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郁兰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我国当代女性作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思，到当下女性多元化写作姿态的呈现，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差别衍生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女性写作也随之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状态和特征。我国女性写作从男权中心话语压制的夹缝中刚刚抽身出来，还未来得及片刻喘息，便由于文化环境的多元复杂和自身局限，陷入了误区的沼泽，成为表面上看似获得自由言说权利、实质上却并未挣脱枷锁的“自由的囚徒”。

一、敞开与被看的两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的“私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其初衷是对父权统治下女性历史被遮蔽和拆解的抗争，对男性话语霸权和理性叙事的颠覆和消解。从我国女性写作的现状来看，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对男权伦理道德、欲望特权和阅读经验的确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但女性大胆突破男权对女性的性欲禁忌，在打开自己的身体企图冲破男权传统、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同时却落入了被男性窥视的圈套，间接迎合和满足了男性窥视欲的需求，再次跌落在男性审美视野的陷阱中成为被观赏的风景和欲望代码，最终陷入一种敞开与被看的两难境地。有学者分析个中原因：“女性在张扬自我决斗宣言的时候，因不慎而成为男性眼中又一道奇异的风景，独白变成展览，平等、自由的争取演变为话语实践。商业主义的叙事策略和西方新潮理论来到中国，因新奇而急于诉诸实践，总会结出意想不到的畸形果实。”［1］面对社会商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男性写作对女性形象妖魔化界定的双重挤压，女性写作仿佛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她们所进行的努力绝不亚于一次精神的探险之旅。

追究女性写作两难境遇背后的原因，女性作家对于“身体”敞开的大胆轻率和“欲望化”的叙事倾向确实难辞其咎。但相比之下，同时期男性作家的“欲望”文本同样层出不穷。文本不但充斥着性欲的冲动，还弥漫着浓重的男权意味，传达出男性对于权威地位的怀念和对菲勒斯中心的捍卫，对于肉体情欲堪称精于此道的撰写绝不亚于女性，为何他们没有陷入类似的境地？为何男性的目光总是最先投射在女性文本中的“身体”之上而忽略了其作品内在的文学性？此种现象的存在不得不说是男权制度之下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制和带有性别色彩的语言暴力，“与女性有关的说话、写作和思考，一度被一些做秀的女性和一些庸俗的媒体合谋所损害，以致有越来越多的人误以为，新锐女性（尤其是写作者）都是身体文化的热爱者和实践者，还有一些人，甚至能从女性写的每一个字中闻出肉欲的气息。这样的误读已经接近于杀人”［2］。这种有良知的批评足以让那些偏颇的评论自惭形秽。

“晚生代”作家如卫慧、棉棉们之所以成为身体叙事的标签，就在于其作品在商业价值面前的全面失守，她们在作品中所传达的现代都市生活的颓废、迷茫和绝望并非扭捏作态的无病呻吟，但由于文本过多停留在个人欲望的表层叙事，对形而下内容的浓墨重彩使得形而上的追求被悬置起来，因此文本缺乏理性支撑和精神层面的关照，顺理成章地成为商业炒作的对象。“美女作家”们在品尝了作品与市场“亲密接触”的胜利果实后，也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现实，市场经济和文学在“身体写作”这个关节处以丧失作品文学性的惨痛代价达成了看似完美的接轨。女性写作钟情于感官欲望的表达方式，成为市场经济热潮中赚取经济利益的最佳途径，看似围绕女性审美体验的大众文化市场，实际上依旧操纵和把持在男性视野和权利范围之内，而女性写作的某些作品最终只能沦为市场与大众文化合谋的牺牲品。“一旦女性的隐私，女性的躯体，女性的性欲及情感欲望，被他人或自己出于商业投机的目的，以向世俗的男性阅读市场示爱、讨欢或献媚的方式进行‘季节性降价销售’时，无疑将女性小说生命召唤的意义，在一片美丽的谎言中降格为一摊鼻涕。”［3］

究竟是以唤醒女性独立意识、开辟和建构女性自由空间为目的，还是以吸引男性眼球、自愿充当商品化的牺牲品、成为促销手段和炒作卖点为目标？这一立场问题是女性文本首先需要面对的，这既是对于文学创作态度的检验，是女性写作保持文学个性的重要前提，又是正确达成新的叙事策略的有效探索。因此，身处男权传统束缚和市场化包围双重险境中的女性写作，应该改变狭隘的创作观念，打破女性写作题材狭窄化的瓶颈，拒绝商业化的利用和诱惑。如果在文学个人化倾向的道路上仅仅局限于“性”和身体，并以此作为资本来炫耀和出卖，那么对于女性写作的发展将会后患无穷。当然，女性作家最需要明确的是，无论以何种话语方式进行突围和革命，都不能放弃对于深度和审美意义的追求，不能降低文学本身所应具备的精神和灵魂的高度。

二、失语与认同的悖论

女性主义认为，千百年来由于男性话语的遮蔽，女性一直处于沉默的他者地位，要么就是身处男性中心话语内部无从表达；要么就是在没有话语权的情况下扭曲地言说自我。因此，想要摆脱男性的压制，必须采取一种不同的话语方式表达和书写，“女人腔”、“私欲式”独白或者 “躯体修辞学”的表述方式应运而生，女性话语方式的建构代表着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价值的探寻。陈染特立独行的表达方式、林白梦呓呢喃式的言说，都成为“女人腔”表述的典型代表。

然而，这种表达方式是否真正起到了颠覆男权话语的作用？女性用自己的声音打开了关闭已久的心门，但对个体自我倾诉的高度关注使得女性写作忽略了倾听、认同与被接受的重要性，大大削弱了文本的可读性和接受性，在沉迷自我空间的同时失去了联络外部世界和其他群体的机会，实际上又跌入了言说与失声的矛盾险境。“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肯定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同时也要警惕这‘声音’陷入‘自说自话’和‘话语真空’”［4］。女性在过于强求颠覆男权话语的同时，是否过多地依赖了自己的性别反而使得自身身陷囹圄？女性写作的真正威胁似乎并非只来自“男权话语和主流话语的双重覆盖”，还源于女性的自我封闭、不断复制和拆解，这样的结果只能促使女性写作在狭路上顿步不前，自生自灭。

女性渴望摆脱男权话语的束缚和阳性中心的话语引力场，从而采用私语式的写作和叙事风格，同时期待着征得整个话语系统的认同，而现有话语系统又不可避免地贯穿着男性话语认可和沿用的传统模式及规则，男性标准以一种隐性的形式无形地制约着现有话语体制的发展。面对这样的现实矛盾，女性试图建立的女性话语谱系依然徘徊在男权话语的边缘无法彻底挣脱。如何在被整个文学系统认可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话语中寻得女性自己的立足之地？是以决绝的姿态与之做无望的徒劳抗争，还是借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用现有的话语模式从内部瓦解和抨击男权话语？女性写作究竟有没有可能和必要建立起一套完全不同和独立于男性话语的女性话语系统来进行文学创作？这些都是女性写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其实，女性文学批评的根源在于女性主义对于已有文化和话语的设定，如果认定现有的所有文化和言说方式都是男权统治的工具和媒介，那么女性主义势必将自己置于一种负隅反抗、颠覆解构的绝境，而刻意地创造和寻求一种迥异的话语方式又必然会使女性写作在现有文化体制中陷入自掘坟墓的局限，用女性的自我呢喃、独白私语构筑的作品文本只能是一些语言的片断和支离破碎的情节，这样的非理性文字和话语结构最终只能陷入类型化的拷贝和言说误区，与颠覆男权话语的终极目标似乎相去甚远。因此，女性写作应该在尊重现有差异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进行与男性话语的对话和交流，避免女性主义文学走入自我封闭和隔绝的魔障。真正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作品，应该都是由内而外的多元化表达，而不是刻意选择操持何种言说方式和过多依傍性别特征而写就的文字。对于本身就具有丰富性和个性特征的写作来说，作家的性别并不重要，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叙事特征才是作家应该追求的真正目标。

三、隐退与遗忘的矛盾

女性写作在文本中往往封闭自我，只关注自己的世界，陈染的《无处告别》、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情节大多如此。但是女作家们如果只钟情于自身而丧失对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兴趣；只专注于网罗个人经验而游离在公共话语和题材之外；只沉迷于身体、性欲、成长的叙事角度和内容而忽略了道德和精神的层面，那么即使在文本中“男性”被无数次地杀死，“男权”被千万次地诅咒，在现实社会中依然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如果女性写作不能摆脱私人化写作倾向的狭窄出路，只是沉溺于个人欲望的言说而忽略了对人类心灵和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即便这样的隐退可以暂时逃避男权的压制，即便作家本人有着再多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感受力，狭隘封闭的写作终会被自我独尊的意识渐渐封死，而作家和文本终将面临被整个社会遗忘的危险，对于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社会和体制而言自然构不成任何实际的影响。

对于现存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对自我之外的“他者”的关注，以及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承担，应该成为具有女性独立意识的女性写作的真正内容，进而充实女性文本的主题并深化其内涵。波伏娃曾经指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但要和整个世界抗辩就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5］这似乎也应成为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出路之一，作家林白从私人化写作向社会实录式抒写转变的创作历程可以算作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佐证。“个人化的最好出路就是找到一个把自己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对接的方法，这样可以使写作不断获得一种激情和张力，而不至于慢慢退缩和委顿。”［6］

女性写作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抓住有利时机，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和开放氛围，创作出有深度有分量的作品。“女性本身就处于一种被看的境地。因此男人要看女作家写什么——这可能有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们不希望女作家写许多政治、社会、历史，他们不希望她们创作出对社会历史有影响的作品。”［7］面对男性这样赤裸裸的坦白，女性作家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我封闭的最终结局只能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最终被尘封和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在男性目光的注视下，“她们”的写作应该冲破这种摆布和约束，从退守的狭小领域中走出来，改变主题单一的模式化写作，达成个人空间与外部环境的“对接”，将专注于自身的目光转向他人，面对开阔多元的外部世界、面对宏大的社会和历史发出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增添绚丽浓重的光彩。

四、两性对峙的僵局

纵观我国当代女性写作的作品，在整体上始终弥漫着强烈的火药味，贯穿着两性对抗的性别色彩，旨在解构男权中心二元对立的女性主义，在自我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却又跌入了二元对立的对抗性思维的陈旧轨道：一方面怀有破除男权束缚和压制的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另一方面却又无望彻底割断与传统文化积淀和男性话语千丝万缕的联系，女性写作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当中，却依然执著地拒斥着男性和来自男性世界的任何信息。

在女性写作的文本中，男性遭受了或被淡化、或被彻底放逐的命运，女性将男性排除和拒绝在自己的门外，转而隐退在自己隐密的内心生活中，显示出女性对于男性盲目的排斥和逃避心理。在张洁的《方舟》《无字》、铁凝的《玫瑰门》《秀色》、陈染的《私人生活》《无处告别》、林白的《瓶中之水》等很多作品中都存在着类似的叙述角度和表达手法，男性在这些文本中索性缺席或被丑化，或者就纠缠在无法调和的性别对立的两极矛盾中不能自拔。女性作家在形象塑造方面对于男性形象的贬低和扭曲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偏爱和复仇心理，《回廊之椅》中懦弱的希达和别有用心的陈农；《致命的飞翔》中丑陋卑鄙的秃头男人；《棉花垛》中乘人之危的国，等等，都饱含着强烈的性别意识和“门户偏见”。

其实，这种“厌男症”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女性浮出地表之后对于女性自身的认识和澄明，是对以往处在男性话语包围中女性形象的重笔改写和对男权体制有声地反抗，另一方面似乎又存在矫枉过正的流弊，形成了“性别凡是论”或者单一的唯性别论，凡是男性文化语境中存在的就是男权中心主义的，凡是沾染男性性别的就是父权制的等偏激思想。这种极端对立的姿态使得女性主义原本对男权体制下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所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平等宽松、自由多元的话语环境尚未完全摆脱阳性中心的统治，又将面临陷入阴性中心的女性霸权危机之中，这种新的二元对立和性别战争显然有悖于女性主义的初衷，是女性主义极端意识一手种植的苦果。女性写作只有突破性别壁垒，抛弃在偏执的女性主义立场下形成的新的性别相对论，有效地汲取来自男性有益的批评意见，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对男性话语的对抗。

正如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说：“真正的女性主义立场并不意味着与男性对立，更不是对男性的仇恨，而是终止对男性的迎合与屈服，实现同男性的平等相处。”［8］因此，在新世纪文化语境已经转向共建和谐的当下，女性面临的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挑战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两性自省基础上的双性和谐。真正的女性写作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男性决绝对抗的文化姿态，不是在解构和建构中更替性别话语中心霸权的较量，更“不在于单纯地创造女性性别文化，而是唤醒公民注意历史和现实性别文化的残缺，参与全人类合理化生存的文化实践”［9］，是与男性和谐相处、平等发展的真正打破性别门户偏见的写作。毕竟这个世界是男女两性共在的世界，男性和女性仿若天平的两极，任何一极的改变，势必要借助另一极的配合才能够保持平衡，女性主义争取自由平等环境的努力，不可能与男性毫无干系，只有基于双方平等对话、求同存异、互相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的构建，才能实现最终的和谐。

五、批评与实践的断裂

我国女性作家对于自己作为“女性”写作者的身份认同存在着严重的思想障碍，她们不但不能接受对自己作品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分析，甚至不愿意在自己头衔之前被打上性别的标识。我们熟知的很多优秀女作家如张洁、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她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可圈可点地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觉自醒的女性独立意识，许多作品甚至成为我国女性写作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然而正是这些最符合女性主义标准的作家们，却都曾公开表示过自己的“非女性主义”立场。不可否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我国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首先遭遇到的就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作家文学创作二者之间互相脱节的现实。

针对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断裂，一方面暴露出移植理论本土化发展必须面对的许多问题和困难，女性主义在男权话语之下存在被“妖魔化”的潜在危机，女性主义总是被歪曲成为一种妄图颠倒乾坤、建立女性霸权的理论主张，其实这种“妖魔化”策略本身就说明了男权传统对女性解放的恐惧和担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我国女性作家们在思想观念上由来已久的顾虑和性别敏感意识的匮乏。她们表面上对于女性主义的避讳和反感，与她们在作品中反映出的很多实际存在的女性问题及流露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构成极大的反差，说明她们对于女性主义立场并非视而不见，而是在传统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女性在接受男性文化统治驾驭的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默许和隐忍的姿态，她们内心存在着对于男权体制和话语权威震慑之下的畏惧和退让。当然，女性作家力求摆脱性别限制，找寻更宏大和宽广的题材进行写作的态度本无可厚非，因为真正的写作就应该立足于个人化的真实表达，不应局限于性别的差异。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两性和谐共建的基础和前提是性别偏见的消除及男女两性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彼此认同，女性作家如果不能首先明确自己的性别身份、正视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不能够对自己女性写作的身份和女性视角产生认同感，那么她们对于女性主义立场的回避则是一种向男权文化的妥协甚至是与男性权威的合谋，她们的创作实践只能是个人孤独的低吟浅唱，而不可能达成集体的和声。

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指出，文学叙述存在着作者的、个人的和集体的三种叙述声音模式，女性作家要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形成这三种叙事权威，并特别强调了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必要性。我国女性写作面临的现状正是“集体叙述声音”的严重缺失，女性作家在性别壁垒的隔离中，只关心基于个人经验之上的创作，这种散兵游勇式的文学实践由于整合意识的匮乏始终无法形成集体协作的局面，其结果自然无力与男性共同构建平等交流、和谐相处的世界，这也正是我国女性写作为何至今不能确立一种独特的文学传统或者立场明确的创作范式的根源所在。当然，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努力，“女性主义”正在人们逐渐加深的理解中洗刷着过去被强加的妖魔化的罪名，女性作家对于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视角的认知和态度也有很大转变，已经从过去的讳莫如深逐渐转向正面承认和深思熟虑之后的淡化。但是，女性意识的确立和性别主体观念的普及在目前依然任重道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接轨还需要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才能达到完美融合。

总而言之，女性写作在我国的发展依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虽然面对着如上文所述的诸多困境，但女性作家的所作出的有目共睹的努力和男性作家的勇敢的接纳和突破，已为女性写作的未来勾画出了美好的轮廓。

［1］孟繁华.战斗的身体与文化政治.求是学刊，2004（4）.

［2］谢有顺.话语的德性.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35，236.

［3］王绯.世纪之交的女性小说.小说评论，1996（5）.

［4］杜霞.自己的声音：联系与隔绝.文艺评论，2005（2）.

［5］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56.

［6］徐小斌.个人化写作与外部世界.中国女性文化，No. 2：63.

［7］王干，王丽霞.性别深化的坍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批判.当代作家评论，2005（1）.

［8］徐岱.身体与写作：进入边缘诗学的一个视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4）.

［9］万莲子.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