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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跨文化阐释视角下的《论语》英译
——以辜鸿铭和理雅各为例

2015-03-20郭丽斌

文教资料 2015年11期
关键词:意译归化译本

郭丽斌 徐 曼

(湖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视角下的《论语》英译
——以辜鸿铭和理雅各为例

郭丽斌 徐 曼

(湖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

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翻译以传播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经典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翻译与跨文化阐释视角,以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为例,探讨翻译儒家经典和文学著作策略。翻译工作者应认真严谨,胸怀博大,思维开阔,热爱原著;采用跨文化阐释式翻译,合理把握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翻译与阐释的度,再现源语作品精神内涵和文化风格,体现其文学艺术美、思想哲理美,传播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论语》 辜鸿铭 理雅各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 哲学思想

一、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增多,中华文化应时代需要走向世界。在此进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翻译是重中之重。本文从跨文化阐释与翻译视角,以两位杰出翻译家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为例,探讨翻译儒家经典策略,促进中国文学和哲学经典翻译传播。

二、翻译背景和动机

辜鸿铭(1857-1928)是首位英译《论语》的中国人,其学贯中西,精通欧洲哲学、宗教文史,继承欧洲学术敢于质疑传统的观念,钻研中国儒家经典,中文功底深厚。鸦片战争后,西方蔑视中华文化,辜因热爱国学而译《论语》,传播中华文化。此外,辜不满西方儒经译本是其英译的直接原因,他写道:“理氏的儒经翻译向普通英文读者所呈现的中国人的思想和道德观,就如同普通英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的穿着一样,必定有一种离奇怪诞的感觉。”[1]翻译目的和文化背景直接影响翻译策略。

理雅各(1815-1897)是传教士,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其从小学习《圣经》,宗教使命感浓厚,深信基督教义;英文文法水平较高。其首要目的是异邦传教: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采用融入本土文化策略;翻译儒家经典。这直接影响其领悟程度和翻译策略。

三、分析策略和理论基础

(一)分析策略

两译本应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分析,才能理解译者翻译策略和其局限的原因。翻译方法本身没有优劣,对于不同文章,多个翻译方法度的把握,由译文体现优劣。从两译本当时广泛影响和较其他译本来看,两译者的翻译方法是自身时代局限中采用的最好策略。因此,应肯定其英译《论语》的杰出贡献,同时辩证分析译本,总结翻译民族经典策略。

(二)理论基础

就翻译本身而言,其有语言转化功能,也有跨文化意义的阐释功能。跨文化阐释与翻译相辅相成,适度辩证使用。

从跨文化阐释视角,《论语》英译不应仅重文化阐释而脱离原文语言本身涵义,语言层面的翻译不能离开跨文化阐释单方面分析。“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受制于语言的限制,即有限的跨文化阐释”[2](王宁,2014:5)。“在这种跨文化阐释(翻译)的过程中,要适当把握阐释的度:过度地阐释就会远离原作;而拘泥于语言层面的忠实又很难发掘出翻译文本的丰富文化内涵,最后以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忠诚而丧失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代价”[2](王宁2014:5),甚而不能把握经典作品本质价值观和精神内涵,落入“形似”非“神似”的局限中。辜译本部分文化术语过度阐释和误译;理译本部分缺乏阐释和误读原文精神内涵。从翻译视角,应忠实原文内容和形式,保持其文化和风格。同时《论语》是中华文化核心经典,因此重哲学思想、精神内核本质把握和整体意识构建。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有深入具体指导作用。理论以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对接受信息能否有基本一致反映为依据,不论哪些翻译方法,均为达到功能对等。直译和意译即对内容和形式的把握,当两者可兼顾时采用直译,当两者不能兼顾时采用意译,优先传达译文效果和实质,体现译文功能对等或忠实规范。同一内容有不同表达方式,即艺术的一面,译者选其一,需有艺术鉴赏和文学素养,需与原作心灵契合以敏锐判断。如用归化还是异化,归化益于译语读者理解,异化益于了解异邦文化,注重描述事实文化习俗时可用异化,注重传达本质思想时可用归化,单句或语篇需把握两者间的度,减少误解以功能对等。“接受者从中所获得的一切理解和感受,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三大要素”[3](金隐1998:18)、原文和译文三要素对等则完成翻译任务。理译本部分过于直译,机械对应句式和文化词语,未把握好句子异化的度,读者了解文化但不理解精神本质,因而有文化困惑感。辜部分译文未把握好归化的度,采用过于归化方法,部分译文翻译有失偏颇,但其直译意译结合,对两者度把握较好,透彻理解儒家精神,达到功能对等。

四、译本翻译特色分析

(一)理氏译本特点

1.注释式译本

理译本注释内容翔实,注释具学术性:引用《论语》注疏观点注释文化术语;具有系统连贯性:每章概括提示,逻辑严密,自成一体,符合西方思维习惯,为学习原文提供教材式注疏式文本,具有学术型特点。

2.直译翻译方法

(1)理用直译顺译方法,尽可能传达原文,形式上严格复制原文句式,即词法句法层面严格忠实。此原则有一定积极作用。

例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理译:“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4]

辜译:“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as you go on acquiring,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5]

理用直译方法忠实再现源语文化风貌,易于西方读者理解。辜把反问句译为陈述句,准确表达原文涵义,但译文较长,不够简洁直接。

(2)对于文化内涵易于理解的部分,直译语义句式可行,但文化内涵略深,相对难于解读的部分,过于直译语义句式有消极作用。

例2: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理译:“Let there be a careful attention to perform the funeral rites to parents,and let them be followed when long gone with the ceremonies of sacrifice...”[4]

辜译:“By cultivating respect for the dead,and carrying the memory back to the distant past...”[5]

此例中,理机械复制词字面意思,过于拘泥句子形式,部分用词别扭,结构冗长生硬。再者,中西方祭祀文化不同,直译字面意思没有深层解读,给西方读者带来理解障碍和怪异之感,部分译文仅语言文化表层异化,文化内涵已偏离。而辜用意译方法,准确传达原文深层文化内涵。

(3)对于上述文化内涵深厚的部分,部分译文冗长难懂,仿佛隔层看文,敏锐者深入思考有理解可能性,但儒家文化核心精神和哲学思想解读有误,对西方理解中国文化阻碍最大。

例3子曰:“君子不器。 ”(《论语》)

理译:“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is not a utensil.”[4]

辜译:“A wise man will not make himself into a mere machine fit only to do one kind of work.”[5]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此例中理机械复制,极易使西方读者误解。从翻译视角,这反映其过于直译忽视意译,未把握好归化异化的合理分布。句子表层意思过度对应式异化,即机械复制汉语语序和文化符号,传达原文精神本质有误。从阐释学角度,语言层面过度对应难于把握译本深层思想,过于拘泥形式对应丧失译者阐释和创造作用;同时机械译字面意思和复制句式,没有适当能动的填补和阐释文本,增加西方了解中国文化难度。综上反映其未深刻理解《论语》本质文化价值观,不得精髓。

(4)理译本改变《论语》高度精练,含蓄隽永,诙谐灵动文学作品的风格形象,降低可读性,刻板行文失去文学价值中美的追求和欣赏。

例4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

理译:“They will do;but they are not equal to him,who,though poor,is yet cheerful,and to him,who,though rich,loves the rules of propriety.”[4]

辜译:“It’s good.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to be courteous.”[5]

此例体现译文僵化,文风呆板,部分译文离开注释晦涩难懂;对修辞手法和文化词语解读有误,甚至偏见,缺乏文学品位。

3.文化词汇翻译的学术型特点

理书面用语正式严谨,《学而》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中“仁”译成“benevolent actions”[4],“孝弟”译为“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submission”[4];辜译为 “a moral life”[5],“a good son and a good citizen”[5],体现用词书面化,但部分译句用词过于正式,不符合原文对话体风格特征,而辜用词地道易懂,明白晓畅。整体看,理直译策略体现翻译内容和形式准确性,但有过度直译倾向,注释系统一定程度上弥补译文的不足。其注释式连贯的直译译本,给人博学严谨学术之感。

(二)辜氏译文特点

1.阐释式译文

辜译本注释篇幅相对较少,注释方式和内容高度归化,以西喻中:常用基督教和西方名家类比《论语》内容,多阐释评论;贴近译语读者思维方式,克服一定的文化障碍,给读者亲切感。类比分析使读者对儒家精神内核和哲学思想了然于心,感受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但是部分译本过度用西方文化阐释原文,有失《论语》文化特性;过于添加自身理解和阐释,对《论语》原文翻译略失偏颇。

2.意译和归化翻译方法

译本在思想及内容和形式上直译意译结合,以意译为主,重传达《论语》精神本质。如例2,辜没有直译字面意思而以意译传达本质思想。辜省去原文地名和大部分人名,使读者关注原文思想。风格上辜重前后衔接和整体把握,体现原文灵动的行文气势风格,文采飞扬,亲切自然。通过高度归化方法,《论语》核心思想以较少文化障碍得到较大传达。辜氏将尧舜时代类比亚伯拉罕和以撒时代,阐释为“A man rises early every morning and work persistently all day long,for what?For righteousness;that he is a son of Abraham(Shun)”[5],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碍。

从阐释学视角,“原作不可能穷尽原文意义,常常留下大量的空白给读者,而译语读者在理解上的空白更大”[2](王宁,2014:6)。辜凭语言知识储备和对《论语》精神本质的理解,适当能动地阐释填补原著与译语读者理解间空白,为读者、译者和孔子对话提供载体。如辜适当阐释填补体现对话体语气特征,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但阐释过程中,其部分过度文化阐释,略偏原义。“以空虚,意义更广的名词来解释儒家基本概念;以西洋哲学解释此书”[6](王国维,1925),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儒家文化特性。

3.文化词汇翻译的文学型特点

辜用地道普通英文词汇和句法结构,语言简练,富于文采传达《论语》思想,如例3、例4,其用普通英文词汇自然传达文意,给人舒适感。辜尽可能不着翻译痕迹,使译文流畅易读,娓娓道来,具有文学作品特点,给读者文学美感。总体上,辜阐释式的归化意译译本,给人活泼生动,富于美感的文学型翻译之印象。

五、两译本的局限性

(一)理氏译本

理译本局限:译本过于机械复制原文,形式异化未达到精神实质异化或忠实传达;部分译文误译,缺乏阐释,没有透彻理解儒家思想精髓。误译原因:从译者角度,其翻译目的是传教,非真正意义站在人类文明角度,其翻译前提是:基督教文明高于儒家文明,因此未能真正领会儒家思想内核。从时代角度,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意识膨胀,其认为东方文化是弱势文化,对儒经有根本偏见。从译本难度角度,《论语》高度凝练,代表中华民族核心文化价值观和精神根基,不同于一般文化读本,其哲学思想高深,精神本质独特,国外较国内译者更难透彻理解《论语》精髓。

“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为”[7](胡文仲,1999:175)。习俗文化方面适应不是最难,难在价值观念适应。对于一般文化作品英译,适当采用直译具可行性,益于真实表现源语文化;但高度浓缩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儒家经典,不仅文化知识丰富,还要从整体意识出发,理解儒家经典精髓,把握其哲学思想和精神本质。理作为传教士受时代和自身文化背景局限,对儒经有内在偏见,文学品位不足,不能把握《论语》的精髓。

(二)辜氏译本

辜译本局限:采用过于归化翻译方法。从西方文化角度,其以西方哲学和宗教文化过度阐释,夸大文化词汇概念,忽视《论语》文化特性;部分译文忠实程度不足。局限原因:当时西方对中华文明偏见颇深,为挽回中华文明形象,辜采用高度归化方法使用普通词汇,不可避免以西方思想解读《论语》;辜早期接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对工业革命后极端物质主义和剥削压迫猛烈抨击;受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尊孔影响,均加剧其保守主义文化观,甚至夸大儒经救世价值。

六、结语

虽理部分译文加深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但其译本成为海外学习研究中国儒家思想无法绕过的文献,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文化传播。辜译本虽有不足,但秉着拳拳爱国之情和对原著之热爱,深入研究,深译精髓,为西方社会所推崇,一定程度上改变西方对《论语》的误解。如孔子不是刻板严肃而是仁慈热心、幽默大度的老师形象,使西方感受《论语》的哲学魅力、精神力量和文学美感。

两译者均有以本族文明拯救译语民族的雄心[9]。在当时背景下可理解,但我们要从辩证思维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看此,深刻认识各族文明平等独特,只有世界各族文明互相理解尊重,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这益于缩小自身和时代局限,对我国民族文学经典走向世界和翻译外国民族经典意义重大。

两译本比较发现,句子或语篇中,对直译与意译、阐释与翻译、归化与异化度的合理把握非常重要。归化方法易于贴近译语读者思维模式,但不能牺牲源语文化特征,也不能过于异化,脱离读者实际文化背景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适度直译和意译,翻译和阐释益于读者理解原文深层精神内涵和哲学思想,达到“功能对等”,即具体事实,主要精神,意境气氛对等,建立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翻译过程中译者加入适当能动的跨文化意义阐释,助读者正确理解以减少误解,促文化传播。

总之,译者应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传播人类文明成果的态度翻译原著。译者需胸怀博大,思维开阔,热爱原著,领会文学和哲学经典思想本质,把握翻译基本原则,采用跨文化阐释式翻译,合理把握翻译方法间的度,再现源语作品精神内涵和文化风格,体现其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的美。

[1]辜鸿铭.辜鸿铭文集[M].第一版.黄兴涛编.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43-353.

[2]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中国翻译,2014(2):5-6.

[3]金隐.等效翻译探索[M].第一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7-18.

[4]Legge 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M].Hongkong: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inting Office,1861:49-218.

[5]Ku Ho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M].第一版.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6]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1925)[M].王国维文选[M].第一版.林文光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310-312.

[7]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第一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75.

[8]金学勤.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M].第一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9]辜鸿铭.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M].第一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此论文为大学生科研立项成果。

指导老师:徐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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