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友刚

（苏州大学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重庆 400700）



哲学研究

当代资本发展的生态逻辑与生态社会主义批判

庄友刚

（苏州大学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重庆 400700）

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而生态危机的形成和加剧又是对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而资本有解决生态问题的要求。在资本的当代创新发展中蕴涵着解决生态问题的历史逻辑。生态社会主义正确地看到了当代生态危机形成中资本的作用，但是遮蔽了资本发展的生态逻辑，造成了对资本与生态的关系的误读。由于这样的理论缺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讨生态建设问题就不能不加批判地从生态社会主义寻找理论资源。肯定资本的生态逻辑，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也指明了生态建设的具体路径。

资本发展；生态逻辑；生态社会主义

随着生态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加剧，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成为时代的普遍诉求。对生态危机进行深层的理性反思与批判、探讨生态建设的历史路径与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成为时代提出的理论任务。在对生态问题的反思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指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强调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生态危机。把自然的生态问题与历史性的社会制度沟联起来进行考察，这是极其深刻的，为深入把握生态问题的历史实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路。另一方面，创新本能使得资本在当代的创新发展中又造就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与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反衬并凸显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欠缺与不足。在资本与生态问题的关系上，生态社会主义的把握是不全面的，这种理论上的不全面性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会造成一种消极后果，实践上也可能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建设造成一种误导。本文拟在这方面谈一点看法，期待学界的批评与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一、资本的创新本能及其当代发展的生态逻辑

深入把握资本当代发展的生态逻辑首先必须深入了解资本的历史本性，是资本的历史本性造就了资本当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现实状况。资本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关系，金钱、物质资料、劳动力等等只是资本存在的具体形式与样态，因此在理解什么是资本时，必须把资本的实质与资本的具体形式与样态区别开来，不能纠缠于资本的具体形式和样态。作为一种根本的社会关系，“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在此意义上，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①作为一种既得的物质关系，资本是以往活动发展的产物。资本的存在需要两个方面的历史条件，一是交换的存在，没有交换活动也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二是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交换领域，“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②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能够生产出比它自身价值（价格）更大的价值。这种由劳动力使用过程增加出来的价值是资本的利润源泉。这时，资本才真正作为资本而存在。最大限度地攫取这种价值也就成为资本运动的轴心。

因此，资本的历史本性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这种增殖形成于生产领域，产生于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过程。尽管交换活动本身不产生价值，但是资本的运动离不开交换，一方面资本需要通过交换来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与物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实现了价值增殖的物质产品还只是财富的具体形式，必须通过交换资本才能实现自身。资本追求的不是具体形式的财富，而是一般财富。“每种劳动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③因而资本必须通过交换把财富的具体形式转化为财富的一般形式，即货币形式。这样来看，资本要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一方面要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从而形成最大限度的增殖，另一方面要进行最大限度的交换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增殖。生产和交换就成为资本历史本性实现的两大根本制约因素，这其中，交换活动又和消费领域密切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的交换表现为最大限度的消费。

资本的本性不仅在于增殖，更在于增殖的无限性要求和趋势。因此资本不仅要在既有条件下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和交换，更重要的是，资本还需要不断冲破既有条件的限制，不断扩大生产和交换的限度，由此造就了资本不断自我创新的本能和冲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不断变革，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④资本的增殖运动涉及到生产、交换、消费等各个领域，因此资本的创新活动也在各个领域中体现出来。资本增殖形成于生产领域，因此资本的创新本能首先在生产上表现出来，不仅造就了生产力无限发展的趋势而且表现出生产全面发展的趋势。当生产无限发展的趋势遭遇交换的界限即市场有限性的障碍的时候，资本一方面不断拓展市场的范围，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生产的领域和类型从而内涵性的开拓市场容量。与此同时还通过对消费方式的开创与引领来不断扩大市场空间。由此造成了资本在历史进程中一轮又一轮的发展神话。

最大限度增殖的需要驱使资本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而最大限度的生产又必然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最大限度的消耗，尤其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条件下，最大限度的生产势必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造成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反思当代生态问题深层理路上需要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生态危机的消极后果自然毋庸多言，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必须注意的是，生态问题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对资本发展的限制。资本的历史本性在于实现自身的无限增殖，一旦这种增殖的本性受到遏制就造成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危机。资本无限增殖要求的实现首先取决于生产和交换，恰恰在这两个方面，资本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自然的和历史的界限。就历史的界限而言，生产无限发展的趋势迟早会遭遇到市场有限性的限制，就是说资本的增殖无法得到实现，造成资本发展的危机。就自然的界限而言，资本生产无限发展的趋势会遭遇自然资源有限性的限制。物质生产当然需要物质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支持，相对于生产的加速增长和无限发展的趋势而言，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具有相对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构成了资本生产无限发展的界限或障碍，亦即资本的无限增殖的本性无法实现。就此而言，当代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生产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的相对有限性之间矛盾的表现。经济危机表达的是资本发展的历史限制性，生态危机表达的则是资本发展的自然限制性。这样来看，基于资本的历史本性，资本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招致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加剧，而生态问题又构成了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正如经济危机是资本固有矛盾的激化表现一样，生态危机也是资本固有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化表现。

然而必须看到，创新的本能与冲动——这种创新的本能植根于资本的本性——会驱使资本不断创新自己存在的历史形态和具体形式，从而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延续自己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创新发展中造就了资本以往发展的传奇。当生态问题的加剧对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构成障碍的时候，解决生态问题也就成为资本发展的要求。通过对自身的存在形态和具体形式的创新，资本不断化解生产的无限性与市场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同样，通过类似的创新行动也可以化解生产的无限性与物质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从而使资本解决生态问题的要求变成为可能。事实上，资本的这种生态逻辑在资本的当代发展中已经显现端倪并且在不断生长。这里我们强调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非物质产业的发展。以往资本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物质生产领域，就是说，具体物质产品的生产是资本利润的根本源泉。在传统工业生产条件下，物质工业产品的生产是最先进和最高效的生产，物质工业产品的生产是资本实现自身最大化增殖的主要的基本的途径。由于人对物质生活资料消费的相对有限性以及自然物质资源的相对有限性，资本的这种增殖途径很容易遭遇历史的和自然的界限，而且生产力越是发达，生产能力越是被发挥到极至，资本的增殖本性越是容易遭遇遏制。在这样的状况下，资本的生产开始日益从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转移，资本的增殖不再单纯依赖物质工业产品的生产而是越来越诉诸非物质产品的生产。由此，在当代我们看到的是体育产业化、文化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如此等等，非物质生产的产业化成为时代的趋势和潮流。当资本的增殖日益诉诸非物质产品生产的时候，一方面人们的精神生活资料消费较之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更具有弹性空间，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可以有效地规避自然的界限即自然资源有限性的限制。这不仅为资本开辟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客观上也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第二，空间生产的当代发展。空间生产是通过物质资料在空间中重置或重构获得符合人的生活需要的空间产品的过程。空间产品一方面是生产活动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构成了进一步社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传统工业生产条件下，具体生活资料的生产是资本增殖的基本途径，空间生产只是为具体的物质生产提供条件。这时，资本一方面对空间生产有一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对更高品质的空间生产又缺乏足够的动力。这样，全球各地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标准厂房，一样的道路设计，一样的城市规划与建构，这也是资本的现代性构思的基本空间特征。随着资本原有增殖方式日益遭遇危机，即原来单纯依赖具体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增殖的基本途径的增殖方式日益遭遇危机，这时，资本的增殖由原来的单纯依赖具体生活资料的生产逐步向生产的条件方面转移，即关注生产的条件的生产。空间生产不再仅仅为具体的物质生产提供条件，其本身就成为资本增殖的直接途径。由此，提供多样化的更高品质的空间产品成为资本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也构成了空间问题的所谓后现代性话语。当空间生产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的基本途径的时候，资本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暗藏着一个重大的变化：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无限消耗不再成为资本生产的必需，相反，生态和谐的空间产品本身却成为资本利润的重要源泉。由此暗示的后果是，资本条件下解决生态问题既有主观的需求又有客观的可能。

第三，物质生产的高新技术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尽管资本增殖的途径日益多样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仍然是资本增殖的一个基本途径。资本的本性要求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然而人们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却构成了资本生产的限制。从资本的当代发展来看，依赖于高新技术的发展，资本成功地缓解了这一矛盾。原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自然资源消耗为突出特征，现在则以高新技术化为突出特征，在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费日益转向对技术的消费。事实上，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技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数字化社会”等等都表明当代社会生产状况与此前的社会阶段发生了重大的不同。物质生产的高度技术化发展，使得社会物质财富在巨大增加的同时却能够极大减少对物质资源的耗费。这一发展趋势对于资本而言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正如精神生活资料的消费相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一样，在物质生活资料消费领域内部，对以技术为主要利用指向的物质资料的消费较之于对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利用指向的物质资料的消费，前者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另一方面，高度技术化的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大大减少，极大缓解了资本生产的自然的界限，暗含着消除这一界限的趋势。资本主导下的物质生产的这种高新技术化的发展趋势暗示着一种可能的结果，即不排除在资本条件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反思当代生态问题需要追溯到对资本狭隘历史本性的批判，但是对植根于这种历史本性的资本的创新本能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资本的进一步历史发展中又蕴涵着解决生态问题的历史逻辑。资本的这种生态逻辑在当代的实际发展中已经初现端倪。深入把握资本的这种生态逻辑不仅对于全面审理和透视资本现象具有基本的理论价值，对于探讨当代生态建设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二、生态社会主义资本批判的理论价值及其问题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生态问题与环境危机的加剧，引发了一股范围十分广泛的社会运动，即绿色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运动在西方世界日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左翼政治力量。由于绿色运动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发了“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略有区别，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人既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者，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指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的基本理论观念。在这样的意义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含概在“生态社会主义”之内。尽管在具体理论观念上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对资本与生态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又具有一致性，都把当代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因此在反思生态问题向西方借鉴理论资源时，理论界一般都没有对二者进行细致的区分，这并不影响对问题的说明。本文中我们也是在这样的角度上使用生态社会主义概念的，而没有对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更细致的区分。

在生态危机与资本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在反思当代生态问题时都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力图在深刻把握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关系的基础上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生态路径，强调只有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本消除生态危机。具体而言，关于资本与生态关系问题的看法，生态社会主义主要理论观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几个基本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总根源，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当代资本危机的主要表现。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和消费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这必然造成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引起生态危机。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等人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体现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市场相对狭小即社会购买力和消费能力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而在当代，无产阶级的消费主要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变成了对奢侈品的病态的异化的消费。正是这种病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这样，生产的无限性与社会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被弱化甚至消解，资本的固有矛盾不再表现为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相反，基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而造成的生态危机成为当代资本危机的主要表现。第二，生态殖民主义不能根本解决生态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形成和发展是对资本无限增殖本性的遏制，这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态殖民、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以转嫁与缓和矛盾。然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综合危机，生态殖民主义可能局部解决生态问题但无法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其固有生态矛盾。第三，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使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而要实现生态理性，就必须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让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符合生态规律的“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第四，与此相联系，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理解的那样诉诸“暴力”革命，而是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生态危机理论去发动人民，在适当的时候解决所有制问题，只要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和工人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就可以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第五，由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状态，“唯生产力论”和生态危机不仅在这些国家存在，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严重。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是避免了生态弊端的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制度。

毫无疑问，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对于深入反思当代生态问题、进而探索生态建设的历史进路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的。关于这种理论价值，国内理论界已经进行了较为丰富和深入的归纳和阐释，就本文论述的主题而言，我们着重强调几个方面：第一，把对生态问题的反思与资本关系沟联起来，从社会基本制度发展的高度澄明生态建设问题，这是极其深刻的，突破了西方世界关于生态危机问题的其他各种理论的社会改良主义窠臼。生态社会主义是否完全洞穿了生态问题的历史本质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是把自然的生态问题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无疑为透视生态问题的历史本质提供了根本性的思路，其具体的理论分析也为我们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二，把生态危机作为资本固有矛盾的当代表现，强调生态危机的实质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危机，这一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没有完全忽视和遮蔽生态问题，但是在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述中重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并没有把生态危机作为资本危机的根本表现来进行论述。实际上，从生态危机的视角审理资本的当代发展问题，这本身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对生态殖民主义的批判同样体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展现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鲜明的时代感、理论的敏锐性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深入把握。第三，生态社会主义看到并指出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中在生态问题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强调社会主义的生态特征，这是有重大的积极意义的，进一步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其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阐述，尽管还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正是由于生态社会主义这种积极的理论价值，在反思当下我们所遭遇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时，在探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时，生态社会主义成为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汲取思想养料的一个理论资源。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审理当代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但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不足，无视这种理论缺陷，不加批判地从生态社会主义汲取理论资源，不仅会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走入误区，在实际的生态建设实践中也会造成重大的误导。在资本与生态的关系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缺陷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在反思生态问题批判资本关系时忽视了资本积累方式的自我创新的冲动与能力，遮蔽了由资本的创新本能所造就的资本条件下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和趋势，造成了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就不能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误读。生态社会主义在反思当代生态危机时准确地看到了资本主导下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在生态危机形成和加剧中的作用，深刻地把握了当代生态危机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根源，即资本积累或者说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生产和交换（最终通过消费完成）是资本积累的两大飞轮，无限增殖的需要驱使资本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最大限度的交换、消费。为此，不仅需要千方百计地发展生产也要在交换、消费等各个领域进行最大限度的创造与革新。最大限度的生产与消费也必然是对物质资源和环境的最大限度的消耗，造成了日益加剧的生态问题。资本积累是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生态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论探讨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合理的。但是生态社会主义忽略了，资本的创新发展不仅会在过去的发展中必然招致生态问题造成生态危机，而且还会在进一步的创新发展中造就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趋势。这里，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仅仅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资本的生产，把物质生产理解为资本增殖的唯一途径，而没有看到非物质生产的发展在当代资本积累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如此，在把物质生产看作资本增殖的唯一途径的时候，又主要是在传统工业生产的意义去理解和把握物质生产。这样，在理论逻辑上必然把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无法超越的固有宿命。事实上，资本在当代的创新发展使得资本积累不仅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而是日益向非物质生产领域转移，而且即使在物质生产领域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业生产而是越来越转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言。由于生态社会主义忽视了资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创新发展的能力，没有看到资本当代发展的新状况和新趋势，在最终结论上必然流于误读和失误。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在反思生态问题时正确地把握了生态问题形成的生产力前提，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又缺乏深层、合理的理解，把生态危机归因于所谓的“唯生产力论”，进而在对生态问题成因的分析以及生态建设历史路径的探讨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误与不足。生态问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的活动的影响远远超越了自然界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消极后果积聚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结果。但是，生态危机的加剧并不意味着再继续发展生产力就成为错误的要求和行动。生产力是人们改造外部世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当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时候，不仅需要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需要把全部生产力都转换成为现实的物质财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得以充分满足的时候，作为人的能力的生产力依然需要继续发展，但是已经无需再把全部生产力都转换为现实的物质财富，这时才真正体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但是资本生产的终极目的在于对现实财富的最大限度的占有，因而不仅要求不断发展生产力，而且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把生产力发挥到极限。这样一来，最大限度的生产力发展也必然会带来对生态环境最大限度的破坏。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失误在于，把生产力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生产等同起来了，把生产力本身与资本对生产力的特定要求等同起来了。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不仅容易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理论理解的偏差，比如阿多诺就指责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必将使世界变成一个大工厂，甚至认为马克思“认可了对自然的绝对控制这样的大资产阶级的纲领”⑤，更重要的是，难以真正合理指明解决生态问题的历史出路而坠入历史退步论的观念。就此而言，生态社会主义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指责也不是完全合理的。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失误也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本文的主题是资本的生态逻辑问题，因此主要从这一角度来谈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缺陷。由于这样的缺陷的存在，在探讨我们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时就不能不加批判地从生态社会主义寻求理论资源，否则必然陷入重大的理论误区。这尤其在下面要讨论的问题中表现出来。

三、资本的生态逻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建设

单就理论本身而言，反思生态问题批判资本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这一思路是清晰而明确的，但是一旦将这一问题放置于当代中国语境、放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问题似乎就显得复杂起来。我们遭遇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必须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在发展经济方面，尤其是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资本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资本的历史本性又具有狭隘性，从生态的角度而言，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在发展中又不可避免地要遭遇生态危机问题。解决生态问题、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成为我们现实迫切的需要。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变成了鱼与熊掌的关系，似乎成了我们的二难选择。

反映在理论上，表现为相互分裂的二重逻辑。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通常回避生态问题，尤其是回避生态危机现象中的深层的资本批判问题，至多是在改良主义层面上给予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是在视野之外的。而在反思生态危机批判资本关系时又往往避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问题，或是对之持批判的理论态度。问题的根源在于对资本与生态的关系、对资本发展的生态逻辑缺乏深入、合理的理解与把握。把生态危机理解为资本发展所无法超越的固有宿命，把发展资本与生态建设看成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正是由于这样，当现实的生态问题日益严峻迫使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时，当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重大的时代任务加以确立时，理论界开始孜孜不倦地从生态社会主义寻找理论资源而缺少必要的深层批判。由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不加批判地从中获取理论资源，不仅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会造成一种消极后果，实践上也会造成一种误导。

从理论层面来说，不加批判地肯定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会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的认识引向歧途。这里我们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生态社会主义看到了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后果，强调社会主义的生态特征，这是对的，但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遮蔽了资本的生态逻辑，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连接在一起，把生态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看待，这在理论上会导致一种消极的意识形态后果。由于不了解资本的生态逻辑，生态社会主义就无法理解资本通过积累方式的创新所造就的解决生态的可能趋势，因而在其理论中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主义之间是划等号的。然而，生态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特征，社会主义有生态的要求，但是生态要求的实现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在资本完成增殖方式转换从而可能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下，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理论观念很容易掩盖资本的历史本质而变成资本的意识形态。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造成对社会主义的误读。第二，由于不能深入、合理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概念，生态社会主义反思生态危机时归因于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很容易造成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错误观念。生态文明建设决不是放弃生产力发展，更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田园式的生活状态。我们需要的是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基础上的生态建设，生态建设不是对社会进步的僭越。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理论观念。至于获得的生产力是否都需要转换为现实的物质财富，对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对于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地区而言，发展生产力并转化成为现实的财富不仅是必然的也必要的。片面强调生态问题的生产力根源，在这方面生态社会主义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嫌疑。第三，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生态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理论上走向了极端化，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生态建设的要求和特征被片面地突出。资本在其历史发展中必然会带来生态问题，社会主义也确有生态的要求，但是并不能因此把生态状况作为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依据。如前文所述，实现了生态要求的社会生活状态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根据生态状况来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必然混淆二者的界限。此其一。其二，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人的发展决不仅限于生态的要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的发展不仅在于自然生命质量的提升更在于社会关系的变革。片面强调和突出生态建设的意义，很容易遮蔽人的发展中社会关系方面的内涵，从而陷于抽象的人的理论。而单纯从人的自然生命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理论观念恰恰是最符合资本发展需要的意识形态。就此而言，要肯定生态建设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但是不能把这种意义无限放大。

就实践方面而言，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会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一种误导。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上，我们既要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生态文明。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如果生态危机是资本发展难以逾越的历史障碍，那么我们只能在市场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做出一种抉择，要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承受生态危机的代价，要么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而放弃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路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发展资本与生态建设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很显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与我们的现实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悖论。是我们的发展目标设置不正确还是生态社会主义存在理论失误？问题的关键仍然要回到资本与生态的关系问题上。肯定资本发展的生态逻辑，就在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建设的可能性问题，从而为具体的生态建设实践指明了方向。资本的生态逻辑不是头脑的观念产物，而是资本发展实际存在的状况和趋势。而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失误则在于忽视和遮蔽了资本的生态逻辑，因而不加批判的借用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来探讨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只会把我们引向误区。

理论上回答了市场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之后，具体应该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呢？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是怎样的呢？问题本身通常暗含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实际上，当我们深入考察资本当代发展状况、肯定资本发展的生态逻辑的时候，立论的根据也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应该到当代资本创新发展的状况中去寻求。那些展示了资本生态逻辑的发展方式本身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建设的根本路径。简单一点来说，资本生态逻辑的当代表现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发展状况，这里主要突出三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非物质产业的发展能够满足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双重要求，因此大力发展非物质产业就成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任务。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相对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为非物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第二，工业化方式的转换。资本积累方式的创新——即不再以传统工业生产为主要增殖方式，昭示了积极的生态意义。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换，就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尽量避免西方工业化的模式，而直接从资本运动的当代特点中寻找启示，探索自己独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三，促进资本形态的转换与创新。中国过去的工业化路径主要是传统工业化。这固然有认识论的根源，更根本的是和资本的发展水平密切关联的。由于工业化水平较低，传统工业化的方式仍然有充分的增殖空间，反之，新型工业生产却会增加成本减少利润，因而缺少足够的动力向新型工业生产转换，资本的形态仍然以传统的工业资本形态为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不可避免地带来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就此而言，促进资本形态的创新与转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生态建设的又一重要思路。突出这三个方面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建设只有这三条路径。这里我们意在指明生态建设路径的探索方式。同时，就这三个方面而言也只是指明了宏观的思路，在具体实践中还必须细化为具体的政策与措施。不过，这些已经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总而言之，解决问题的合理思路来自于对问题的深入而科学的把握，理论自觉引导实践自觉。对资本发展的生态逻辑的肯定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更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这一点上生态社会主义是存在重大缺陷的。理论批判不是最终目的，批判是为了弄清问题，从而给实践以合理的指导。就此而言，对生态问题的深入理论探讨必将使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走向一个积极的未来。

[注释]

[责任编辑：杨晓伟]

本文研究受到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项目和苏州大学“东吴学者计划”第三批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资助。

庄友刚（1971—），男，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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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53（2015）06-003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