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锦　王建伟

摘要

以绿色GDP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绿色GDP模型，对原有的“资源诅咒”指数模型进行修正，并以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资源诅咒”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修正后的指数数值有明显升高的趋势，说明原有不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资源诅咒”系数算法表面上弱化了这些地区的受诅咒程度；②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省区和部分“资源诅咒”边缘区修正后指数数值有变小的趋势，表明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增加的速度方面，这部分省区要低于全国范围内的速度；③部分省（市、自治区）“资源诅咒”指数排名出现变化，说明模型的修正对各省的“资源诅咒”程度具有一定影响。“资源诅咒”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产业政策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偏远且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资源开发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宏观投资鼓励政策不足造成区域经济闭塞、资源保护可持续政策落后、研发激励机制不完善等。政策导向是导致资源诅咒的主要原因，破解资源诅咒的根本途径在于政策改进与机制构建。政策改进层面，首先，完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其次，在进行资源开发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调整资源保护可持续政策；再次，政府需要推进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建设，对于地方注重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最后，国家投资政策上应加强对偏远地区投资，提高当地对外贸易能力，扩大开放程度。体制制度完善层面，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其次，需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关键词资源诅咒；测度修正；绿色GDP；政策改进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3-009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3012

“资财之源”，或者说，资源是创造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1]。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丰裕程度对于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它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贡献。然而，在近十几年的研究中却发现资源越丰裕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越慢，资源富集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效应，资源上的富集对整个国家或地区带来了严重的“诅咒”，如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投机主义和寻租活动猖獗、地方腐败现象严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人力资本投资缺乏等等。1993年，著名经济学者Auty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最终并未达成一致结论[2]。学者Sachs和Warner分别在1995、1997和2001年发表3篇学术文章，对“资源诅咒”的假说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样本为95个发展中国家，通过测算这些国家1970年到1989年的GDP增长率发现，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便他们引入了制度政策、价格的波动性等诸多解释变量之后，仍然显示负相关效应[3-5]。我国对于“资源诅咒”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期，主要代表性学者有徐康宁、韩剑、邵军、王剑、邵帅和齐中英等[6-9]，在研究观点上，国内与国外趋同，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主要集中在我国各地区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10-11]、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12]、缓解资源诅咒对策研究[13]等方面。在对“资源诅咒”定量层面的研究中主要运用的就是资源充裕度指数（RAI）、资源贫困指数或者称作资源诅咒指数，徐康宁、韩剑[6]在2005年首次构造了以能源为代表的资源充裕度指数模型，其主要是选取了各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值，以此来衡量各省市的资源禀赋差异，并且根据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比重情况对三种矿产资源赋予了相对权重，其中煤炭占75%，石油17%，天然气2%。在资源充裕度指数模型的研究基础上，苏迅[14]在2007年研究资源贫困现象的原因及补偿机制时首次提出资源诅咒贫困指数的概念模型，即地区矿业产值占全国矿业产值的比例与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之比，以1为分界线，指数数值大于1，说明该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数值越高，诅咒越严重。姚予龙、周洪、谷树忠在苏迅提出的资源贫困指数基础上进行了因子改动，他们认为第一和第三产业与我国能源消费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第二产业则是能源消费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其选择用地区资源禀赋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描述资源诅咒系数模型，即各地区一次能源生产量占所有地区一次能源生产量的比重与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占所有地区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的比值[15]。笔者认为，在研究资源诅咒现象时选取GDP增速并不合理，因为GDP不能够真实反映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单纯的GDP增量并没有体现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成本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16]。综上所述，本文将从资源丰裕度和绿色GDP的双重维度来重新构造“资源诅咒”指数模型。

1研究模型

1.1绿色GDP模型的提出

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17]。最近20年的研究发现，中国是当今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在1993-2012年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10.155%，在全球21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4位。有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GDP的增长是通过大量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成本为代价获得的，因此，“绿色GDP”的概念由此产生。

笔者认为，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必须以绿色GDP为基准，必须考虑资源消耗与环境成本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前人学者关于绿色GDP核算的观点[18-19]，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本次研究的绿色GDP核算模型，即：

绿色GDP=GDP-RC-EC=GDP-IPCI

-GDPI-EII-GDL-ERC

其中，RC是指资源消耗，EC是指环境成本，IPCI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GDPI为地质灾害防治投资，EII为能源工业投资，GDL为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ERC为能源资源消耗，能源资源消耗通过能源年消费量与当年能源平均价格的乘积获得。

1.2“资源诅咒”指数修正模型的构建

本文在徐康宁、苏迅、姚予龙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基于尽最大可能准确反映区域“资源诅咒”程度的目的，提出了“资源诅咒”指数的修正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新疆、甘肃、山西和黑龙江等4个地区的“诅咒”现象来验证修正模型的可靠性。

“资源诅咒”指数是反映一个地区资源禀赋优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否存在偏离、偏离程度多少的量化指标，与苏迅提出的资源贫困指数意义相同，它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资源诅咒”程度，指数数值越大，说明地区受诅咒程度越深。根据“资源诅咒”指数的本身涵义以及绿色GDP的概念，笔者将地区资源丰裕程度与资源对地区绿色贡献程度的比值来量化某地区的“资源诅咒”指数。对于地区资源的丰裕程度指标，本文选取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3种资源的地区人均储量情况来衡量，需要说明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3种资源并不是等额分配权重的，本文参照徐康宁、韩剑研究中3种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比重情况来确定3种资源的相对权重，其中煤炭75%，石油17%，天然气2%[6]。而地区绿色GDP也采取人均占有量的形式进行定位，因为不同的省市人口不同，单纯的绿色GDP总量并不能准确衡量地区人均资源禀赋对绿色GDP的贡献。

2实例分析

2.1数据来源及计算

为了从定量层面检验“资源诅咒”指数修正模型是否科学合理，本文选取了中国30个省市（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和西藏自治区数据）的相关数据，由于本文引入绿色GDP的概念，数据的获取性存在一定的限制，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性，研究数据时间跨度定为2004-2011年，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得出各省的“资源诅咒”指数，具体见表1。

依据苏迅对于资源贫困指数的界线划定标准，本文拟定资源诅咒指数小于1时，即认为该区域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根据表1可以看出，我国20个省区是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其中“资源诅咒”指数最低的上海市，2004-2011年平均“资源诅咒”指数值仅为0.001，黑龙江省为0.986，是最接近资源诅咒覆盖区的省市，这部分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省（市、自治区）主要特征可以定性的描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于依赖自身资源所决定的发展速度；指数值位于1-2区间内属于资源诅咒过渡区，主要包括云南省和安徽省，表明这两个省区已经开始出现

资源诅咒现象，但是程度上并不明显，总体仍属于安全区域，但“资源诅咒”存在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宁夏、新疆、贵州、陕西、甘肃和青海等6省资源诅咒指数小于10，已具有明显的资源诅咒现象，该区域资源禀赋的优越并没有全面转化为经济上的发展，属于资源诅咒严重区；而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资源诅咒指数大于10，表明该区存在非常高的资源诅咒现象，资源丰裕的优势根本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将其划为资源诅咒高危区，这部分地区迫切需要国家政策上的宏观调控，以调整地区不合理的产业经济结构并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2.2指数模型修正前后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模型修正前后的各省“资源诅咒”程度，本研究结论呈现出三个趋势变化：首先，原先的资源诅咒高危区，经过模型测度修正后，发现其诅咒程度明显加深，代表省（市，自治区）有新疆、山西、宁夏、内蒙古等；其次，原先资源诅咒不明显地区经过模型修正后的指数更低，代表省（市，自治区）有安徽、云南、河南、重庆、四川等；最后，修正前后各省市资源诅咒排名出现变化。具体论证如下：

趋势一为“资源诅咒”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修正后的指数数值有明显升高的趋势，新疆、山西、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青海、辽宁和黑龙江尤为明显，这就说明原有不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资源诅咒”系数算法表面上弱化了这些地区的受诅咒程度，容易造成一定误导。

趋势二为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省区和部分“资源诅咒”边缘区修正后指数数值有变小的趋势，主要包括安徽、云南、河南、重庆、四川、河北、湖南、山东、广西、江西、北京、江苏、福建、湖北、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等18个省（市、自治区），表明这些地区的GDP在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之后，其占全国人均绿色GDP的比值有所增加，即不存在“资源诅咒”的区域其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增加的速度要低于全国范围内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增加的速度。

一个变化是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排名出现变化，修正前贵州排名第4，新疆排名第5，修正后新疆排在贵州前面且指数由原先的3.755升为6.087，说明新疆地区人均绿色GDP占全国绿色GDP的比重有所减少，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疆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消耗和较高的环境成本，同样现象还存在于甘肃省、辽宁省等。

2.3“资源诅咒”存在机理解析

根据前文中修正指数模型计算结果以及“资源诅咒”程度大小的划分可知，我国省际层面高危区有2个，严重区有6个，过渡区有2个，无资源诅咒区有20个，通过观察“资源诅咒”的区域分布，可以看出我国中西部内陆省市为资源诅咒的主要覆盖区，这些地区通常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不便，东部沿海地区则基本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为了对我国不同区域地区“资源诅咒”现象进行有效的解析，本文选取了山西（高危区）、新疆（严重区）、云南（过渡区）和广东（无资源诅咒区）等4种不同资源诅咒类型的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对我国典型地区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进行研究，其中山西省是我国矿产资源大省，省区内已发现矿种多达120种，煤炭资源储量位居全国首位，是资源诅咒高危区的典型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具有丰裕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其中石油资源量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量的30%，天然气资源量占全国路上资源量的34%，是资源诅咒严重区的典型代表；云南省矿产资源也相对丰富，尤其是有色金属，属于资源诅咒的过渡区域；广东省地处沿海，资源禀赋程度较差，但是重要的资源输入省，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1）产业政策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三次产业分配不合理，引发地区性经济畸形和“荷兰病”现象，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滞缓。

通过对山西、新疆、云南和广东等4省1993-2012年间的三次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行分析可知，山西省和新疆自治区第二产业比重远远高于第三产业比重，典型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增长，而云南省和广东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差距则非常小，属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肩发展型。地区资源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生资源依赖性经济模式，使得资源粗放型产业急剧膨胀，同时引发其他行业，诸如高新技术行业、制造业以及其他轻工业发展动力严重不足，造成区域“荷兰病”现象，其中山西省、新疆、云南和广东能源工业1993-2012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28.46%、28.52%、17.1%和6.86%，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比例怎分别为25.14%、17.26%、13.39%和27.7%，通过这些数据大致可以看出山西和新疆地区产业能源依赖化相对严重，并且对其他行业造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2）“资源诅咒”区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主要位于偏远且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资源开发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山西处于黄土高原东翼地带，而新疆则位于西北干旱沙漠地区，这些地区虽然有着丰裕的自然资源，但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尤其是西北干旱地区，水资源极度缺乏，沙漠化问题严重，风沙现象强烈，土壤、植被极容易被破坏且难以修复，资源开发容易造成大面积生态破坏，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生物链效应，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由于区位条件限制，对外贸易能力较弱，吸引外商投资能力差，国家宏观投资鼓励政策不足，造成区域经济闭塞，影响经济发展。

资源诅咒覆盖区主要位于中西部内陆甚至偏远山区，区位条件相对较差，吸收外资能力较差，图1为山西、广东、云南和新疆4个省2006-2012年的外商投资额度，可以发现山西、云南和新疆外商投资总额远低于广东省，广东省外商投资2006-2012年平均值是山西省的18倍，是云南省的20倍，是新疆自治区的41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反映地区对外贸易能力的主要指标，同时也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额可以看出区域的闭塞程度，笔者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年鉴，发现广东省2004-2011年8年平均进出口总额为617 613 368×103美元，而山西省只有9 927 262×103美元，云南仅为8 825 803×103美元，新疆为14 063 634×103美元，山西、云南和新疆3省之和仅是新疆地区进出口总额的5%。

（4）资源保护可持续政策落后，导致区域性投机主义和寻租行为的产生，造成大规模的资源掠夺和资源浪费，使得丰裕的资源优势并没有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我国目前关于资源开发的制度、法规等并不完善，资源所有权、经营权以及行政权混淆相对严重，资源管理制度滞后，产权纠纷现象比较频繁，上述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政府官员与私营企业主相互包庇，出现贪污腐败现象，继而导致投机主义和寻租行为猖獗，在山西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小煤窑非法经营现象频发，为了获取利润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由于私人小煤窑安全措施不到位，煤矿事故经常发生，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直至2011年，山西煤矿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数才降到100人以下，发生事故54起，死亡74人，2012年全年山西发生煤炭事故39起，造成83人死亡，1980-2004年间，山西因煤矿事故导致死亡人数17 286人[20]，事故频发与寻租行为、投机主义以及腐败现象是紧密关联的，这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

（5）研发激励机制不完善，地区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利用水平不高，污染严重且治理投入不足，导致其他部分生产要素的流出。

通过研究发现，资源诅咒地区大多数研发创新能力明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经济发展，同时使得资源优势不能够最大发挥，从而资源利用水平较低，引发地区性环境污染，使得整生活环境质量下降，进一步则会导致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流出。本文选取技术市场成交额作为衡量地区研发创新能力的指标对4个省区进行比较发现（见图2），广东省的研发创新能力呈上升趋势，2012年技术市场成交额超过350亿元，而山西、新疆和云南2003-2012的10年间技术市场成交额几乎没有变动，成交额一直处于50亿元以下。通过研究发现，山西省空气质量十分差，特别是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非常大，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2012年山西省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 301 755 t，新疆自治区为796 128.41 t，广东省为799 223.24 t，云南省为672 215.92 t，烟（粉）尘排放量的区域性差异与“资源诅咒”区域分布规律更为拟合，其中山西省2012年全年烟（粉）尘排放量1 070 863.36 t，新疆696 125.97 t，云南390 125.97 t，广东省仅有328 251.62 t，受空气质量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山西省人才流失现象尤为严重，特别是高校青年教师调离的比率较大，据有关统计，山西省2005年调出教师1 400多名，其中青年教师占总数的70%[21]，新疆自治区生产要素流出现象也十分严重，主要体现在资本和人才两个方面，通过上文中外商投资情况可以看出，新疆从2011年开始，外商投资有减少趋势，新疆自治区的人才资源一直处于缺乏状态，在国家扶植政策的帮助下略有好转，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资本和人才的不足也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3结论与政策建议

3.1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诅咒”指数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修正后计算的结果存在两个趋势、一个变化。趋势一为“资源诅咒”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修正后的指数数值有明显升高的趋势，说明原有不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资源诅咒”系数算法表面上弱化了这些地区的受诅咒程度；趋势二为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省区和部分“资源诅咒”边缘区修正后指数数值有变小的趋势，表明这部分省区，即不存在“资源诅咒”的区域其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增加的速度要低于全国范围内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增加的速度；一个变化是部分省（市、自治区）“资源诅咒”指数排名出现变化，说明模型的修正对各省的“资源诅咒”程度具有一定影响。

文章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指数数值，对我国省际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进行了分区，其中高危区涉及省2个，严重区6个，过渡区2个，无诅咒区20个，并以山西、新疆、云南和广东等4省为例进行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机理分析，资源诅咒出现的原因包括：产业政策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地处生态环境脆弱的偏远山区，资源开发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外贸易能力较弱，吸引外商投资能力差；资源保护可持续政策落后，导致区域性投机主义和寻租行为的产生；研发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地区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利用水平不高，污染严重，使得其他生产要素流出[22]。综述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政策导向是导致资源诅咒的主要原因，因此，破解资源诅咒的根本途径在于政策改进与机制构建。

3.2政策建议

政策改进层面，首先，完善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政府应加大调整力度，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多样化，同时增加对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避免产生单一行业特别是资源行业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鼓励多行业共同发展，促动行业发展的“百花齐放”；其次，在进行资源开发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调整资源保护可持续政策。“资源诅咒”严重区多出现在偏远且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因此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在进行资源开采时加强监管与环境保护力度，同时做好开采区后期生态修复工作；再次，政府需要推进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建设，对于地方注重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最后，国家投资政策上应加强对偏远地区投资，提高当地对外贸易能力，扩大开放程度。各省需加强与周边地区、港澳台地区一级其它国家的贸易交流，特别是西部边疆地区，应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增强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国家也应该扩大西部边远省市的对外开放能力，政策上给予鼓励，经济上加大投资给予支持。

体制制度完善层面，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资源开采行业，明确划分资源所有权、经营权以及行政权，制度完善适行的资源管理制度，避免产权纠纷现象的发生，推进资源税改革，使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同时加大反腐力度，严惩投机主义和寻租行为；其次，需加强创新能力建设。“资源诅咒”地区需大力增强创新能力建设，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加大财政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发挥资金导向作用，令科技资源集中化，注重科研院校、企业技术中心等研究基地建设，以创新促发展，以发展助创新。通过创新水平的提高，增强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为地区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保证地区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不外流。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孙鸿烈.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Sun Honglie.China Encyclopedia of Resources Science[M].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0.]

[2]Auty R M. Sustaing Development in Resource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M]. Taylor & Francis Group，1993：23-60.

[3]Sachs J ，Warner A.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 NBER Working Paper，1995：5398.

[4]Sachs J ，Warner A.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evised Version [R].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1997：517.

[5]Sachs J ，Warner A.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827-838.

[6]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J].经济学家，2005，（6）：96-102.[Xu Kangning， Han Jian.‘Resources Curse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Another Explanation to Regional Discrepancy[J].Economist，2005，（6）：96-102.]

[7]徐康宁，邵军.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命题的再检验[J].世界经济，2006，（11）：38-47.[ Xu Kangning， Shao Jun.Natural Resources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source CurseHypothesis[J]. World Economy，2006，（11）：38-47.]

[8]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 （1）：78-89.[Xu Kangning， Wang Jian. An Empirical Study of a Linkage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6，（1）：78-89.]

[9]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8，（4）：147-160.[Shao Shuai， Qi Zhongying.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8，（4）：147-160.]

[10]张景华.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效应：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 （5）：15-23.[Zhang Jinghua. Natural Resources Effect in Economic Growth：Natural Resources are Bless or Curse[J].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2009，（5）：15-23.]

[11]姚文英.新疆“资源诅咒”效应验证分析[J].新疆农业大学学报，2009， （4）：90-94.[Yao Wenying. Analysis on Func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Efficiency of ‘Curse of Resources in Xinjiang[J].Journal of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009，（4）：90-94.]

[12]孙大超，司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假说的质疑[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1）：84-89.[Sun Dachao， Si Ming. On Resource Abundance and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 Query on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2012，（1）：84-89.]

[13]韩健，甘娜.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源效应及对策思考：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 （21）：36-40.[Han Jian， Gan Na. The Thinking of Resource Effe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in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2013，（21）：36-40.]

[14]苏迅.资源贫困：现象、原因与补偿[J].中国矿业，2007， （10）：11-14.[Su Xun. Resourcespoverty： Phenomena，Reasons and Compensation[J]. China Mining Magazine，2007，（10）：11-14.]

[15]姚予龙，周洪，谷树忠.中国资源诅咒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力剖析[J].资源科学，2011， （1）：18-24.[Yao Yulong， Zhou Hong， Gu Shuzhong. On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Drivers of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in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11，（1）：18-24.]

[16]郭郡郡，刘成玉.经济增长、FDI来源与中国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6-51[Guo Junjun， Liu Yucheng. On Economic Growth， FDI 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alysis[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2，（2）：46-51.]

[17]雷明.1995中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矩阵及绿色GDP估计[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0，（11）：1-9.[Lei Ming. Trial Estimate of 1995s CSEEA and Chinese Green GDP[J]. Systems Engineering Theory and Practice，2000，（11）：1-9.]

[18]钟兆修.开放式城市绿色GDP的研究[J].统计研究，2001，（10）：21-25.[Zhong Zhaoxiu. Research on Open Green GDP of City[J]. Statistical Research，2001，（10）：21-25.]

[19]彭涛，吴文良.绿色GDP核算：低碳发展背景下的再研究与再讨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 （12）：81-86.[Peng Tao， Wu Wenliang. Green GDP Accounting：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in the Context of Low Carbon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0，（12）：81-86.]

[20]2012年山西煤矿安全生产事故致83人死亡[EB/OL].中国新闻网， （2013-01-14）.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3/01-14/4486830.shtml.[ 2012 Shanxi Coal Mine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s Caused 83 Deaths [EB/OL]. China News Network， （2013-01-14）.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3/01-14/4486830.shtml.]

[21]武芳梅.“资源的诅咒”与经济发展：基于山西省的典型分析[J].经济问题，2007，（10）：24-27.[Wu Fangmei. ‘Resource Cur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Based on the Typical Analysis of Shanxi Province[J]. Economic Issues，2007，（10）：24-27.]

[22]杨建国，赵海东.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模式及优化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2013，（1）：45-50.

Abstract

With green GDP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GDP model， the original ‘resource curse index model was modified， and the paper tested the relevant data of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during 2004-2011. The study found that： ① the area of the ‘resource curse phenomenon was more serious， after the numerical correction index was obviously increasing trend， which showed the original ‘resource curse coefficient algorithm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was weakening the degree of these regions curse on the surface. ② Index decreased in provinces without ‘resource curse and a part of the ‘resource curse marginal zones after correction index， which showed in the aspects of the speed of increased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the speed of areas these should be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③‘Resource curse index rankings of parts of provinces （c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changed， which illustrated the correction of the model for the provinces of the ‘resource curse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degree. The reasons of appearing of ‘Resource curse mainly included： industrial policy unreasonably leading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relatively simple， remote and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ak area， resources development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the lack of state macro investment encourage policy causing regional economy block， backward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policy，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eing not perfect etc.. Policy guidance w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resource curse， the fundamental way to solve the resource curse was the policy improvement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In improving of policy， first， improving industrial policies，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second， in resource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adjusting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policy； thir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romote circular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conomy construction， to place emphasis on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circular economy enterprises； finally，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vestment in remote areas， improve the ability of local foreign trade， and expand opening degree. In system perfection， we must first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eco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Key wordsresource curse； measure amended； Green GDP； policy impr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