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钧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理解媒介》与北美媒介生态学的承传流转

何志钧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理解媒介》是北美媒介生态学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巨著。《理解媒介》诞生半个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性的深远影响。《理解媒介》接通了麦克卢汉和哈罗德·伊尼斯、刘易斯·芒福德等先驱的思想，也对众多后继者产生了深刻影响。《理解媒介》留给众多媒介生态学家的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基本命题、一整套概念范畴，而且是无尽的启迪，众多后来者正是沿着麦克卢汉开启的道路不断挺进、探索、开拓，不断生发出新的洞见，实现对《理解媒介》的引申、发挥、超越、扬弃，甚至质疑、重构。

《理解媒介》；媒介生态学；麦克卢汉

1964年，一部划时代的巨著《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诞生了，它诞生后产生了世界性的深远影响，迄今，这部经典之作流传已逾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理解媒介》深刻影响了世人对媒介、感知、语言、技术乃至诸多社会文化问题的认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理解媒介》堪称是北美媒介生态学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奠基之作，它接通了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cLuhan）和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等先驱的思想，让我们感受到其间声息相通的思想共振。《理解媒介》作为麦克卢汉影响最大的著作更对众多后继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麦克卢汉之后，媒介生态学派的众多后来者无不从中汲取灵感，套用麦克卢汉评价伊尼斯的话，可以说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中几乎所有麦克卢汉的后学的著述都是《理解媒介》的注释和发挥。例如麦克卢汉的同事和追随者、多伦多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就曾明确谈到：“我从麦克卢汉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当你试图了解一种文化时，要密切关注传播媒介。”①[加]德克霍夫：《文化肌肤》，汪冰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麦克卢汉的同事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说麦克卢汉分析他那个时代的新媒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他研究的是电力大众媒介以及它们如何使教育、工作和社会面目一新。他立志“延伸麦克卢汉”，在网络时代重新审视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将各种媒介置入互动式数字媒介的背景中去考察②[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显然，不能在《理解媒介》和众多媒介生态学家的煌煌著述之间简单地划等号，抹杀麦克卢汉之后众多媒介生态学家的理论创新和探索成就。《理解媒介》留给众多媒介生态学家的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基本命题、一整套概念范畴，而且是无尽的启迪，众多后来者正是沿着麦克卢汉开启的道路不断挺进、探索、开拓，不断生发出新的洞见，实现对《理解媒介》的引申、发挥、扬弃、超越，甚至质疑、重构。因此有必要梳理《理解媒介》与媒介生态学理论家著述的承传关系，审察《理解媒介》在媒介生态学理论家著述中的回响，对麦克卢汉和其后学的有关著述和思想心得进行辨析，考量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一

透过《理解媒介》，我们可以明确、清晰、强烈地感受到麦克卢汉与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先驱伊尼斯、芒福德在思想和学术上的血肉联系。

麦克卢汉和伊尼斯心有灵犀，伊尼斯在多个方面深刻影响了麦克卢汉，特别是伊尼斯后期从传播媒介的效果研究角度考察媒介变革对社会关系、权力格局、文化心理的影响，“深入到隐蔽的历史背景中去，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的思路令麦克卢汉刻骨铭心，他关于媒介影响社会形态和政治格局的论述、关于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差异的论述、关于媒介时空偏向的论述都在麦克卢汉的著作中不断回响。在《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考察了古埃及以来深刻影响帝国政治形态的传播媒介，揭示了不同的制度如何驾驭不同的媒介，而不同的媒介又如何影响到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化格局。他将众多媒介分为有利于时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具有时间偏向的媒介如羊皮纸、黏土、石头等，更具耐久性，利于宗教、信仰历久不废的沿袭和绝对王权的代代传承。具有空间偏向的媒介如莎草纸、电报和广播等则利于信息在空间上的广泛、迅捷的传播、覆盖，便于对广袤的国土有效地进行管控，因此是庞大帝国形成和维系的基本条件。“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在《理解媒介》中我们可以频频看到麦克卢汉对伊尼斯上述理论的“复述”。例如，他指出，“任何传送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结构，这一点完全可以预见。只要新媒介在各地同时可资利用，就有可能只改变结构而不至于造成崩溃。……有了印刷品之后，凭借同质性的政治统一，首次有了现实的可能。但是，在古罗马却只有轻便的纸写手稿去穿透部落村的模糊性，或减少其非连续性。纸的供应一衰竭，繁忙的道路上就不见车马，正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汽油限额供应时公路上冷清的情况一样。所以，原有的城市国家又再次出现，封建主义就取代了共和政体。”*④⑤[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9页，第49页，第46页。在《理解媒介》中他还不厌其烦地回顾和论述了轮子、道路和莎草纸所引起的空间组织的结构变化，与伊尼斯有关媒介偏向的论述可谓高度照应。

伊尼斯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媒介在人类文明史上并行不悖，此起彼伏，二者不可偏废，一个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保持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平衡，这一观点在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等著作中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麦克卢汉一生关注的是媒介对人类感知的影响及如何动态地维护人类感知的平衡、文化的平衡。在《理解媒介》中，他表示赞同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未来及精神生活是否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传播技术和个人的回应能力之间，是否能维持平衡。”④如果说伊尼斯更多关注的是媒介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问题，由此也触及了权力的偏向、社会的偏向、文明的偏向，那么，麦克卢汉则对伊尼斯提出的媒介偏向的命题做了拓展和发挥，形成了自己关于“感知偏向”的新见解，与伊尼斯的论述可谓各有千秋。在《理解媒介》中，他指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⑤在麦克卢汉之后，这种媒介偏向理论经过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的进一步发挥，转变为了一种关于意识形态偏向的理论，在尼尔·波斯曼看来，麦克卢汉所谓媒介引致的“新的尺度”就是新的意识形态偏向*金惠敏：《“图像—娱乐化”或“审美—娱乐化”——波兹曼社会“审美化”思想评论》，《外国文学》，2010 年第 6 期。。而且，他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关注的媒介偏向问题与《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提出的著名命题“媒介即讯息”结合起来进行了新的阐述，在他看来，“媒介即讯息”也就是说媒介本身就隐含着意识形态偏向，“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的能力，使之超过其它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不仅拓展了伊尼斯的理论，更多论述感知的偏向，而且他还把伊尼斯的时空偏向命题与他自己所谓的冷媒介、热媒介命题进行了饶有意味的嫁接，生发出了新的意义。“象形文字或会意文字之类的冷媒介，与拼音文字之类的热烈而爆发性的媒介，也具有不大一样的影响。拼音字母抽象的视觉程度被推向高峰时，就成为印刷术。带有专一视觉强度的印刷文字，冲破了中世纪团体性行会和修道院的束缚，创造了极端个体性模式的企业和垄断现象。……文字媒介逐渐升温，热到可以多次重印的强度时，就导致了16世纪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战争。笨重不便、大而无当的媒介，比如石头，把纵向的时间粘合起来。它们被用来书写时，是很冷的媒介，它们把许多个时代粘合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纸却是热媒介，它把横向的空间联成一片，在政治帝国和娱乐帝国里都是这样的。”*②③④⑤⑦⑨⑩[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2页，第52页，第80-81页，第131页，第163页，第139页，第199页，第198页，第93页，第95-96页，第189页。这里，麦克卢汉对媒介冷热问题的诠释饶有新意，时间偏向的媒介往往是冷媒介，而空间偏向的媒介更多的是热媒介，这显示了媒介的冷热不仅与信息的清晰度、受众的参与度有关，还与时空偏向有关，这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热媒介有排斥性，冷媒介有包容性。”②

媒介生态学的另一位先驱芒福德的见解也在《理解媒介》中频频被引述，芒福德的崇论宏议也给麦克卢汉带来了无尽的灵感。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多次征引芒福德的论述。如他指出，“芒福德在《历史名城》中认为，有围墙的城市是我们皮肤的延伸，正如住宅和衣物是我们皮肤的延伸一样……在电子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③“正如芒福德在《历史名城》中阐述的那样，村庄实行了人的一切官能在社会和制度两方面的延伸。”④这可谓是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思想的滥觞。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也也不乏类似的表述：服装是“个体皮肤的延伸”，“住宅是人体温度控制机制的延伸”，“城市则是适应大群体需要的、人体器官的进一步延伸”⑤。而德克霍夫正是由此生发出了他著名的“文化皮肤”说。他的《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可谓是对麦克卢汉中枢神经系统延伸说的进一步发挥。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还谈到电报、电话、电视等媒介技术不仅促成了信息的超越时空局限的广泛传播，而且人们的信息交流重新显现了古代社会中人际传播的实时交互、即刻反应、在场互动的特征。这又可谓是麦克卢汉“重新部落化”命题的雏形*Lewis Mumford, Technis and Civilization（Harcout：Brace and Company Inc,1934），p.239；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芒福德关于机械技术对文明的影响的论述和“王者机器”、有机技术论的见解也在《理解媒介》中不断激起反响。芒福德津津乐道的“王者机器”在《理解媒介》中也引发了麦克卢汉的热烈共鸣，在谈到芒福德对17世纪城市中新建的笔直而宽敞的街道的论述时，麦克卢汉象芒福德一样把军队（军事机器）和能建造金字塔这样宏伟建筑的劳动大军（“王者机器”）、工业革命时代的大工业流水线（工业机器）相提并论，他指出“以士兵为统一的可替换零件，罗马的军事机器运输货物时，很像工业革命初期工业运转的情况。罗马军团所到之处，贸易总是接踵而至。而且，罗马军团本身就是工业机器”，在此，他强调了“训练相同的士兵和创造财富的产业工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⑦。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曾断言“现在工业社会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钟表”*[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也高度赞同芒福德的这一见解。他指出：“芒福德把‘钟表、印刷机和鼓风机’相提并论，说它们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发明时，这一提法并非是不合理的。钟表和鼓风机一样，加速了材料的熔化，促进了社会生活外形整齐划一性的兴起。在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很久，人们已经开始抱怨，社会成了一台‘枯燥的机器’，它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把人放在里面搅拌。”“钟表把人从季节戒律和循环的世界中拽出来，其有效性和拼音字母表把人从口头语言的魔幻回响和部落的陷阱中释放出来一样有效。”⑨值得注意的是，芒福德的见解令麦克卢汉更深邃地洞察到了文化范型的剧变，他已意识到“抽象性”、“符号性”、“脱域性”是机械文明的重要特征，“不是时钟，而是受时钟强化的书面文化，造成了抽象的时间，……刘易斯·芒福德的洞察很有见地，他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抽象时间感觉，使当时的人生活在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使人能摆脱当时的现实。同样，正是印刷机通过大规模生产古典文献和经文，才使得重新构建过去的古典时代成为可能。机械而抽象的时间模式很快就延伸为衣服款式的周期变化，很像大规模生产延伸为报纸杂志的周期出版一样。”⑩

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甚至视言语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技术，“言语是人最早的技术，借此技术人可以用欲擒先纵的办法来把握环境。……借助语词把直接的感觉经验转换成有声的语言符号，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召唤和找回整个的世界。”而“对部落人来说，巫术仪式是‘应用知识’的手段。没有文字的土著人不是把自然转化成人为技术，而是力图给自然美赋予精神的活力。”从这里也不难窥见芒福德式的以技术为文明的核心的理念。但是，麦克卢汉比芒福德更进一步，他不仅强调技术是文明的核心，重视从技术演进的角度审视和理解文明的变迁，而且追根究源，揭橥了拼音字母才是西方科技理性之源。在《理解媒介》中，他批评芒福德，“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在对社会机械化的影响上，钟表应排在印刷机的前面。但是，他却没有注意拼音字母表的影响；……他没有意识到拼音字母表是西方机械主义之源，正如他不知道机械化是社会从听觉触觉型转向视觉价值型的过程一样。”他也不仅仅推重有机技术论，而是更进一步，深究有机技术产生的根由，把电力技术视为是有机技术时代来临的前提。他也把芒福德式的城市是人的肌肤的延伸的命题提升为了电力技术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的命题。“我们的新型电力技术的趋向是有机的、非机械型的，因为它延展的不是我们的目力，而是我们类似行星网罩的中枢神经系统。”*③④⑤⑦⑨[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9页，第83页，第115页，第114页，第217页，第53页，第121页，第120页。

二

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差异一直是媒介生态学理论家们用力最勤的研究课题。在《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已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学习过程中的口头法和书面法的对立。曾与他共事的哈弗洛克（E. A.Havelock）在《柏拉图导论》等著作中也对希腊口头文化和新兴书面文化的冲突多有论析。在《理解媒介》等著作中，麦克卢汉对口语文化、书面文化、电力文化的差异和媒介文化的历史变迁尤其进行了详赡的论述。麦克卢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总能透过口语、文字、印刷术、电视，洞察到与之相应的“思想和社会组织的形态革命”的奥秘，为历史学、社会经济史研究补全这“缺失的一环”*[加]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他指出：“在所有产生巨大能量和变革的大规模的杂交结合中，没有哪一种更能超过读写文化和口头文化交汇产生的能量。读写文化赋予人的，是视觉文化代替听觉文化。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这一变化也是任何社会结构所能产生的最激烈的爆炸。”③在他看来，口头文化是一种听觉文化、触觉文化、在场文化，而书面语意味着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使社会日益专业化、分割化、个人化。“书写倾向于一种分离和专门化的行为，……有文化的人或社会都培养出了一种能力，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抱相当疏离超脱的态度。不识字的人或社会却事事经历感情或情绪上的卷入。”④口语词要求人们的在场参与，它与个人主义、保守隐私的习惯格格不入，“由于拼音文字着重视觉形象，它养成了隐私的价值观念。”⑤印刷术的出现尤其使文化分化和普世化以并行不悖的方式产生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它的作用就是结束狭隘的地域观点和部落观念，在心灵上和社会上、空间上和时间上结束地方观念和部落观念。”⑥与文字文化、印刷术导致的专门化、分割化、去部落化不同，麦克卢汉认为电力技术则使人类重新部落化，“任何其它形式的媒介，只要它专门从某一个方面加速交换或信息流通的过程，都起到分割肢解的作用。与此相似，一种非常之大的加速现象，比如随电力发生的加速现象，又可能有助于恢复参与强度高的一种部落模式。收音机在欧洲推广之后出现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电视在美国的普及如今又倾向于产生这样的结果。专门化的技术产生非部落化的影响，非专门化的技术又产生重新部落化的后果。”⑦由此，西方长期以来建立在书面词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势必受到电话、电台、电视等电力媒介的剧烈冲击。

在麦克卢汉之后，罗伯特·洛根、德克霍夫、沃尔特·翁（Walter J.Ong）、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等后继者都曾高度关注口语文化与文字文化。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对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差异、精神心理效应作了专门研究。其中，对于口语文化中思维和说话的“冗余”特点、“情景化”特点的论述有理有据，对于口语文化把知识纳入人生世界，把知识放进生存竞争的环境，不理解因果关系。而文字把人和认识对象分离开来，生成“客观性”的差异的论述也入情入理。罗伯特·洛根的《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重点关注的是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的内在联系。德克霍夫的《字母和人脑:写作的偏侧性》重点关注的是拼音字母对人类认知的影响。爱森斯坦的《印刷业：变化的媒介》、《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等则系统论述了印刷文化促成的文化变革。他们的著述既延续了麦克卢汉的基本思路，又新见迭出，别具匠心。

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多次谈及偏重视觉的美国文化、高度理性化的欧洲文化与偏重听觉的东方文化的差异，他强调拼音字母表是理解欧洲文明的关键，“个体的分离性、时空的连续性和法典的一致性，是有文字的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部落文化，如像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可能会比西方文化优越的多，它们在文化知觉和表达的广度和精巧方面要优越的多。……作为视觉功能的强化和延伸，拼音字母在任何有文字的社会中，都要削弱其它官能（声觉、触觉和味觉）的作用。这一情况没有发生在诸如中国这样的文化中，因为它们使用的是非拼音文字，这一事实使它们在经验深度上保留着丰富的、包容宽泛的知觉。这种包容一切的知觉，在拼音文字的发达文化中要受到侵蚀。”⑧“用拼音书写的词汇牺牲了意义和知觉，而埃及的圣书文字及中国的会意汉字之类的文字却能将意义和知觉固定下来”⑨。与麦克卢汉相似，德克霍夫在他的著作中也把“口语的听”与“能读能写的听”区别开来，认为识字影响了西方人，导致了西方人的听觉缺失，形成了一种重视轻听的传统*[加]德克霍夫：《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汪冰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在《文化肌肤》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和第三章《字母程序——语言技术的起源》中，他还专门探讨了中国汉字和希腊字母的差异及其对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们的心智产生的深远影响。此外，他还强调了智能与语言之间的共生关系，阐述了文字怎样扩展了智能。在德克霍夫看来，语言和字母构成了使我们容易接受技术的一种“软件”*⑦[加]德克霍夫：《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汪冰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第5页，第10页，第13页，第12页，第12页。，这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充实了麦克卢汉把语言视为人类最早的技术的命题。罗伯特·洛根则将传播媒介研究的视线越过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向前向后大幅度延展，他指出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认为只有三个基本的传播时代：口语传播时代、书面传播时代和电力传播时代。而他则将之更新为五个时代：（1）非言语的模拟式传播时代（远古智人的特征）；（2）口语传播时代；（3）书面传播时代；（4）大众电力传播时代；（5）互动式数字媒介或“新媒介”时代。他强调在言语滥觞之前，人类就有传播行为，其形式是模拟式传播，在口语里恰恰也包含了模拟式传播的退化层。而在电力传播时代之后，数字媒介传播时代已经降临*[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5页。。保罗·莱文森则立足手机的移动传播，对包括口语传播和人体传播在内的传统人类交流方式进行了独特的论析：“手机问世之前，人就是交流的移动家园。……这种一心多用的交流全部是短距离的交流。……我把人类交流这个漫长的黎明期称之为第一阶段。”*[美]保罗·莱文森：《手机》，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沃尔特·翁也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听觉文明”、“读写文明”、“电子文明”等几个阶段，这看起来似乎和麦克卢汉的划分没有什么区别。但沃尔特·翁不象麦克卢汉那样笼统地把电子时代的文化新态势阐释为“重新部落化”。他细致区别了“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orality）与“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orality）。在《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一书中，他指出，电子技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次生口语文化”时代。这种新的口语文化和古老的原生态的口语文化看似类同，实际上却有着质的差异，“次生口语文化”是电子时代的虚拟的模拟会话*[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04页。。也就是说，电子技术导致的人类的“重新部落化”与远古的“部落化”不可同日而语。

三

与重点关注工业人的《机器新娘》、关注印刷人的《谷登堡星汉璀璨》不同，《理解媒介》重点关注的是“电子人”。因此，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对电视的论述着力尤多。在他看来，电视塑造的一代是听觉—触觉的一代，与印刷人判然有别。对于电视引起感觉关闭，令人无法自已地服从，深深卷入其中，麦克卢汉和德克霍夫都有论述，但角度和见解却不尽相同。麦克卢汉指出“冷性的电视媒介促成了艺术和娱乐中的深度结构，同时又造成了受众的深度卷入。”*⑥⑧⑨⑩[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5页，第74页，第76页，第78页，第75页。他指出那耳客索斯神话的要旨是：“人们对自己在任何材料中的延伸会立即产生迷恋”⑥，电视的影响尤其是麻木的、阈下的。德克霍夫也认为电视是我们无意识情感的一种投射，也高度关注电视的催眠效应，认为电视是与身体而非心智在对话⑦。但两人的侧重点、见解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却有很大差异。

麦克卢汉论述自恋着眼的是技术的延伸对心理平衡的影响，在他看来，印刷时代以来，特别是电力时代里，资讯激增，信息爆炸，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形成巨大冲击，使之无法承受压力，“震惊诱发泛化的麻木，使各种感知的阈限增高。”⑧因此，麻木反应实际上是人体力求保持平衡的一种应急努力。关于这一点，他曾不厌其烦地进行阐述。他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和自我截除。这样一种延伸还要求其它的感官和其它的延伸产生新的比率、谋求新的平衡。”⑨“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我们的延伸会使我们麻木。医学专家如汉斯·赛尔耶、阿道夫·乔纳斯认为，我们的一切延伸，无论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保持平衡的的努力。他们把人的任何延伸都看成是‘自我截除’。人体无法探查或避免刺激得根源时,就诉诸自我截除的力量或策略。……身体受到超强刺激的压力时，中枢神经系统就截除或隔离使人不舒适的器官、感觉或机能，借以保护自己。……唯有借助麻木和堵塞感知通道，神经系统才能承受这种强度。这才是那耳客索斯神话的真正意义。”⑩而德克霍夫则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电视进行论析的。他认为电视之所以能在我们的意识控制之外强烈地吸引我们，是因为“当我们看电视时，我们被拒绝给予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地、有意识地整合信息。”“正如麦克卢汉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的那样，电视的主要作用并不体现在内容层次上，而是体现在带着电子束扫描设备的闪光的媒介自身这一层次上。节目的变化或切换诱发了连续的适应性反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不过，我们根本对付不了电视的初始刺激：电视会诱发快速的、连续的适应性反应，根本不给我们感觉闭合的时间。”由于快速变化的图像损害了言辞表达。受众被逼着从一幅图象换到另一幅图象。这势必使看电视的人在内心停止标识。“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发现个人是用更兴奋的、被唤起的生理状态来行动并做出反应的，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理解力的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克霍夫认为人在媒介技术面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他只是强调观看电视和阅览图书的心理反应、情绪反应极为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在谈到电视对政治现实的影响时，他认为电视促成了一种功能性的、参与式的民主——电视民主*②[加]德克霍夫：《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汪冰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第4页，第3-4页。，对于麦克卢汉所谓的“那耳客索斯神话”，他的理解和麦克卢汉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当民用技术最终被引入我们的生活中时，它们会使其用户产生一种恋物情结，麦克卢汉称之为‘那喀索斯’的麻醉作用。事实上，看来我们想要的是个人机器，不管它是一辆汽车还是一台计算机，还要赋予它远远超过我们可以利用之用处的威力。”②显然，在此他强调的是“个人机器”与人形成的伙伴般的亲密关系，这和麦克卢汉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麦克卢汉更多地是以警惕的心态关注人被技术奴役的危险，“由于不断接受各种技术，我们成了它们的伺服系统。所以，如果要使用技术，就必须为它服务，就必然要把我们自己的延伸当作神祗或小型的宗教来信奉。印第安人成为他的独木舟的伺服系统，同样，牛仔成为其乘马的伺服系统，行政官员成为其钟表的伺服系统。”*⑤⑥⑦⑧[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9-80页，第85页，第91页，第350页，第34页，第359页。而尼尔·波斯曼可谓是承继和强化了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警惕与忧虑。他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和技术垄断文化阶段，他充满忧虑地强调文化向技术投降将瓦解人类精神价值，失控的技术“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自序》，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但是，也不能由此把麦克卢汉判定为一个技术悲观主义者。实际上，他对技术革新演进的态度总体看是辩证的、积极的，他甚至倾向于谨慎、乐观地展望媒介技术演进的前景。例如，麦克卢汉在谈到《理解媒介》时曾说过：“本书追求弄懂许多媒介，弄懂产生媒介的冲突和媒介所产生的更大的冲突，并且通过增加人的独立自由，以提出消弱这些冲突的希望。”⑤他还认为“两种媒介杂交或交汇的时刻，是发现真理和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新的媒介形式。……媒介交汇的时刻，是我们从平常的状态的恍惚和麻木状态中获得自由解放的时刻”⑥，例如，“电影是老式的机械技术和新兴的电力世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结合。……拍摄马蹄腾空的镜头就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用一组照相机来记录动物的运动，就是以特殊的方式把机械的东西和有机的东西融合起来。”⑦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⑧新媒介总是积极利用旧媒介的资源，通过整合，实现升级换代。这一观点在许多后继者的著述中也不断激起回响。如莱文森和洛根就将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运用于对数字媒介的分析中，洛根指出：“我们将一种媒介在另一种媒介里的再现称为补救，我们认为，补救是新数字媒介的界定性特征。”*[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莱文森更坚信新媒介总是作为补救性媒介出现的，总比旧媒介更胜一筹，因为它总是把旧媒介的优点吸纳到自身中，同时又具有旧媒介不具备的优势，例如因特网就力图把一切既往的媒介都变成自己的内容，“开始的时候，因特网的内容是文本。到了90年代，它扩张以后就包括了图象和声音。到了世纪之交，它又提供了网络电话（Internet Telephone）、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在线视频播放（RealVideo）。因特网证明且暗示，这是一个宏大的包含一切媒介的媒介。”*[加]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第39页。

1980年代逝世的麦克卢汉虽然生在“电力时代”，但他的目光早已超越了所处的时代，他热情瞻望未来的网络传播时代，大胆而天才地预见到了新的媒介转型潮流。例如他预言了iPad式的播放器的发明,“目前，电影仿佛仍处在手抄本的阶段。不久，在电视的压力下，它将进入便携便读的印刷品的阶段。要不了多久，人人都会有一台小型价廉的 8 毫米电影机，就像在电视屏幕上看电视一样看电影。……目前放映机和银屏分离的形式，是过去爆炸和功能分离的机械世界的残迹。”莱文森也曾谈到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在网络时代才真正成为现实，麦克卢汉实际上是在电力时代预先描绘了数字化时代的景观。由此可见，电子时代的麦克卢汉和身处数字媒介与网络传播时代的莱文森、洛根等人是声息相通、心心相印的。

[责任编辑：王 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学艺术与现代传媒的关系研究”（课题批准号：13JJD750010）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化语境中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审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3BZW027）阶段性成果。

何志钧（1971-）男，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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