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全 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论“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

孙 全 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是在对苏东剧变后的当代社会现象及其伦理意识的批判、审思中出场的，其中蕴含着德里达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致敬和复归，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对理想生活情景的建构。它作为贴近现实生活的批判理论，有着自身特定的出场形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复归决定了其生成逻辑；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现实及其伦理意识的批判表征了其批判维度；批判伦理追求理想生活的本性彰显了其伦理主张。“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学会更好地生活有真切的现实价值。

德里达；批判伦理；出场形态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德里达处于苏东剧变后的时代背景中，用解构的策略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现象及其伦理意识进行批判、审思的学说。它的考察对象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它的出场宗旨是倡导人们继承马克思批判精神，以创建关切、亲和、宽恕的理想生活。德里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教条、反封闭的伦理意识形态。这不仅对于瓦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推动意义，对于实现理想生活，也起着重要作用。

一、“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为何向马克思批判精神致敬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就是“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本身的历史生成过程。“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演化遵循着特定的出场轨迹。它作为一种反映苏东剧变及其后时代的后马克思思潮，其生成逻辑既呈现了苏东剧变及其后思想潮流对解构主义的影响，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和解构内在批判逻辑的契合，还蕴含了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由“回避”转向“致敬”的自身思想演变。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深受苏东剧变及其后思想潮流的影响。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国内外学者掀起了一股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潮流，德里达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解读也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德里达对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思想始终采取回避的策略。然而，苏东剧变让德里达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他非但不再避开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的话题，而且公开论证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时代价值。“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德里达这个本质上疑心重重的思想家会关注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著作在整个20世纪几乎快变成不容侵犯的教条。”[1]德里达选取在“共产主义运动退场”之后，竭力论证马克思批判精神的价值，亦是解构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因为解构的策略之一就是要在历史的遮蔽处寻找价值。

自身内在的批判逻辑也让德里达最终走向了马克思批判精神。“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德里达解构策略的应有之义，也是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之后向马克思批判精神致敬的必然产物。这无疑是德里达解构思想的重要转折。德里达对马克思批判精神为何由回避转向致敬？“德里达之所以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是由解构主义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功能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政治学维度决定的。”[2]解构本身是一种批判传统思维模式的思潮。德里达的批判不是无病呻吟，也没有所谓的“德里达达主义(Derridadaism)”。[3]因此，解构也具有政治意识形态作用。总之，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就是在对传统思维模式的批判中出场的。

德里达自己察觉到了解构缺少实践的维度，这让他走向马克思主义。他声称，“马克思的修辞学或教学法远不是一种便利的表达方法，在那里，性命攸关的东西似乎是——从一方面说——幽灵的不可简约的特殊特征。”[4]142这一点与解构的策略具有同质性，但它们在理论宗旨上是天差地别的。解构更多的是一种批判二元对立思维的策略，而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却是毁灭现存的一切不合理制度，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美国学者麦柯·瑞安指出：“解构理论是对一些主要的哲学概念和实践的哲学质疑。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它不是一种哲学。”[5]因此，他反复提醒人们要重视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只要对马克思的指令保持沉默，不要去译解，而是去行动，使那译解[阐释]变成一场‘改变世界’的变革，人民就会乐意接受马克思的返回或返回到马克思。”[4]14这可能是德里达面向马克思实践精神的真诚审思，在共产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他看到了解构的乏善可陈之处。

马克思批判精神蕴含的解构元素如同强大的磁极，牵引着德里达向马克思批判精神致敬。马克思解构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并声称思辨哲学与唯物主义势不两立，“我的辨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6]马克思抓住了实践这一环节，把哲学改造为变革现实的科学理论。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通过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存在和意识关系的颠倒，终结了形而上学哲学的发展轨迹，“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7]伊格尔顿亦声称，马克思政治学说对德里达有强大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不仅以它的边缘位置吸引着德里达，而且由于替代它的那些政治学说淡而无味，所以对德里达的吸引力就更大了。”[8]因此，是解构的内在批判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功能使二者在后现代工业社会“倾心相交”，激励德里达决心要庇护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生成还蕴涵了德里达自身思想演变逻辑。德里达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始终未像同时代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那样痴迷于“左”派思想和“文化革命”，更没有像阿尔都塞和列斐伏尔那样一度与法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他始终注意保持着对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疏离。抱有这样的态度，德里达此阶段没有走进马克思的文本，他对马克思存有偏见。在他的印象中，马克思批判思想继承于黑格尔，仍然局限于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藩篱。而解构主义的主要立场就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迟早也要接受解构的洗礼。于是，德里达有意或无意地避开马克思及共产主义话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德里达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由回避转为亲近，由拒斥转为接受。在此期间，他关心时事政治，频繁在媒体露面。他开始发现马克思批判精神在诸多方面与解构主义的策略能够交融，他在不同场合也屡次提及马克思及其文本。苏联解体之后，德里达直接走进马克思批判精神，与马克思开始了正面交锋和对话。他用解构的策略阐释马克思批判精神，提出了所谓“共产主义运动退场”后，如何继承马克思批判精神的“题目”。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解构主义向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复归。因此，“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为时已晚的整合”[4]84，而是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致敬和推进。

二、“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何以批判发达工业社会

在德里达看来，苏东剧变标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悄然开始。这个新的时代与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究竟有何变化？“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这个世界出毛病了。”[4]76德里达借用哈姆雷特的内心独白，给苏东剧变后的脱节时代下了断语。在德里达看来，人类社会并没有实现完全的正义和公平，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更没有胜利，而是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各种衰败使这个时代完全丧失了原则，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为此，他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及伦理意识。

德里达批判了单调、贫乏和封闭的日常生活秩序及伦理意识。苏东剧变及其后的时间，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在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则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而发达工业社会不但克服了金融危机而且凭借着全球化运动向整个世界阔步前行。声称要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运动遭受重创，而高举自由和尊严、“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的革命的作用”[9]的发达工业社会却欣欣向荣。对此，德里达清醒地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繁荣只是表面现象，它内部隐藏着深刻危机。人类并没有随着工业社会的全球化运动而实现理想社会，资本引发的各种危机和灾难仍旧普遍存在；社会阵营的冷战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发达工业社会却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对立。发达工业社会把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长当作目的，而把人的需求当作手段。资本使人从属于物，成为物的附属品。因此，发达工业社会非但没有实现普遍繁荣，而是处于全面危机当中。

德里达讲述了苏东剧变后日常生活被资本控制，造成新的思想奴役的故事。苏东剧变标示了冷战的结束，但没有标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时代衰败的背后推动力量是资本利益。受利益驱动的虚假宣传铺天盖地地向人们涌来，让人们目不暇接。发达工业社会拒斥多元，掩饰真相，热衷操控，试图用利益迷惑人们的内心，这让良知沉默、欲望膨胀。发达工业社会利用媒介传播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而解构就是要揭露这种伪意识形态存在的真面目。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资本的运行在不断扩大空间范围，形成资本的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运作，缩短了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形成了统一市场。资本的高速运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正当需求，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引起了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不仅破坏了环境，而且导致了社会混乱，“这一不平衡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复杂历史中，一个持续的事实就是普遍存在一种趋势：扩大社会不平等，并使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越来越受边缘化的悲惨命运。”[10]

因此，发达工业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危机当中，暴力斗争和种族歧视仍然普遍存在。

德里达倡导自由、开放和多彩的日常生活状态，号召人们勇敢正视现实，谋求真实幸福。他认为，要消除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状况，必须让日常生活回归真实。在他看来，扬弃工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壁垒，让自由多元的能量成为改造生活的动力。他主张，丧失主体自由选择意志的个人必须重启想象力，化被动的支配地位为主动的批判行为。因此，解构的使命已经不是打碎资本加在人们头上的枷锁，而是直接摧毁迷人的资本景象。解构就是要揭露历史的遮蔽处，关注不在场的在场者，“要正义，我们的原则就必须尊重不再或尚未存在的他者。”[11]解构就是要击碎日常生活布展的凝固性，颠倒资本意识形态的头尾倒置，建构真实的日常生活情景。解构是日常生活开出的思想之花，如果日常生活败坏，那解构也必定失败。因此，德里达从日常生活寻找未来理想的源头，他要求精心地建构符合生活的情景，创造具有差异的情景性。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社会批判伦理在当代的出场，它的目的是唤起人们对暴力、专制的抵制和对公正、自由的期望。德里达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以往主体对客体的操控那种状况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世界，剩下的只是已有事件的重复。发达工业社会让人们寻求即刻的欲望满足，整天处于欲壑难填的境地。资本摧毁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人们要求的是欲望的即时实现。“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12]资本造就了邪恶、混乱而低能的生活地狱。个体自主的选择被大众盲目的跟风取代。发达工业社会培训出无理性的机器人，让人们丧失良知，失去判断真假的能力。德里达认为，资本生产导致了人的迷失，人们必须拒斥资本，回归真实。德里达期望通过回归真实生活解放麻木的人群。

总之，德里达听从正义和内心良知的引领，用超现实的伦理梦境批判现实日常生活，大声控诉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奴役。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退场，德里达——这位激进而高尚的哲人，走出书斋，参与政治，为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马克思思想做起了辩护。尽管明白传统伦理思维模式是如此根深蒂固，可他不会放弃批判的脚步，狂热地解构一切。“解构实践着一种自我毁灭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解构如同一张空白页那样无懈可击。”[13]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处于一个狂躁不安的时代，各种“幽灵”纠缠不清，各种鬼怪混战不已，使它完全偏离了正常轨道、混乱不堪，这就是他论证马克思批判精神具有时代价值的主要图景。

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主张：如何学会更好地生活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还体现于其伦理主张：学会更好地生活。“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僵化的立场，它的宽恕精神和给予原则，让它带有悲世情怀和救世愿景，处处彰显着对平等、自由、人权、尊严、良知、宽恕等的渴求。在生存的目的达到后，生活得更好就成了进一步追求的目标。德里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展示了“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主张：如何更好地贴近社会实践，以便指导人们实现理想生活。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彰显着清晰的伦理气质。它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原则，探讨了向马克思“幽灵”中正义学会理想生活的路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伦理学和政治的紧密结合。德里达晚年愈来愈关切现实政治的灾难，他不仅用宽恕思想，号召消除专制暴力和种族歧视，而且直接用行动表达对“新国际”的渴望。德里达声称，“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14]，他在此时走进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正义和良知的渴望。在他看来，尽管马克思“幽灵”借以在场的苏联共产主义制度已经消解，但是“幽灵”的灵魂——正义精神却将继续指导人们建构理想生活。德里达指出，通过与死亡对话理解生存的价值是我们现实必经的道路。只要生命还在继续，就应该向死亡学习。追求美好未来，从希望开始，“某个人，您或者我，走上前来说：‘最终，我当然希望学会生活’”[4]1接着，德里达就开始了对这个人生命题的解析与论证，他将目光聚焦于这个命题的时间限定：“但为什么是最终？”[4]1单借人类的力量无法理解生存的全部意义。也就是说，人类有认识局限，无法感知生命的一切，必须向“他者”且是凭借记忆才能通达生命的真谛。

德里达在一系列的追问后，做出论断：要学会更好地生活，只能进入生与死之间，与游荡在生死之间的鬼魂展开对话。“因此，在生与死之间，实际上就是常常假装公平地言说的警句指令之所在。”[4]2而且只有与鬼魂交流才能理解生存的意义。我们务必遵循鬼魂的指令。幽灵如同具有灵性的意志一样，我们务必遵循它的运行轨迹，并视需要，或对其尊重，或对其抵制，或与之和解。经过思考与探寻，德里达声称，我们要与之交流的鬼魂其实早已退场。我们不禁诧异：这个没有出场就退场的鬼魂，它究竟“在哪里？”“明日在哪里？”“向何处去？”[4]3悖论产生了，这个悖论就是：什么东西过去没有出场过，但将来必定出现？而这个东西之所以在将来会出场，是因为过去和现在的时空断裂。正义就是将来必定出场的东西。正义的到来，不需要特定的的时空，它只有形式。因此，德里达所谓的那些“既不在场又无生命”的幽灵，其实是正义等价值法则。我们要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接受这些价值法则的指引。

在德里达看来，实现美好生活必须依靠榜样的指引。经过反复思考，他指出了我们学会更好地生活的参照对象：马克思的“幽灵”。因此，德里达与“幽灵”的对话与交流，也就转化为“在生死之间怎样生活”的思索，而思索的直接指向就是学会更好地生活。在日渐衰败的时代，德里达以沉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心承担起教化人心的重任。他要承担的伦理义务就是：在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引导下，呼吁人们秉持正义和良知[15]。马克思的“幽灵”是诸多伦理精神的集合产物，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幽灵”展现着伦理精神，分有着伦理精神，它借助伦理精神构成其骨架。所以，马克思“幽灵”是伦理精神的肉体形式，是伦理精神表现自己的媒介和工具。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以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为伦理法则，才能保持内心的宁静。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具有“弥赛亚”色彩，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不是空洞乏力的理论假说，而且还深入了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看起来能比位于《马克思的幽灵》核心处的弥赛亚性和幽灵性离乌托邦或乌托邦主义更远的了。”[16]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将继续指引人们批判传统和现实。

“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主张绝不是无关痛痒的，也不是消极无用的，而是基于责任意识的积极思考。德里达启发我们要摆脱僵化的伦理判断，挣脱偏执和诽谤，达到真正的理解和对话。通过批判发达工业社会，德里达的批判伦理思想彰显出了横跨当代生活的积极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权威、反封闭的价值法则。德里达的批判伦理虽然沿袭了其解构的基本方法与策略，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异质性的，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只是一种诡辩式的胡言乱语。他的批判伦理很注重思想的实践性、应用性，而其解构理论更多体现了思想的批判性、多元性。“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既不属于哲学门类，也不属于文学学科，但实际上，“无论在哲学界还是文学界，现在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忽略雅克·德里达的作品。”[17]而“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主张就“体现于其两歧性的文本和多重性的思想语境。”[18]

概而言之，“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主张就是要打破传统伦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禁锢。德里达既撕下了传统伦理形态的伪善面纱，又暴露出发达工业社会的颓败趋势，从而在批判传统和现实的基础上，把伦理形态的发展逻辑指向未来。德里达启示我们要打破专制和暴力，激发内心的激情与良知。“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新的思维空间，开启了人们思考当代政治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19]因此，“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具有积极价值的，它的价值就是消解传统伦理形态，回归本真的生活。“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开启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新的解读范式，而且为我们实现理想生活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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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荀泉.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27-32.

The Appearance Pattern of “Deconstruction Marxism”

SUN Quan-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89，China)

The theoretical formation of “Deconstruction Marxism” was produced in the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phenomenon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after the tremendous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in which contains Derrida’s salute and recurrence to the critical spirit of Marxism，the criticism to the phenomenon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in indus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life. As a critical theory close to life，it has its particular configuration: the recurrence of classic Marxism critical spirit determines its generative logic；the criticism to the reality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developed industry characterize its critical dimension；the natural character of critical ethics to pursue an ideal life manifests its ethical proposition. “Deconstruction Marxism” has a distinct realistic value for us to move in a better life.

Derrida；Critical Ethic；Appearance Pattern

2013-12-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X0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JA720004)。

孙全胜(1985-)，男，山东临沂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A811

A

1001-6201(2015)03-0044-05

[责任编辑：秦卫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