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岩

（烟台市博物馆，山东 烟台 264008）

略论金代东北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

沈岩

（烟台市博物馆，山东 烟台 264008）

摘要：农业是金代经济构成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中居于主导作用，女真统治者在建国初即把农业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在女真族的起源地东北地区，金统治者依据不同民族的发展情况“因俗而治”，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土地制度的确立为东北农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农业的发展又为金代东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金代；东北；土地制度；农业

农业是金代经济构成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在社会经济中居于主导作用。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即皇帝位时，举行了隆重的献受耕具仪式，阿离合懑与宗翰以耕具九为献，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1]1675明确显示女真统治者在建国初即把农业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反映了金王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农业的发展与土地制度的建立及实施有着重要的关系，金代的东北地区，既有生产力较为发展的汉人、渤海人、熟女真等，也有生产发展还比较落后的生女真等，金统治者“因俗而治”，针对不同民族在东北各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对农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金太祖、太宗时期，通过战争，将辽西、山西、燕京、汴京等地的大批人口驱掳迁徙至上京路，在为金内地增添大量人口和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耕种技术、生产工具和耕作制度，对东北地区农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女真人从汉人那里学到了犁耕、种植五谷等农业技术，同时又将长期积累及掌握的当地农作时令、节气等经验同汉人交流，均促进了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一、金代东北土地制度的确立及变化

金代的土地制度，包括女真族及原辽、宋地区三种土地情况，这三种土地情况发展不平衡，土地制度也有所不同。东北地区的土地制度主要有牛头地制度、寺院土地占有制度和辽东地区汉人、渤海人的封建土地制，其中牛头地制度原为女真人特有的土地制度，是女真族奴隶制土地分配和占有的一种主要方式，也是金代东北地区最具民族代表性的土地制度。

金代的土地占有形式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类，官田是以国家或皇帝的名义占有土地，然后进行分配或赏赐的田地。私田则为汉族、契丹和女真等族的贵族、官吏、地主的私有土地。金初，女真族土地分配和占有制度称为“牛具税地”，即国家依据女真奴隶主所占用的奴隶及耕牛的数量将官田进行分配，“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1]1062民口，包括奴隶主、奴隶及有平民身份的家丁，将口作为授田依据，这对占有大量奴隶的大奴隶主十分有利。虽规定“占田无过四十具”，实际上根本无法限制。但这种土地制度在金初产生了积极影响，激励了女真人耕种农田的积极性。

女真统治者在女真族内部发展和加强猛安谋克组织，分配牛头地，此外还把降附的契丹、汉、渤海、奚等族的军民组织到猛安谋克建制中，亦分给牛头地。如收国二年（1116年）征东京道后，授予渤海高六哥为千户、王政为卢州渤海节度使，汉人张玄素铜州猛安。天辅三年（1119年）“辽人杨询卿、罗子韦各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谋克。”[1]33经过金太祖时期的部署，牛头地制度几乎遍及东北地区。

在以辽上京为中心的辽旧地主要是封建农奴制性质的斡鲁朵和头下军州，以辽东京道、西京道为中心的汉人、渤海人的居住地则是封建租佃制和自耕农土地私有制，这一区域的汉人和渤海人并不乐意接受牛头地制度，于是金太宗于天会二年（1124年）“乃罢是制”，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和皇统五年（1145年），也先后两次罢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之制，[1]993恢复州县建制，土地制度也恢复为封建土地所有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家族经济状况的变化，出现了人口、土地、牛具之间数额不符合规定的现象，女真贵族除可按户口分得土地外，还凭借政治特权侵夺民田或官田为私有土地。猛安谋克的土地本为国有，不得私人所有和出卖，但在金世宗时期，猛安谋克奴隶出卖、劳动力枯竭现象已极为严重，“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官田的私田化也相当普遍，牛头地作为国有土地的色彩越来越淡薄，牛头地的分配原则和土地占有制度被破坏。另一方面，女真统治者为巩固在北中国的统治，掀起三次猛安谋克南迁的高潮，随着大批猛安谋克的南迁，在中原封建经济关系的影响下，猛安谋克本身土地占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熙宗皇统五年（1145年），创新屯田军制，徙至中原的女真、契丹人，与汉人百姓杂处，计其户，授以官田，使其播种，实行“计口授地”。在新迁徙的猛安谋克实行计口授地的同时，为防止猛安谋克受汉人封建制的影响，及女真贵族封建地主化，未完全废除牛头地的分配制度，事实上，由于汉族租佃制关系的深刻影响，猛安谋克内部的封建租佃制有了迅速发展，女真族奴隶主贵族很快都转变为出租土地的私人地主。在东北地区，随着大批汉人的迁入及封建土地制度的影响，牛头地制度同样受到了冲击。

女真族土地制度的变化，是由牛头地经“计口授田”最后转变为封建租佃制。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已经对猛安谋克的“贫难无地者”实行“每丁授五十亩”。[1]1048金章宗即位后，于大定二十九年宣布解放奴隶的诏令：“宫籍监户旧系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为良。”[1]209泰和四年（1204年）“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1]269承认女真猛安谋克户出租土地的合法性，不再以牛头地方式为准，而是以每丁每口为准。至宣宗兴定四年（1220年），决定“按人给三十亩”标准拨地时，“拨授之为永业”。[1]1055官田成为合法的私有土地，并允许出租，说明女真人的牛头地制度被计口授田制所取代，成为封建土地所有制。

二、农业技术的发展

早在辽代，生女真人的农业已有所发展，居于原渤海地区靠近契丹的生女真已经开始使用牛耕，“颇事耕艺，而不蚕桑”。至金代，由于女真统治者重视对耕牛的使用和保护，屡颁诏令禁止杀耕牛用作祭祀，诏赐耕牛，畜力被大量使用、牛耕得到了普遍推广。金廷鼓励诸猛安谋克户屯田，对于缺乏耕牛的农户，“给以官牛”以鼓励农业耕植。耕作使用牛挽犁，稳当有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是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

金代，农业技术提高的最主要表现是铁制农具的进步及大量使用，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也是农业耕作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女真人在农业生产工具上继承了辽宋时期的发展水平，并且在很多方面又有了新的改进，生产工具的种类相当齐全完备。

金代的东北地区尤其是上京路，铁制工具得到大量推广和使用。在东北各地多有发现金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从已出土的遗物判断，基本上继承了北宋中叶以后的发展状况，包括铧、犁碗、蹚头、牵引、锄、钁、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等，[2]既有耕翻工具，也有收获工具。这些农具与中原的形制相似，种类也比辽、宋更为丰富和复杂，并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和推广，远远超过了辽末的水平。在黑龙江省肇东八里城金代遗址一次出土了犁铧、犁子锄、镰、锹、垛叉等50余件铁制农具，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性能都展现了耕作技术发展的新水平。[3]在现已出土的金代铁制农具中，犁铧的数量很可观，吉林农安市万金塔、三宝、朝阳等乡发现铧、镐、铁镰、犁镜等，三宝乡宝城村发现铧，新阳乡发现铁铧等，[4]吉林省德惠县布海乡发现犁铧、镐、镰、铲等，[5]北京地区发掘的金代墓葬中，每墓都随葬4件铁铧头。[6]金代的犁铧分为大、中、小不同规格和各种形制，可根据不同土壤性质和耕作时不同程序的技术要求，进行深耕、浅耕，以适应各种条件下的耕作需要。种类繁多、用途各异的铁制生产工具在东北地区的发现，说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已经很广泛地推广到东北各地了。[7]28- 29经过几十年的积极经营，至金朝中晚期，铁制农具在金源内地及其周围地区得到了普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与农业生产工具相适应，东北地区农业耕作技术也有很大的进展和改观。唐、宋以来汉族人民先进的农业技术被继承发展，还有所创新，并被推广应用到东北部边地。[8]在逐渐吸收中原地区先进技术的同时，又系统地接受了先进地区的耕作制度，实行“垄作制”。这种耕作制，容易保持土壤水分，能够调整土壤结构，有利于保墒全苗，便于消灭杂草和作物的病虫害，并能帮助防止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金代还曾试行区田法，其法是土地平面掘一尺至三尺不等的“区”或“穴”，把粟集中种植在小区内，小区株数比较多，也不减少每亩总株数。便于在播种前集中力量整地、保墒、防虫、防旱，播种后集中力量中耕、除草、施肥、灌溉。由于土地分区深耕和休闲，对于提高土壤肥力也有很大作用。金朝多旱地，区田法既可使旱田高产，又是干旱地区抗旱保墒的好办法。

三、粮食产量的提高与粮食品种的丰富

约辽中叶，献祖绥可率完颜部迁居到海古水（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东北），“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1]3女真人开始了定居生活。定居生活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生产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铁制农具的推广，促进了耕种面积的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女真人的粮食作物不仅供自己食用，有时也可向外输出，如辽开泰九年（1020年）“东女真酋长达鲁率众来（高丽）献蕃米三百石”。[9]辽末金初，东北南部地区已有赤梁（即高粱）的种植，东部地区已经耕种水稻。当时的农作物主要为稗子，还有糜、豆等耐寒作物，在咸州（今辽宁省开原老城）亦产黍稷。

阿骨打起兵反辽以后，随着金朝统治的逐渐巩固，女真人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粮食生产。自金初到海陵王时期的人口迁移，客观上有利于不同地区在劳动力、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等方面的交流，对推动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许多荒地得到重新开垦。金初，为扩大耕种面积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收国二年（1116年），太祖“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天辅五年（1121年） 太祖命以婆卢火为都统，率诸猛安之民万余户，赐耕牛五十，在泰州屯田。太宗即位后继承了太祖的屯田政策，天会九年（1131年） 正月命“以徒门水以西，浑疃、星显、僝蠢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大规模的屯田增加了耕地面积，同时促进了屯田地区的粮食生产。

耕地增加的同时，金代的粮食产量也有所提高。世宗时设常平仓，据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统计，此年全国猛安谋克户的垦田共一百七十一万顷，全国的常平仓贮存的粮食，粟达一千二百多万石，米达二百多万石。女真内地气候苦寒，农业基础薄弱，但由于金朝立国后长期的农业开发，东北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粮食产地。至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天下常平仓共有五百一十九处，见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余石，可备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备四年之用。[1]1122这个数字仅仅是常平仓储粮的数量，如再加上民间储藏的粮食，其总量相当可观。[10]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6年），上京诸路每年税粟即达二十万五千余石，时上京诸路每年所支仅六万六千余石，已存贮粮食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1]1121由此见粮食产量不仅自给大大有余，尚有存贮之力。咸平、东京、北京南部诸路，共有六十二万六千余户，农业一向比北部发达，除遇重大自然灾害，一般也是自给有余的。

金代，随着农业耕种面积的扩大及农业人口的增长，东北地区的农作物品种较前朝增多。[11]692- 693金初，“以豆为浆”、“以豆为酱”的大豆，已逐渐成为女真人重要的农作物。[12]太宗、熙宗、海陵三朝，由于大批汉人的移入，带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在金内地上京开始种植稷（即高粱）和水稻等中原常见的农作物，同时普遍种植有小麦、大麦、小米、荞麦、粟、黍、麻、大豆、稗等农作物。[1]811以粟、麦为主，稻次之。蔬菜类则有各种菽类以及葱、韭、蒜、豌豆、菜豆、豇豆；水果类则有西瓜等。

四、结论

金王朝是以女真人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人兴起于东北地区，金代对东北的开发，尤其是土地制度的确立和农业的发展，对古代东北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是，金是在先后灭辽和北宋两个都比自己先进的王朝之后发展起来的，在面对辽宋已经成熟的土地制度，女真统治者因俗而治，在东北女真人分布聚居区，普遍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在国家建立初期，对促进不同民族的农业尤其是女真人的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迁徙，受中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影响，牛头地制度逐渐破坏，为适应更快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金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措施，至章宗时东北地区的土地制度最终被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代替。二是，金继承了辽、宋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金代东北地区的农耕技术明显提高，农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辽，到达了新的高度。作为农业技术发展标志之一的铁制农具，在东北地区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铁制农具数量多、种类全，并较前有所改进和进步。三是，金代由于东北地区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大为提高、粮食品种更为丰富，为金王朝营建了东北粮食生产基地，成为其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也是金代东北地区农业得到开发的力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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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杨永福）

The Land System and Agricultural Exploitation in Northeast Region in the Jin Dynasty

SHEN Yan
(Yantai Museum, Yantai 264008, China)

Abstract:Agriculture is the most basic production department in the Jin dynasty, and also taken as the basic state policy when Nvchen established country. In Northeast region, Nvchen’s origin, according to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different land systems. It provided basis for stabl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reg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layed a positive role on the exploitation of Northeast region in the Jin dynasty.

Key words:Jin Dynasty; Northeast region; land systems; agriculture

作者简介：沈 岩，烟台市博物馆馆员，硕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10&ZH006）。

收稿日期：2015 - 01 - 26

中图分类号：F329.04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9200（2015）04 - 0046 -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