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红梅

（吉首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张家界 427000）

引言

翻译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下，有关翻译理论研究成果往往大相径庭，因此翻译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虽然当前国内有关翻译理论的研究还是众说纷纭、汐起潮落，但是西方翻译理论、传统翻译理论、现代译论三足鼎立局势已经逐渐凸显。对于现代翻译而言，西方翻译理论虽然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是其理论产生的渊源主要是西方语言环境和文化基础，而传统译论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较为深厚，但是在现代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推进和发展国内现代翻译理论势在必行。现代译论的构建和发展不但需要基于西方译论和传统译论抉择和取舍，更需要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整合和创新既有理论，生成适合国家实情和现代语境的翻译理论。翻译牵涉到语言、社会、历史、心理等各个领域，因此对于现代译论的研究必然要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探究才能使翻译理论的构建更加科学合理，但是从当前翻译理论争论的焦点来看，大多数矛盾主要集中在语言和艺术两个范畴，而对于社会、历史和心理等方面的翻译影响和价值意义和需求欠缺探讨。民族是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心理各种问题的综合体，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自然不能忽略民族这一重要因素，翻译理论建设分析的民族视角探讨可以使翻译理论建设更加全面和充实。而从民族角度来讲，翻译理论建设的民族视角可以使民族在翻译中得以显现，使受众通过翻译认知和理解民族这一独特要素的存在。与近年来兴起的女性主义翻译和后殖民主义翻译所设定的特殊语境一致，民族视角的目的在于使翻译置身于民族语境内，基于民族讨论翻译理论的相关问题，使翻译理论建设显现“民族差异”。

一、翻译理论建设民族视角的必要性

（一）少数民族参与了社会发展

少数民族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历史和现代发展中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意义。从历史发展来看，少数民族历史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地域上的间隔，但是少数民族一直参与到国家历史的创造过程，如契丹族、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成为中国政权的代表，而在其他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也一直与国家政权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民族文化交流、民族通商到民族部落政权和地方政权的统一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的篇章。从现代社会现实来看，分布在天南海北的众多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构成了中华大民族，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分布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国家政府机构共同守护着国家边疆和和平和稳定。少数民族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事实参与要求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必须要把民族纳入各种研讨体系中。少数民族同样存在翻译问题，根据王治国等人的分类，民族翻译可以分为民译汉、民译外、民译民三种主要形式，其中各种形式还有更加详细的划分。[1]民族翻译促进了民族交流，民族交流需要民族翻译的支撑，民族翻译关系着民族发展和民族推广，因此民族翻译是国内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翻译实践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必然要把民族翻译涵盖在内。

（二）民族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现实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变，更是此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向彼语言传递的过程，且在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还需要和目标语言中的文化信息达成协同，因此目标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并不是原汁原味的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而译者需要做到的是尽可能使源语中的文化信息得到如实传递或者减少对文化面貌的篡改，这种有关文化信息内容表达的问题也是翻译理论的争议焦点之一，因此文化信息现实的情况必然是是翻译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用民族语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艺术文化，如各种以民族语言表达的文学作品（史诗、神话传说等）、历史文献（碑文、历史记载等），这些用民族语言创作和传播的传统文化，需要通过保存和翻译的方式来继承和推广。[2]除了文学之外，另外少数民族还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形式各异的音乐、舞蹈、美术等民族艺术形式，以及朴素的哲学思想，这些立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和艺术共同构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实。翻译理论能够成为理论是其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能够适应于大部分相关问题，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具有指导意义，因此翻译理论的形成必然是在综合考虑译者、文化、语言等翻译要素的各种情况基础上所提炼的规律性的东西，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如西方翻译理论所提出的“动态对等”、“等值”等理论便是立足于西方语言同为拼音文字，且其在文化上具有一定历史渊源，因此相关论点的提出自然容易做到“对等”和“等效”。在大众文化中存在的少数民族特色化的文化现实是翻译中文化要素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翻译实践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因此翻译理论的建设必然不能忽略特色化的民族文化现实，相关问题的考虑必须基于民族视角来统筹考虑和规划，国内翻译理论建设需要具有语言文化的针对性，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共性来，才能真正做到普遍适用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有关基于文化特色现实而进行的特色化翻译理论建设，此前的刘宓庆、张柏然等人已经有所论述。[3]

二、翻译理论建设中的民族介入

（一）以民族为语境丰富翻译内涵

从表面上来看，翻译只是语言之间的相互转变，在语言的相互转变中，此种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向其他语言中传递。因此翻译的内涵主要界定于语言和文化两个范畴，即便是翻译的进一步深入也只是在美学和艺术范围内探讨，如傅雷的神似说也只是在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上进一步提升到美学范畴，而钱钟书的“化境说”显然是也只是限定在艺术的极致标准中。与国内翻译理论建设相比，西方翻译理论把更多的因素介入到翻译研究中来，如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之前的阐释学派则是把用阐释学对翻译进行解构和重组。相比之下，国内翻译理论建设还需要拓展至更多层面或领域，和更多学科思想的结合可以使翻译内涵更加充实，从而为翻译的进步提供更加广泛的实践基础。民族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结果，在民族语境内，形成了与民族相关的完整的语言和文化体系，因此民族视域下的翻译理论建设可以为翻译理论建设提供新的语境，从而使翻译理论的发展进入到民族层面，并能在民族相关理论支撑下夯实翻译的理论基础，并丰富翻译的内涵。[4]

（二）基于民族现实推进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是在一定翻译原则下对翻译结果所做的评价，翻译批评的发展不仅发现译作的失误与不当之处，同时也可以使译作的优点得到肯定，翻译批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向着翻译进程，因此翻译批评必须客观、公正、全面、系统才能使其对翻译发挥良性的导向作用。民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特色，民族民众需要通过翻译表征自身的存在，民族翻译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翻译实践是翻译理论坚实的实践基础，民族翻译需要翻译理论针对性的指导作用，只有在翻译批评建设中把民族因素考虑进去，考虑到民族相关因素对民族的影响，以及民族翻译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使民族要素成为翻译批评的一部分，在翻译批评中能够显现出民族烙印来，翻译批评的推进才能更加全面、科学、合理。当前翻译批评所用的理论主要有翻译美学、图式理论、格式塔理论等，这些理论更多地是就翻译本身的审视和理论解构，而对于包括民族在内的影响翻译的因素并无涉及或者是一笔带过，显然从公正、全面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翻译批评理论是不够全面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建设需要把包括民族在内的要素考虑在内。[5]

（三）结合民族观念发展翻译伦理

伦理是人类在繁衍生息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标准，人类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伦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也是基于伦理观念所形成。伦理标准是个体进行选择的标准和规范。虽然翻译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翻译活动的展开涉及到语言、文化、译者、作者、读者等各个部分，而这些要素都和社会伦理有紧密关联，语言中蕴含着伦理文化，文化中蕴含着伦理思想，译者、作者等社会主体的行为都受到伦理的制约，因此翻译活动必然会有相应的翻译伦理为规范和标准去引导译者对于“本体”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处理。关于翻译伦理的建设已经在国内有所实践，主要表现在对于西方翻译伦理研究成果的译介，依照国外翻译伦理标准对翻译实践进行评价，也有部分研究者直接提出了翻译伦理学的构想。虽然翻译伦理在国内翻译学术领域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对于翻译伦理的来源并无深入探讨，更多研究成果是在现有成果上面的延伸和扩展，而对于翻译伦理的源流缺乏关注，社会领域中的意识思想是翻译伦理思想形成的本源，但是社会伦理还有大众伦理和民族意识思想之分，翻译伦理研究中仅仅对于大众伦理的关注显然在事实上忽略了民族伦理思想和民族审美的特殊性，这样形成的翻译标准显然有失公允，而民族视角的翻译理论建设，正好基于民族思想意识的相关方面丰富和充实翻译标准。[6]

三、翻译理论建设民族视角的双重意义

（一）肯定和显现翻译中的民族身份

第一部分民族视角的必要性分析已经强调了民族介入翻译理论建设的必要性，由此可知，民族视角的审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社会意义，在翻译理论建设中把民族因素考虑在内，尊重了民族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影响，是从翻译层面对民族现实的肯定和认可。而在第二部分分析中，有关翻译理论建设中的民族介入分析又从具体内容方面对民族参与到翻译理论建设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行阐释，提出了翻译理论建设需要在翻译内涵、翻译策略、翻译批评、翻译标准等方面把民族相关因素考虑到其中，从而使翻译过程、结果以及翻译的结果评估中都使民族得到体现，从而使翻译译者、译作、原作的民族文化身份得到充分肯定。因此翻译理论建设的民族视角首先是对民族事实的尊重，并在尊重前提下，对于翻译中的民族文化身份加以肯定，在翻译理论层面上进一步强化了民族的参与。在翻译理论中的民族身份显现，对于民族文化、民族作者、译者都有重要意义，民族文化可以更好地保持其民族特色，民族作者最基础的思想根源以及译者的民族思想都可以通过理论建设得到实现，因此翻译理论建设的民族视角是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对民族各方面要素的尊重和认可。

（二）丰富和完善翻译理论

对于翻译理论建设而言，民族是一种翻译基础，一个文化背景，一个指导对象，因此民族视角实际上是对翻译理论提供了一个意义复杂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下，翻译理论建设需要基于民族的不同意义来审视和反思，并对其中的理论建设进行充实，如在民族语境下翻译的实质自然也需要有不同的内涵，其他翻译策略、标准、方法、批评等方面都需要以民族的不同意义和需要进行调整，在翻译理论对民族的适应中，也使得翻译从具有普适性的纯翻译向特色化翻译转变，为翻译由单纯的共性翻译在民族语境下得到新的诠释，因此翻译理论对民族的适应也是翻译理论建设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如同西方翻译理论中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翻译介入丰富了翻译理论一样，通过民族介入，翻译的理论建设体系得到扩容，翻译的思想内涵将更加丰富深刻。

结束语

多民族和谐共存、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民族风俗习惯多样、民族交流频繁等民族特征是国内民族发展的客观现实，这些实际状况构成了国内翻译的实践基础，同时也蕴含着国内翻译潜在的需求。因此现代环境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建设必须基于民族视角进行审视和思考，使民族介入到翻译理论建设中，在翻译理论中显现民族，使更多的受众通过翻译认知和考虑到民族的特色和不同，在翻译层面中建立民族身份。民族视角的翻译理论建设不仅可以使居于较为弱势的民族文化的译者在翻译基本问题上形成更为理智的抉择，同时翻译理论建设的民族介入也可以使理论建设得到更好地促进，因此翻译的民族视角具有民族和翻译双重意义。

[1]孟 毅，何 滨.新疆民族语文翻译理论研究览要[J].语文与翻译，2012，(4).

[2]陈岷婕，肖忠琼.中国民族文学的文化传播价值研究——基于《泽基格布》英语翻译问题的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4，(1).

[3]赵凤珠，孙英善.论翻译中本土文化的缺失——以韩国电视剧中文翻译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4).

[4]周 贻.翻译策略翻译理论研究：民族的视角[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5).

[5]李庆明，郝依宁.图式理论下的英语具象诗翻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1).

[6]陈熊利.文化“误译”的翻译伦理视角探析[D].中南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