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巍（1986-），男，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805(2015)04-0059-05

收稿日期：2015-07-11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改革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于这次变法的评价，也引发后人持续近千年的讨论。在传统史学中，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主要持否定态度，除对变法本身提出批评之外，还认为北宋的衰落即因此而始，最终导致灭亡。其中，南宋大儒朱熹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其指出：“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宋史·王安石传》）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认为：“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王夫之《宋论》）宋明以来的许多史学著作，如《神宗实录》《四朝国史》《文献通考》《宋史记》等多持此论。然而，到了近代，学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却出现转折。最著名的莫过于梁启超的说法，他高度肯定王安石及其新法，为其彻底翻案，并认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梁启超《王荆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安石变法更是被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在“评法批儒”时代成为“正确路线”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