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楠 梁芷铭

（1.华东政法大学 科学研究院，上海201620；2.钦州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广西·钦州 535099）

《刑事诉讼法》第277、278条规定，刑事和解必须在满足其规定的法定要件的前提下，按照其规定的程序要件进行。但在民族地区，由于族群长期聚居构成的典型“熟人社会”，其对刑事纠纷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和行为规范，事实上，刑事和解往往遵循自己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这些族群内生的民族习惯法，必然同国家法的普适性要求产生相应的冲突。解决冲突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强势推行国家法，使之完全取代相应的民族习惯法；二是完全承认相应的民族习惯法，不在民族地区施行国家法；三是在推行国家法的基础上，尊重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习惯法，通过对国家法进行相应地变通，使之更适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很明显，第一种方式很容易引发民族地区民众的反感，不利于民族地区的和谐和稳定；第二种方式则直接同国家法的普适性相冲突；第三种方式则既能保证国家法的普适性权威，又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及其习惯法保持了必要的尊重，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最佳选择。因此，我国民族地区刑事和解地方模式，应当在充分尊重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习惯法传统的前提下，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行。

一、构建我国民族地区刑事和解地方模式的价值

（一）符合刑事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

现今刑事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是由传统、刻板、冷漠而昂贵的一元式国家裁判主义模式逐渐向新型、灵活、人性化且廉价的多元化协商型、谅解型的模式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