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圣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1)



留日时期的鲁迅与嘉纳治五郎

潘世圣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1)

“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与嘉纳治五郎的关联和交集，主要发生在留学“弘文学院”时期(1902-1904)。目前可见中日两国之资料文献，均无显示周树人与嘉纳直接交往或联系的纪录文字。但另一方面，深入了解周树人在那一时期的置身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知识和思想话语的情境后，会发现嘉纳以其独特理念和手法统帅运作弘文学院，构成了一个不同其他的留学生教育观念和实践体系，周树人由这一时期开始，大幅度进入“现代鲁迅”的形成过程。尽管我们缺少诸如两者并肩欢谈之类的叙事素材，但在“嘉纳-弘文学院-周树人”这个关系结构中，存在诸多嘉纳的影响。两者关联的实质意义，不止于形式上的上下师生关系，更在于，嘉纳和他的弘文学院成为“现代鲁迅”形成的最早也是最重要、最独特的背景。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结构形态，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关注。

鲁迅；嘉纳治五郎；弘文学院；“鲁迅”的形成

问题提起

嘉纳治五郎(1860-1938),现代柔道(也称“讲道馆柔道”)创始人、近代日本体育之父和教育之父。在中国，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但说到鲁迅研究界，情况应该有所不同。由于鲁迅在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为鲁迅研究的关联部分，嘉纳以及他的弘文学院进入部分鲁迅研究者的视野。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之马力《鲁迅与弘文学院》和《与鲁迅在日本有关的地方》、裘士雄等《与鲁迅在日本有关的人物》，在较早时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部分有关嘉纳的基本资料，尽管这些介绍还比较简单粗略。后来，又有唐政《鲁迅与日本友人三题》(《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6期)等，也涉及到鲁迅与嘉纳的关系①。

作为人物关系的传记性叙事，至少在表面上，鲁迅与嘉纳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鲁迅1902年3月赴日留学，进入嘉纳开设的弘文学院，成为该校的第一届学生。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学生，而嘉纳已四十有三，相当于鲁迅的父辈；在身份地位上，嘉纳不仅是讲道馆柔道始创人和最高指导者，还在历经诸多要职后，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筑波大学)校长，同时兼任弘文学院院长，在日本教育界和体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两人在身份地位上境况迥然不同，这决定了鲁迅和嘉纳之间不太容易发生直接﹑或曰对等的交涉交往。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包含了语言教育、知识文化、学术教育以及异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实体，弘文学院又将鲁迅和嘉纳收纳在同一系统中，令两者之间产生了各种隐性关联。嘉纳及其周边的各种情形，直接参与和影响了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及人生建构，成为考察青年鲁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嘉纳的理解，连接和制约着对鲁迅的理解。这里特别要强调，在鲁迅与嘉纳这个命题中，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两者之间存在显性或隐性关联，还在于，嘉纳及其周边，是早期鲁迅形成的“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了解鲁迅置身的包含了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和日常生活的“综合系统”(场)，才能对鲁迅的生成发展和贡献做出恰当合理的判断。

遗憾的是，鲁迅一贯慎谈自己的留日经历，散见于若干文章中的片言只语，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字，也就是说，出自直接当事人的证言少之又少。其中，提到嘉纳名字的，仅有1910年和1935年两次：

然据中以言，则此次风涛，别有由绪，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込，亦复如此。(致许寿裳，1910年12月21日)

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7月)

因此，笔者首先根据多年来所进行的资料文献调查和其他考察，对嘉纳其人的整体状况进行梳理和描述。

一、嘉纳治五郎全貌

嘉纳治五郎是近代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最具有影响力的贡献首推创立现代“柔道”，并将其普及推广成一种世界性的体育运动和体育文化运动，并因此成为亚洲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还是教育界的名人，曾作过文部省官员，担任过多所重要学校的校长，如第五高等中学校长(现熊本大学)﹑第一高等中学校长(现东京大学)，特别是曾几次任“筑波大学”前身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前后长达26年，是近代日本师范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重要人物；他又是近代日本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开创者，创办了日本第一所从事留学生教育的学校，中国人熟知的陈独秀、黄兴、宋教仁、章炳麟、鲁迅、胡汉民、吴敬恒、杨度等许多人，都是他的毕业生。总之，嘉纳是近代日本名副其实的“柔道之父”“体育之父”和“教育之父”②。

第一，嘉纳的出生及求学。1860年(万延元年)，嘉纳出生在日本神户市东滩区一个经营造酒坊的家庭。父亲与嘉纳家族本无血缘关系，因擅长汉学和绘画，深得嘉纳祖父喜欢，将其收为养子，并许配长女与之为妻，成为嘉纳家族一员。嘉纳幼年深受母亲薰陶影响，其日后的思想和实践，每每可以看到母亲仁慈坚韧克己利人品性的影子③。父亲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嘉纳五岁即随父亲延聘的老师学习儒学和书法，十岁时，母亲去世，嘉纳和哥哥遂去东京与父亲一起生活，继续学习经史诗文。十二岁时，为适应明治日本学习西洋、文明开化的时代趋势，嘉纳进入洋学塾学习，十三岁入官立外国语学校英语科。十六岁进入官立开成学校，十八岁时，开成学校改成东京大学，嘉纳被编入文学部，学习政治学和理财学，22岁毕业后，又进入文学部哲学科学习道义学和审美学，并在两年后(1882年)毕业，成为一名教师。

第二，创立讲道馆柔道、普及讲道馆柔道文化。这是嘉纳毕生为之奋斗的最重大的事业，他曾这样回忆自己创立柔道的过程：

(十二岁进入洋学塾后。引用者注)在学业上并不逊于他人，但当时在少年之间有一种风气，往往体力强壮者比较跋扈，而体质柔弱者则要甘拜下风。很遗憾，在这方面我每每落后于他人。现在，我的身体可算比一般人强健，但在当时我有病在身，体质极弱，在体力上几乎逊于所有人。我因此也往往为他人所轻视。(中略)我小时候听人说日本有一种叫作柔术的功夫，用它可以让力小者战胜力大者，所以我就想一定要学会这种柔术。④

嘉纳从18岁﹑即进入东京大学以后，正式开始修习柔术。他锐意反省传统柔术的不足，研究人体结构和柔术的各种招式与技巧，改进柔术的着用服装，通过为外国客人表演柔术，尝试推广和普及这一传统运动。在对柔术施以改进和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嘉纳逐渐意识到，只要好好改良，作为一项包含了德育智育和体育的武术，柔术将成为一项有益于社会的运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即1882年，嘉纳开设教习柔术的道场“讲道馆”，正式创立“讲道馆柔道”。

嘉纳首先把“柔术”一词改为“柔道”，旨在强调这一运动的安全性；紧接着，又着手系统整理和改进柔道的招式技巧，制定各种规章规则，招收柔道学员，开启了教习推广普及柔道的毕生事业。经过坚韧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讲道馆柔道”的极大发展和普及：1882年创立柔道时，入门者仅9人；第二年8人，而到四十年后的1921年，讲道馆馆员已增加到22000人，而1930年更达到48000人，其中有段位者13000人⑤。

嘉纳所追求的柔道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体育竞技，而是融汇了德智体三育的“道”(文化)。他提炼出“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八个字，作为柔道的原理原则，倡导“善用”“精力”，即最大程度地有效使用身心之力，谋求社会进步发展，实现“自他共荣”⑥。1914年，嘉纳设立“柔道会”，出版《柔道》杂志；1921年，改“柔道会”为“讲道馆文化会”，进一步普及以“精力善用”“自他共荣”为核心的柔道精神和柔道文化。

第三，作为著名教育家的卓越功绩。1882年，嘉纳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被学习院聘为讲师，迈出了他作为教师和教育家的第一步。26岁时，嘉纳成为学习院教授兼教头，工作重心开始由教师转向教育管理。1891年，年仅32岁的嘉纳担任第五高等中学校(熊本)校长；一年后，回到东京，历经文部省参事官和第一高等中学校(东京)校长后，于1893年首次担任高等师范学校(现筑波大学)校长。1897年，第二次成为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898年，担任文部省普通学务局局长；1901年，嘉纳第三次坐上高师校长的交椅，直到1920年辞职。其间，嘉纳致力于中等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师资培养、以及高等师范学校升格大学的运动。第三次辞去高师校长时，嘉纳已经年过六十。此后，他把自己的余生全都奉献给了柔道的推广普及。

第四，嘉纳开创了近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教育事业。鲁迅与嘉纳的交集主要在这一领域。对此，嘉纳曾在回忆录中有过详细记述：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裕庚(？～1905)找到日本文部大臣兼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1849～1940)公爵，探寻日本方面能否接收中国留学生，西园寺又找到时任高师校长的嘉纳。嘉纳说，自己非常繁忙，无法直接承接这件事，但如果有合适人选负责具体工作，自己可以担负指导和监督的责任。于是，日方接受了清政府的请求，由嘉纳负责接收官费中国留学生。嘉纳在自家附近的神田三崎町设立了塾，邀请东京高师教授本田增次郎(1866～1925)担任主任，又聘请了几位老师，教授日语和其他基础课程，掀开了近代日本中国留学生教育的第一页。1896年接收的第一批留学生共计14人。三年后的1899年，嘉纳扩大了学校规模，命名为“亦乐书院”，师资方面也以专攻国语学的三矢重松(1871～1923)为中心，汇集了一批优秀教师。此后，中国兴起赴日留学的热潮，留学人数迅速增加。1901年，嘉纳接受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1855～1911)男爵的建议，将学校迁往牛込区牛込西五轩町34番地(现新宿区西五轩町13番地)，正式开办“弘文学院”⑦。当时学校占地面积近万平米，校舍建筑面积四百多平米。学校的教学以日语教育和中学程度的普通课程教育为主，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另有培养教师的速成师范科(六个月课程)、培养警察的警务科(三年课程)等。从1896年的“嘉纳塾”算起，到1909年学校停办，弘文学院及其前身一共存在了13年，累积入学学生7192人，毕业生3810人，平均每年有550人入学，300人毕业，鼎盛时期的1906年有在校生1615人⑧，成为明治时期日本国内日语教育的大本营。而鲁迅，正是弘文学院第一届学生之一员。

第五，除弘文学院外，嘉纳在自己担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样积极推进中国留学生教育。1899年，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接收留学生。为使留学生顺利升入上一级学校学习，嘉纳多次向文部省进行交涉，促使文部省于1901年颁布“文部省令第十五号”，规定凡在弘文学院三年制普通科毕业的学生，均可以升入文部省直辖的京都帝国大学、札幌农学校、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冈山医学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如果申请人超过规定录取名额时，则通过考试进行选拔。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后，奔赴远在东北地区的仙台医专，正是利用了这一制度。1907年，日本文部省与清政府签订了所谓“五校特约”，规定未来十五年中，第一高等学校(东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这五所学校，每年合计招收165名中国留学生。根据这一协议，从1908年开始，东京高师每年有25名留学生名额，多的时候达到30人左右。当时东京高师全校学生仅有三百人前后，三十名留学生所占的比例颇为可观。

嘉纳在近代日本历史、特别是体育史、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史、以及中国留学生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仅仅从鲁迅是弘文学院学生，而嘉纳是弘文学院院长这一程度来把握嘉纳、把握鲁迅与嘉纳的关联是不够的。对嘉纳和弘文学院的完整理解，直接关乎对鲁迅的完整把握。

二、鲁迅的日语习得与嘉纳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具有很高的日语水平。从专业日语习得角度来说，我们在考量鲁迅的日语程度时，通常会关注这样几个问题，譬如日语学习经历和学习成绩、习得者留下的音声或字面材料、同时代的日语母语者或精通日语者的印象评价等等。

鲁迅习得日语的时间不算短。初到日本的前两年，他在弘文学院接受预备教育，日语是最主要的学习内容。在仙台医专的一年半，鲁迅所学不再是日语，而是难度很大的医学。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围绕鲁迅的言语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东京时，他的身边满是令人纠结的同胞“清国留学生”，而在仙台，整个学校几乎只有他一个外国人。这意味着，鲁迅所处环境，由大半为中文的环境变为完全的日语环境。这对外语习得是十分有益的。后来鲁迅中途退学回到东京，和弟弟周作人生活在一起，语言环境复又接近弘文学院时期。

关于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的日语学习情况，在现在极少可见的第一手资料中，鲁迅的日语教师松本龟次郎(1866-1945)的证言极为珍贵。松本于1903年接受嘉纳的诚挚邀请，辞去当时任职的佐贺师范学校，来到弘文学院教授日语，负责普通科的浙江班和速成科的四川班及直隶班。在浙江班修习日语的鲁迅，成为松本的直系学生。松本对鲁迅出色的日语翻译有着深刻记忆：“年青时的鲁迅在学习上从不妥协，对日文的翻译尤为精妙，既能准确表达出原文的含义，而译文又绝不失妥贴和流畅。同学们都把他的译文当成典范，称之为‘鲁译’。”⑨结束留学回国二十多年后，“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1885-1959)这样描述1927年第一次见到鲁迅时的情景：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常常和二三个朋友同道着，穿蓝长衫的，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长的脚步，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须，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哪怕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的人，映上了我们的眼帘。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⑩

“漂亮的日本话”，这是内山对鲁迅的第一印象。更晚些时候的1935年春，两位在北京留学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目加田诚(1904-1994)和小川环树(1910-1993)赴江南旅行，他们通过内山完造的引见，在内山书店拜见了鲁迅。在日后的回忆中，两人都谈到了鲁迅的日语。目加田诚说，“我和朋友(即小川环树。引用者注)坐到内山书店的最里边，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不一会儿，感觉到门口有人影出现，一下子推门而入的，正是在照片上见过多次的鲁迅。”“削瘦而低矮的身躯，但腰板挺直，目光锐利，浑身透出峻严之气，仿佛手提一支锋利的长矛。”“先生走过来，用他那漂亮的日语和我们讲话。”小川环树的回忆更加具体，他说,鲁迅从始至终一直都讲日语，讲得非常好，让人感觉不到是在和外国人说话。鲁迅开口就对两人说，我的日语是明治时代的日语,听起来也许会感觉有些老旧。的确，鲁迅的日语确实有点与今不同，和郁达夫不同。鲁迅讲什么往往会多说一句补充一下。总之，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鲁迅的日语讲得“很漂亮”。在书面语方面，虽然数量不算多，但也有日语文章、书信和便条等存世。此外，从留日时期开始，鲁迅还翻译了为数不菲的各类日文作品。

鲁迅赴日前并不会日语，他的日语启蒙教育和日语能力主要是在弘文学院期间得以培养完成的，鲁迅专门学习日语也只有这两年，到仙台医专后学习医学，回到东京后虽然学籍挂在德语学校，但实际上过的是自由人(浪人)生活。因此，在弘文学院的日语习得为他后来的学习生活、为他接受近代思想文化打下了重要基础。

鲁迅到日本留学时，近代中国人的留日运动还处在开始逐步升温的阶段，在东京，接收“清国”留学生的学校还不多，除刚刚创立的弘文学院之外，仅有成城学校、日华学堂、高等大同学校、东京商业学校和东京同文书院。此后伴随赴日留学风潮的高涨，又有一些学校,如振武学校、东斌学堂、法政速成科及普通科、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路矿学堂等相继建立。然而，在这为数不菲的学校中，无论是学校规模、教师资源、课程设置、以及教科书编纂，弘文学院都可拨得头筹，故被称为明治时代日语教育的“大本山”(大本营)。

在当时的时代情形下，弘文学院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相对正规充实的日语教育，鲁迅学习和掌握日语的第一个阶段，无疑受惠于这一良好环境。而弘文学院的这些优势，又无一不与嘉纳联系在一起。

首先，嘉纳自身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既做过多家官立学校的校长，又做过文部省官员，他精通教育，拥有很多渠道的资源。他统帅着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麾下拥有各个专业的优秀教师，弘文学院的很大一部分师资，就是由这些教师担当的。鲁迅就读弘文学院时，授课时间排在下午，就是因为这些教员上午要在东京高师授课，下午才能转战弘文学院。弘文学院能够开出包含各个领域的丰富课程，离开这个条件是很难做到的。嘉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纯“书生”，他作过文部省官员，柔道方面有众多弟子，作为高师校长，更是直接从事教育设计和管理，因而人脉丰富，具有办学能力和办学条件的优势，可以做成他人不易做到的事情。最初日本政府方面委托他来接收中国官费留学生，就是典型的一例。另外，嘉纳曾在官方支持下到中国访问游历，会见各级官员，建立了很多关系，这些都促进了学校发展。学校组织的很多活动，比如参观天皇阅兵式、接待中国各级官员巡视团来访、举行规模盛大的运动会、在学校附近建立柔道道场、以及祭拜孔子等等，都有借重嘉纳实力和声望的部分存在其中。

其次，这一点尤其重要，就是嘉纳的卓越见识。笔者曾以“嘉纳与近代中国”为课题赴日半年，进行专门考察研究，发表有《嘉纳治五郎中国认识的现代考察》(长春：《外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36-41页，2013年3月)等文章。这些研究表明,嘉纳是近代日本罕见的具有深厚国际主义情怀的教育家，他一贯倡导“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强调敬重中华文明文化，善待中华子民，人品温厚而平和。在刚刚打败大清帝国、又要与沙俄帝国决战、崇尚强力扩张的明治日本，他的观念和人格无疑属于另类。关于这些，除了考察嘉纳一生的所言所行，还可以去读读弘文学院毕业生们写给嘉纳的书信，那里面充满了年青中国人对嘉纳的信赖和谢忱；我们还可以看看那位毕生致力于日中友好交流的弘文学院日语教师松本龟次郎，松本是嘉纳诚恳相邀而加入弘文学院的，松本一生的努力方向，叠印着嘉纳的影子。

第三，嘉纳虽然身担数职，但对弘文学院的教学投入巨大关心和努力。除了调动东京高师的教师参与授课，他还积极物色优秀人才加入弘文学院。松本原本在遥远的九州，担任佐贺师范学校的教师，1902年编辑出版《佐贺县方言辞典》，得到日本国语学权威上田万年(1867-1937)的好评，嘉纳注意到此人，通过各种渠道对松本进行了解，确认这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教师。在嘉纳的真诚邀请下，松本来到东京，成为弘文学院的日语教师。嘉纳对学校的日语教学高度重视，在繁忙的公务中，经常参加学校日语教材编纂委员会的活动，并积极参与讨论，提供意见。他重视松本对于日语教学的看法，即关注日语教学的实用性，编写以完整确切的语法体系为基础的日语教材。松本的经验才干和一系列想法很快得到施展实现的机会，在学校教务干事三泽力太郎和几位留学生的协助下，松本很快编写出版了著名的《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扉页为：“弘文学院丛书 弘文学院教授松本龟次郎著 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 东京 株式会社中外图书局”。1904年7月出版)。顾名思义，这本书是专为中国留学生编写的以语法为主的日语教材。所谓“言文对照”，是指用口语和文言两种形式进行汉译，以满足学生需要。笔者在资料调查中看到的，是此书的第六版。各版的情况是，1904年7月初版、10月二版、12月三版、翌年4月四版、7月五版、10月六版。也就是说，基本是三个月再版一次。而到1940年，居然已出到第四十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长宏文学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序、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宏文学院教授三矢重松先生阅、宏文学院教授北京京师法政学堂教习松本龟次郎先生著 订正第四十版、东京国文堂书局”。足见此书不同凡响。据说，后来松本被北京的京师法政学堂聘为教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本书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后来弘文学院出版的日语教材，都留有这本书的痕迹，说它奠定了弘文学院日语教材的基础，应不为过。此书正式出版时，鲁迅刚从弘文学院毕业，但同样内容的授课听了至少半年以上。尽管我们无法更多了解松本教授鲁迅日语的具体细节，但这样一位兢兢业业长于思索的教师，必定给予鲁迅良好的教诲和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

根据讲道馆保存的资料统计，弘文学院成立后，在1902到1906年间，共有包括各专业在内的259名教师在学院任过教，其中日语教师最多。鲁迅1902年入学时，学院的日语教师有三矢重松(1872-1924)、松下大三郎、井上翠、难波常雄、佐村八郎(1865-1014)、柿村重松(1879-1931)，第二年则有松本龟次郎加盟。这些人中，三矢重松和松下大三郎，后来成为日语语法研究的知名专家，松本龟次郎则成为中国留学生教育的第一人者。与其他学校相比，弘文学院的日语教师阵营齐整，力量也可谓雄厚。

得益于校长和师资等有利条件，弘文学院编辑出版了多种日语教科书，无论质和量都远远超过其他学校。从1903年到1906年间，出版有：弘文学院《日本语教科书第一卷 口语语法用例之部 下》(金港堂书籍，1903年)、松本龟次郎《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中外图书局，1904年)、宏文学院编纂《日本语教科书》(第1-3卷，中外图书局，1906年)、金太仁作《东语集成 全》(1906年)、唐木歌吉著、王盛春译《中日对照实用会话篇》(中东书局，1906年)、菊池金正《汉译学校会话》(1906年)、小山左文二《汉文注释东文读本》及《文法适用东文教科书》(三松堂所局，1906年)、门马常次《文法适用 东文汉译轨范》(东亚公司，1906年)、佐村八郎《汉译日本语典》(六盟馆，1906年)、难波常雄《汉和对照 日语文法述要》(观澜社，1906年)、松下大三郎《汉译日语阶梯》(诚之堂，1906年)等。这些教科书中，至少前三种鲁迅应该使用过。

我们以1906年出版的代表性教材《日本语教科书》(3卷)为例，来探测一下弘文学院的日语教学情况。这套教材由松本龟次郎和三矢重松为核心的日本语教学研究会编纂，一共三卷187课。教材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根据学生的学习需要，对基础语法项目进行了系统整理编排。根据当代日本学者考察，这套教材采编的语法条目，与现代基础日语语法内容的重合率竟高达百分之八十六。在二战前出版的诸多日语教材中，达到这一程度的寥寥无几。学者们认为，作为日语语法综合教材，这套书系统而完整，奠定了日本日语教育的基础。第二，这套教材重视发音，对中国人容易出错的发音进行了归纳整理；例文和会话内容紧密联系当时日本社会的日常生活、学校生活、时事、留学生管理和名胜古迹等等，具有实用性和趣味性。第三，在教学法上，特别重视“发音”。在“讲道馆”保存下来的第一手资料中，就有有关日语教学法改革的汇报和建议：“为了使学生的日语发音以及语调正确流畅，经常指定学生起来朗读课文，然后让大家找出读错或读得好的地方，向朗读者提问发言，类似日本小学流行的读本教学法。”此外，根据酒井顺一郎的考察，还有一个方法广为使用。即以汉文体为中介进行教学。在明治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大多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汉文教育，当时的报纸杂志书籍也有很多用汉文体书写，而中国学生又是来自大清帝国的文言文体系，这三个条件决定了在当时的教学中，汉文确实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

总之，鲁迅在留日伊始，便在弘文学院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日语教育，尽管当时近代化的日语教育体系远未形成，日语教学本身还存在许多问题，但相对而言，在富有远见的教育家嘉纳的努力下，弘文学院充分利用发挥了自己的诸多优势，为留学生们创造了相对良好的学习条件。尤其是诸如松本龟次郎那样温厚而心怀善意的日语教师，为学生们提供了充实的日语教育，鲁迅的日语能力在这里完成了其基本形态。笔者查阅“讲道馆”机关杂志《国士》(1898-1903)，发现不少有关弘文学院的报道和纪录。1898年《国士》第一号“汇报”栏《被派遣来我国的第一批清国留学生》一文，介绍了1896年来日的十三名留学生的学习情况：“目前，有九名学生与本田先生一同居住在神田区三崎町研修学业。在过去两年中，采取了重点学习日语、同时兼顾学习其他初级基础科目的方针。现在学生在一般会话方面已无障碍，阅读报纸杂志也无问题，可顺利书写书信及一般文章。”“完全不懂中文的教师，要让一点儿不懂日语的留学生学会日语，让极其缺乏理学数学思维的学生学会各个科目，教师们费尽了苦心。”反映学校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好的。

三、鲁迅的知识体系构建与嘉纳

在弘文学院这所并不算显眼的民间学校，鲁迅第一次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他的第一个收获，便是学习掌握了日语这个既是言语又是思想的工具，建立了在日本生活学习、接收近代范畴文明的必要基础；而另一个巨大收获，当属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实现了基本知识(思想)体系的转换和更新。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弘文学院及其教育实态的考察和了解不足，其完整的历史状貌、以及对其内涵意义的估价，一直散离于学者的关注视野和叙事范畴。这是留日时期鲁迅研究的一个遗憾。

鲁迅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就是说，留学日本的根本目的，是到日本学习新知识；而方式有两个，一是学校内的学习；二是学校外的学习。对于初到日本的学生来说，由于语言以及学生生活性质的制约，学校学习无疑是最主要并富有权威性的部分。弘文学院的不同凡响在于，它为学生提供了两个系统的有效教育，即作为外语培训的日语教育和类似日本中学程度的各科基础教育。而弘文学院对两个系统教育的重视和刻意安排，彻头彻尾的来源于嘉纳的教育理念，即关于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一贯信念。

1930年，嘉纳在回忆自己的教育生涯时，特意讲到自己的毕生信念。他说，“自己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到普通学务局局长，再到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这整个过程一贯思考”的，就是“基础教育的理想”问题。这里所说的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期，包括嘉纳创办和领衔弘文学院时期。在考察鲁迅就学弘文学院时期的文献资料时，笔者通阅了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编辑出版的著名杂志《新民丛报》(1902-1907)。如所周知，这本杂志在数年之中曾风靡天下，对留日学生、国内青年及思想文化界产生过巨大冲击。巧合的是，《新民丛报》在鲁迅赴日前两个月诞生于横滨。就是说，鲁迅一到日本，就遭逢了《新民丛报》洛阳纸贵炙手可热的情形。就在1902年12月30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3号“余录”栏，刊登了《支那教育问题》一文。这篇长文介绍嘉纳于1902年10月21、23日，两次为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生作演讲，宣介教育问题：“嘉纳氏乃言曰，吾新以教育事出游贵国而归。据其观察，窃有所见。今湖南师范诸君方将归国，故愿为一陈之。”嘉纳力陈基础教育之于中国的迫切：“教育之种类不一，有基础有专业有实业有美术。以贵国今日之情势论之，其最宜急者，莫如基础和实业二种。”“普通者，专门之对待名词。而又为专门之基础也。非先有普通教育，不能迳习专门，理科尤其著者。”嘉纳特别强调基础教育的三个目的，即“德育”“智育”“体育”。第一个目的“德育”=“道德教育”包括“智识”、“智识与情(行为)之联络”和“习惯”。他说，“智识者，所以教国民之心得与个人之心得，使能深明其理，而养成一种善美之性质也。”“智识与情之联络者，使其行为善则心为愉快，不善则心为惭悚也。”“习惯者，渐渍浸润，使其习惯于为善而不以为难，不待勉制而能自然者。”“此三者谓之德育。”“国民有此德育之根基，则虽无专门之学，亦必不至为公众之累、国家之害。不然，则虽学问专深，亦只知为一身谋私利，而不知为一国谋公益。譬如政治家外交家于此，皆以专门而担国事，其施行举措，或以其私意而偏爱于一隅之地，偏重于一部之事，不顾一群之全体。是必因一身本无教育，遂不知其所职为国民所公托，以致背谬如此，其为害何如乎。故普通之有德育，如船之有舵工，其专门之利用者，乃其机器煤水也。趋向不正，则百物皆误其用矣。”关于“智育”，嘉纳认为一个国家仅有少数具有高深知识的精锐精英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具有基础知识的普通知识人，“一人知而众人茫然，譬有良将而无健兵，事何能举。”嘉纳对“体育”的重视也是空前的。他认为，中国往往是知识人缺少健壮体魄，武者缺少文明脑筋。“今亟宜使文者习武，武者习文，互参其短长，使文明其脑筋而野蛮其体力。反重文轻武之风，而行全国皆兵之制，以尚武之精神而济之以学问，国乌得不强。”1906年，弘文学院翻译出版弘文学院系列讲义录。嘉纳特意为这套教科书作序《刊行讲义录要旨》，再次阐明自己的一贯信念：“国家改革之本在教育”，而“普通教育”(基础教育)尤为重要，“苟公众而无受普通教育者，则不能协力此少数使者，奏共进国运之效，又何以望其养成爱国之精神哉。是故普通教育者，于振起清国今日之颓势，特为急务中之急务。”

通观嘉纳的一系列有关言论，可以清楚看到他的留学生教育理念的核心部分。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改变落伍颓败的根本，是国家和国民要认识并且追随世界文明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培养大多数国民应当具有的基本(基础)文明精神。因而，他一再呼吁中国最紧要的并不是高端的专业知识，而是关乎人的基本理念基本素质的普通(基础)知识和教养。换句话说，普通教育是最基本的根柢，是土壤，故其有无好坏，关乎全体和根本，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手段就是教育、主要是普通(基础)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特别需要加强师范教育。尽管嘉纳的见解和表述带有时代的局限，或者一些日本色彩，但可以相信，这是他思考的结果，也是他对日本近代维新转型的经验提炼。单纯到教育来说，有的地方又与我们今天每每谈论的“博雅”教育颇有相同之处。

嘉纳的教育理念，划开了弘文学院与其他同类学校的区别，他呼吁教育要重视培养人的基本道德情操、基本知识教养和强壮体魄，认为这是教育的“正道”。 他先后发表过许多讲话和文章，激励青年了解世界，了解时代的发展趋势，作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继之奉仕社会和国家。因此，嘉纳设想中的弘文学院不仅是教授留学生日语，帮助他们进入各类正规学校，而且要“代兴支那教育”，培养适应中国维新变法需要、同时也是嘉纳理想中的人才。这，一直是嘉纳办学的重要考量因素。

这些理念方针体现在办学路向和方法上，形成了在课程设置上，除日语能力培养外，还要设置其他各种基础科目。笔者曾三次去“讲道馆”查阅弘(宏)文学院原始资料。根据其中的《弘文学院章程》原件，并参照其他，再次确认了弘文学院的一些细节情况，比如：学生均住在学校内的学生宿舍；学年为九月至翌年七月；一学年分三学期(第一学期9月11日-12月24日、第二学期翌年1月8日-3月31日、第三学期4月8日-7月31日)；学年授课四十三周、每周授课三十三课时；普通科、速成科和师范科授课时间为上午八点至下午四点之间；周日、日中两国节日及学校创立日为休息日；寒假12月25日-1月7日、春假4月1日-4月7日、暑假8月1日-9月10日；年间学费及其他各种杂费共计三百元；学科分为“普通科”和“速成科”两大类，“普通科”修业年限三年，“速成科”又含“速成普通科”“速成师范科”“夜学速成理化科”“夜学速成警务科”四科，修学年限根据情况随时制定(鲁迅就学的“速成普通科”为二年)。另有“夜学日语科”，修业时间不限。

“普通科”开设的课程。第一学年：修身、日语、世界历史、算学、理科示教、体操。第二学年：修身、日语、世界历史、算学、理科示教、几何学、代数学、理化学、图画、体操、英语(任意选修)。第三学年：第一部(文科)修身、日语、三角术、历史及世界大势、第二部(理科)修身、日语、三角术、理化学、几何学、代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图画、英语、体操。

上面的课程表，系普通科(三年制)的开设科目，鲁迅属于两年制“速成普通科”，其课程设置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目前未见有纪录资料留存。但从三年制普通科来推断，科目设置不会有太大不同，差异大约还是在授课期间长短上。无论如何，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学习科目，除日语外，其他都接近普通中学的科目设置。换言之，鲁迅受惠于嘉纳的独特理念和方针，在学习掌握日语之外，还接受了近代的基础综合教育，接触了初步的近代知识体系，为完成从旧学框架到新学范畴的转换、重新构建建立于近代知识体系上的思想观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契机和条件。

弘文学院受益于嘉纳和他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高师在各个领域的优秀师资有很多参与弘文学院的教学，他们不仅在日本语学，更在基础教育方面，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良好教育。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切知道鲁迅在学的“速成普通科”所提供的基础教育、如修身、世界历史、动物学、植物学等课程的具体内容。但考虑到各科均开设了这些基础课程，授课教师又大多来自高师，基本可以判断这些课程在普通科或速成科，除内容多寡授课时间长短会有若干不同外，主要内容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或者，有些课程索性就是各科学生一起上课，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嘉纳倡导的基础教育并不是作为语言教育的一环或一种形式来处理的，而是在日语教育之外，独立进行的类似初级博雅教育。这就决定了对留学生来说，课程内容具有相当的难度，以留学生的日语水准很难听懂并理解授课内容。因此这些普通科目都由教师以一般形式讲授，由翻译现场翻成中文，向留学生传授近代知识，介绍宣传新的思想文化学说。从1902至1906年间，在弘文学院的教师阵容中，就有多名日本学术界的权威学者，比如教育学家江口辰太郎、棚桥源太郎(1869-1961)、樋口勘次郎、波多野贞之助(1864-1923)、小泉又一、小山左文二、牧口常三郎 (1871-1944)，数学家林鶴一、宪法学家上杉慎吉、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等等。鲁迅提到的三泽力太郎博士(1856-1925)，也是一名理化学者，曾受嘉纳推荐，赴中国担任武昌师范学堂校长和湖北最高教育顾问。在弘文学院任教期间，他出版有《自然界之现象》(上原书店，1900年)、《物理学问题例解》(明升堂，1902年)、《自然力之利用》《天界之现象》(光风馆，1903年)等科普性著作及教科书。另一位教过鲁迅的山内繁雄(1876-1973)，则是生物学家，时任东京高师教员，后为教授，再后赴美任芝加哥大学教授。鲁迅受教时，山内繁雄已有《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合编，弘文馆，1902年)、《动物教科书》(合编，文学社，1903年)、《博物学教授及研究之准备》(合编，东洋社，1902年)等著作，后来更有多种生物遗传学方面的著作《遗传伦》(大日本学术协会，1915年)、《人类的进化》(国史讲习会，1922年)等。

这些教授学者的授课，在为学生提供近代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同时，直接催生了弘文学院系列教材、即弘文学院讲义录的翻译出版。这套教材系统反映了弘文学院普通科目的教学内容，对我们具体把握鲁迅所拥有的思想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这套讲义录出版于1906年，曰“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署名“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干外七家译”，“东亚公司”刊行。讲义录汇集了二十余位教授专家的讲义，共有24种。包括《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和《科外讲义》。笔者有幸亲睹友人珍藏的1906年版《师范科讲义录》，深感其体系完备内容简明扼要，足见当时中日间的差距并非一二之微。笔者近年查阅发现的一件事实，恰好证明并补充了上述判断。那是在查阅清末《学部官报》第134期(1910年)时发现的一则消息：“商务印书馆经理候选道夏瑞芳呈伊索寓言女子新唱歌并国文读本二书毋庸审定速成师范讲义录需加润色再行呈部批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即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弘文学院的这套“速成师范讲义丛录”，但清政府学部(1905年成立，负责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机构)认为该丛书系直译日文，需要细致推敲润色后，再送审批。中国最著名的出版社，要在中国出版发行一个日本民间小学校的系列教材，足以说明对中国社会来说，这套书是具有介绍传播和阅读价值的。

鲁迅就读弘文学院时，讲义录还没有正式出版，但教师的授课自1902年以来一直进行，从当时的情形来说，鲁迅应该系统接受过讲义录中主要科目的教育。换言之，通过讲义录，我们可以具体了解鲁迅所接受的近代学术知识体系的具体结构内容。

当时弘文学院普通科第一学年全部课时中，有800多个小时用于日语教学，约为全部课时的一半多，第二年则降至500多小时。笔者查阅过其中的主要教材，确认了这些日语教材的具体状貌。比如，课本中有不少反映日本社会形态和时代流行的内容，学生在学习日语知识技能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接触了近代日本的话语系统和西方话语系统。象课文中的：“东洋各国的文化也逐渐变得开放”，“东亚的文明也渐渐与欧美比肩”，“每个人无论出身怎样，只要发奋努力，就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是的，现在是一个优胜劣败的严酷时代，只要发挥才干，谁都能大有作为”，均显露了社会进化论流行的时代气氛。“在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学习之余，或是翻译教科书，或是去夜校当翻译”。无独有偶，系列讲义录恰恰是留学生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劳作的成果。教材还涉及到日俄战争：“虽说是敌方俘虏，终究是为祖国而战的忠勇军人，绝对不能用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们”“人终究要死，在战场上壮烈的战死才是男儿的本分”等等，投射出日本武士道文化和明治时代的国家主义氛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于1899年发表《祈战死》一文，记述所受震撼：“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息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红白之标识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有题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炮兵某君入营者。盖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人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其标上仅书欢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样，无甚赞颂祝祷之语。余于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者，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流连而不能去。”无独有偶，鲁迅和梁启超，在同一时期留学和寓居日本，但通过不同方式经历了相近的精神体验。

1903年，鲁迅刚到日本一年，就通过日文译本翻译了三篇欧美小说，另外还有地质矿物学方面的《说鈤》、《中国地质略论》、以及未发表的《地质学》残稿。这些文字也应与弘文学院的学习直接相关。1906年，鲁迅出版了与人合编的《中国矿产志》，书中使用的地质学专业分期等，与弘文学院讲义录第二辑佐藤传藏(1870-1928)讲述《矿物学与地质学》如出一辙。鲁迅自己很坦率，称“纂者于普通矿学虽略窥门径，然系非其专门。此所记载，悉勾稽群籍为之。”“而当纂辑，又在课余，误谬知不可免”。又坦诚地说：“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就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 ,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尽管鲁迅自身的记忆也已茫然，但这些工作由来于弘文学院时期的知识传授之可能性，依然是最高的。

总之，鲁迅通过弘文学院提供的日语教育、以及比较全面系统的普通教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学习和掌握了近代文理各科的一般知识体系。嘉纳的卓越见识、拥有的丰富教师阵容、设置的课程体系，为鲁迅知识体系的转换提供了契机和条件。鲁迅后来与进化论、浪漫主义文艺、采思想和精神主义哲学等发生的种种关联，都可以在弘文学院的教育体系中找到最初的端倪。因此，弘文学院这个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学堂，其之于鲁迅的意义、其包含的思想性内容，远远超过人们的估量和想象，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嘉纳和他关于教育的非凡信念、以及期翼中国改良进步的善意。

四、鲁迅弘文学院生活的“嘉纳”印迹

通过第一手文献资料的考察，可以发现，在鲁迅留学弘文学院的日常生活中，还存在其他诸多“嘉纳”印迹。

其一，可数鲁迅学习柔道。这件事的简单记载可见于不少鲁迅传记以及其他文章，但大多语焉不详。鲁迅学习过柔道的直接证据，至今仍保存在嘉纳的“讲道馆”，即“讲道馆入门者名簿”(牛込分场)明治三十六(1903)年三月十日一栏，署有“周树人”，签名就是最确切的证据。

至于鲁迅和其他留学生为什么会学习柔道，那原因也就非嘉纳而不解了。1882年，嘉纳二十三岁时创立了“讲道馆”，此后毕生致力于柔道的教育和普及。弘文学院创立不久后，作为普及推广柔道事业的一环，嘉纳在学校内设立了讲道馆牛込分场，动员和鼓励中国留学生加入进来。除了普及柔道以外，嘉纳的教育理念原本极其重视体育，主张教育即是德智体三项的培养和发展。他说：“体育，所以使国民习惯劳苦，健壮轻捷，皆能肩艰任钜，以谋国事，勿使其因身体疲弱之故，而精神疏慢，气力颟顸，以阻国事之进步也。国民有此体育者，则国无懈政，人无懦气，不战而能武，行步而有强国之容矣。今日世界，方以种族竞争，此亦强种之一要事也。”嘉纳在各种场合均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主张，高度重视体育、积极普及柔道的理念和实践，造就了鲁迅加入讲道馆学习柔道的一段经历。只是，鲁迅本人未对此留下任何纪录和证言，所以鲁迅学习柔道的详情，也就不得而知了。从目前的资料推断，鲁迅的柔道学习和训练似乎没能继续下去，而仅成为青年鲁迅的一次短暂体验。

其二，鲁迅告诉我们，他来到日本后，除了学校课堂学习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赴会馆”，指的是1902年由中国驻日公使馆和留学生设立的“清国留学生会馆”(也称“中国留学生会馆”，位于原“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现“神田区骏河台2-3-16”)。这里是中国留学生聚会活动的场所，会议、集会、演讲、日语课、舞会等公共活动均在此举行，自然成为留学生、尤其是刚到日本的留学生所倚重的“家”。但鲁迅所听演讲，除了由中国留学生举办者之外，还有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渠道，就是嘉纳及弘文学院所举办的演讲。

由于嘉纳一贯重视基础教育，重视学生基本精神素质和知识水准的培养，所以他一方面通过基础课程的设置，让留学生在习得日语同时，学习文理各科知识，实现对学生的知识启蒙和思想启蒙；另一方面，除了学校的常规课堂学习外，嘉纳还组织东京高师等校的学者教授，到弘文学院进行“特别讲义”(演讲)，向学生传授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自关心领域的新近动向，使学生可以经常接触到最新的学术与思想。关于这些，笔者在近年的深入调查中，得以逐步还原鲁迅的思想和知识受容的历史现场。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关于弘文学院举办的学者演讲，其纪录资料几乎不见于日方，反倒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为后人留下了几乎是唯一的、极其宝贵的纪录。

这一线索的发现，缘于笔者的一个实证考察：在探讨鲁迅与进化论的关联时，有学者提出，鲁迅在弘文学院留学期间，曾经听过东京高师教授、著名进化论学者丘浅次郎有关进化论的授课，鲁迅的进化论信仰与丘浅次郎之间存在着某种影响关系。为此，笔者对1902-1904年间的日本报刊，如《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太阳》杂志、《中央公论》等进行了详细排查，希望能够发现这一授课的线索，但却无果而终。后来笔者调整方向，又对中文报刊进行调查，重点是同一期间里中国人在日本编辑发行的报刊，如留日学生发行的《游学译编》《译书汇编》《浙江潮》《江苏》等。结果是，在《新民丛报》得到了超乎期待的收获。《新民丛报》第46、47、48号(合刊，1904年2月14日出版，第175-191页)，赫然登有：

“进化论大略(弘文学院特别讲义) 理学博士丘浅次郎演”

讲演纪录正文之前，有一段编者的说明文字，交代刊文的来龙去脉，为我们留下一份关于弘文学院举行演讲的宝贵记录。编者按全文如下：“弘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因为中国留学者谋利便，每周请其国中专门学者临院演述专门学问大略数小时，院外之人皆可往听。某君以其所者笔记之寄稿本社嘱为登录，以广闻见而开智识。夫专门学问非可易言，乃以最短之时间述其毕生之学业，其亦何能详备。惟籍此使吾国民之世界学术之不易言而争自奋以求进步，则或嘉纳氏之苦心。而本社实有传播之责也，兹将某君所寄本编大略及军舰学大略(见军事门)两稿录登报端焉 本社识”(句点为引用者所加)

由此可知，第一，嘉纳每周邀请日本国内学者来学校讲演，目的是让留学生了解世界学术，进而发愤图强。第二，丘浅次郎在弘文学院讲过进化论，但不是一般授课，而是演讲。所以鲁迅听过丘浅次郎的进化论授课并非空穴来风。第三，允许校外人士参加。第四，中国留学生将演讲记录投稿至《新民丛报》发表。演讲人用日文演述，译员翻译至中文。第五，同期《新民丛报》还有另一篇演讲纪录稿《军舰学大略》刊于“军事门”一栏。查阅《新民丛报》发现，1902年10月21、23日，嘉纳为弘文学院师范生演讲，谈“支那教育问题”，见杂志第23、24号；丘浅次郎“进化论大略(弘文学院特别讲义)”，演讲者不详的“军舰学大略(弘文学院特别讲义)”则刊于第46-48号合刊，1903年2月14日；江口辰太郎讲演“教育学泛论”(第三章，第59号，1904年12月)、“教育学泛论”(第四-六章，第60号，1905年1月)、“教育目的论”(第67号，1905年4月)、湘乡朱德裳述“警察学演说”(第69号，1905年5月)、“警察演说”(第70号，1905年12月)等。其中与鲁迅直接相关的仍属丘浅次郎的进化论演讲。这一问题有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横亘东西方的思想新潮和流行话语、作为自然科学理论学说所具有的“真理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适用性、以丘浅次郎为代表的日本人对进化论阐释传播和普及等等，多重地介入了鲁迅进化论信仰的建构。但我们依然可以想见，就在1902年1月，丘浅次郎出版了厚达八百多页的《进化论讲话》，对进化论的形成变迁以及各家学说的最新态势，进行了简明通俗的考察和解说，加速了进化论的普及和读者的认知。特别是著名专家学者的面对面的近距离演讲，更会以强有力的方式，感染和影响听众。所以说，在鲁迅与进化论之间，丘浅次郎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极其重要而近切的角色，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而在这个发生思想影响的局面中，嘉纳依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三，弘文学院尊孔祭孔问题。下面这段话，研究鲁迅的人大都熟悉，人们也习惯在鲁迅的叙事文脉和情感方向上评论嘉纳，断定他守旧保守，隐约将之看作与鲁迅对立的一面。“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那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鲁迅对祭孔抱有不满和疑问，是有其背景条件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赞同或是声援鲁迅，而是要切实了解鲁迅的思路脉络，返回1902年那一历史现场，以贴近历史、理解并同情历史的态度，把握“事件”发生的多面情状，用平和宽厚稳妥的历史感觉，进行合理的历史叙述和阐释。

那么，嘉纳主导弘文学院祭孔的诸项背景究竟如何呢？

第一，首先是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和文化情势。就在鲁迅留日的前一年，大清朝廷在江山风雨飘零摇摇欲坠、而改良变法呼声不断的情况下，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慈禧太后(1835-1908)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表示要更法令、破锢习、求振作、议更张，实行“新政”。同年4月，下令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负责筹办“新政”，任李鸿章(1823-1901)、荣禄(1836-1903)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1830-1902)、张之洞(1837-1909)(后又增加袁世凯[1859-1916])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7月，张之洞和刘坤一三次联合上奏，提出了一些变法措施，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视。他们的建议再加上袁世凯的意见，就成为清廷推行“新政”的蓝本。由此，清末新政，即1901年—1905年间清政府推行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正式开启。从此，清廷最高统治者终于从“天下中心”的迷梦中觉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叫地球的行星上，不再局限于小修小补，被动反应，而是倾全国之物力，主动出击，推动了中国向世界接轨的进程。鲁迅赴日留学恰恰是伴随清末新政得以实现的。但清末新政在进行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试图变法维新的同时，仍然力图维护“中体”(三纲五常)，所谓“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1903年的《学务纲要》强调“中国之经书, 即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矣”，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学堂管理通则》中仍规定各学堂集会仪式必须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1906年学部规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方针，并强调“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州生民共仰之圣，……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也就是说，清政府一方面意识到不改革将遭灭顶之灾，并开始实行各种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又恐惧“三纲五常”风化解体，于是极力主张维护孔教，尊孔读经。这种态势又投射和波及到自古以来深受中国儒学薰陶的东瀛，引起一部分崇仰儒教人士的极大关注。而嘉纳恰恰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第二，是嘉纳对孔子思想对儒教的态度。嘉纳属于典型的尊孔派，他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核心，在本质上与儒教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借用著名学者甘阳(1952-)的描述，“儒家真正的精神，是非常缓慢地通过教育的努力而逐渐正人心，齐风俗，而不是期待很快的政治改革的具体效果。”即强调教育的“教化”功能。嘉纳一贯认为，教育是解决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的最终手段，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因此，他一直反对伴随暴力的激烈激进革命，主张温和的、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在这一点上，同样是面对孔子，嘉纳与浸润在“保种救国图存”这一时代激流中的鲁迅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嘉纳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的孔孟儒家极为敬重，他看重孔孟之道对日本文化的久远恩泽，又把孔孟之道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恒久价值的文化。嘉纳在许多场合表明自己的主张，1902年，他发表《清国》一文，指出：“我国与清国仅有一水之隔，往古之时，我国曾从清国输入制度以及物质文明，促进了我国的开化发展。(中略)支那的德育以孔孟之道为基本，日本的德育大部分也来自孔孟的教诲”，直言自己尊崇孔孟的立场。中国国内媒体也关注到这些发言。笔者在调查中多次发现此类报道。清末上海的文摘性刊物《经济丛编》1903年第一期就刊登了“子余来稿”的《宏文学院嘉纳治五郎对诸生演说》，这应该是弘文学院创立不久后的一次演讲，嘉纳表达了他对中国儒教文化的感恩之心：“日本前此之文明，皆来自中国者也。古昔榛莽未开，及输入孔孟之学，遒智慧渐启，文化日开，千余年于兹，愧无以报德”。在1903年6月4日创刊的文摘类刊物《经世文潮》(又称《经世报》，半月刊，上海编译馆辑录)第一期和其他各期，嘉纳的此类言论更被冠以《嘉纳治五郎学界国际策》等题名译介刊出。1903年，在弘文学院的毕业典礼致辞中，嘉纳依旧不厌其烦：“振兴中国教育，以进入二十世纪之文明，固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之外，而别取所谓道德者以为教育，然其活用之方法，则必深明中国之旧学而又能参合泰西伦理道德学说者，乃能分别其条理而审定其规律”。他认为在谋求新时代文明时，不能过分偏重西洋文明，而应该发掘和应用传统儒学文化的价值。上述的诸多言行，体现了嘉纳虔诚而一以贯之的孔孟观和儒教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嘉纳希望留学生们对孔孟之道更多些敬畏，带领弘文学院学生举行祭孔活动，以示尊重孔孟之道。需要指出的是，嘉纳倡导和推行尊孔，不仅仅是面向中国学生，也不是一次性的活动。在西方冲击东方，整个社会面临改革重构、经受剧烈震荡变动的时代，嘉纳谋求在儒家学说中获得稳定的精神资源。其重要标志就是，1907年，嘉纳担任孔子祭典委员会委员长，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孔子祭典。元禄3年(1690年)，德川幕府将军在东京汤岛创建孔子庙，通称“圣堂”，作为祭奠孔子的专用场所，每年举行孔子祭典，后来又在此开设了昌平坂学问所。1868年明治维新后，圣堂和学问所为明治政府接收。1872年，圣堂变成日本最早的博览会会场，学问所也变成东京大学并迁移他处。于是在原学问所所在地开设了高等师范学校。与此同时，具有悠久历史的孔子祭典也画上了句号。1880年，一部分有识之士为国家的前途忧虑，成立了“斯文学会”，目的是利用儒教，培养人们的坚实思想，巩固国家基础。嘉纳担任高师校长后，借高师搬迁大冢之际，再度提起孔子祭典事宜。1906年，负责管理汤岛圣堂的高师职员们为孔子祭典长期荒废感到遗憾，计划在大成殿举行祭典，以表达对孔夫子的诚挚感谢和崇敬之情。1907年1月，祭典发起人会召开，宣布嘉纳为祭典委员会委员长。4月，正式举行盛大祭典。此后的十余年间，嘉纳一直担任祭典实行委员长。1918年，孔子祭典会与斯文学会合并，孔子祭典统由斯文学会继承，嘉纳仍担任孔子祭典部部长。嘉纳曾经说过“日本的德教脱胎于孔子教，考虑到国家的未来，这(指祭孔-引用者)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鲁迅说，“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在这里，鲁迅只是如实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实以及自己的心情，并未涉及到对嘉纳尊孔或者孔子学说本身的评判。况且，退一步说，即使鲁迅发表了意见，也还有一个恰当与否的问题。后来有些鲁迅研究者在涉及到鲁迅与弘文学院﹑或者嘉纳举行祭孔时，往往从一种揶揄甚至批判的视角进行叙述，是很值得商榷和反思的。

鲁迅在当时对嘉纳尊孔的态度，必须在当时的时代氛围和趋向中去理解。那就是，在清末那个国家民族濒临存亡危机、有识之士追求新学谋求变法奋起自救的情境中，人们往往趋向于以决绝激进的情感态度对待旧的传统文化。同期或稍后时代的陈独秀、胡适等先驱者莫不如此。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著名孔子研究者金景芳教授有过这样的论断，“如何评价孔子是孔子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 无论谈孔子的那一方面, 最终都要落到这个问题上。”“凡是治世都尊孔, 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 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当革命动乱时期, 社会需要破, 不破坏旧秩序, 不能建立新秩序, 而孔子学说是破的障碍, 人们当然要反孔, 至少要冷落他。当社会面临建设, 要建立新秩序的时候, 再破不止, 旧的新的将同归于尽, 不会有好的结果, 而立是重要的, 这时候孔子的学说必然受到重视。以往的历史恰恰又是一治一乱发展过来的。《孟子· 滕文公下》说:‘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乱。’孟子已经看出社会的发展总是采取治乱交替的形式。孟子的见解符合以往的客观的情况。这样说来, 孔子的命运时好时坏, 时而受尊, 时而挨批, 本是正常的事, 不足奇怪。”因此，也可以说，年青的鲁迅与嘉纳对孔子的不同态度，是建立在各自不同的情境系统和逻辑系统中。鲁迅对于祭孔的反感和失望，符合渴求变法改革的诉求，而嘉纳对孔子价值的认可和评价，也具有文化逻辑的依据。以鲁迅的态度作为正反判断的唯一标准，是不够妥当的。无论如何，以今日的超越立场来看，在明治日本，在那个对中国人来说充满屈辱的时代，嘉纳崇敬孔子，感念孔子学说给予日本文化的惠泽，认为孔教具有普世价值，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具有正面意义的事情。鲁迅与嘉纳，不必一定捆绑在一起对决，分出高低胜负来。但在1902年，鲁迅在弘文学院，因为嘉纳尊孔，他也并不情愿的“被祭孔”这件事，却足可以引发我们的诸多思考和反省。

除以上之外，由于嘉纳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由于他的众多人脉资源，弘文学院的学校生活中，还有不少其他学校难以企及的活动，开阔了留学生们的视野，为他们增添了有益的体验机会。据笔者调查，比如，1902年后，留日热潮升温，清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纷纷组织视察团，赴日进行各种视察，而有关教育方面的视察，由于嘉纳的存在，大体都会参观弘文学院这样的内容。嘉纳主办的《国士》杂志曾经报道过这些信息，如清廷三等镇国将军爱新觉罗·毓朗(1864-1922)以及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吴汝纶(1840-1903)，均在1902年5月来日，两人曾在同一天赴弘文学院参观考察；1906年6月，清政府派遣十二省主管教育的“提学使”赴日考察。代表团领队湖北提学使黄绍箕(1854-1908)系张之洞侄女婿，1902年嘉纳巡游中国时，黄绍箕负责接待陪同，故此次赴日专门到弘文学院视察，并在学校合影留念，后来弘文学院编译出版《宏文学院讲义录》时还特意收录了这张合影。此外，弘文学院每年都举行大规模的运动会；笔者在查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时，还发现了嘉纳申请弘文学院师生参加天皇阅兵仪式的有关文件。

结语 “鲁迅”形成中的嘉纳

如前所述，表面上看，鲁迅与嘉纳之间并无多少直接交集，但实际上，鲁迅留日的第一个时期，他所栖身的学习生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及其呈现的结构方式，都和嘉纳有着内在联系。对嘉纳的理解，连接着对鲁迅形成的不同阶段、以及大环境小环境的理解，最终连接着对鲁迅及其精神世界的把握。笔者从事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动因，即在于此。

条分缕析地标示出鲁迅与嘉纳的直接对应关系，是件很难的事。这既是由于鲁迅本人极少谈论自己的留日经历，而周边他者的证言也少之又少；同时也是由于，精神气质、思想信念这类存在的相互影响，原本就是相互融合并经过复杂反应的化学方式，而非单纯叠加的物理方式，常常呈现为隐性的暧昧的样态。尽管如此，由于嘉纳的存在——他的特殊身份、教育理念以及教育运营方式，使得弘文学院看似平常，但实际又颇不平常。它为留学生们创造了相对良好而丰富的留学条件，提供了较多让学生接触和了解日本社会的机会。以弘文学院的两年留学，鲁迅完成了日语习得，尤其重要的是，初步学习和掌握了近代的一般科学知识体系，实现了知识体系的现代转换，也就是获得了近代的基础文明体系，为“现代鲁迅”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思想文化和知识基础。鲁迅以此为起点，在汲取“西学”(也包括日本独特的精神和文化)的基础上，熔铸个人的独特体验和思考，形成了现代中国独特的思想者文学者类型。在这个过程，凝聚了许许多多的因素，而嘉纳和他的弘文学院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对嘉纳和弘文学院的内情了解得越多，越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注释]

①在其他先行研究中，稍早有杨晓、田正平「清末留日学生教育の先駆者嘉納治五郎―中国教育改革への参与を中心に―」(大里浩秋·孫安石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近期有潘世圣《嘉纳治五郎：鲁迅的弘文学院院长》(台北：《国际鲁迅研究辑一》第64-86页，2013年10月)一文，对嘉纳其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综合研究。另，荆建堂「「弘文学院」における嘉納治五郎の留学生教育思想」(東京：『神話と詩:日本聞一多学会報』(11)43-65頁、2013年3月)、平田諭治「嘉納治五郎の留学生教育を再考する：近代日中関係史のなかの教育·他者·逆説」(『教育学論集』9、63-97頁、2013年)等，对嘉纳的留学生教育思想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可资参考。

②有关嘉纳的传记性综合介绍，比较重要者有：「嘉納治五郎先生追悼号」(『柔道』1938年6号、講道館)、横山健堂『嘉納先生伝』(講道館、昭和16年[1941])嘉納先生伝記編纂会編『嘉納治五郎』(講道館、1964年)、加藤仁平『嘉納治五郎』(『新体育講座 第35巻』、逍遙書院、1964年)、松本芳三解説『嘉納治五郎著作集』全3巻(五月書房、1983年)等。另有大泷忠夫《嘉纳治五郎 我的一生与柔道》(『嘉納治五郎 私の生涯と柔道』。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长谷川纯三编著的专题论文集《嘉纳治五郎的教育与思想》(『嘉納治五郎の教育と思想』。明治书院，1981年)。2010年，为纪念嘉纳诞生150周年，筑波大学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出版了“生诞一五○周年纪念出版委员会”编纂的纪念文集《气概和行动的教育者 嘉纳治五郎》(筑波大学出版会，2011年)，回顾总结了嘉纳的生平业绩和贡献。至于嘉纳的文集，目前一共有两种﹕一是“讲道馆”监修的三卷本《嘉纳治五郎著作集》(五月书房，1983年)，另一种则是为纪念嘉纳逝世五十周年而出版的“讲道馆”监修的全集《嘉纳治五郎大系》14卷(书之友社，1988年)。

③参见嘉纳先生传记编纂会编《嘉纳治五郎》，讲道馆，1964年，21-22页。

④嘉纳治五郎口述，落合寅平笔录：《作为柔道家的嘉纳治五郎(一)》，《作兴》6卷1号，1927年。引用据《嘉纳治五郎著作集》第三卷，五月书房，1983年，第9页。

⑤参见《气概和行动的教育者 嘉纳治五郎》，筑波大学出版会，2011年，第34页。

⑥此外可参照“讲道馆”主页。http://www.kodokan.org/j_basic/history_j.html

⑦参见嘉纳治五郎《我的柔道家生涯》(「柔道家としての私の生涯」)，《嘉纳治五郎著作集》第三卷，五月书房，1983年，第33-34页。

⑧参见酒井順一郎：「明治期に於ける近代日本語教育―宏文学院を通して―」，総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 『総合日本文化研究実践教育プログラム特集号』，2007年。

⑨松本亀次郎:「隣邦留学生教育の回顧と将来」，東京:『教育』(岩波書店)第七巻第四号，第53頁，昭和14年(1939)4月。

⑩内山完造：《鲁迅先生》，雨田译，上海：《译文》2卷3期，1936年11月。引用据《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第11-12页，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初版。

[责任编辑：曹振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留日时期鲁迅与明治日本之实证研究”(09BZW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其中有关嘉纳治五郎的调查研究，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13年度“日本研究特别研究员”项目资助。

潘世圣，日本九州大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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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53(2015)03-007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