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明倬

2013年初的一个晚上，德国慕尼黑下着大雪。薛来还在犹豫着要不要出去吃一顿中餐。电话响了，林晨阳在电话的那端，兴奋地大叫：“10万美金我们拿到了。”薛来瞬间觉得自己变成了气体，从地面弹起，落回，继续弹起。

林晨阳拿到了10万美金的泰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每年会给全球20个20岁以下的创业者10万美金奖励基金。

林晨阳和薛来是高中校友，林晨阳比薛来高一届，都疯狂迷恋新技术。高中最后两年一起做ISEF项目，成了好朋友。2012年底，分别两年之后，林晨阳频繁地给薛来发email。他已经被美国一所贵族大学艾姆赫斯特学院录取，但学费高昂。他想自己创业，问薛来要不要加入。薛来当时在慕尼黑，帮一个德国人做个项目。他一提，薛来就答应了。

薛来和林晨阳一起讨论过很多次，最后决定做一个三维体感传感器。2013年初，他们还只有一个概念。薛来用这个概念做了一个视频演示，发给了林晨阳。林晨阳负责找投资，薛来负责产品研发。

三维体感传感器到底是什么？简单点说，就是装有摄像头的装置，通过独特的算法设计，它能识别人的手势。斯皮尔伯格有一部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曾经幻想过这种人机交互的可能性。电影里，汤姆·克鲁斯站在远处对着屏幕挥舞双手，就能控制大屏幕上的图片，推拉移动，极为炫酷。薛来去见投资人，投资人都会问，“你要做的和《少数派报告》里的有什么差别？”薛来会说，“真实生活中，手举那么高，太累。汤姆·克鲁斯需要一个黑色的手套才能实现人机交互。我要设计的产品，可以直接识别人的手势，不需要手套。”

这个神奇的装置，现在不再是个概念，样机已经夹在薛来的笔记本电脑上。它小巧玲珑，仅仅比U盘大一点点，里面装有两个摄像头。它不仅可以替代普通鼠标，用手指操控光标的移动，甚至可以替代立体鼠标（3D mouse）。只要你把手轻轻地从键盘上抬起，它就自动进入了三维识别状态，捕捉到你每根手指在空间的位置。“我给windows设计了一个‘鸡翅模式’。在电脑前，动动手指，网页就可以滚动，就算在啃鸡翅，也不至于弄脏键盘和鼠标。”

它叫Touch+。创造Touch+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研发部门，主要是薛来，最核心的软硬件设计都是由他完成的。这个没有读过大学的少年，亲手把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变成了现实。

在上海市松江区月厦新天地的14楼，有两个紧挨着的房间，薛来占据其中一间，他的高中同学李贤基占了另外一间。两个开间，更像是个男生宿舍。只有最简单的家具：衣柜、床、桌子、椅子。

薛来和林晨阳创业没多久，李贤基也加入。在做ISEF项目时，他们就是三人组合。三个男孩，注册了一家公司，英文名为Ractiv，取自于单词“interactive”，中文名是睿科技。公司不大，只有十几个人，但相当国际化，员工来自6个国家。林晨阳是CEO，他是新加坡人，公司注册地就放在了新加坡。可以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比如，政府会替他们支付70%的员工工资。薛来现在是CTO ，管理着杭州、新加坡和美国的工程师团队。

薛来，22岁，清秀、纤瘦，温柔、嗓音清亮、精力充沛。像是热播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都敏俊的现实版。在太空，有颗小行星以薛来的名字命名，那是ISEF大赛的奖品，标号NO.25580xuelai 。他早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天才人物。连续三届拿下ISEF计算机奖项。除了是个计算机高手，薛来在语言方面也相当有天分。这个成都男孩，熟练掌握英语、德语、捷克语和波兰语。和傲娇、毒舌、整天装酷的都敏俊相比，他是温暖型。对人体贴、周到，像是某种发光体，永远都带着温暖的能量。

这个发光体，在小房间里昼夜燃烧。他一天大多数时间是在一张1米6宽的桌子度过的。除了吃饭、去洗手间，他都在桌边。床基本不用，睡觉就趴在桌上。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物品，像是电子市场里小修理铺子：拆卸开的旧电子产品，镊子、剪子、钳子、烙铁……还有macbook air、耳机和可乐。Touch+软硬件核心部分，都在这张桌子上诞生。

薛来一直在改进Touch+的软件。Touch+发货期一推再推，这让整个团队的人都很焦虑。2014年4月的一天，林晨阳又打来电话，他说罗技公司，对Ractiv表示出了兴趣。如果被罗技收购，或者跟他们合作，对一个小公司，那都是不错的机会。薛来和林晨阳定好，5月到旧金山去见他们。但是，那也意味着，4月必须加紧提升优化，提高用户体验。

这时，薛来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是非常优秀的程序员，但并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雇佣的一些工程师却整周无事可做。“他们总按教科书里教的方法写程序，视频处理要大量处理数据，那种方法太低效”。时间相当紧迫，所有的工作，他只能重新做。“要知道，我写的代码，肯定都是书上没有的”。

大约10岁时，薛来写下了第一个程序─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游戏。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

薛来出生在成都，父母都在大学工作，母亲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他10岁那年，母亲叶蓉去捷克斯洛伐克教汉语，把他也带去了。他是班上唯一的亚洲人，开始不懂斯洛伐克语，也没有朋友。他每天都独自一人，在家里打电子游戏。那时，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把同学做成游戏里的人物，也许大家会喜欢我。”“我用google一行行地搜代码，在程序员论坛里向别人请教”，他发现英文论坛更愿意帮助菜鸟，“翻着英语字典，在英文论坛里学写代码”，两个月之后，游戏做出来，同学接纳了他。从那之后，他成了一个程序员。

欧洲几年生活，给薛来很大的影响。课程简单，大量的时间他可以自由支配。母亲叶蓉相当开明，他可以随性而为。他把时间用在乐高玩具、动画片和电子游戏上。他语言方面的天分，很自然地被开发出来。每隔多久，他的斯洛伐克语讲得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还能用日常的德语、英语交流。

三年后，薛来回到成都。一切都变了。

东欧的数学教育落后于中国。回国后，数学废掉了。几年不说汉语，语文也废掉了。作文错别字满篇。薛来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成为老师们的众矢之的，反复的被点名、辱骂、罚站……“那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别人说你差，也就真的差了。”

薛来到没有什么挫败感，“我属于多巴胺分泌过多的一种人。从不抑郁、很少有负面情绪，经常莫名其妙地高兴，走在路上都会傻笑”。但正因为如此，老师也会格外生气，只有小痞子才嬉皮笑脸、顽劣不化。

他依然在编写游戏。小学六年级，得了四川省中小学计算机大赛的一等奖。但那并不被当作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薛来的母亲叶蓉那时还在西南交大工作，本希望儿子能进入子弟中学的快班就读。1800名学生，薛来考了1300名。快班进不去，普通班也进不去，只能进入慢班。慢班里的学生打架、用游戏卡赌博。叶蓉没法接受把儿子送入那样的环境，就把薛来送入了成都国际学校。

蜀西路399号─那曾经是成都国际学校的校址，薛来在那里度过了6年。薛来的命运在那里彻底地改变了。进入学校时，他是个痞气十足的顽童，没有人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天才少年。

最初，薛来跟不上课程。学校全英语授课，虽然他口语不错，但打开书，单词都不认识。他依然沉迷于游戏，晚上打游戏，上课时睡觉，或者索性就装病，不去上课。国际学校的学费高昂，叶蓉为了给他赚学费，再次去了东欧。外公、外婆照看他，但他们都忙于打麻将。薛来就自己野着。成绩在班里几乎是最差的。

九年级（相当于国内初三），是薛来生命曲线上的一个拐点。他终于被老师感动了。那几年，老师从没呵斥他，也没把他逃学的事情通知叶蓉。老师经常找他聊天，“都是在图书馆里，没别人的时候，还会特意把门关严”“讲的都是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从没摆出给我建议的架势，也没有指责过我。”聊得多了，就有了润物无声的意思。

一次神学课，彻底触发了薛来。那时，成都国际学校基督教氛围浓厚。老师会给学生讲述《圣经》故事。“不是沉重、枯燥的宗教说教，更像是一种道德的培养”，主要是讲“一个人到底应该怎么去生活”。有一次，老师说，要给学生展示什么叫“谦逊”，然后倒了热水，蹲下来一个个地给学生洗脚。这个举动，给薛来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感觉非常、非常别扭，但又觉得，心里有一扇门被打开了”。

之后，薛来变得相当勤奋。“如果再继续以前的生活，会很不好意思，因为老师和同学都一直那么爱你”。他的性格、气质，也慢慢发生了改变。以前，薛来虽然看似乐观、外向，但无形中总裹着一层壳。薛来的父亲自闭、酗酒。后来父母离异，母亲出国，对他都产生了影响。为了避免伤害，他与人接触，总会自然地平添防范。那次之后，“那层壳慢慢消失了，整个人像是完全重新装修过”。

“阳光、全面、口才出众”，这是很多老师对他的印象。国际学校的魏老师还记得，有一天，她在准备写一个关于国际学校的演讲稿。她让薛来想个“金句”放在讲稿里。薛来只想了几秒，然后说：“CDIS is a father  to me，but not alcoholic.”（国际学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父亲，一个不酗酒的父亲。）

2009年的一天，薛来上9年级。在学校的食堂，他堵住了比他高一年级的林晨阳和李贤基。那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交谈。当时，他们不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将一起开一家公司。薛来跟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要做一台多点触控屏幕的电脑。那时，乔布斯虽然透露苹果正在研发iPad，但产品没有上市。大部分人连多点触控这个概念都没听过。两个人被他的计划吸引了。

有一天，薛来在电视上看到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讲正在研发平板电脑Surface，“有桌面那么大，价格昂贵。我就想做一个。”但一个人的力量，有点困难，需要找两个聪明人一起。林晨阳、李贤基是全校成绩最好、最聪明的两个人，就被薛来盯上了。

成都国际学校不大，一共就只有100个学生，不是同届，但互相之间也都有耳闻。薛来虽然成绩不好，但林晨阳和李贤基也都知道他是个计算机高手，非常聪明。

薛来在学校的名声是通过几件事情积累起来的─他黑进过学校存成绩的数据库;他破解了学校电脑的管理密码，能够不受限制地打游戏、看视频;在历史课上，老师让学生制作二战时期德军和苏军大炮的模型，别人交上去的是纸制模型，薛来交了一个三维程序软件。“打开来就是个三维大炮，拖动鼠标，可以看到它每个角度。学校门口有个投影仪，老师把这个软件放在那儿，巡演了一周。”

一般的技术狂，都言语干瘪、表达有障碍。薛来刚好相反，巧舌如簧。他在游说李贤基和林晨阳时，激情洋溢、野心勃勃，还提前画好了一张图纸，反复强调，“既然Surface都做出来了，就证明是有可能的。”林晨阳和李贤基就被薛来“忽悠”了，答应加入。

对于三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这个项目非常困难。薛来会编写程序，但对硬件一无所知。林晨阳、李贤基对于软件和硬件的了解都是零。他们翻看关于“触摸”的资料，了解最基础的知识，就花掉了几个月时间。他们想出了一个提高效率的办法，分头阅读，每周开一次会，把各自了解的核心信息，列成精练的条目，一起分享。这个聚会，被安排在周末，而且是秘密的。

薛来最初做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于Surface。Surface的内部装了一台投影仪，用投影仪来感知手指位置。薛来也尝试了那种方法。投影仪虽然方便，但是分辨率低、造价也高。之后，薛来又试验了十几种方法。后来他用液晶屏和红外摄像头，替代了投影仪。“比Surface的分辨率更高，造价还低了一半。”

他们不光在学校赢了，还拿到了ISEF团体项目的一等奖。回到学校，“走在路上都觉得自己发着光”。但四川地震了，他们把3000美金的奖金都捐出去了。

为了庆祝，叶蓉送了薛来一台iPhone做礼物，比iPod更“高级”。“作为班上第一个有iPhone的人”，薛来一直把它擦得锃亮，放在一个荷包里。这台iPhone，薛来至今还保存着。

薛来和林晨阳、李贤基最初对三维体感发生兴趣，就是在2009年5月参加ISEF比赛时，三个男孩一起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钢铁侠》那时刚好在美国上映，他们被电影里钢铁侠用的三维投影吸引了，“实在太炫、太酷了”。

薛来后来仔细研究过造出三维投影仪的可能性，没多久，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他想做一个眼镜。眼镜里放了传感器和陀螺仪加速器，戴上这个眼镜，能让电脑里的三维物体，置于空间之中。用触控笔，还能移动它。那个项目，做了一年。“感觉像是坐过山车，很刺激，也很好玩”。

这次，他们的目标完全变了。第一次去参加比赛，就想赢一iPod。参加过ISEF之后，有了一种“改变未来的崇高使命感”“像是被洗过脑”。

“我们对科技未来的远景、特别是人机交互类的东西充满好奇。感觉自己成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一部分，是实现科技未来的一分子。”那一整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三个人长期呆在图书馆，不洗澡，有一个沙发都让我们睡臭了。

一年后，他们再度参加ISEF，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类的二等奖。随后，林晨阳和李贤基毕业。薛来独自一人做了第三个项目。他又做了一个眼镜，可以直接用人的手，实现了最自然的人机交互。因此，薛来拿到了2011年ISEF计算机科学的学科最佳和欧盟青年科学家奖。

在他的获奖感言里，特意感谢了他的科学老师Glen Walenda，为他提供了实验室。薛来获奖，Glen  Walenda非常高兴。但是他说，自己并没能帮助他。“薛来晚上继续留在实验室里 。因为他总在麦当劳里带一份汉堡、鸡翅，贿赂学校保安，和我并没关系。”

薛来从一个上课睡觉的顽童，变成了连续拿下三届ISEF大奖的天才。表面看，完全是“天赋”所至。三个项目，Glen都没给他任何指导，学校里的其他人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但实际上，老师和学校，又对他有全方位的影响。

薛来2009年、2010年、2011年，当时为成都国际学校学生的薛来，连续三年参加了Intel ISEF大赛，连续三次获奖，包括计算机项目一等奖。团队不仅获得3000美元的奖励，薛来还获得了一个最独特的荣誉—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薛来虽然托福考了117分，当年中国大陆的最高分，还获得凤凰卫视主办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发的奖项，但这个耀眼的天才，高中毕业后并没能进入高校就读，而是选择与林晨阳、李贤基一起创业，目前三人所研制的“三维体感传感器”即将上市。

一个中学老师，一所中学，甚至一个中学教育体系，应该如何把极具天赋的中学生培养成科学家？这在中国教育体系下，从未被当成一个问题。但在美国，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就被提出来。

几十年来，美国培养了大批像薛来一样的天才。他们个性鲜明，有着极强的创造力。他们又绝非仅凭天赋，横空出世。美国在六十多年里，花了上百亿美金，经历了数轮教育改革，才为他们创造出了成长空间。薛来所在的成都国际学校，采用的教学模式完全是美式教育。薛来更像是美国六十年的教育改革，在成都开出的一朵奇葩。

直到现在，相当多的人抱有一种观点─中国中学的科学教育基础坚实，学的知识更系统、更深入。美式教育是一种启蒙式教育，什么都学一点，但又都不深入。实际上，1950年之前，美国的中学科学教育和中国目前的教育并没有区别，目标有两个——让学生理解基本法则和基本原理，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来检验一些事实。在1950之后，美国中学的科技教育，和中国有了天壤之别。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上天，轰动了美国，强烈的危机感弥漫着整个美国。随后，美国开始第一轮教育改革─课程改革，课程的设置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开始注重在课程中反映科学知识的新发展、体现科学的内在逻辑，课程编辑遵循学科的知识结构，强调对知识的探究。美国为这场改革，投入了15亿美元。

现在美国中学、和国际学校的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就是那时起逐步设立的。所谓AP课程，实际就是大学先修课程。中学设置这些课程，其核心理念在于“公民在教育上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天才儿童也应该享有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教育”。这些课程，让那些聪明的年轻人，很早就发现自己兴趣所在，也不至于在重复背诵、记忆上浪费年华。

那轮改革，最初的结果出人意料，美国中学生的成绩普遍下滑。但是，这种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1960-1975年间，美国以生物学为代表的科学教育进入黄金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美国人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要拥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还要拥有大量具有高科学文化水平、高科学素养的人。于是，又开始了一轮教育改革。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每个孩子都是科学家”。

教育的中心也变了─从以老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非常强调学生主动学习和动手实践。学生要提出问题，设计实验方案、获取证据，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并使用多种不同方式对所获结论进行检验，把自己的看法与别人分享。这种教学方式的核心在于─传递科学精神和科学工作的思路和方法。

薛来的老师Glen ，年轻时在美国加州读完大学。九十年代末期，美国开始大规模重新培训中学教师。Glen 在那一轮培训中，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六个步骤，之后，又在课堂上把它传递给了学生，其中，也包括薛来。

香港宋庆龄研究院院长姜冬梅，也是ISEF的评委。她发现，在ISEF的项目展示中，“美国学生都能把项目按照科学的六个步骤方式，清晰地呈现在展板上。中国的学生，绝大多数人，没有经过这种训练。不要说中学生，甚至很多研究生、博士生，也没有完成这种训练。”

没人会想到，几十年前的美国的教育改革，会惠及远在中国成都的薛来。成都国际学校也开设了很多的AP课程。

很多学生为了保证GPA领先，选学AP课程会非常慎重。但薛来却近乎疯狂地选课，曾经一学期就选了5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他在高中就都学了，通过这种途径，他迅速拓展了知识面。

薛来在做多点触摸屏时，曾经遇到一个麻烦。手指是动的，屏幕上采集的数据，就会上下起伏波动。“看到满屏的坐标，到处乱跳，心里就一阵阵发慌。”他后来才知道，有一种卡尔曼滤波，可以把信号的杂音给滤掉。第二年，他上统计学课，老师讲到了卡尔曼滤波。

这让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很多知识，就是一个工具。在用这个工具时，得先知道这个‘知识工具’存在。”这对于他解决问题，会非常有用。他后来大量选课，就是想储备这种工具。即使选课太多，影响GPA，也在所不惜。

在学习过程中，薛来从不会刻意记忆、背诵。但他练就了一种技能─一旦他需要，能快速地学习任何知识。“有针对性地学习，而不是系统地每个方面都学。这其实是一个技能。从做第一个项目，我就开始积攒这个技能。”

这种能力，因为google的出现，又被进一步放大了。“远古时期，人都要打猎，猎人如何追踪猎物是最重要的一项技能。现代社会，人在谷歌上检索信息，众多的信息中追踪到自己需要的那些。谷歌用得好的人，在远古时期一定会是个部族首领。我想，我应该是某个猎人部落的酋长。”薛来说。

最近十年，ISEF上出现大量十四五岁的少年，他们做出让科学家们都感到震惊的研究。Google的出现，极大地简化了知识获取的途径。对于一个聪明的孩子，学校课程的宽泛，和Google的强大的追踪能力，是最高效的结合。一旦对某个问题发生兴趣，就可以跳跃式前进。

这些天才，在解决问题时，也表现出了与众不同之处。他们非常灵活、从不墨守陈规，习惯于自己设计方法，而不是跟着教科书亦步亦趋。

实际上，不同教育模式下成长的人，思维方式也会不一样。一种人在重复的记忆、背诵、验证已有知识，仿佛世界上大多数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另外一种人，只把已有的知识看成解决问题的工具。他们一直都很清楚，人和世界都是未知的，太多的问题等待去探寻。

领导其他程序员一起工作，薛来才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除了一两个工程师，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多数人都非常平庸。怎么去跟那些按照教科书写程序的程序员沟通─这让薛来非常困扰。

在薛来的软件团队中，有一个人让薛来非常敬佩，他叫Corey Manders。之前是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他思路非常独特，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纵然花每个月几万美金雇佣他，薛来也觉得非常值得。

薛来特别喜欢Corey，还有另外一个原因。Corey多才多艺，还是一个优秀的萨克斯风演奏者，演奏能够达到专业水平。薛来一直敬重那些能在各个领域都游刃有余的人，自己也希望成为这种人。

在很多人眼中，薛来是注定成为一个技术天才。聪明、勤奋、富有创造力，痴迷于一切新科技。但他自己的梦想，要比这大得多，他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称之为“文艺复兴人”，可以横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音乐等各个领域。

在高中时，他并不是个只呆在实验室的书呆子，他是合唱团的主唱。薛来也喜欢参加辩论、演讲。他参与ISEF的同时，还参加了一个比赛─模拟联合国。每个代表会提交议题，跟真实世界中一样，有的议题争议很大。

那年薛来代表英国参与议题投票。那一场的辩题是─是否允许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穿全包裹式的宗教服装。薛来持的观点是─不允许。“那种服饰，给人感觉不友好，里面还可以藏炸弹。”比赛后，不到一年。同样的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薛来的观点成了主流。2011年，法国出台了禁令，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穿全包裹长袍。“我更了解欧洲人真实的想法，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

在薛来众多的兴趣中，他最热爱的是语言学，其次是心理学。至于计算机，他只把它当成工具，并没有当成毕生的追求。他很敬佩乔姆斯基，他既是语言学家，也是心理学家。薛来至今还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浏览APA（美国心理学会）的Facebook主页，追逐这些领域的最新研究。

高中三年里，薛来成了一个相当耀眼的明星。他赢了ISEF，托福考了117分，当年中国大陆的最高分。还获得凤凰卫视主办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发的奖项。和他一起得奖的人，还有钱学森、高昆。 但这个耀眼的天才，并没能进入美国或者欧洲的名校。

他申请的大学虽然录取了他，但没有给他奖学金。“大部分人都是可以被成绩衡量的。但有少数人是异类，比如我。”

薛来同时做了太多的事情，GPA普通，SAT也只考了2180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了他，但一年学费、生活费要五六万美元。对于一个家境普通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大的一笔数字。

薛来面临一个选择，是花尽母亲半生积蓄去读大学，还是自己创业。最终，他选择了后一条路。

2014年5月，薛来和林晨阳飞往旧金山，见了罗技的人。他展示了自己的产品，回答了他们的各种提问，然后对方就没了消息。“他们就想看我们的产品会不会威胁到他们，并没打算合作”。不过，那次美国之行，薛来并不是空手而回，Google打算和他们合作，购买他们的技术。

2014年10月，Kickstarter上订的2000多台货已经发出。Touch+在官网上也开放预订，三天卖掉了5000多台。但三天后，薛来就把预订关闭了。“我们把预订款都退回了。因为软件还没有准备好。”过了三个月，“手势识别的精度提高”，更重要的是，用户体验提升了。

现在很多科技产品，“技术很先进，到底能用这些技术做什么，考虑的却不清楚，”薛莱想让Touch+更实用，就打算自己开发应用插件，对于一些影响用户体验的细节，逐一改进。“2015年3月，Touch+会正式上市。”这一次，他们终于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