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翠

（大连大学 文学院，大连 116622）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休闲研究从西方传入国内，成为近20 多年来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目前诸多关于休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比例的观点是：休闲是人内在的自由精神生活，休闲乃是对人的“自在生命及其自由体验状态”的认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休闲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工具与技术，而是为人类构建意义的世界和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不为政治、经济、科技或物质的力量绝对地左右，使现实世界摆脱异化的扭曲而呈现其真实的意义，使人真正地为自在生命而生存，使心真实地由‘本心’自由地体验。”[1]休闲“是人的自在生命以及其自由体验状态，自在、自由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1]在这样的定义中，学者们无疑对休闲寄予了崇高的价值认定和审美期盼。

但是仔细考察今天的都市休闲，不难理解它已很难与人类自由生命的终极解放相关。因为，今天的休闲和其他生活活动一样，被消费文化、时尚文化以及各种产业资本所绑架，变成了文化资本生产链条上可资利用的种种“概念”和神话。今天，少数有闲者的休闲变成了各类奢靡活动，而绝大多数人的休闲则与逛街、消费以及通俗娱乐相等同。显然，今天的都市休闲与休闲的超越性追求是相违背的，而现代都市休闲的这种表现又是都市文明在现代时期的一种必然。因为，从现代都市的发展史来看，现代都市正是紧张高压的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是现代资本积累的产物。而现代资本积累无疑是一个以牺牲人的自然自由生命来换取现代自由的空间分配和权力重组过程，因而现代都市与休闲本来是一对天然的矛盾。这一矛盾构成现代都市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之一，决定着现代都市的空间建制与权力格局。隐藏在都市边缘地区的、灰色地带的工业区空间便是这一矛盾的当代证明。都市中隐密的工业区空间是以休闲广场、迪吧等为代表的显性都市休闲空间的一个隐性对应，它提示了掩盖在繁华休闲空间表面下，都市人类的另一面令人难以释然的沉重现实和生存真实。都市中这两种庞大的空间系统相互制约、相互生产，构成一组奇异的利益关系。二者的奇异组合与相互生产，标示着都市生存的两个极端，亦深刻地体现着现代都市与休闲这一对暗合的利益矛盾。

一、显性的休闲空间存在及其研究不足

都市休闲研究首先关注的是都市中央显性的休闲空间。酒吧、咖啡屋以及迪吧是现代都市休闲空间的典型代表，是都市休闲空间的显性存在。都市休闲就是在这些不同休闲空间的转换中完成的。都市中央的休闲空间光怪陆离、华美四溢，比现实生活更具魅力，它们为都市欲望的释放提供了多样可能。其间，欲望被释放与转化并被推向都市空间的核心——欲望被强化并成为都市人自我表征的重要符号。这些以欲望为核心的休闲空间成为都市生命深处的暗涌，牵动着都市生活的本质，书写着都市生活的欲望化符号。

对休闲空间转换的依赖源于都市空间对人的压抑。居住空间的压力、交通空间的压力、网络空间的压力、生存空间的竞争压力以及封闭工作空间的压力无不加剧着都市生存的紧张。相对封闭的都市空间的典型特征是隔绝：人与自然之间的隔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人与其生活环境处于疏离陌生的状态中。大都市中，高级写字楼中半封闭的办公导区是都市压抑空间的典型形象，并往往有与之配套的与写字间连为一体的华丽商铺。这些华丽商铺专为那些高层写字间的佼佼者们所准备，其空间格局几乎与写字间如出一辙——一样的封闭狭小，尽管它们被设计得高档精美华丽。工作间歇的高级白领走出几乎密闭的工作间，在商铺格子之间游逛，但却逃不脱高压空间对他们身体以及心灵的宰控。被都市空间豢养起来的难见天日的宠物们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会迫不及待地逃离高压的工作空间——揭下紧张工作中的理性面具，冲进以迪吧以及酒吧为代表的都市空间中，释放被压抑的生命情绪。这在都市文化研究中被视为可理解的生存冲动。因而，异质空间的转换成为都市休闲最简易的定义，它将连贯的生命存在切成碎片，从而导致生命形式的拼凑和断裂，导致都市生命的碎片化与平面化状态。这也是都市人日常生活异化在休闲空间中的表现。休闲空间与休闲人群共同组建起来的都市休闲生活表面看起来自由奔放，但实质摆脱不掉都市资本的商业运作，摆脱不掉资本话语的利益图谱。因而，日益商业化的现代都市休闲，在经济利益驱动与刺激消费等多重功利之背后，变成了被动休闲。可见，今天用休闲的方式来解放自由生命意志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它被商业利益绑架，被时尚话语绑架，被欲望绑架，被人们对休闲的错误理解绑架。

已有的都市文化研究深切地关注着休闲与都市欲望、都市资本之间的表征性关系，研究者们着眼于这一本空间，探寻现代都市生存的各种符码象征，勾画都市生存的精神图谱。本文原打算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下去，但生活中的切身经验转移了我们的研究视线。生活中的现实提醒我们现有研究的不足，也提醒我们将目光转向隐藏在都市边缘处、灰色地带的工业区。研究的不断深入告诉我们，坐落于都市繁华地带的休闲购物空间虽然表面上无限繁华，令都市人流连满足，但它并不是都市生存的全部，也不是都市休闲的全部。作为隐匿的都市空间，工业区呈现了都市人购物休闲环境之外的另一种更深层面的生存本质，表面上它与休闲毫不相关，但实质上却是购物休闲空间的一个隐性对应，二者都受着都市欲望与资本逻辑的支配。工业区的存在从另一面提供了现代都市休闲不可能提供生命诗意之解放条件的有力证明。隐藏在都市边缘处灰色地带的、被现代休闲研究所忽略的工业区灰色空间中，相当数量的现代都市人的身体及其心灵依然被机器以及现代理性制度所束缚和压抑而鲜被关注。工业区中都市人类生存的持续贬值提醒我们必须修正关于都市休闲研究的理论狭隘和偏颇，修正理论时尚化的庸俗倾向。

二、工业区——隐而未显的空间对应

工业区是都市中被专门围划出来的、监管森严的集中性的劳动生产空间。工业区的空间建制、色彩以及结构与休闲购物空间完全不同。工业区的空间建制、运行与再生产遵循着都市空间生产的另一套法则，与都市休闲空间异质而同构。

(一)工业区空间——监控与规训的集中实现。与休闲购物空间完全不同，工业区的色调是灰冷的，建筑格局也是简单整齐划一的。进出工业区的——无论技术人员还是生产工人——都穿着统一的、或蓝或绿或灰的工作制服，这种空间模式表明工业区是一个没有想象也不允许有想象的地方。工业区内有工作间、有休息区、有食堂、有保安室、医疗室、有清洁部门……，这些构成劳动者工作日的日常环境，它们保障劳动者的工作安全与身体能源的及时补充。由监控、摄像头、指纹器、打卡机等监控程序综合作用的规训系统随时启用。这一规训系统与工业区的空间建制之间相互配合，对进出其中的都市主体进行编码管理，实现工业区的空间规训。工业区中，有脑力劳动的白领、办公室职员、有生产加工工人，无论脑力、体力劳动者，都在严格的制度高压与监控下工作。工业区的空间建制无疑是一个坚固的现代性铁笼，是监控与规训集中实现的极度“理性化”空间。

（二）机器的压制。工业区中，生产车间是整个空间建制的核心。在这里，人与机器以及现代理性制度构成一对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本文研究者曾深入冰箱生产企业、汽车轮胎生产企业以及服装加工企业等工业区企业车间进行实地调研，见过车间工人生产的具体过程，深有感触。在密密麻麻、轰鸣声不绝于耳的生产车间以及流转不息的流水线上，我们看到的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谈到的，早期产业工人在异化劳动过程中所呈现的生命状态似乎没有两样。如果有不同，则是机器对人的强迫和宰制变本加厉而已，工人所从事的无疑还是异化劳动。以某服装基地的服装企业为例，为了提高生产加工效率，企业更换缝纫设备，将传统的坐着缝纫改为站着缝纫。在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低端加工企业中，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在10-12 小时，这种站立式的工作方式对工人的身体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伤害。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深切地关注早期产业工人在异化劳动过程的生命状态：“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向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这一带有温度的理论洞见表明，尽管马克思的思想是在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的，但其所谈论的问题及其思想所触及的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是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向人类自身索要代价的问题。它不仅洞穿了早期资本主义的秘密，又成为今天的寓言。马克思的思想是伟大的，伟大在于他愿意去看，并且看到了。而我们今天的理论还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去看呢？

每天的上下班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身着用以区分不同行业与单位的各种颜色制服的工业区人群从工业区门口匆忙进出，这时的人群景象是灰色暗淡的，与休闲空间中光鲜亮丽的人群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当劳动大军从工业区的网状围墙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有的换下制服，换上自己的服装，表达对日复一日的制服环境下辛苦乏味劳动的逃脱意愿，还表明他们对制服工作空间个性压抑的不满，表明他们恢复日常本然自我的强烈欲望。也有的直接将制服穿回家，将工业区的理性法则带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一群被压抑在生产线中的都市人群同时也构成都市休闲购物空间中消费群体的主力军之一，尽管他们的消费能力并不是最强的，因为他们大多数处于消费链条的最低端。休息日中，他们会涌向都市中央的购物广场以及各种街道中购物，以犒劳自己付出的非人样的劳动。因而，现代工业及其文化包括生产和消费两个重要板块，以此二者为核心的运转模式使工人在工厂出卖劳动力生产产品，然后在购物中心消费，将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购买来的商品。与之相应的，工业区与休闲购物空间的区分则是现代都市空间的功能划分的重要方案，它决定了劳动者在相似的空间中出卖劳动力，在相似的空间中进行相似的消费，即在一个空间中压抑个性，在另一个空间中满足个性的解放要求，不难理解后者只是谎言。可见，工业区与休闲购物空间构成都市资本的跷跷板以及都市资本天平的两个制衡点，它们共同保证了工业文化发展与资本增值逻辑的平衡。正如社会学家列菲弗尔曾指出，在资本系统下，空间是沿着有利于资本增值的轨迹被创造的，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资本机构控制着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将都市的任何一个空间与时间点都纳入资本的生产链条：不仅包括都市中心地区，也包括周边的灰色工业区。

（三）心灵的机器化与薪金的价值。除了身体的规训，工业区的生产强度与规训制度已经深入都市生产者的心灵和骨髓，工业区中的社会现状是现代理性制度日益坚固与强化的结果，这种结果便是心灵的机器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早已指出：“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艺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随着对劳动过程的‘心理’分析，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性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集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3]卢卡奇向我们揭示的是现代理性制度下，人变成一个一个可计算的零部件的社会现实，随之乃是人的心灵不断机器化、合理化和标准化的现实。现代人接受了现代理性对心灵的合理化计算，并将人对生活的判断、期望换算成可计量的数字标准。这意味着工业程序下的劳动越来越失去生命的特质。在传统手工业过程中，劳动者伴随产品的整个制作过程，劳动者与产品之中有直接的生命联系，而在现代工业生产线上，工人不能体验和控制完整的劳动行为过程，而只是在生产线的某一段上不断重复。对他们而言，产品并不具有完整的形象，工人与产品之间也难以建立直接的生命联系。因而，从生产线规训系统中出来的工人只能也只有关心自己最实在，正如阿诺德·盖伦在《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中所揭示的那样：“如果一个个体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部大机器里的一个可以更换的而又有点磨损了的齿轮，如果它认定这部机器没有了他也可以运转，而他和他的行为后果发生接触只是靠着统计数字、图表或他的工资单的形式——那么他的责任感当然就随着他的无依无靠之感的增加而以同样的速度在减少。”[4]这就是现代理性制度对人的内部世界——情感意志以及思想的极度压缩切割和简化的结果，而工业区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典型场所。

因而，在无法体验和控制自己劳动行为的工人们的意识中，衡量生活的标准最终只能落实在资本生产制度提供的薪金制度，在于自己得到薪酬的多少。当个体与薪酬直接相关，薪酬的价值便意味着它能够让工人感受到对生活的一点控制与把握的实在。一个服装企业的女工，每一个新年都给家里人从里到外换一身新衣服，其实并不缺衣服。但她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她告诉研究者：“如果不买一身新衣服，会让人家看觉得辛苦干了一年好像什么都没有，就会觉得对不住自己一年的劳累。”而她大多数的工友也都持这种看法。这样，个体的要求和企业制度的暗示在薪酬这一价值杠杆上取得一致。这时，繁华的购物空间、休闲广场再一次具有了重要意义，因为，购物以及对有形物质的快速直接占有可以让生产线工人体会对生活的实在把握，体会到一种不免让人有些酸涩的内心安慰。故而，工业区理性化秩序对人的自由个性压抑的结果又必然是人的欲望化和初级本能化，这是资本滚动与增值必然的结果。然而，生产线工人是在强制节奏的流水线上出卖劳动与时间才换来消费和休闲权力的，抽取了这一部分的生存，休闲与消费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在分析生产的本质时，并没有忽略消费的本质，也就是说，资本的增值逻辑不仅规定着社会的生产、工人的劳动节拍，也规定者社会的消费、劳动者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想象。这一事实提醒我们的无疑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曾经指出的核心问题——人的贬值，而人的贬值在今天则以更加隐秘甚至更加“合理”的方式深入地延续着。

（四）家庭空间的解构与空心人的自我复制。在休闲与工业区的跷跷板之间，在理性化产业制度与异化劳动日益强化的社会现实中，家庭空间的社会功能也越来越被减弱。随着都市空间的急速膨胀、居住空间的极度压缩，都市中工作区与居住区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使交通时间成本不断加大，早出晚归的通勤模式使都市人尤其是工业区中的劳动者在家的时间不断缩减，也使他们在家庭中的情感释放与调整效果逐渐减弱。因为在他们还没有缓过神和家人叙说一天的工作情况的时候，疲惫和睡意已经让他们草草洗漱之后上床睡去了；在还没有补充足够睡眠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爬起床赶都市的早班车了。在这样的都市环境中，家作为栖息地的意义必然越来越受到挑战甚至瓦解。在家与工作空间的中转处，都市的购物休闲空间就顺理成章进入都市人日常生活空间，作为家与劳动空间之间的替代空间，并为工作和生活相分离的都市人提供补充性的身体安置点。家庭空间对人而言具有重要的生存意义，家是生存主体与亲人共同生活与交流的空间，对家庭空间的建构和维护是人类生存的意义之一，而家庭空间功能的减弱亦是工业机器对都市人类生命进行全面干预的恶性结果。

在工业机器下，人不仅丢失了自由本质、让位于物、让位于规训系统，还变成了生产线上的木偶和靠消费来自我填充的欲望傀儡。在工业文化的现实环境中，都市人日益丢失内心的真实感受，变成艾略特诗中的空心人，被工业理性预先秩序化、格式化和驯化。资本生产与消费逻辑时刻没有停止都市空心人的生产和复制，它们将所需要的一整套关于生活与世界的意识形态不断植入都市人类的思维结构，使之持续发生作用。而这正是技术时代人类面临严重心灵危机的重要根源。

三、都市与休闲——一对天然的矛盾

都市中央休闲空间的流动繁华与工业区的灰色沉寂对比鲜明。作为休闲空间的隐性对应，工业区隐藏着都市人精神内核与生存生态的重要部分，隐藏着理解都市休闲空间秘密的另一部分密码。它向我们揭示的，正是马尔库塞等人所奋力反抗的，即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做出贡献、但却付出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空间的代价的深层的社会机制的具体体现。现代都市的工业资本逻辑将休闲置于欲望逻辑之下而日渐异化，揭示出都市本质与休闲天然的对立关系。从都市发展历史来看，都市的诞生是工业化的结果，而工业化、尤其是初期工业化已经表明现代工业不停转动的机器和围绕着机器进行的机械化劳作必然带来人的机器化。《摩登时代》正是早期工业化都市发展及早期工人生存状态的影像写照。处于资本积累工业化过程中的人们，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管理者都被捆绑在机器上。之于前者而言，机器最终导致身心的机器化；对于后者而言，虽然身体并未被机器束缚，然而，其本身也变成了管理的机器、利益的机器，其存在的本质只是如何让机器加速，让工人工作效率更高，他们的人性已经被机器性和资本性所规定和取代。资本积累和发展意味着分秒必争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只有分秒捆绑在工业机器上才能实现资本的增值。因而，现代都市人都被捆绑在现代化的工业大机器上面。这一过程不仅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现代都市发展的具体过程。因而，都市本义上等同于资本利益、欲望和消费，与带有解放自由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休闲天然相斥。工业区所体现的空间政治正与现代文明的欲望本质相一致。它揭开了都市休闲虚假的面纱。而今天日益盛行的文化产业试图将休闲普遍化，意欲打造一个个“休闲城市”，这不过是都市意识在后现代时期的内在调整，是保证资本增值以及都市发展持续亢奋的一个政治策略，其本意并非还原休闲的诗意本质，也无法还原。

工业区的理论发现和现实关注，让研究者深感不安，也让我们的研究增添了许多沉重。以往，理论者对于都市休闲空间的研究多将焦点放在都市中央的繁华休闲空间以及只有有闲者才能进入的休闲空间。几乎没有人将支撑起都市中心繁华空间的另一部分空间中的生存者——工业区的生产线工人——纳入研究视野，更很少有人会将他们的生存与都市的繁华表象下的快乐生存联系在一起。然而，正是这一群生命被压抑、灵魂被更大程度榨取的都市人支撑着都市繁华的永不落幕。而且这一群人的身体和灵魂还将更长时间地被压抑和榨取。所以，当研究者每天在班车点看到穿制服去上班的生产线工人的时候，就不禁问自己，我们的文章对他们的生活状况会有所改变吗？我们的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似乎没有。如果说有意义的话，则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己不容开脱的一部分责任。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每天都携带在身上的微细的欲望以及不停歇的物质追求加速了都市欲望车轮的运转，决定了生产线工人工作频率的不断加速，是我们每一个人微细的欲望共同推动着社会的欲望轴心。是我们，希望手机不断更新，于是有了苹果N 代的出现；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汽车、座驾更舒服，于是有各种名目的石油战争，有不断升级的新款汽车从生产线上装配出来；希望四季如春、空调常转，于是有一个又一个核电站建得离我们越来越近。原来是我们，使生产线不断加速，使工人在生产线上的动作节拍不断加快。这似乎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个更为重要现实。最后，让我们记住一个背影：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肩膀上抗着生产车间的工作服，走在上班的路上，然而，他头发、鞋子、T 恤和牛仔裤都很时髦，耳朵塞着耳机……。

[1] 潘立勇.休闲与审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J].浙江大学学报,2005(6):5-10.

[2] [德]马克思.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4-55.

[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红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52.

[4] [德]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M].何兆武,何冰,译.上海: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