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晶



德无成，业无成——曾国藩的德行观

唐小晶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安徽桐城 231400）

曾国藩的德行观上承儒家道统，信奉“德胜于才”的德育观，他基于现实观照下的德行评议及德行解喻，突出了德育的现实意义。曾国藩对德行观的论述散见于其大量作品中，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曾国藩；德行观；儒家道统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长沙人。他自幼勤奋好学，官至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作为一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却赢得了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人的颂扬，学界对曾国藩在为官治学方面的成就多有研究，而对他在德行方面的贡献鲜有提及。曾国藩自称“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1]此话是曾氏自谦之语，说自己德才皆无成，实际上这是他在指出成功的两点最重要因素：一是才，二是德。曾氏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将“德”排在“才”之前，此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德”业不修，“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曾氏的德育观不仅使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亦激励曾氏子孙代有人才出，对后世也多有启迪。

一、承接儒家道统，德胜于才的德育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个人内在修养和身心素质的砥砺，本质上这是一种道德的自在追求，儒家更是追求“仁者爱人，克已复礼”的至高境界。《论语·先进》篇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德行：颜渊、闵子鸾；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在这里单独将“德行”提出来，与言语、政事、文学并列。可能是受孔子这段话的启发，曾国藩在他担任直隶总督时所做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提到“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曾氏是以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分别对应孔子所说的德行、文学、言语和政事，虽然有牵强之处，但这是一个全方位地继承孔圣之学的学术纲领，其中的权威性不言自明。在此文中，曾国藩又写道：“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曾国藩将“义理”也即“德行”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曾氏是有资格强调“德”的重要性的，他在历史上被称为“三立完人”，即“立德”、“立功”、“立言”皆有不朽，他的德行更是受到广泛赞誉。对于传统主流文化提出的“内圣外王”的要求，他也表达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观点。

与“德”相对的是“才”，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曾国藩强调的是德才皆备，他说：“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在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2]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曾氏认为德与才是一种互补关系，缺一不可。但在互补关系中，他又强调“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分别用“辅之”、“主之”来强调“德才”的主次地位，即“德”为主，“才”为辅。

曾氏如此强调“德”的重要性，那么到底什么是“德”呢？曾氏对此有四字解释“则孝悌仁义是也”（《曾国藩家书》第30页）。曾氏在给弟弟的信中也再次强调了“德胜于才”的理论观点，他说“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

曾氏以科举入仕成名，但他将功名看得很淡，他甚至说：“但于孝悌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这样的见识议论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同时他也并不要求兄弟子侄一定要走科举之路，曾氏多次写信与家人探讨“读书”与“孝悌”两者间的关系，他在家书中写道“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在曾氏心中，“孝悌”二字功夫做足，便是诗文、名利的基础。如何提升自己的德行？儒家思想有过很多的论述，慎独修身是其中重要的环节，《论语·学而》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荀子也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古代人在修身方面所作的努力，他在《挺经》一书中写道“细思古人工夫，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这句话说易行难，但作为一位大智者，曾氏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这句话。

二、基于现实观照下的德行评议及德行解喻

《说文解字》上说：德，升也，从彳㥁声。意为在不违背自然规律发展的前提下去提升自己。终曾氏一生，他全方位地突出“德”的重要性，虽身居高位屡遭猜忌而最终功德圆满全身而退，尤其是在处理家族关系上，整个曾氏家族恭谨谦让，上下和睦，子嗣绵延十数代，代有英才出。惟其如此，曾国藩的德行评议和对德行的解喻就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

曾国藩受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坚持在历史中学习，在典籍中学习，毕生勤于政事，清正爱民，官德官声可圈可点。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在他留下的家书、日记、奏折以及诗文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无论是做人、做官、做事，都能坚持“道德自律”，尤其在细节上防微杜渐，常怀自律之心，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即使在梦中都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道德滑坡，“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可见曾国藩连对自己的要求已近于苛刻。

他在给弟弟们写信时说：“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3]一门兄弟贤愚优劣，外人常有评论，就是兄弟之间也常有比较，竞争之心既起，是非便纷至沓来，很多大家庭常为此所苦，曾氏兄弟之间却始终亲昵异常，兄友弟恭，这不能不得益于曾氏对兄弟关系的独到见解。

在其一手创办的湘军的治理方面，曾氏最看中的是选择合适的将领，“公之选将领，以四科为格：一曰才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苦劳”（《曾国藩年谱》癸丑，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条），这录于《治兵语录》首章《将才》中，其中“不急名利、耐苦劳”这两条已是“德行”的具体阐述了。

曾氏所处的是一个金瓯破碎的时代，正如他所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那么在曾氏眼中什么样的人才叫“好官和正人”呢？曾氏有自己的标准，即“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少大言”。这种人当然不易得，于是就要培养，曾氏培养人才的办法主要是两条：一是教化，二是督责。何谓“教化”？“诲人之以其所不能也，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何谓“督责”，“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由于曾氏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部下受益者甚多，如李鸿章、薛福成、吴汝纶等皆成一时之翘楚，尤其是吴汝纶，回乡后致力于文化的传播与教育，对“桐城派”的再度辉煌功不可没。

作为晚清理学的自觉传承和积极践行者，同时也作为一位本身就很有功底和成就的词章家，无论是品评他人的作品，还是创作自己的作品或是构建文学理论，曾氏都将“德”作为其中重要的品评标准。如在“文”“道”关系上，曾氏固然是希望见道既深为文又美，但道是第一位的，文字是第二位的，两者的关系应是“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这里的“道”是能传流于世以垂教于后人的。什么样的“道”才能传流于世以垂教后人呢？曾氏在此段话中已有答案，即“仁义忠信皆备”。

三、德行教育的积极践行者

综观曾国藩一生，他克已修身，崇尚气节，标榜道德，并且身体力行，赢得上至满清皇帝下至普通官员的敬意。青年时代的曾国藩立志安邦定国，做“国之藩篱”，便将原名改成国藩，他修身立德，把“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他给自己定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座右铭，立志于“澄清天下”，救国救民。

曾氏在晚年已经达到一个汉人在满清朝廷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中人尤其是对家中女性的要求也是十分苛刻，他在北上征捻前夕，就亲手为媳妇和女儿们订了一个功课表，分为四事。为怕自己离家后，女儿媳妇们不能切实执行，他又在功课后写上一段话：“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精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既勤且健，永不贫贱。”曾氏家族中的女性在家恪尽妇道，日夜劳作，使得男子们在外征伐作战时不为琐事而累，最终成就满门勋贵。

曾氏虽已位及人臣之巅，然而他的女儿们出嫁后皆能恪守妇道，谨事公婆，大女因在婆家深受虐待而归宁娘家，曾氏认为这不符合儒家规范而毫不留情地将之劝归，最终导致大女儿郁郁而终。虽然这有些矫枉过正，也反映出曾氏对女儿们的严格要求，不以权贵之女自骄而凌辱婆家。曾氏在听闻四女儿在婆家一些作为后，立即写信回家说“又闻四妹起最晚，往往其姑反服事她。此反常之事，最只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妇而可得好处者，”相对现在的父母因为子女在家多做了些家务而大打出手而导致婚姻解体，这是多么难得的经验之谈。

曾氏做官后每次将俸银寄回家时，都指定给家中的叔伯若干，给父母亲制作新衣时也绝不忘给叔伯一份，在解释为什么要对族戚馈赠时，曾氏说：“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曾氏家族同心协力，在关键时刻同生共死，这与当时太平天国因“内讧”而导致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比。

曾氏严禁家人与官府相交结，在讨论家族与官府的关系时，他说“严丽生取九弟置前列，男理应写信谢他；因其平日官声不甚好，故不愿谢。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曾氏家族在湖南当地声誉甚佳，在招募当地兵勇参军时一呼百应，不能不说与曾氏家族的克已自律有相当大的关系。

曾氏兄弟众多，一个大家族皆杂处一居，人众是非多，曾氏家中女性却能和睦相处，他非常重视妯娌关系，曾氏说“九弟信言诸妯娌不甚相能，尤望诸弟修身型妻，力变此风。”

在论及如何保持家族长久时，曾氏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然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标本式人物，虽然他自称“才智平庸”，但他志向高远，意志如铁，一生勤学，并且终其一生始终坚持磨砺个人的道理修养，克已复礼，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曾氏满门书香，其家族一百多年来没有纨绔子弟，英才辈出；这得益于他研究“道德”，践行“道德”，并最终成就“道德”。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黎庶昌. 曾国藩年谱[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362.

[2]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1199.

[3] 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M].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 667.

（责任编校：贺常颖）

Zeng Guofan’s Moral Integrity: No Moral Conduct No Great Cause

TANG Xiaojing

( Department of Humanism, Tongcheng Teachers’ College, Tongcheng, Anhui 231400, China )

Zeng Guofan’s morality continue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orthodoxy. He believed that morality is over knowledge. He stressed the re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orthodoxy. In his works he made a lot of commenting the virtue and moral conduct. It is of the research value.

Zeng Guofan; moral outlook; Confucian tradition

K 825.1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5.06.022

2096-059X(2015)06–0098–03

2015-10-09

教育部重点课题（DEA130243）

唐小晶（1980-），女，安徽桐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桐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