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洁菡

（中国计量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

一、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生态适应需要

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是面向外国游客提供的旅游翻译服务，现今较为成熟的少数民族旅游景点开发都有相应的英文翻译以及提供英汉对照版的旅游宣传资料。就翻译活动的目的和功能而言，“译者中心”的翻译理念占据着主导位置，但真正具备实效性的文化输出应该是“对象化”的主体观照：一是游客主体观照，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游客，他们的知识需求是什么决定了翻译者“译什么”；二是景点主体观照，翻译的对象是什么决定了翻译的内容与方法选择，即少数民族旅游景点突出的历史文化传统“怎么译”的问题。对此，忠实地传递民族地区旅游景点信息虽然可以“通过努力的还原‘原语’与‘目标语’的文化语境来接近语言意义”，[1]却无法解决游客主体与翻译对象之间的生态适应问题，它需要翻译活动具备鲜明的生态选择性。

首先，游客能够感知到的文化信息不仅来源于少数民族旅游景点的物理环境、情感氛围或气候等临时性的景点场景，还包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不同生态层次的转换。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的生态层次是多维的，且是随时在转换的，翻译者准确地传递语言意义表现为一种累计性的结果，其中便存在着多维的生态适应，例如中西语言生态、交际生态所折射的价值冲突，审美心理与审美趣味的差异等等。对于中国游客而言，喜闻乐见、不言自明的翻译内容和方式在对“外”交流中却行不通，可以理解为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文化难题不在于文化意义的准确表达，而在于文化意义表达的被适应程度。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如果不能放眼于原文与翻译者之间、原文与读者之间的交际意图、互动机制，兼顾考虑外国游客的文化适应因素，便无法产生真正恰当的翻译行为。因此，帮助外国游客筛选信息，尤其是带有源语文化色彩的信息，同时调动知识储备去判断它们能否被外国游客感知、理解从而进入品味阶段是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面临的挑战。

其次，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生态适应性还包含了翻译者向潜在游客介绍少数民族旅游景点，以期激发游客旅游动机这一基本目的。旅游景点翻译并不是单纯的景点知识信息传递，翻译者肩负着旅游景点的推广与营销工作，因此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既要求翻译者具备专业的民族学、民俗学知识以及对中西文化审美心理、审美趣味的把握，还需要具备传播性策略。其中涉及到翻译者对旅游景点的形象识别与定位问题，准确的翻译定位与民族地区生态形象紧密相连。现今我国少数民族旅游景区开发的战略路线集中表现为打造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生态形象差异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主要因素，因此，少数民族旅游景点的涉外翻译对民族生态特征、生态成果的传播要求符合民族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求少数民族涉外旅游景点翻译实现从文化翻译到生态文化翻译的转向，文化翻译考虑的是文化要素，而生态文化翻译追求的是“翻译主体、客体以及所处翻译环境的和谐统一”。[2]

再次，民族地区涉外旅游翻译还影响到民族关系的问题，涉外旅游景点翻译要不要淡化“民族意识”一直是少数民族旅游翻译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反映了生态适应的另一个需求，即促进生态格局的开放。“少数民族旅游产业是一个社群性产业”，[3]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在少数民族旅游伦理规范中同时存在，但涉外旅游的社群性是多个社群的集合，涉外翻译者的社群责任感培育指向对多社群秩序的维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涉外旅游的社群组织功能解决的不是民族归属问题，而是在民族归属与个体归属中构筑更大的社会内聚力，实现多个社群交往的和谐共荣。因此民族地区涉外旅游的景点翻译对多社群生态的适应是提升公共利益范畴内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这是涉外旅游景点翻译适应多社群生态格局的应有之意。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现状

“生态翻译学是以翻译学和生态理论为基础的一门交叉学科”，[4]能有效应对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生态适应需要，主要表现为语言技术层面、跨文化交往层面、涉外关系层面的生态适应。以下结合生态翻译学知识，对目前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的翻译现状做出案例分析：

首先是语言技术层面的生态翻译问题，它对应着不同生态层次的话语转换。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语言应用关系着外国游客对景点的理解程度，因此，翻译者在语言技术层面的生态把握要经得起推敲，“一个专有名词至少要保持统一、稳定又不引发生态歧义”。[5]例如西藏布达拉宫的藏传佛教寺院是拉萨旅游景区的著名景点之一，一些翻译者将藏传佛教寺院中的“禅思想”翻译为我国少林的“禅宗”，即“Chan Buddhism”。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藏传佛教与少林佛信仰的区别，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生态文化圈，生态翻译学的基本规则是传达归属于各自生态文化圈的语言意义，而非字面语言意义；二是“Chan Buddhism”是根据发音音译而来的，“‘chan’符合现代普通话的发音标准，替换成英文中约定俗成的发音方式应为‘zen’”，[6]因此即便忽略词汇语义的生态因素，“Zen Buddhism” 也比“Chan Buddhism”更适合西方语音生态。以上可见，我国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译名混乱现状对游客生态理解的干扰。

其次是跨文化交际层面的生态翻译问题，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并不是单纯的景点知识信息传递，还肩负着旅游景点推广的潜在营销目的，对此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景点的生态形象定位在涉外翻译中变得尤为重要。但在跨文化交际中还原原语文化并不能实现对民族旅游景点的生态形象定位，例如新疆乌鲁木齐骆宾王公园景点是“纪念唐代义乌籍西域诗人骆宾王为内容的历史文化公园”，[7]在涉外旅游宣传单上打出的：“Birthday Celebrating Ceremony of Luo Binwang”的英译字样，从字面意思上理解“骆宾王诞辰周年庆”的原语文化翻译并没有问题，但外国人知道“骆宾王”是谁吗？他们很可能基于“birthday”判断“骆宾王”这个人还活着，因为西方没有“生辰”与“诞辰”等同的文化语境。生态翻译学的第一要义便是补充信息接收对象所缺失的生态文化语境，外国游客在理解民族旅游景点的生态内涵时并不是借助原语文化，而是找出自身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去替换翻译者的原语文化语境，从而达成文化认同，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涉外旅游翻译的原语文化输出习惯难以承担对旅游景点的生态形象定位。

再次是涉外关系层面的生态翻译问题，生态翻译学关注的是生态的整体性，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之中的生态关系是多重的，译者要“体现‘人’、‘境’、‘文’关联互动、平衡和谐的生态整体观”，[8]提倡公共利益范畴内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例如云南大理白族村庄的“本主庙”景点是白族村民自主选定“本主神”来祈佑族人得到神灵庇护的供奉之地，其中便有供奉“李宓”的神位，景点翻译中谈及“李宓”远征南诏、收复边陲，最后沉江而死的历史功勋。这里的“远征”一词非常关键，在英语对应词中相当于“conquer”（攻取、征服）、“subjugate”（降服）之意，给人以“一国诉诸武力强行征服它国的印象”，[9]因此使用“pacify”这个在英语中意为平息纷争、实现和平的中性词更能获得对外认同。类似的民族意识表达不当在我国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中经常出现，原因在于翻译者大多从政治的角度去确定词义，而生态翻译学要求从“整体性”和“和谐关系”的层面去构建认同，消除翻译方式中存在的“对抗性”与“排他性”，恰如其分地表达历史真实。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策略

根据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在语言技术层面、跨文化交往层面、涉外关系层面的生态适应现状，生态翻译学视角的解决策略集中表现为针对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中专有名词翻译的“加注法”；针对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中生态文化定位的“替换法”；以及针对民族地区旅游景点涉外关系维护的“删改法”。

首先，我国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译名混乱现状干扰了游客的生态适应。针对专有名词翻译的“加注法”有两层含义：一是纠正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随意性；二是强化专有名词翻译的生态语境。以苗族“吊脚楼”翻译为例，现存的译名五花八门，例如“stilts house”（高跷似的房子）、“Hillside pile-dwelling”（山坡堆的住处）、“Diaojiaolou”（汉语音译）。对此，“生态翻译学以专有名词是否具有生态辨识性为基本判断方法”，[10]因此，“Hillside pile-dwelling”是对吊脚楼地理位置的直译，不属于生态翻译；“Diaojiaolou”是汉语音节的直译，也不属于生态翻译；“stilts house”中“stilts”的“高跷”含义是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化词汇。西方马戏团中的“高跷”和少数民族“踩高跷”在生态理解上异曲同工，同时“stilts”在英语中有支撑建筑物高出地面的支柱含义，同时兼顾了外国游客对吊脚楼形态和文化神韵的理解。因此，生态翻译学视角的专有名词加注法是利用游客生态语境中根深蒂固的认知方式来解释汉语或少数民族生态语境中的词汇。

其次，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涉外旅游翻译的原语文化输出习惯难以承担民族旅游景点的生态形象构建任务，为此需要跳出原语文化的输出框架，尝试站在信息接受方的立场去替换原语文化信息来消除外国游客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陌生感。例如青藏高原上的“茶马古道”景点是古代汉藏通商的“黄金口岸”，其英译牌匾上形容“古代人不知道茶马互市就如同现代人不知道深圳一样不可思议”，[11]其原意是希望借助人们对深圳商品贸易的繁荣印象来定位“茶马古道”的商业形象。但国人心目中的深圳意象和外国人心目中的深圳意象却并不相同。在不同文化意象中诞生的“形象”是有分歧的，无法被准确“定位”，对此生态翻译学强调文化的可沟通性，提倡使用译文接收者所熟悉的文化意象去代替陌生的文化意象，同时不改变原语文化内涵。例如，将译文中的“深圳”替换为美国的“New York”，便能很好地帮助外国人认知“茶马古道”的繁荣商业意象，从而实现对该景点的形象定位。因此，民族地区涉外旅游景点翻译的“替换法”是文化维度上的替换策略，“要求翻译者不被原文形式和内容束缚，促使源语服从于目标语言的文化规范”。[12]

最后，生态翻译学从“整体性”和“和谐关系”的角度去构建认同，旨在消除翻译方式中存在的“对抗性”与“排他性”，恰如其分地表达历史真实，并突显文化和合的时代氛围。对此针对民族地区旅游景点涉外关系维护的“删改法”指向对翻译信息的“增”与“舍”。在“增”方面，例如我国京族的海滨渔业旅游景点，在水产品加工店铺和浅海滩养殖店铺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商号名称，如：“滑水”号，“滑”在京族语言中是“顺当”的意思，“海洋生产使得旧时京族生意人喜欢讨吉利、讲究口彩”，[13]旧时代的商业文化价值取向在旅游景点设计中被延用，这样的店名并不适合英译。为了补充汉语拼音的文化意义便需要增添相应的注释，这是“增”的常见形式;较难理解的是在“舍”方面，例如西藏宗山旅游区的主要景点是宗山城堡，它是藏族历史上抗击英军侵略的主要阵地，按照生态翻译学理论，并不提倡翻译内容中的“对抗性”和“排他性”，但前提条件是对翻译对象生态文化主题的顺应，西藏宗山旅游区的宗山城堡是基于藏族人民爱国情感的文化旅游景点开发，生态翻译学肯定对真实民族生存境遇的表达，需要删除的是在历史翻译过程中藏族人民出于民族激愤对英国士兵和当地传教士使用的“英国佬”、“法国走狗”等称谓，对此读者应正确理解生态翻译学关于消除翻译方式“对抗性”和“排他性”的真实涵义。

[1]周小渟.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关系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9).

[2]童 婧.生态翻译学文献综述[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7).

[3]张林江.民族地区涉外旅游中专有名词的翻译和对译者素质要求的几点思考[J].民族研究，2011，(4).

[4]潘 虹.目的、功能与旅游景点名称翻译[D].中南大学，2014.

[5]彭明英.民族旅游区旅游翻译教学研究——以武陵源区为例[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2).

[6]武 宁.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生态功能[J].贵州民族研究，2014，(7).

[7]冯庆华.“适者生存”：翻译的生态学视角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8]卜绍先.民族历史文化与对外旅游翻译——谈大理旅游资料的英译[J].中国翻译，2012.

[9]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13，(1).

[10]邓建平.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汉英翻译现状调查及思考[J].社会科学，2011，(8).

[11]蓝雪霏.旅游景点翻译中文化传播的策略改善[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2).

[12]欧阳子建.翻译生态系统中文化平衡机制的构建：文化生态学的视角[J].中南大学学报，2012，(2).

[13]陈家晃.甘孜州旅游景点的英译问题及翻译策略研究[J].民族翻译，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