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伟林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嵇康论体散文的叙事性初探

梁伟林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嵇康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其论体散文成就非常突出。本文以嵇康的论体散文为基础，运用叙事学相关理论，重点分析了嵇康论体文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论体散文在叙事中说理，体现出了强烈的叙事性特点，使得原本枯燥的理论文章生动活泼起来，呈现出一种鲜活亮丽的光彩。

嵇康 论体散文 叙事结构 叙事方式

嵇康，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脍炙人口的诗文作品和誓不与强权合作的凛然气概受到了后世的推崇。从散文文体分类的角度来看，嵇康今存文章主要可以分为书体散文、传体散文、杂体散文和论体散文四类，而论体散文以 《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为代表。本文将立足文本，对嵇康论体散文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探讨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研究方法的可行性进行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言志为主，研究论体文的叙事性，看似是个矛盾的论题。叙事学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我国以来，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学者们主要尝试用西方的叙事理论来分析中国小说文体的叙事，而诗词、散文、赋、戏剧，尤其是对古代论体文的叙事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学者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列举出了历史、戏剧、小说中国叙事作品中的三大系统之后，同时提出“还有许多短小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之间”［1］，但未对以言理为主要内容，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以思辨为主要特征的论体文是否具有叙事性进行明说。其实人类生活是无法与“事”相分离的，有事就必须有叙事，可以说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与西方以概念为起点的逻辑推演体系建构不同，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理论形态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未尝离事而言理’的规定”［2］。叙事是论体文的主要言理方式之一，而嵇康“清俊壮丽”的散文文体风格更与其叙事性说理的运用相关。我们将从叙事结构和叙事方式两个方面对嵇康论体散文的叙事性进行分析。

一、以对话体为主的叙事结构

嵇康的论体散文除《释私论》和《管蔡论》以外，其余篇章都是以主客驳难式来说理的，我们认为以这种主客对答说理的结构正是一种对话体的叙事结构。这除了受汉大赋主客问答惯用写法的影响之外，与当时清谈之风盛行也密切相关。清谈的基本形式就是两人及两人以上相互辩驳。嵇康创造性地将这种主客辩难的形式运用到了论体文中。田文棠谓谈辩的方式“最主要是‘主’、‘客’问难式，先由主家提出内容及个人的见解，即为‘竖义’。然后一客或数客问难，也叫作‘咨疑’、‘作难’。对于客家提出的问题或者看法，主家要予以‘辩答’，这样经过互相对答，多次往返，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即所谓‘送一难’而‘通一义’”［3］。作者往往会设置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物，用一问一答的行文方式，通过人物的相互辩论来推动说理，最终以一方臣服向另一方臣服结束。这种文学叙事的设置，类似于历史叙事中的“记言”，但又有诸多区别。在问答叙事的对话设置中，作者会利用虚构的情节和细节描写，使行文更加活泼有趣，从而也使论理以审美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赋之妙用，莫过于‘设’字诀，看古作家无中生有处可见。如设言何时，处何地，遇何人之类，未意悉举。”［4］该语用于问答体的论文中也是非常适当的，所谓“设”字诀说明论体文的作者有意识地虚构人物和情节，这是叙事文学创作的表现之一。为了使虚构的情节更加具有现实性、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作者往往还会对其进行具体的细节描写，以简洁的语言使其神态凸显纸上，从而栩栩如生。

嵇康在《卜疑》中，对人生价值选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以质疑的方式阐述了理想的人生价值观，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写道：

有弘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仁不期达。

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陈龟，曰：“君何以命之？”［5］

通过虚构“弘达先生”和贞父的对话，使得论体散文具备了人物形象性，让对话体的论文散文显示出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叙事性。同时主客驳难时将对方的观点树为靶子，清晰地展示出论辩双方各自的观点，互相有的方式，也有利于在互难的过程中使辩理更加深入。

二、嵇康论体文的叙事方式

（一）叙思直呈式

在论体文中，叙事是外壳，叙思才是核心。“六朝论体文中有部分作品，熟语有意识地通过叙事来表达系统的思想，表现创作主题倡导、关注和发现的世界观，并将这类创作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叙事模式”［6］。在论体文中，作家通过虚构人物、情境、与环境，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通过笔下所塑造的人物之后讲出来。前文中，作者采用主客驳难的对话形式，本质上正是反映的作者内在的自我冲突和相对立的心理结构。这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卜疑》中都有体现。

如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了“声无哀乐”的经典命题，明确地提出了“心之与声，明为二物”的观点。嵇康自设宾主论难，虚拟“秦客”、“东野主人”，分别为持传统乐论的儒家代表和嵇康乐论的代表，层层辩驳。在主客对答的过程中直接呈现出具有逻辑思辨性的叙思。由“设疑”到“自通”的过程是作者从内心郁结到自我排遣的心理过程，表现的正是一种“士不遇”情绪和魏晋风度。

（二）寄情言志式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安。六朝文士往往通过“发愤著书”来排遣心中的情感。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更是与当时的主流格格不入。在嵇康的论体文中，不乏援事说理、引事作论，将对现实的怨郁寄托于其作品上。

1.援古论今式

嵇康的 《明胆论》就是一篇寄情言志于叙事的典型文章，针对吕安提出的“人有胆可无明，有明便有胆”，嵇康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得出“明胆异气，不能相生”的结论。《明胆论》中：

盖见与不见，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师，皆愚惑浅弊，明不彻达，故惑于暧昧，终丁祸害。岂明见照察而胆不断乎？故霍光怀沈勇之气，履上将之任，战乎王贺之事。延年文生，夙无武称，陈义奋辞，胆气凌云，斯其验欤？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剑，明果之俦，若此万端，欲详而载之，不可胜言也。况有睹夷途而无敢投足，阶云路而疑于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伦，为能自托幽昧之中，弃身陷井之间，如盗跖窜身于虎吻，穿窬先首于沟渎，而暴虎冯河，愚敢之类，则能有之［7］。

嵇康通过援事引证，通过对子家、左思等人事情的概引，非常明显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情感倾向，从而使论证更加深入人心。

2.就事发论式

“论”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文体，可以随时随处反映社会现实的变化，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现实性。借助“论”这种文体可以对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鞭挞。综看嵇康的论体文，虽然并不是每一篇都为社会热点问题，但基本上都是社会风尚的题中之意，与当时学术思潮与社会现实是密切联系的，这主要体现在嵇康的创作于高陵事变之后的作品当中。如：针对张邈的《自然好学论》，嵇康创作了《难自然好学论》。《自然好学论》是针对《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阐发，认为人们学习儒家经典的欲望是“不教而能”，人们自然会好学。嵇康则巧妙地从“抑引”、“从欲”两个角度提出“自然好学”下面掩藏着“积学明经，以代稼穑”的动机。这其实也是对司马氏集团的明里标榜“名教”，暗地却欺骗君王夺取政权进行公开的批判。文中直接提出了抨击“名教”的惊人之论“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并借用“洪荒之世”来说理，形象地展示了司马氏政权统治下的情形：

昔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义？［8］

嵇康凭着超人的勇气写了《管蔡论》，这是一篇为历史人物“翻案”的作品。他为何写作这样一篇文章呢？在解析这篇文章时，我们需要特别注重它创作的时代背景：公元256年，魏帝曹髦莅临太学，给《尚书》博士庾峻出过这个题目，庾峻不敢作，（三国志魏书四高贵乡公髦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嵇康是替庾俊完成了这样一个作品。是什么原因让庾峻缩手而非得让嵇康捉笔呢?（1）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魏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毋丘俭起兵寿春，矫称受太后诏书讨司马师，行迹同历史上之管蔡有相似之处；（2）中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与当前的政治紧密相连。因此，在当时环境下，替管蔡平反在某种程度上是替毋丘俭、文钦等人鸣不平，这也是庾峻不敢为的重要原因。而称康替“管蔡”翻案，其勇气不止体现在敢于对历史说不，他说管蔡“忠于乃心，思在王室”，是“愚诚愤发”，“怀忠抱诚”，等于为毋丘俭等人张目［9］。嵇康的论体文是针对当时黑暗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做出的强烈的批判，这反映了嵇康关注社会现实的一面。同时，通过对时事的引用和评论，更添了一种叙事色彩。

通过对嵇康论体散文叙事性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叙事性的叙事性的方式使得嵇康的论体文将复杂思辨和审美愉悦融为了一体。嵇康的论体文在叙事中明理，在言理中援事，从而提升了论体文的审美蕴藉和审美价值，让“干枯”的理论之树开出了亮丽夺目的花朵。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3.

［2］［6］杨朝蕾.六朝论体文的叙事性言说方式［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田文棠.魏晋三大思潮论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8.

［4］袁津琥.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7］［8］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陈琳.嵇康论体文研究.研究生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