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移民影响下唐代北方文学在湘中的传播

2015-03-20马明阳冒海强任旭颖

文教资料 2015年11期

关键词：湘中南迁湖南

马明阳冒海强任旭颖任创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中唐移民影响下唐代北方文学在湘中的传播

马明阳冒海强任旭颖任创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我国移民史上自北向南的中唐移民不仅影响了方言区的分布和形成，而且直接导致了唐代北方文学的传播与保存。湖南由南向北逐渐倾斜呈马蹄形的独特地理条件影响了北方人口在湘语区的迁入和停留，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湘语的风貌，使得当下湘语中保存了唐诗的原有音韵，唐代北方文学在这种移民迁移过程中也就自然在湘语区留下了深远的痕迹。

中唐移民湘语唐代北方文学传播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开始了李姓王朝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后继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将唐朝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带向了全盛。经过初唐和盛唐的积累沉淀，唐文学获得了高度的发展成就，这为唐文学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也为唐文学在湖南的传播提供了途径。

1.中唐移民

1.1 移民的时、空选择

在我国移民史上，有三次大的北民南移浪潮：第一次大规模的北方人民南移发生在西晋末，从西晋永嘉骚乱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北朝；第二次发生在唐代中叶的天宝、至德年间，此时安史之乱骚动了中国北方地区，使得北人大量南迁；第三次是两宋之际的移民浪潮，这是形成客家话的时期［1］163-233。

第二次移民浪潮，即中唐移民。在第二次移民浪潮中，北人南迁主要分为三路：东路从华北平原到江淮，进入福建和江西；中路从关中、河南进入湖北、湖南，再到达岭南；西路从关中翻过秦岭，进入四川盆地［2］289-356。

1.2 移民的原因、表现及记载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中原百姓遭受患难，地旷人稀，频繁的藩镇割据、饥荒灾害导致北方人口大量迁往南方。《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湖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表明在湖南地区，唐中叶移民比西晋末年移民走得更远，规模也更大，移民前锋已到达湘、资流域，时至今日，湘资流域下游的湘语仍有北方话的余音。此外，南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也为北人的南迁提供了有利条件。唐中期后的北方人口南迁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查阅《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令厅壁记》，可看到北方人口南迁的记载:“自京口南，被于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叁编户之一。”北方迁来人口占吴县编户的1/3，可见北人南迁之多。人口的南迁必然带来经济文化重心的迁移，那么唐文学向湖南地区“进军”就不足为奇了。

2.中唐移民对湖南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中路移民路线上唐文学与湖南地区有关的传播情况。移民以紧靠荆州的澧州（治在今澧县境）、朗州（治今常德市）最多。《旧唐书·崔瓘传》载：大历（766～779）年间，崔瓘为澧州刺史，“流民襁负而至，增户数万。”澧州在天宝年间不足2万户，大历间增加数万，显然是北方移民涌入的结果。永贞元年（805），刘禹锡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武陵书怀五十韵》，有句云：“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3］4887其中“左言”即左衽民族之言，相当于蛮语，意即当地方言。移民迁居未久，儿童说的已是当地话了。道州（治今湖南道县西）虽在湖南最南部，人口也有一定增长。天宝间道州有户二万二千。广德元年（763）前，道州有户4万，为天宝户口的177%［4］。广德距天宝只有十几年，不可能是自然增殖的结果，只能归因于移民的迁入。既然湖南北部和最南部都有相当数量的北方移民，湘中地区也绝不会是移民的空白区。《元和郡县图志》所载11个元和户口超过天宝户口的州，其中之一便是位于湘中的邵州（治在今湖南邵阳市），元和户较天宝户增加10%。唐末韦庄《湘中作》句云：“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5］5019北方移民已多到与南方本地人发生矛盾的地步，由此可见，在中晚唐时期，外地移民不断增多，已经对湖南本地人民生活造成了直接的较大的影响。

3.湖南地理情况对移民分布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向湖南移民仍在继续。在北方人口迁往湖南的这一区域中，岳阳—长沙地区是我们调查研究的重点部分。

整个湘江具有丘陵缓坡山溪河流特性。在地质构造和地貌上，湘江流域是一个长条形盆地，南高北低，地势起伏不平，由南向北逐渐倾斜呈马蹄形，向北呈倾注之势。上下游海拔高度相差不大，从源头到入湖口高差在450米左右。东、南、西三面高，以南面的南岭山地及东南面的武功山、八面山等山地较为高峻，海拔高度为1300～2000m，最高峰八面山达2042m，西面湘、资二水分水岭的海拔高度相对较低，在900～1200m之间。中部和北部相对低平，多为低山、丘陵、盆地和河谷平原。岳阳处在洞庭湖盆地，长沙处在湘中丘陵与洞庭湖冲积平原过渡地带和湘浏盆地，两者都在湘江流域，并都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春暖秋凉，夏热冬寒，四季分明，降水充沛，所以长沙—岳阳一带在地理上成为北方人口南迁的咽喉所在，大量移民通过长沙—岳阳这个线型交通要道，散居在岳阳—长沙一带地区。由此可见，独特的地理特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迁人民定居地的选择［6］80-88。

4.中唐移民对唐代北方文学在湘中传播的影响

4.1 北方人携北方文化前往南方

在北人南迁的过程中，北方文学会由南迁的北人作为载体，传送到湘地，这无疑使得北方文学在湖南得到广泛的传播。

水陆交通是唐诗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唐人诗文经常通过驿路寄送，不仅京师与诸州如此，地方官的文字往还也是这样，吴楚、吴蜀、吴洛、荆潭、荆夔、并汴诸州的文士，每赋诗，常飞函相示，且命同作。即使出处乖远，亦如邻封。传递方式也多种多样。其一，利用奉使、应举、朝集、贺正、上计等机会“便寄”。其二，委托路上遇到的使客捎带。诗歌传播路线与唐代交通路线基本重合，交通繁忙的驿道同时也是诗歌流播的主要路线。唐前期政局变动频繁，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等因此不断南贬，诗歌也随之南播。中唐时，元稹居京，白居易则在江西、巴蜀为官，前后酬寄不断，于是出现了“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7］1的现象。令狐楚镇汴州，与吴越文士以诗相寄和，于是出现了“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5］8035的现象，可见水陆交通对文学作品的宣播，作家声名的传扬能产生广泛影响。

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南方文学地域风格的淡化。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文学地域文化差异的淡化。随着国家的统一，交往的加强，地域文化特征对文化的影响减弱，越到中心地区，交通越频繁，内部的文化差异性越小。黄河上游的关陇，中游的河洛，下游的齐衮之间的地域差别已远不如上古时代明显。长江流域发展偏慢，有上游的巴蜀、中游的荆楚、下游的吴越之分，但上中下游之间的相近点越来越多，截然相异的只是各自的本质的东西。二是地域文学创作队伍的外地化。一方面，地域文学的作者大部分是外地人，另一方面，本地作家也外地化，其活动范围、作品的描写对象，不以本地为主，而以外地为主。“一生好入名山游”是唐文人的共性，唐人这种以天下为家的生活方式，是突破文学地域性的最重要的基础［8］184-194，316-342。

4.2 南迁以后的创作

文学家从北方迁往南方后，创作名篇佳作。唐代著名文学家杜甫的漂泊就可以归因于藩镇割据、饥荒灾害，其孤苦的漂泊生活，对《登岳阳楼》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作者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发出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挥笔写下这首含蕴浩然胸怀和博大痛苦的名篇。这些名篇章佳作，促进了文学在湘中的传播与发展。

4.3 贬谪

除了战争、灾害等因素引起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外，贬谪作为移民的比较特别的一种，也对唐文学在湖南的传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唐代文学家因被贬至湖南，创作了许多不朽之作。柳宗元志欲报国却遭贬谪，心情极为愤郁，和当年遭忌被谗的屈原一样。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江雪》是其被贬永州后的作品，历来称颂。这首诗艺术地概括了他当时所处政治环境的险恶，表现了他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坚强意志和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它创造了峻洁清冷的艺术境界，形象地反映了作者贬谪永州以后不甘屈从而又倍感孤独的心理状态。除了《江雪》外，最负盛名的“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丰富了湖南的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