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敏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000）

一、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①。苏珊·桑塔格曾撰《疾病的隐喻》一文，目的在于批判疾病被当做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她认为疾病并非隐喻，我们必须把疾病还原到身体本身，卸除疾病身上超载的意义负荷。笔者反其意而用之，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疾病背后的文化症结，并非欲与苏珊·桑塔格针锋相对，而是二者实属不同的论述范围。

陀氏是一个癫痫病患者，癫痫（Epilepsy）又称循环性发作（Recurrent Seizures），是大脑放电混乱的一种症状。它的大发作表现为极度兴奋或者骤然摔倒，口吐白沫和浑身抽搐。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一文中，认为应该把陀氏的癫痫“划归歇斯底里癫痫（hystero-epilepsy）——也就是说，一种严重的歇斯底里症”。“古老的癫痫症状仍然是明显的临床症状，这种不可思议的疾病伴随着难预测的、平白无故的痉挛发作。患者的性格会变得烦躁与爱寻衅闹事，所有精神官能逐渐削弱，但是这里概述的图像的轮廓相当缺乏精确性。这种病的发作开始得那么猛烈，伴随着咬舌头，小便失禁并导致严重自我伤害的危险的癫痫状态，不过也可能使病人处于短时间的意识丧失，或者一阵突发的晕眩，或者可能使病人在短时间内做事与性格不符，好像他处于无意识的控制之下”②。

陀氏将自己罹患癫痫病的原因归咎于服苦役，但很多学者普遍认为陀氏的癫痫发作始于幼年，具体时间已无法考证。不管是哪种观点，陀氏的创作期备受癫痫之苦并将这种症状转移到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无可置疑的。

长久以来，将疾病赋予特定的文化意涵蔚为风尚，成为一处心照不宣的社会象征符号资源。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病”给了他一扇通向彼岸世界的窗口③，而陀氏曾明确将癫痫病称为“神圣的疾病”，这为我们提供了从身体疾病而通往形而上意义的可能性，可以认为陀氏是在有意义地运用这个象征符号资源库来编码他笔下的疾病。

考察陀氏的作品序列可以发现，陀氏流放归来后创作的每部作品都渗出一种歇斯底里的意味。就作品风格而言，空间维度上某些节点的异样膨胀导致时间维度的断裂与无序。作品呈现出来的畸形色彩，恰如同歇斯底里症的酝酿与爆发，储积的心理势能遭遇一个微妙的契机而后一泻千里，不可收拾。而陀氏作品的抽搐感、痉挛感不仅通过写作风格呈现出来，还直接表征于他所塑造的人物。他创作成熟期的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有罹患精神疾病的男性或女性。

陀氏钟情于描写两类女性：传统女性和新女性，陀氏文本对处理这两类女性采取了不同的编码策略。笔者主要考察陀氏如何挪用传统文化资源对疯癫的传统女性赋予深层次的意义。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愚

对待传统女性，陀氏从俄罗斯民间传统文化中吸取灵感，赋予她们“圣愚”的面貌。俄罗斯民族具有圣愚崇拜的传统。圣愚（юродивыц）一词词源为古斯拉夫语的урод（相貌、长相），又可追溯到斯拉夫语词根род，意指“诞生”或“来源”。因此，词源学认为，юродивыц指生来即具有从事某种天职标记的人。在现代俄语中，юродивыц一词有两个基本意义：一是“愚蠢的人”，二是“怪异而癫狂的人”，但其涵义是此种怪异与癫狂都是源于神示。19世纪，圣愚崇拜在俄罗斯民间尤其盛行④。

捷克学者托马斯·马萨里克在《俄国精神》中写道：在俄国人中间，正如在最原始的民族中间那样，由于缺乏批判能力和缺乏文化，神经和心智的病理状态很可能被看做是内心宗教生活的表现；这种表现不仅被教会诅咒的个别派别接受，而且被普通认可。在俄国，甚至在今天，圣愚（精神病患者，白痴和低能儿）不仅仅被看做是神灵附体的人，一般人相信圣愚们具有神秘的力量，以某种形式与超自然因素有联系并预知未来。农民对圣愚尤为热衷，把每种精神病人都称作圣愚。这种倾向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十分强烈，而且在帝俄时期依然如此。圣愚被当做是俄罗斯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所代表的价值等级对俄国民族意识产生一种深远的影响⑤。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黎萨维塔身上，陀氏明确地对俄罗斯民族的圣愚崇拜做了一番形象描述，不妨引用一段感受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

她（黎萨维塔·斯乜尔加夏娅）长到了二十岁，一张宽脸盘红润健康，却是十足的痴呆相；两眼目光呆滞，虽然温顺，却令人十分不快。她一辈子无论寒暑总是光着脚，身上只套一件麻布贴身罩衣。她那几乎是黑色的头发极其浓密，鬈如羊毛，堆在她脑袋上像一顶巨大的帽子，她的头发永远沾着尘土、泥浆、树叶、木片、刨花，因为她老睡在地上、泥浆里……黎萨维塔走进陌生人家，谁也不会撵她，相反总是和颜悦色相待，还会给她一个铜子儿。人家给她钱，她收下后马上就会拿去投入施舍箱捐给教会或凡人。如果在集市上人家给她一个面包圈，她一准会拿去送给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小孩，甚至会拦住城里某一位富得冒油的阔太太，把面包圈给她；而太太们也欣然接受，她仅靠黑面包和水充饥解渴，不吃别的⑥。

圣愚象征着俄国文化的非理性的、恍惚的、神秘的方面。圣愚的智慧是一种通过变态行为取得神性智慧的形式，在俄罗斯人民看来，圣愚自愿带上疯癫的假面具，目的是隐藏起自己的完美并以这种方式摆脱尘世虚幻的荣耀。圣愚是社会广大阶层都很熟悉的一种社会机制，19世纪中期，俄国读者对圣愚的阐释性的期待已经固定，作家无需提供关于圣愚神圣性的严格证明，因为这种神圣性被公认是不言自明的。

陀氏的作品序列中不乏黎萨维塔这样的女性圣愚。《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早夭的未婚妻及被他杀死的放高利贷老太婆的妹妹丽莎维塔；《群魔》中斯塔夫罗金的妻子玛丽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除了斯梅尔加科夫的母亲黎萨维塔外，甚至包括阿廖莎和伊万的母亲索菲亚·伊万诺夫娜。她们虽然地位卑微却纯洁虔诚，无一例外因偶然的邂逅而成为男性必然的、亘古不变的拯救力；或者可以说，为了慰藉这些歧路彷徨的男性，她们必须以圣愚的身份出现以获得一份迥异于常人的智慧。

有趣的是，这些女性圣愚中有几个都名叫“索菲亚”，如《罪与罚》中的索菲亚·马尔美拉陀娃，《少年》中的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卡拉马佐夫》中的索菲亚·伊万诺夫娜，这些女性被命名为“索菲亚”并非偶然。在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中，“索菲亚”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具有神的智慧的理想的人，它不允许把神和人绝对地割裂开来。陀氏塑造的索菲亚们都具有不能用世俗标准衡量的神圣的智慧，陀氏将女性圣愚命名为“索菲亚”的用意可窥一斑。

陀氏作品序列中最早具有圣愚色彩角色的就是 《罪于罚》中的索尼娅和丽莎维塔，陀氏对丽莎维塔着墨不多。在寥寥几笔中，丽莎维塔的圣愚形象跃然纸上。她低贱卑微，天生弱智，被放高利贷的姐姐剥削欺压，但是却极其虔诚地笃信宗教，经常跟索尼娅一起阅读《圣经》。拉斯科尔尼科夫甚至能直接明确地将她们俩与“圣愚”联系起来。丽莎维塔同样发挥圣愚教育民众、启示基督之真理的作用，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自愿接受丽莎维塔曾经佩戴过的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使用的柏木十字架，在索尼娅的直接感召下获得顿悟。换言之，是这两个女性圣愚将拉斯科尔尼科夫带上皈依上帝之路。

三、作为圣愚的女性

她们在陀氏的符号系统中承载着救赎功能，这是陀氏一以贯之的编码原则。圣愚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代表俄国传统的富有活力的部分。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圣愚并不必然与东正教信仰相联系，甚至教会对圣愚崇拜不以为然，但是在陀氏的小说中，圣愚与东正教信仰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19世纪60年代是西方思潮猛烈冲击俄罗斯人民传统信念的时期，而陀氏塑造的这些圣愚形象代表的是一方不容、不易侵犯的传统文化阵地，俄罗斯民族传统的信仰与价值观得以在这些看似或疯或傻的女人身上保存。这些女人亦成为那些迷失方向的“俄罗斯孩子”找到归途的一盏明灯。

这类女性（以圣愚的身份）秉承宗教美德，代表滞守传统的力量。舍勒对女性有过一番描述：“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觉和爱情左右，天性上保守，是传统、习俗和所有古旧思维形式和意志形式的守护者，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车朝单纯理性的和单纯进步的目标奔驰的永恒制动力。”⑦

这样的价值诉求无疑是建立在对女性存在的本质主义指认上，但在陀氏的语境中却具有不容置疑的正面意义，陀氏在《作家日记》里写道：“过去几十年里，俄国男人可怕地堕入了贪婪、犬儒主义和物质主义之中。但女人还是较好地保持了对信念的纯洁崇拜。”女人对传统的固守符合陀氏所认可的东正教生活目标，即“不是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是创造一个我们身在其中的神化世界努力拯救整个人类”⑧。

俄国社会的圣愚现象是一种执著于传统力量，反对社会习俗和习惯的发展，反对社会培育理性辩论的传统。女性作为更接近自然、大地的一种存在，承担着对思想混乱的俄罗斯社会的拯救功能。这种拯救是种文化反思与救赎——为日益膨胀现代主体理性提供一个反思性价值参照，以原始母性本能慰藉那些深受西方思想影响而陷入身份认同泥淖中的男人们，而这些代表现代理性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们、维尔西洛夫们、伊万们的矛盾与挣扎则印证这个时代的这场硝烟弥漫思想论战，他们以自己的命运勾勒出一条时代思想轨迹，可以说，这条思想轨迹是陀氏世界中最具合法性的生命路线。

1861年农奴改革后的俄罗斯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的激荡的历史进程之中，俄罗斯民族历史时间与世界时间分别以特殊性和普世性为依托，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纠葛之中，互为驱策，互相异化，向着同归于尽的历史渊薮绝尘而去。各种西方思潮裹挟着解构俄罗斯传统文化与秩序的破坏力蜂拥而至，世界时间的普世性话语体系取得言说的无上合理性，甚至成为话语霸权。但这不意味俄罗斯历史时间的特殊性被彻底解构，白银时代的话语与语境，体现了历史时间特殊性与世界世界时间普世性的纠葛与互相僭取对方合法性的复杂性状。如索洛维约夫所深刻洞悉，俄罗斯坚持特殊性普世化的深层机制是东正教。

在陀氏作品中，东正教传统以圣愚面貌出现的女人们身上得以信奉与传承，在她们身上寄寓陀氏一种文化反思的视角，反思现代性的视角。“在圣愚崇拜中，人格的非理性方面受到了器重，而理性的和肉体的方面则被贬抑。圣愚的行为否定西方的逻辑，嘲弄西方的经验。社会接受圣愚，从而加强了斯拉夫派对理性主义的和重视物质的西方的轻蔑”⑨。

如果说陀氏在《作家日记》的这段话“过去去几十年里，俄国男人可怕地堕入了贪婪、犬儒主义和物质主义之中。但女人还是较好地保持了对信念的纯洁崇拜”为圣愚与女性的重叠编码提供最初依据的话，那么这只是叙事的表层，在叙事的隐匿与裂隙中已然还存在更复杂的景观。

圣愚法规初看上去具有吸引力，但是作为社会行为模式则具有破坏力量。在受过教育的阶级竭力模仿欧洲有教养阶级的一个社会里，实实在在的圣愚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圣愚不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是属于社会边缘区。“作为一个刺激阈人物，圣愚对社会结构不感兴趣。对于一个圣愚来说，社会结构和社会的连续性都是无关紧要的”⑩。

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女性在现代性时间向度中存在的可能性，也抹杀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因为俄罗斯“末世论”的时间意识暗合了现代性时间观，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时间意识，以此代替循环、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在这种直线的、不可重复的时间中的存在总是不断超越自身，超越自己的过去、现在、已然状态面向未来。而女人则被排斥在进化论的历史时间之外，成了一种空间化的、自在的非主体性存在。女性形象始终只是男性成长故事中的配角，只能阶段性或功能性地出没在男性主体舞台的不同场景之中。

在此种意义上，圣愚和女性的重叠编码则获得更深层的同构性圆满。圣愚因为精神疾病而获得与神秘世界沟通的契机，人民在将他奉若神灵的同时也将他归为异类并抛离社会的中心。恰如女性被高高抬举仅仅是为了将她送上祭坛，女性是男性的拯救力量，仅仅只能作为男性的拯救力量而出现，她不可能拥有主体身位。当女性成为宗教信仰的有形标记时，具有权力的女性话语所发挥的就不仅是性别功能，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功能。

女性与圣愚的身份合二为一的，互相指涉。女性圣愚化是社会文化本文对女性表象的模造。女性因分享圣愚的圣神智慧而成为上帝真理的代言人，陀氏作品中最具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律令不再由男性这一具有“菲勒斯”意义保证的性别承担，而是由女性这一原本处于秩序边缘的性别来承担。现实权力秩序无法挪用传统的性别权力资源，势必会造成个体男性身份认同的深度焦虑。陀氏通过巧妙的修辞策略超越这种焦虑，即女性在分享圣愚智慧的同时也将承担混乱无序、愚昧无知；圣愚虽受推崇但实际上已被放逐到社会权利的边缘。通过对圣愚与女性话语的潜在的转换，曲折地表达对主从关系式中从属角色的无奈的认同。女性圣愚化无形中缓释整个男性知识阶层的去势焦虑。女性圣愚作为特定时代社会性别象征符码将文化秩序与性别政治结成牢靠的共谋，二者互相渗透、互相支撑、互相建构，共同支持这一象征结构的完满运作。性别权力秩序在文化秩序中找到新的依存点，而文化秩序在性别权力秩序中则找到完满的表述形态。

注释：

①［美］苏珊·桑塔格.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②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二卷·回归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2.

③［俄］梅列日科夫斯基.杨德友，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29.

④［美］汤普逊.杨德友，译.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7-18.

⑤［美］汤普逊.杨德友，译.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1.

⑥［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荣如德，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1.

⑦［德］马克斯·舍勒.罗绨伦等译.刘小枫校译.资本主义的未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89.

⑧《作家日记》转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第145页.

⑨［美］汤普逊.杨德友，译.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5.

⑩［美］汤普逊.杨德友，译.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40.

［1］［美］苏珊·桑塔格.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美］汤普逊.杨德友，译.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美］尼娜·珀利娜·斯特劳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宋庆文，温哲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