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峰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深圳 518172）

网络拟态环境下的大学生信仰教育策略初探

刘秀峰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深圳 518172）

当代大学生面对客观现实、象征性现实和主观现实三重环境，其中作为象征性现实的网络拟态环境对于大学生认知客观现实和形成主观世界图景乃至形成信仰是一个媒介性的关键因素。网络拟态环境的交互性、多元性、非线性的多对多传播模式，使得传统拟态环境传播控制的效果弱化或失效，带来了“以教师和学校为中心”的信仰主导教育模式的危机。“以学生为中心”的信仰教育既是针对过去“以教师和学校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改变，也是针对网络拟态环境中传受的主体间性关系特征而提出的教育策略。信仰引导教育既是针对传统的信仰主导教育的根本改变，也是为了适应网络拟态环境个体化和多元化的特点而作的教育调整。

网络；拟态环境；信仰；以学生为中心；引导

一、作为拟态环境的网络媒介

拟态环境或虚拟环境（Pseudo-environment），是由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最早于1922年在他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拟态环境不是真实的环境，而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它本质上是人们创造性想象的结果，但因为也包含了一些“偶然的事实”，所以会让人“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拟态环境本质上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现实，并非真实的现实，因而是一种“虚假的现实”。但由于它直接作用于人，使人们误以为它就是真实的环境，因此也能“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本能反应”。[1]12

李普曼特别强调了拟态环境的虚构性，但同时也指出拟态环境的虚构性并非由虚构者刻意制造出来的，因而不能称之为谎言。拟态环境的虚构性在于它并非真实的环境，而是人们对真实环境的再现。除了这种再现无法保证自身的真实性外，拟态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人们加上了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人类创造的这种对环境的虚构描写并非只存在于彻底的幻觉中，而是无所不在，甚至也存在于科学家“彻底自觉地使用图表模型”或者“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而作的精确计算的结果中[1]12。在对环境的各种描写中，虚构之所以不可避免，根源在于人类对环境的所有认知都不可能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而不可避免地是对真实的环境进行选择、重组和探索之后的结果。

这样，人类面临三个不同的现实。其一为客观现实，即真实的世界，它是我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环境。但对于一个有限的个人来讲，这个现实环境太庞大、太复杂和太短暂了。其二为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就是公众舆论或公共媒介制造的信息的世界，它是“‘人性’和‘环境’的杂交物”。[1]20拟态环境是人类对真实的世界的表征，这种表征借助了语言符号系统，是通过语言符号系统对真实世界的重构。其三为主观现实，即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图像，它是人们对世界的主观认知。“人们环游世界就必须要有世界地图”，但对于生活在波希米亚海岸的人们而言，他们要想去环游世界，“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是弄到一些不再标有波希米亚海岸的地图”，即他们必须要先有关于这个世界的想像的图景[1]13-14。这意味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并非基于对客观世界的“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通过一个拟态环境的中介，而拟态环境是一幅由人类制作的图像[1]20-21。

同时面对三个世界的人们，究竟什么是他们思想、感情和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呢？李普曼认为，人们追求“快乐、痛苦、良心、获利、保护、升迁、统治”“这些目标的意图，并不能够解释由此产生的行为”。而从“人们酷爱推测”的这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的虚拟环境，世界在他们内心形成的图像，是他们思想、感情和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1]21-22这样，一个人在拟态环境中的表现可区别为两种：一种表现是行动，它使得拟态环境影响到真实环境，因为行动的思想动机虽然来自拟态环境，而行动本身却是直接作用于真实的环境；另一种表现则是所谓的“思想感”，对应的是人对环境的心理调适能力。在李普曼看来，“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1]12-13

由是，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论提示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实环境的拟态化，即由于一个有限的个人在一个庞大、复杂和短暂的客观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必须借助于外部的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知世界，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这个拟态环境愈来愈强大，以致于完全包围了我们；一个是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即人们在通过拟态环境这一虚构的媒介获得了关于世界的认知后，采取的行动却是在真实的环境中发生的，这使得拟态环境作用于真实的环境，使真实的环境愈来愈像拟态环境，拟态环境逐渐真实化。

处于拟态环境中的一个受众，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客体，因而很容易为拟态环境所塑造，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而传播者和媒介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上，完全可以通过对信息的控制、对拟态环境的设置达到塑造人们的意识的效果和目的。李普曼所处的是一个电视媒体的地位逐渐上升并最终成为拟态环境的核心的时代，电视媒体增强了受众的主动参与性，使接收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互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仍然是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交互性并不是在一个即时的状态下进行的，总体上传播者和媒体仍然是主导了拟态环境，从而也主导了真实环境。

网络的出现，使得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都成为传统媒体。这并不是说，网络媒介改变了拟态环境的性质和人们接触世界的方式，而是说它前所未有地强化了它。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的出现，让拟态环境更为深入、更为广泛地随时随地影响到人类的生活和认知。可以说，在网络媒体逐渐代替电视媒体成为这个时代的拟态环境的核心时，拟态环境论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显然变得更为重要和更具解释力了。如果说电视媒体的出现使得人类生活中拟态环境的影响力第一次超过了真实环境，那么网络媒介的出现毫无疑问让拟态环境在人们认知中的比重远超过真实环境的比重。

二、当代大学生的网络拟态化生存

在校大学生已经更新换代，除了少数的博士生，80后已经全面淡出大学校园，大学课堂几乎全部为90后大学生所充满。这一更新换代，并非只是年代的转换，而是生存环境质的改变，尤其是网络生存环境的改变。若以互联网出现的时间来计算，最早的80后大学生是在进入大学校园以后才开始有限接触到互联网的，而且接触者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若以互联网成熟和普及的时间来计算，大部分80后大学生也都符合上述时间特征。而90后大学生在这一点与80后大学生有着显著的代际差异，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小学开始，就生活在互联网构成的新的拟态环境中。以最早出生的90后大学生为例，当他们进入小学阶段时，互联网在中国已经崭露头角。当他们进入初中阶段时，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普及和成熟。而当他们进入高中阶段时，一个生存环境网络拟态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几乎是在90后大学生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网络拟态环境的参与，而且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拟态环境。

网络拟态环境较之传统拟态环境有了全新的特点。首先，网络拟态环境具有聚合性特点。即它不是简单超越了传统拟态环境，而是聚合了传统拟态环境的形式和功能，从而大有淘汰传统媒介的趋势。以电视媒体为例，其功能由于技术的发展已经完全可以整合到网络媒体中，成为网络媒体的一部分。有数据显示，90后大学生在通过网络收看电视频道的人数已经远远多于通过电视机收看电视频道的人，而且除了收看电视频道的视频节目外，90后大学生还可以通过网络点播、重复收看包括电视频道的视频节目在内的所有视频，甚至包括他们自拍的视频。聚合性的特点已使网络拟态环境具有聚合天下信息的特点。其次，网络拟态环境具有完全的交互性。网络技术已使得任何一个个人在拟态环境中既可以作为受众存在，也可以作为传者存在。作为受众存在时，他也可以即时作出反应，将自己的信息反馈给传播者或其他受众。而作为传者存在时，他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媒体，参与到拟态环境的建构中。也就是说，网络拟态环境已经创造了一个交互的外部技术条件，能否做到真正的交互则取决于受众的状态。最后，网络拟态环境遵循多对多模式。传统拟态环境中的传受模式主要是一对一和一对多的传受模式，这使得传播的信息从内容到效果都有可能得以实现。在信息源只是来自一个权威媒体时，媒体就可能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对传播实行控制。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把关人以及二级传播理论，都是讨论如何对信息的内容和传播方式进行控制的控制理论和效果理论，也可视为是针对拟态环境的控制理论和效果理论。但是，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由于多对多模式的出现，也由于每个终端的自媒体属性，使得把关人有可能消失，议程在设置后变得无效或者被重新设置，而意见领袖的作用也可能因其权威性被削弱而功能降低。总之，多对多模式使得拟态环境中的传播控制变得更困难，传播效果则有了更多的技术要求。

所以，网络拟态环境在弥补了传统拟态环境的交互性有限和受众消极被动等方面的不足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方位拟态化、非线性失控和信息选择综合症等风险。全方位拟态化是指拟态环境的环境化趋势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加速和放大，使得真实环境的认知功能进一步弱化，大学生们更依赖拟态环境来认知世界并形成观念、价值取向甚至信仰，极有可能使得原本扭曲的真实世界更加扭曲，从而让大学生们关于世界的主观图景远离经验世界，进而远离客观真实世界。非线性失控是指网络拟态环境中信息的传播不再是线性可控的，而是呈现一种非线性的传播状态。一个在传统拟态环境中微不足道的信息，很有可能在网络拟态环境中被放大，以至最后形成系统的剧烈震荡。如果这种放大和震荡是正常的，网络拟态环境的功能仍然是正面的。但如果这种放大是扭曲的，则引起的震荡就是完全负面的。信息选择综合症则是指巨量信息的多对多传播提供了受众更多的信息选择，但信息多元和对称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选择的困难。在大学生尚未成为一个有信息选择能力的人时，他有可能陷入巨量信息导致的信息窒息和信息昏迷中，变得无从选择。或者在权威的意见领袖缺失而又需要一个精神导师的情况下，随意选择一个不称职甚至有害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意见权威。

诚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所说，“媒介即是信息”，媒介并不只是信息的载体，而是信息本身，媒介构筑了我们的认知环境。尤其，媒介作为人延伸，影响个人和社会的最为深刻的方式，就是为世界引进了新的尺度[2]33。从纸媒时代到电媒时代，无不如此。今天，网络媒介正是通过网络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引进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尺度，从而参与了90后大学生的成长，成为他们认知世界、形成价值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三、网络拟态环境下的信仰教育危机

网络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以及当代大学生的网络拟态环境生存模式，给大学生的信仰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以传统拟态环境为基础建立的信仰教育模式在新的网络拟态环境下正逐渐失去原有的效应，具体表现为中心化的信仰教育与去中心化的网络拟态环境、一元价值体系与网络拟态环境的多元价值、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网络拟态环境的大众文化话语等之间的巨大落差。

首先，现有的大学生信仰教育模式是在传统拟态环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传统拟态环境中的信息传播模式是一对一和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在这种传播模式中，传播者是信息的唯一提供者，也是整个信息传播活动的唯一中心。这一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和共产主义信仰教育的权威模式是一致的，因而它在过去大学生的信仰教育中曾经是高度有效的。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在这种信仰教育中，传播控制运用得相当有效，具体体现在信息的把关和议程的设置中。把关人（gatekeeper）是美国传播学者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1890—1947）最早在《群体动力学中的新领域》（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一文中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概念，指“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3]162“‘把关人’理论告诉我们，传媒组织决定着什么样的新闻信息能够进入大众传播渠道。”[3]163传统的大学生信仰教育中，把关人总是可以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进入大学生的接受范围，而另一些信息，则被隔离在大学生可接受的范围以外。议程设置遵循同样的道理，它通过对信息的控制虽然不能决定大学生们怎么想，却能决定大学生们想什么。然后，再由传统拟态环境中的意见领袖来引导大学生们怎么想。这样，就可以将大学生的信仰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控制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但网络拟态环境打破了这一旧的模式。由于人人都是自媒体，也就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这样就把原来传者中心化的格局打破了，呈现去中心化的网络拟态环境特征。在这个新的格局里，多中心甚至无中心逐渐取代中心化成为常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取消了把关人，使得信息无须有组织的信息控制的同意即可通过网络自媒体发布出去。同时它也把既定议程设置给打乱了，“因为受众分散，且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媒介之外的独特议程，而这些议程是由海量的网络新闻与信息构建的高度个人化的综合体。”“观察家还认为，这样一些异质化的个人议程构成了以相当多元化、公众注意力分散为特征的公众议程。”[4]56这样，由于网络拟态环境的去中心化特点，使得当代大学生在信仰需要重新整合的时候，却出现了个体化和零散化的趋向。

其次，是网络拟态环境由于多主体而形成的价值多元格局，与集体信仰要求的一元价值格局存在着落差。由于网络拟态环境的控制能力的大幅度减弱，在网络拟态环境中流动着的信息其承载的价值观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网络拟态环境总体上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空间，全世界的不同信仰体系都可以在这里汇集、传播、冲撞，信息过滤在时间、空间上都变得极其有限。多元主体在其中再进行二次传播乃至多次传播，又会造成千差万别的失真和扭曲效果。从大学生的信息接收角度看，虽然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显示在网络拟态环境中大学生接受信息是对称的和主动的，但是也因此造成每个大学生接收的信息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取决于整体信息环境，而是取决于大学生在同一信息环境中的不同选择。由于选择的千差万别，以至于大学生们即便在同一网络拟态环境中成长，但个人的微观网络拟态环境却可能完全不同。这极大地增加了集体信仰获得认同的难度。

再者，网络拟态环境中的主流话语是大众文化话语，它与集体信仰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有着显著的区别，与精英文化话语也存在冲突。在网络拟态环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的话语格局的改变是：大众文化从边缘来到中心。大众文化话语权力的上升，并未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精英文化话语所完全接受，还处于一个相互敌视和抵抗的状态。而大学生们所处的真实环境虽然是高校，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精英文化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所在，但他们所处的网络拟态环境却是大众文化话语的天下。大学生们的成长过程，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精英文化话语以及大众文化话语三种话语共同相互竞争、彼消此长的作用过程，一个不容忽视和否论的趋势是，网络拟态环境中的大众文化话语的地位一直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信仰引导教育

基于以上关于网络拟态环境以及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实际状况的分析，我们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信仰引导教育”，作为应对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危机和未来信仰教育转变的总体策略。

“以学生为中心”既是针对过去“以教师和学校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改变，也是针对网络拟态环境的传者和受众的主体间性关系特征而提出的教育策略。“以教师和学校为中心”的信仰教育和传统拟态环境的传播模式是一致的，都是一对一和一对多的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它也是一种主客间教育的模式，教师和学校是教育的主体，学生是教育的客体。“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最早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提出，是他在心理治疗中“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思想在教育学上的移植。在这种教育模式中，有两个核心的理念需要理解：一个是人本主义的出发点，即学生不是教育的手段，而是教育的目的，“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让教育回到学生这一根本的人道目标；另一个是师生关系不再是主客间关系，而是主体间关系，两者是平等但有差异的主体。“以学生为中心”的信仰教育正是要回到以学生为最终目的的教育，因为信仰教育固然是为了让共产主义的集体信仰更为牢固，但其共产主义集体信仰的最终目的还是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未来。“以学生为中心”的信仰教育也是为了适应网络拟态环境的新特点，因为在网络拟态环境中，传受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主客间关系变为主体间关系，这和从“以教师和学校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是一致的。另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也是高度个人化的教育，因为没有一个针对所有学生的一般模式，每一个学生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的位置都是独特的，尊重这种独特性，关心这种独特性，研究这种独特性，并针对这种独特性因材施教，本质上也是传统教育未曾真正达到的目标。

信仰引导教育既是针对传统的信仰主导教育的根本改变，也是为了适应网络拟态环境个体化和多元化的特点而作的教育调整。信仰引导教育并不是放弃信仰教育的根本原则和方向，而是改变了传统教育中不再适应网络拟态环境的主客间关系模式。因为所谓主导，就是假定了教师和学校是教育中的一个强有力的主体，由它来主导作为客体的学生的目标、过程和结果，学生完全是被动的，是一个被主体塑造的过程。这个显然不能适应网络拟态环境中的大学生网民位置。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由于对称的双向传播在技术上日益成为可能，传者和受众的界限正趋于消失，“受众日渐增强的参与意识使媒介的议程开始更加注意‘引导’，而不仅仅是先前高高在上的‘设置’。”[5]由是，信仰引导教育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的表现就是变设置为引导。在传统拟态环境中把关人和议程设置的功能弱化或失效的情况下，根据网络拟态环境多中心以及大学生群体细分化的特点，可以在改变角色的前提下继续保留把关人、议程设置和意见领袖的功能和位置，把它们集中到一个新的角色——引导者身上。引导者不再守住一个中心，而是应该分散在多个中心，以适应网络拟态环境去中心化和多中心的特点。引导者不再拥有把关人的过滤信息的权限和能力，但却有解释信息以帮助学生理解信息并澄清价值的权限和能力。引导者要放弃主导议程的想法，因为网络的非线性传播特点已使传统的议程设置操作变得不可能，那么在瞬息万变的网络中适时引导话题则是更为可行的方法。最后，教师虽然不再扮演权威性的意见领袖，但人生引导者的角色仍然不能放弃。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信仰引导教育中，还应当充分重视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和运用。因为当代大学生的网络拟态环境主要是一个大众文化环境，就要求引导者放弃意识形态话语、精英文化话语和大众文化话语之间的对立，而去寻求它们之间的融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精英文化话语不能把自己隔离在网络拟态环境之外，而应该利用网络拟态环境的聚合性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新的大众化过程，因为作为大众的当代大学生因为其网络拟态化生存是全新的，所以大众化的方式也应该是全新的。而“以学生为中心”的信仰引导教育，应该是一个恰当而有效的新大众化的信仰教育方式。

[1][美]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美]麦克斯韦尔·麦考姆斯.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J].郭镇之，邓理峰，译.新闻大学，2007（3）：56.

[5]翀常凌.网络视域下传播学研究方法嬗变新探[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04.

（责任编辑：郑宗荣）

On College Students’ Faith Education Strategy under Network Simulation-Environment

LIU Xiufe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ducation,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enzhen 518172 )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a triple situation-objective, symbolic and subjective reality. Among them the symbolic reality-the network simulation environment is a key media-nature factor that is crucial for the cognition of objective reality, the formation of the subjective world schema and the sinking of faith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The interaction, multivariate nature and non-linear many-many communication model of the network simulation environment has weakened the control of the traditional simulation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resulting in the failure of the “teacher-or-university-centered” education model. The student-centered faith education is a replacement of the past “teacher-or-university-centered” education model and an education strategy of the inter-subject relationship communicated in the network simulation-environment. The faith-leading education is both a radical replacement of their traditional faith-leading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 adjustment for the individuation and multi-variation in the network simulation environment.

network; pseudo-environment; faith; student-centered; guiding

G412

A

1009-8135（2015）06-0140-05

2015-08-22

刘秀峰（1982-），女，黑龙江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网络环境对大学生信仰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