条街道，这不仅成为达里尼市的标志性广场，而且也为城市交通疏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合了以上两位设计师的规划之后，达里尼市已初具规模，并且同最初的目标“建成一座原汁原味，特色鲜明的欧洲风格的城市”相比，又加入了最终成为“全世界的贸易中心”的进一步构想。虽然城市规划设计的理念与初衷都是美好的，但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继承”了这一地区，也宣告了俄国在旅大地区7 年统治的结束，旅大地区的命运又在以后的40 年中掌握在了日本手中。

二、日本殖民旅大时期的城市规划

（一）殖民统治的建立轨迹

完成了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看到了对外扩张所带来的甜头，但是日本并不甘心于由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当双方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合约》，日本如愿从俄国手中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同时长春(宽城子)旅顺口铁路也无偿转让给了日本。于是，日本开始了对旅大地区长达40 年之久的统治，这期间大致可分为4 个阶段：军政时期(1904 年5 月—1906 年8 月)，关东都督府时期(1906 年9 月—1919 年4 月)，关东厅时期(1919 年4 月—1934 年12 月)，关东州厅时期(1934 年12 月—1945 年8 月)。

军政时期：日俄战争期间，日军一进入东北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对占领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904 年5月，日本攻占金州，便迅速成立了金州军政署，开始了军事管制，也揭开了日本统治旅大地区的序幕。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大连军政署和旅顺军政署。军政署设立军政委员，由懂汉语，了解中国风俗、习惯的所谓“中国通”的日本人担任，他们负责占领地区的一切事物，包括审理案件，征收税金等。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占领地区的统治，在日本大本营的授意下，在金州(后移至大连)成立了辽东守备军司令部，之前先后成立的金州军政署，大连军政署和旅顺军政署均受辽东守备军司令部管理。辽东守备军司令部相继颁布的《辽东守备军行政规则》《辽东守备军行政规则实施细则》《大连市专管地区设定规则》，其中《辽东守备军行政规则》的第一条规定了辽东守备军司令部设置军政长官及军政事务官若干名，管理军政事务；其第五条则规定了辽东守备军管辖地域分为“俄国租借地域”以及“俄国租借地域以外的地域”两类，“俄国租借地域”即旅大地区；其第六条又将“第一类地域”分为三个“政区”即旅顺政区、青泥洼政区以及金州政区，各区均设置军政署管辖[8]223-232。

虽然辽东守备军司令部仅存在了8 个月，但其后关东都督府统治时期基本沿用了这一时期的行政区划，为其后来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在天皇下令撤销辽东守备军司令部后，三个军政署也一并被裁撤，改设关东州民政署，直属于日本大本营。之后日本政府又成立了关东总督府，它也成为日本在东北地区最高的权力机关。随后出台《军管署实施军管条例》，规定“军管署的本职业务是负责管区内的军事事宜，保护居民”，“执行军管的标准，在于侧重完成军事目的，保护我国权利，以期居民的发展”，“拥护及帮助有益于军事事项的事宜”，“启发指导当地居民及讲授日语”[9]400，该条例是日本不惜用任何手段来完成其最终“军事目的”的最好证明，它的实施便于日本对占领区的进一步的军事管治。

关东都督府时期：日本独占东北的行为不但遭到了英美的反对，也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缓和矛盾，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撤销军政统治的关东总督府。1906 年(明治39 年)7 月，日本政府以敕令第196 号公布了《关东都督府官制》，同年9 月1 日成立了关东都督府，这是日本殖民统治以民政代替军政的开端。官制规定“关东都督府置关东都督，都督管辖关东州，兼掌保护监督南满州铁道线路，并监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之业务”，“都督为亲任职，以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充之”，“都督府置民政部及陆军部”，“民政部置下列四课一署，庶务课、财务课、土木课、警务课、监狱署”，“关东州分三区，各区置民政署”[6]112-124,[8]318-413，该《官制》分别对关东都督的职责、关东都督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划分等进行了详细规定。虽然日本一再宣称关东都督府是民治机构，但是都督仍由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担任，实际上关东都督府仍然掌握着军政权力。日后虽然《官制》做了一些细微调整，但都是依照日本政府的方针，关东都督府是日本在经营满洲方面的最高政治机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关东厅时期：通常关东都督，满铁总裁，奉天总领事被称为“三头政治”，满铁总裁作为都督府顾问，奉天总领事是都督府事务官。由于都督权力过于集中，所以三者经常发生矛盾。为了理顺统治的架构，1919年(大正八年)4 月，日本政府颁布第九十九号勒令，公布《关东厅官制》，同时将《关东都督府官制》废止。原来关东都督府的陆军部被改为关东军司令部，民政部改为关东厅，实行军政分离。“关东厅长官管辖关东州，负责南满铁路沿线的警备管理，监督满铁业务”[9]402。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关东厅也对机构设置，人员安排等做出了适时的调整，关东厅依旧是关东州内的最高行政统治机关，直到关东州厅设立为止。

关东州厅时期：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殖民统治也就此发生了巨大转变。1932 年3 月，在日本一手策划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定都于新京（今长春）。面对新的形势，日本对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也适时地做出了调整。1934 年12 月，日本宣布成立关东局，关东局最高长官由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兼任。关东厅改为关东州厅，设置于旅顺(1937 年迁至大连)，在关东局管辖之下。关东州厅管辖区域主要包括旅顺、大连2 个市，此时的日本已经将“关东州”看做是日本的领土，企图永久性的占有，这也标志着日本对旅大地区的统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城市建设统筹规划

日俄战争期间，辽东守备军就公开发布第三号令：“明治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以后，将‘青泥洼’改称‘大连’”[8]30，在日本统治初期，日本殖民当局首先确定了“承袭俄制”的方针，因为当时还处在战争期间，日本统治者还没有精力对这一地区的建设制定详细的计划，此外，当时日本也缺乏对城市规划的经验，所以只能选择在俄国制定的规划基础之上进行建设。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公布第十三号令《大连专管区设定规则》，将市内划分为军用地区、日本人居住区、中国人居住区三个区域[8]652，随着进入大连的日本人日渐增多，殖民当局将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以东也纳入到规划当中，以便安排日本人在此居住。之后将劳工、小商贩以及其他下层中国人迁移至小岗子一带，又在这个区域内设立了医院、市场等配套公用设施，这一区域也随之繁荣起来。为了节省市内工厂用地，殖民当局决定开辟一个新的工厂区，最终选址在沙河口，并同样也为工厂区配备了小学校、商店、医院等设施。随着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以及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殖民当局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建设经营这一地区。

随着经营开拓的进展，大连地区的人口也不断集聚增加，于是1919 年当局做出了扩充规划的决定，公布了《市街扩张规划及地区区分》，依然沿袭了俄治时期的分区规划的方法，同时这也是当时流行于欧美的对近代城市进行分区规划的先进理念，于是划分出了住宅区、工厂区、混合区和商业区四种。在扩充出来的西部区域，日本殖民当局结合这一地区的地貌等特征，虽然依然采用广场式作为核心的建设方法，但是不同于东部的广场放射式的道路建设，而改成了广场与方格形道路的组合③这一时期西部城区的广场主要有：长者广场(今人民广场)、回春广场(今五一广场)、花园广场、大正广场(今解放广场)、黄金广场(今五四广场)等。，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西部城区的利用率。对公园的修建是这一时期对城市扩建的一个重要表现，圣德公园(今中山公园)设计在了西部城区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从公园的高地向东及西南方向均可看见大海。在中央公园的改建中，又特别在园内修建了一个观景台，在此可将全市面貌和大连港一览无余。对于日俄战争的胜利者来说，居高临下的俯瞰自己的胜利果实，无疑是这座有别于日本本土的欧式城市能提供的最好休闲方式了。于此同时进行改造的还有由满铁经营的星之辅(今星海公园)、电气游园(今裕景一带)、北公园(今北海公园)等。重视对于公园的修建与扩建，是大连这一时期城市规划更为全面、系统的体现。此外，在公共交通方面，有轨电车的运营成为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规划建设基本奠定了近代大连城市的主要风貌。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统治大连的目标与手段也做出了部分调整与加强，日本当局在依然视大连为“经营满洲的根据地”，延续了将大连港建设为自由港的方针的同时，又以满铁为核心开始实施“大连中心主义”政策。港口贸易的持续繁荣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数量也随之急剧的膨胀起来，为维护统治的“长治久安”，殖民当局再一次制定了详细的城市规划。“昭和五年三月关东厅制定了大连都市计划委员会规则，以百万人口都市作为目标”[8]657，大连都市计划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主要对城市自然环境、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项目进行全面了解和掌握，并作出分析与统计，对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提供必要的准备。大连都市计划委员会通过多次会议的召开与讨论，初步制定了城市发展规划方案，即：“黑石礁附近地区规划方案；寺儿沟附近地区规划方案；甘井子附近道路规划方案；夏家河子附近道路规划方案；常盘桥附近交通缓和规划方案；大连火车站迁移及相应的路街规划方案；干线路规划方案；功能分区规划方案”[10]577,[1]275-282。但由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述城市规划并没有完全实现。

直到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日本统治者妄图长期占据大连，并将它当做自己的城市进行精心的设计与规划。大连港一跃超越了营口港，成为东北地区进出口货物的主要港口，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当时大连的城市建设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无论在设计理念还是设施建设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先进性。与俄占时期的规划相比，此时的大连城市功能更充分，布局更合理。工商业与居民区均设置完备且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经过日本殖民当局不同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基本奠定了近代大连城市的样貌，大连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的快速发展的阶段。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日本殖民者对旅大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资源掠夺及对中国人民的压榨的基础之上的。

三、结 语

俄日对旅大地区的觊觎是经过长期计划的，并有目的有步骤地加以实施。俄国不但是要寻求远东地区的不冻港，更要在此基础上以港建市，霸占一处掠夺资源、实现霸权的基地。这令其在港口及城市的选址上颇下了一番苦功。选址大连湾主要是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同时满足不冻港以及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的要求。在城市建设之始，俄国统治者就通过统筹规划与精心设计，将殖民地的管理要求有机的融入到规划中，既从旅大地区的地形特点出发对城市进行了分区管理，同时又融入了当时欧洲比较流行的城市建设思路。虽然俄国试图将旅大地区建设为远东以至世界的贸易中心之一，但日俄战争的爆发阻止了俄国建设的步伐。取而代之的日本继承了俄国的市政规划及野心。在日本统治旅大的40 年间，“承袭俄制”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针逐渐不能满足旅大地区发展的需要，随着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日本不得不逐步扩大城市范围，加速城市化建设。城市范围不再局限于青泥洼与大连港一带，开始逐渐向西扩展。在大连的建设之初，日本已经有将其作为自己的永久殖民地的“奢望”，这使得日本在建设之时花费了极大人力物力进行全方位的调查（承担此项责任的主要是满铁调查课），大连的市政规划也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内城市更具现代性与前瞻性，功能区隔与模块化结构的特点非常明显。这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中，是比较罕见的。俄日两国对旅大地区的统治奠定了今天大连城市建设发展的基础，同时也给这座城市打上了深深的殖民印记。

[1] 蒋耀辉.大连开埠建市[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3.

[2] [俄]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M]. 肖洋,柳思思,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3]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M]. 陶文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M]. 张蓉初，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5] 程维荣.旅大租借地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6] 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卷四[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8.

[7] 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 [日]浅野虎三郎.大连市史[M].大连：大连市役所，1936.

[9] [日]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卷)[M].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1988.

[10] 郭铁桩,关捷.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