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杰

（上海大学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一①本文是在韩国木浦大学主办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会议论文，在本刊发表时做了补充和修改。

从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到1990 年代中期，“民工潮”兴起，大批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谋求生计。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自然成了涌入农民工最多的城市之一。

由此，家有学龄儿童的打工者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是让孩子继续留守在家乡，还是带他们出来？如果让他们留守在家乡，就会因无人照顾或疏于家庭教育而荒废学业，甚至流落街头游手好闲或混入一些社会团伙干些违法的事情，这是父母所担心的。况且，孩子需要父母的爱，也很不愿留在祖父母、外祖父母或亲戚的身边。如果带他们到城里来，在自己的身边接受教育，是最佳的选择。

可是，在城乡壁垒森严的现实面前，农民工变得茫然了。上海的公立学校，由于对本地户籍的苛刻要求，以及各种额外的高昂费用（学费、赞助费等），再加极其复杂的入学手续，打工者是无法把子女送到公立学校就读的。更何况，公立学校本是为本地人建的，容纳能力有限，仅对一些达到其所规定的“五项”②暂住证、计划生育证、户口本、务工证、住房租赁证等。条件的极少数的农民工家庭有选择地放开。从整体上说，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是被排斥在上海的公立学校之外的。

在这两难之境下，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了。它又被称为“流动儿童学校”、“简易学校”、“棚户学校”等。上海最早的比较成规模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大概于1993 年诞生在宝山区。其实，早在1980 年代中期，伴随着农民进城打工，已出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只是它们还不具备“学校”规模，形式更像传统私塾或家庭学校而已。

最初，在同一籍贯的农民工聚集的地方，有曾经在老家从事过教育工作的老乡找一间房子，买几套书，组织几个学龄儿童来跟他学习，他自己则既是任课老师又是“校长”。这种形式受到了农民工们的欢迎，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读书。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教师也增加，“校园”也在变大，从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这样“校长”变得名副其实，成了学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学校也一步步变得像有点像学校的样子了，不再仅仅只招收到同一籍贯的学生，也吸引了不同省份的孩子进来读书。

一旦有了成功的经验，校长就开始在别的镇上如法炮制这样的学校，当然也有其他人学着办。因此，学校数量开始增多，地区分布变广。特别是到了1990的“民工潮”时代，大批达到入学年龄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来到城里，学校数量急遽增多，在1998 年国家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政策放宽后，达到了办学高潮。

在学校数量扩张的过程中，问题就出现了。创办民工子弟学校的人，成分逐渐复杂化：有的曾在家乡当过教师，有的曾是建筑承包者、小商贩等—— “半路出家”。其中，有为农民子弟谋“将来”的奉献者，而更多是将办学当作赚钱工具的人。因此，社会上开始流传着民工子弟学校“肥了老板、苦了教师、坑了家长、害了孩子”的说法，甚至有不少人把创办民工子弟学校当作来“上海滩”淘金的工具，完全违背了最早的民工子弟学校创办的公益成分居多的初衷。

一时之间，农民工子弟学校变得鱼龙混杂。2001年相关统计数字显示，上海的民工子弟学校有519所，在校生12 万人。同年上海市的一些区县乡政府开始对其进行严格整顿和规范，强行关闭和整顿了很多学校。到2004 年，统计数字显示，上海的民工子弟学校共有357 所,在校学生21.09 万人。但是，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学校自己，都肯定地说“绝对不止这些”，无法确切统计的原因很简单，就在于很多所谓的“学校”根本就不是学校，只是一些招生不多、尚未被发觉的处于“地下”状态的“办学点”。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只有极少部分既经流出地有关部门同意，又在上海教育部门备案，但没有一所在流入地取得过办学证书。流出地出具的资质证明也五花八门，有的是‘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有的甚至是‘营业执照’，有的则盖了外地政府驻沪办的印章。”[1]可见，农民工子弟学校都是私立性质，其中继承了早期的学校创办宗旨的是社会力量办学的一种形式，而其它的则是个体经营的形式。无论何种形式，它们都既不同于农村的公立、私立学校，也不同于城市的公立、私立学校，它是在城市中创办的“农村学校”，是农村人眼里的“城市学校”。因此，它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农村，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教育状况下的产物。它的出现，表面上与“民工潮”有关，但实际上与城市化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越在大的城市，这种现象表现得越明显。上海即是如此。

当时，由于上海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不投资，也不承认其“合法”地位，社会捐赠力量几近于无，导致学校全部的经济来源就是办学者个人投资和学生的学杂费，所以办学条件比较差，如果按照社会上一种流行的说法“城市的学校像欧洲，农村的学校像非洲”，那么民工子弟学校则什么都不像了。

这主要体现在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非常差。办学者大多廉价租借民居、闲置厂房、破旧仓库等做教室，环境嘈杂。有的教室隔壁就是垃圾场，学校还常常会因当地政府市政建设规划而经常拆迁，需要搬来搬去，有的学校一年能换三个地方，再加上拆迁没有任何补偿，所以一些深受其苦的办学者总结教训，干脆把教室做成不锈钢结构的活动房，以便于拆来拆去，减少因拆迁而造成的损失，可降低办学的成本。因此，这些学校80%以上都没有操场，其他设施（如图书室、阅览室、实验室和电脑室等）更无从谈起。学校卫生条件和安全状况尤其让人担忧，由于有的教室是用铁皮拼接而成，大风就会吹倒，且电线老化，厨房里液化气和煤炉混用。每个教室所容纳的学生都超负荷，一旦有火灾发生，根本无法疏散。接送学生用的校车，大都是接近报废的旧车，并且还会超载，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2006 年3 月至2009 年3 月，我选择宝山区的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做调查，其中位于D 镇的一所，比较有代表性。它小学和初中都有，学校大约有500平方米，地面高低不平，没有草场，只有两个篮球架子，一个学生餐厅，没有阅览室，只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收藏的是200 多本教材和教师用的教学辅导书，有的书还很新，但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土。全校总计有16 间教室，也就是16 个班级，大的班级有80 人，最小的有30 多人。教室分成上下两层，下面一层的教室是水泥的平房，上面一层的教室是用铁皮做的平顶的棚子，一旦刮大风或下大雨，上面的教室就漏雨，并被风吹得摇摇欲坠。进入教室，空间很小，学生很多，前排向后排挤，后排往前排移，非常拥挤，人有压抑感，照明用的是白炽灯，前后各一个，光线昏暗，课桌很旧，黑板表面已脱落，成了黑白相间的。还有一个教室，中间被半堵墙隔开了，小的半间出租给了一家卖水果的，大的半间当作初三的教室，1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坐满了32 名学生。有时学生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听水果店里发出的锅碗瓢盆声。

软件更让人担忧。学校应开什么课程、创造怎样的学习氛围、教学质量该达到什么水准、教师考核标准和教学目标等，大多皆由办学者自己来定。更为严重的是师资力量总体较差，且参差不齐，大多数老师是办学者从家乡招聘来的退休教师或民办教师，少数是由于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才招聘到的大学毕业生或在上海郊区公立学校退休的教师。老师大多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有的也达到中师水平，但也有没任职资格和缺乏教学经历的人，大多是校长自己在家乡带来的亲戚朋友。

以上办学条件，自然达不到上海教育部门的规定。2001 年，上海市教育部门关闭和取缔了大约三分之一类似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有一些由于拆迁，短期内无法租到合适的场地而被迫停办。当教育部门监管力度加大时，学校数量就减少，当然有的转入“地下”状态，但总体上还是少了；一旦监管有松动，学校又会多起来。二者之间，搞得是“推拉战术”。

处于上海政府监管部门的整顿和取缔的“阴影”下，它们无法取得在上海的合法办学身份，也就战战兢兢，只看眼前利益得失，结果是，办学条件差的学校就得过且过，能混一天算一天，办学条件稍好一点的也不敢较大地改善状况，担心哪一天学校被关闭了，所有的投入就会化为乌有。因此，几乎所有办学者都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工作没有雄心大志，也形不成什么教育理念，基本是处在“风雨飘摇”中或“十字路口”上。这从对一些校长的访谈就中就可看出来，当问到学校的前景时，他们除了沉重的叹息就是一脸的茫然。学校将来的路怎样走，他们不乐观，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较大的发展战略，甚至没有过多的期待。

但不久，“机遇”就来了。从2007 年3 月起，上海首先从浦东新区开始试行农民工子弟学校“民办化转制”。2008 年1 月，市教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10 年，农民工子女学校将悉数“退出”上海。因此，转制工作于2008 年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启动。到2009 年，全市共有151 所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在这过程中，政府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D 镇的这所学校，就在2009 年被关掉。其学生“分流”为五部分：一、进入公立学校；二、进入其它转制后的民办小学；三、回老家上学；四、转到更偏远的嘉定区流动性更强的简易学校；五、失学。

转制后的学校，称为“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政府对其实行年检制，年检在每年的4 月1 日至5月31 日期间进行，合格的发放《办学许可证》，获得合法身份，也得到政府财政补贴，而不合格的则被整改甚至停办。但转制后的学校，取消了初中。因此，面临读初中的农民工子女，只能有四种选择：一是到民办中学就读，但价格比较贵，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负担不起；二是进入公立学校，但门槛又太高，能进去的少之又少，且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无法建立与公办初中对接的学籍管理系统，其学生毕业后升入本地公办初中没有制度保证和可行渠道；三是回老家就读，这是绝大多数学生的选择；四是由于长大点了，也就干脆不再读书，而是开始给做生意的父母当帮手。

“一年一检”，让转制后的民办民工子女小学，充满了不确定性。农民工子女入读转制后的学校，需要办理“两证”（父母务工证明和居住证或临时居住证），门槛变高了，也就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因达不到这个条件或因“黑户”而无法入学。因此，无论对学校，还是学生，都存在一种“路在何方”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无论在转制前还是转制后，都没能从根本上得以消除，只是程度或许稍有不同。限于篇幅，对学校方面产生的焦虑，不再赘述，下面仅就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焦虑、困境做进一步分析。

二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农民工子女是“被迫”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留在家中无人照料或父母不舍得把其留在家乡，所以也就随父母来到城里，但又进不了公立学校，只有到农民工子弟学校了。

在城里，父母忙着打工，他们都是选择就近入学。但很多父母，工作并不固定，更换频繁，所以学生的流动性就非常大，经常跟着父母转来转去。这种漂泊不定的学习生活使他们对学习和前途都缺少规划，只能过一天打算一天，学习状态还不如在农村读书的时候，更远不如在公办学校读书的城里的孩子。

这种“被迫”，就给他们带来了麻烦。首先，他们在对家乡的认同上存在困境。在D 镇的这所学校就读的学生，主要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地，其中以安徽最多。他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生在上海，从来没有或很少回过家乡，这是第二代“城市移民”，他们已经没有了故乡，“他乡”亦是故乡。这类学生已经习惯于在城市里读书，因为他们已经离不开城市；另一种是出生在农村，该上学了或者已经上学了，才随父母来到上海，与父母同属第一代“城市移民”，他们有一个“故乡”的背景，只不过有的很少回老家，故乡亦“他乡”。

其次，他们在对城市的认同上也存在困惑。他们比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孩子见识要广，一方面，认为城市的水和空气污染都很严重，噪音大，交通拥挤，没有安全感，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另一方面，又对城市有着一定的向往，认为在城市文明程度和法律意识比农村强得多，文化氛围也比农村浓厚，生活更方便、也更现代。他们崇尚金钱和城市中流行的功利主义，认为学习语文没有用，最应该学好的是英语和电脑。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学习困惑是“为什么要学习语文”，在他们那里，语文教育不再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教育了，而是受到实用主义和技术至上原则“洗礼”过的了。

再次，他们对自身新的社会身份的认同上存在困难。有学者认为：“社会身份系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是常见的制度——结构方面，目的在于认识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则，还包括习惯民情，怎样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分配权利、责任和义务，从而以强制的途径达成秩序。第二个方面是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目的在于认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即他们如何进行身份建构和选择。”[2]但“农民工”的身份，不是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而是在社会变迁中“被”重新建构的一种社会身份。那么，农民工到底是工人还是农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双重身份，有着介于城乡之间的“重叠”认同。

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子弟认识到父母已不是完全的乡下人，但离城里人还太遥远，他们生存在城市的边缘，是城市中的穷人，处于弱势，而自己也随着父母“被”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农民工子弟。由于无法进公立中学读书，明显感觉到被城市排斥在外。虽然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带有歧视性的新的社会身份，也不认同，但是，这种拒绝认同的身份认同却影响了人际交往——“城市”的孩子很难接纳这些来自“乡下”的孩子。因此，现实中，很难做到“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③这是2003 年教师节期间，时任总理温家宝到农民工子女居多的北京石景山区玉泉路小学视察时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的话。。

最后，他们对群体的认同存在障碍。他们虽然都来自农村，甚至有的还来自同一个地区，但由于缺少一种总体性的对原有区域文化的认同，因此也缺乏对现有群体的认同。具体表现在，农民工子弟们之间，往来也不多，关系很松散，共同的话题也少。不仅来自不同区域的学生是这样，而且来自相同区域的学生也如此。在生活或学习中，他们不会分享同样在农村的成长经验和精神记忆。

之所以出现上述四个方面的认同困难，是因为：一、在被城市文化挤压、排斥的“劣势”状况下，他们不自觉地丑化了农村在自我脑海里的印象，不愿分享自己乡村生活与乡村文化的记忆；二、城乡的人际交往模式不同，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往来比较密切，左邻右舍经常串门，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帮助，信任度高，在精神世界中有共同性的文化力量存在着，而城市人由于受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影响，彼此强调个性与独立，相互之间很少交流，沟通不多，信任减少，即使是对门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也是很正常的事。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农民工子女难免不受这种城市文化的影响；三、父母在城市里打工，没有固定和长期的工作，经常变化工作地点，孩子也不得不随着父母工作地点的变化而转学。即使是同班同学，有的也许还没来得及熟悉，就又因转学而分开了。流动性强，缺乏形成某些认同的基础条件。

这些认同障碍，导致农民工子弟对城市和乡村的看法比较混乱：有的认为家乡的学校是公立的，教学条件好；有的认为家乡的学校管理太严格；有的认为家乡的老师体罚学生，不文明。他们既在乡村文化认同上割断了区域性联系，又在城市文化认同上缺乏必要基础。原有来自于历史深处的乡村文化随着自己的身体离开故乡而在精神世界中渐行渐远，而城市的流行文化，又让他们应接不暇。在二者中，他们不知道到底应该认同哪一个，在城市文化的纷繁驳杂中变得盲目，感到“乱花渐欲迷人眼”。这样，农民工及其子女，无法形成对农村、城市文化的某种一致认同，也不能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找到生存的共同意义。可以说，市场化移民削弱了文化认同形成的基础。

他们大多生活在城乡接合部一带，在精神上漂泊在“城”与“乡”的夹缝中，现实与文化上的游离状态正好“合拍”，由此带来的是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困境：一、他们的父母干得都是城市里最苦最累报酬也最低的活，并且还要攒钱，准备带回老家盖房子或养老用，根本舍不得多花，用在孩子读书和日常生活上的钱也就有限，这让他们在经济条件上感到力不从心；二、城市的消费很高，城市的消费主义的观念对他们有着很强烈的冲击，他们受到了“诱惑”，但又只能望而却步。

其实，他们不知道，城市需要的是他们父母的劳动力，但不需要他们。城市里的他们，是被城市遗忘的角落。甚至，在政府和“老市民”看来，农民工子弟只是这个城市的“包袱”。城市也许有一天需要他们，但那要等到他们可以出卖劳动力了再说。或许，他们仅仅是过客，城市终究不会接纳他们。现实中比较紧迫的是，目前上海只有农民工子女小学，还没有农民工子女初中，到读中学、考大学时，他们就必须回家乡，因为进入公办中学的希望毕竟太渺茫。但受过城市文化熏陶的他们，虽然明知城市有很多缺点，自己待在城市里也存在很多劣势，但又不习惯回到农村去上学，因为他们体验过农村生活的艰苦，也深知城乡差异大，回到家乡后，可能会遇到比在城里更多的困难。这让他们充满了无奈与惆怅，并对未来感到一片迷茫。但有一点还是清醒的：拥有上海户口，做个城里人，享有更多的城市好处，那是“天方夜谭”。

三、结 语

说到这里，不得不进一步追问：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未来会怎样呢？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家”？

也许，他们会留在城里，做第二代、三代“农民工”和“城市移民”。因有不少学生初中还没毕业就加入了打工者的队伍，只是他们已没有了父辈那样的“故乡的根”，不再像父辈那样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和攒钱，而不是在城市里消费和生活，将来老了还会回到故乡。他们差不多已和家乡失去联系了，很难再回去，但城市又不会从根本上接纳他们，他们会成为“无根的一代”。

也许，他们会回到家乡。但他们已经有了“复杂”的人生经历，见识也比一直待在农村的孩子广。可是，如要回去，他们对家乡的一切还会习惯吗？家乡还会敞开怀抱接纳他们归来吗？

也许，他们会回到家乡读高中，然后考大学，再次来到城里。最终，“合法地”被城市所接纳，经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路。但不断转学的他们，比起那些为考大学而在比较好的条件下日夜奋战的“高考军团”，还有实力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而“拼杀”出来吗？即使考到城里来了，难道就成功了吗？2013 年在文学界轰动一时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再现的不就是农村大学生在城市里一步步走向“末路”的现实状况吗？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改变现状，进而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呢？

首先，必须改变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城市要在现实制度上主动偿还对农村所欠的历史“债务”，承担起对一直处在城市的底层和社会结构的弱势位置上而又实实在在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性的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应该承担的责任，保障他们在城里生活和工作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利益，其中当然就包括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当前社会，人的受教育权还很不平等，城市的义务教育还不是全面面向包括打工者子女在内的普通老百姓和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平民教育。但是，教育又不折不扣地是一个关乎百年树人、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事，100 多年前梁启超就曾在《少年中国说》中大声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其次，需要改变当前的城市文化状况。农民工为城市盖楼、造桥、修路、卖菜、打扫卫生……，使城市人能够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也保持城市的良性发展。因此，城市根本离不开农民工，那么，就应该建构起一种真正包容的城市文化，消除城与人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歧视、排斥与偏见，比如起码就应首先抛弃“蝗虫论”（少数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性看法）。城市本来就是由一代代移民而建造起来的。因此，城市是大家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城市不仅由高楼大厦、公园马路等硬件构成，还需要文化教育等软件。而创造一种良性的城市文化，应该提到城市化进程的紧要日程上来。因为，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上，探寻“丛林法则”的替代性方案，实现人的平等、和谐与共生，是现代人在不久的将来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从对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历史与现状的“一瞥”中，我更坚信：改变文化就是改变世界。

[1] 吴焰.生存在城市边缘——沪上民工子弟学校状况透视[N].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12-14(1).

[2] 张静.身份认同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