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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美学
——“麦克卢汉与美学研究”专题代序

2015-03-21金惠敏

东岳论丛 2015年6期
关键词:卢汉麦克感性

金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名家主持·麦克卢汉与美学研究

作为方法的美学
——“麦克卢汉与美学研究”专题代序

金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麦克卢汉既是媒介理论家,也是美学家。媒介是他的研究对象,美学是他的研究方法。合而称之,麦克卢汉的理论当为“媒介美学”。不过需要提醒,作为方法的美学并不外在于作为技术的媒介,美学是媒介技术内在固有的属性:媒介技术本质上是感性的,着眼于感性,作用于感性,为感性所界定。今天我们之所以要阐扬麦克卢汉的“媒介美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媒介无处不在,但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革命乃感性革命或美学革命。此外,对中国学者来说格外饶有兴味的是,遥远的、古老的庄子的感性技术论竟然可以是麦克卢汉媒介美学的一个灵感之源。

麦克卢汉;媒介美学;感性;庄子

十数年前,中国文艺学界曾为文学是否将因新媒介的兴起而消亡的问题唇枪舌剑,诤讼不已,似乎二者之间只能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那时麦克卢汉的主要著作《理解媒介》迻译过来多年了,可我们并未能完全理解媒介,理解其命题“媒介即信息”,其概念“全球村”(原译“地球村”)。今天,当然不仅仅是通过本组文章,《理解媒介》的信息已经赫然在目:《理解媒介》原是一部美学巨著!其媒介概念“全球村”原本上也属于美学,乃一美学概念①参见金惠敏:《作为一个美学概念的“地球村”》,《社会科学报》(上海),2014年10月23日。!在麦克卢汉那儿,美学研究并未被媒介研究所取代,相反,美学成为研究各种媒介及其后果的基本方法;而且由于媒介在构造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如斯特拉特所证明的,美学还成为理解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即整个社会的基本方法。新媒介绝非美学的噩耗,恰恰相反,它是美学的报春鸟!

麦克卢汉指出,任何媒介都是人类器官的延伸,而每一新媒介的出现都将重新布局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感受,他称之为“感觉比率”。作为工具的媒介之所以同时还是信息,就是因为不同的媒介造成对世界的不同感知。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者接着说,虽然现代主义不能改变世界,但它可以通过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观念而改变世界。“观念”这个说法还是“理性”了一些,离文学扯远了一些。麦克卢汉更进一步,也可以说修正,他相信,媒介通过改变“感觉比率”而改变世界。信哉斯言!任何观念变革,任何社会改造,甚或任何政治革命,如果不能在感觉的深层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则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

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革命应该是感性革命或美学革命。由麦克卢汉所开启的北美媒介生态学坚持,相对于其他任何因素,技术对社会的改变排在首位,而在各种技术中,媒介技术又排在首位。原因无他,媒介技术本质上是感性的,着眼于感性,作用于感性,为感性所界定。

在这样的感性技术论上,作为中国学者,笔者很乐意指出(并非出于学术爱国主义,倒毋宁说,学术国际主义、对话主义),麦克卢汉曾深受道家庄子的启迪。在其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古登堡星汉》和《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都引用了庄子“抱瓮出灌”的故事——庄子不是麦克卢汉擦肩而过的陌路: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

故事是从海森伯那里转抄过来的,然而在其中麦克卢汉比海森伯更真切地嗅出了技术的感性意味。他从这则故事中引申出两个论点:第一,技术的后果是感性的;第二,每一技术如果作为某一感官的延伸的话将引起整个感觉比率的改变:

撇开所有的评价不论,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我们的电子技术影响到我们最日常的感知和行为习惯,从而立刻在我们身上重新创造最原始的人类所具有的那种心理过程。这些影响不是发生在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中,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学会了批判,而是在我们最日常的感性生活中,这创造了思想和行动的涡流和炬阵。*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p. 30.

与理性之旨在分割和分裂比而论之,感性的本质是整体性的。例如,麦克卢汉指出,“广播的效果是视觉的,照片的效果是听觉的。每一种新的作用都会改变所有感知之间的比率。”*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 (critical edition), edited by W. Terrence Gordon, Corte Madera, CA: Gingko Press, 2003, p. 95.也许此处要稍稍修正麦克卢汉的是,为了强调技术的感性作用,他否认了技术对于思想和观念的作用;而事实上,如前所暗示,技术对感觉系统的改变也终将引起思想和观念的改变。技术对人的延伸是深刻而全面的,既在感性层面,亦在理性层面。

如果说仅靠如上文献,麦克卢汉还不能顺顺畅畅地将庄子带向其通过电子技术所开辟的感性场景,那么在其未能征引的文本中,庄子则活脱脱就是他所急切需要的那样一位感性主义者:跃然纸上,如在目前!我们不知道该为麦克卢汉感到惊奇呢,惊奇于其敏锐的洞察力,还是为麦克卢汉感到庆幸,庆幸其不待耕耘而竟有收获,因为庄子哲学即使不能说与其技术感性论全然叠合,那也是息息相通、意趣相投。

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举两例以为证明: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这个故事要与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对照阅读。“五色”、“五音”、“五味”均非自然之色、音、味,它们是人工或技术的产物,其特点是对于色音味的提取和强化,是将其与自然相分离。浑沌死因无他,就是儵、忽以分解性思维方式取代其整体性的存在,他们错误地以为所有人都是在“视听食息”中生活、享乐,都是以“视听食息”的方式与世界相沟通;他们完全不能想象竟还有浑沌那种整体性的与世界相沟通的方式。以不同的思维对待对方,只能是相互虐待和虐杀。儵、忽杀死了混沌,而混沌又何曾有过“待之甚善”之德?——这怕是庄子偶然的疏忽了!儵、忽与混沌的格格不入就是麦克卢汉所一再强调的“机械化”与“自动化”的矛盾和对抗。《理解媒介》开卷即指出,人们之所以会对“媒介即信息”感到惊诧,原因在于人们长久生活在一种“分解和割裂的”文化传统之中*See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p. 19.。

在另一则寓言中,庄子还揭示了分解式思维如语言与感性经验的对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

在“抱瓮出灌”故事中,庄子似有反对技术的嫌疑,但在庄子心目中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技术,就是化入感性的技术,前者是可分析、可分解的,可重复的,而后者则是感性的,是一次性的,无法传达的。轮人的技术——准确说,是“技艺”、“手艺”——是不可言传的,它是内在的,只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在“心”“手”之间流转不已而不外泄;而一旦外泄于语言,则如庄子所论,由于“道不当名”,故“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庄子对语言的不信任,就是对具有语言特征的技术的不信任。庄子的语言理想是无语言,庄子的技术理想是无技术;换言之,在语言中看不见语言,在技术中看不见技术,甚至连“看”本身都是多余的、累赘的,它妨碍对真理的接近。也许祛除了“看”,语言将成为“道言”,而非“方言”,技术将成为“道术”,而非“方术”。

关于庄子和海森伯的关系,麦克卢汉描述说:“现代物理学家与东方场论亲如一家”*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p. 28.。这话用在海森伯身上可能远不如用在他本人身上更加稳妥可靠,因为无论麦克卢汉抑或庄子显然都要比海森伯更重视感性一些。庄子是感性主义者,麦克卢汉亦复如是;在感性或审美上,麦克卢汉与庄子亲如一家!不过也要认识到,感性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意趣:简言之,庄子由感性入于“道”境,旨归在“道”,感性最终被否弃*参见金惠敏:《论“内通”非“通感”——钱钟书道家通感论接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而麦克卢汉则试图通过对感性的寻找和发掘以召唤和恢复被理性化所撕裂和埋葬的人性整体性,始于感性且终于感性,在在不离于感性,即是说,感性既为其“术”(方法),亦为其“道”(目的)*参见金惠敏:《感性整体与反思整体——麦克卢汉、海德格尔与维科的互文阐释》,《南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如果我们将感性作为美学的主要义项,可以说,美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正当其时!感谢麦克卢汉,他向我们昭示了在一个不同的语境即媒介时代美学的新的价值和美学研究的新的意义。无论美学过去一直是什么,但现在它可以是被用以研究媒介技术、研究媒介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方法。对此方法也许我们还觉得陌生,但它绝对是我们最贴己、贴身的方法。

[责任编辑:王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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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53(2015)06-0005-03

[专题主持人简介]金惠敏(1961-),男,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博导、学术委员,陕西师范大学曲江学者特聘教授,北美东西方研究学会副会长,英国国际权威期刊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 Sage)唯一华人编委,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Technicities哲学系列咨询委员,美国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 编委。中文著作主要有《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新星出版社,2013年)、《消费他者: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图景》(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等。英文著作有Active Audience: A New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a Key Concept of Cultural Studies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2,)。最近应邀为牛津大学出版社《传播研究百科全书》撰写“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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