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遣使会司铎冯烈鸿的温州生涯

2015-03-20黄汉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温州

黄汉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温州素有“东方的耶路撒冷”之称，关于温州当地基督教的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对传教士的研究只有建立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才更有说服力。透过有关传教士群体的文献，充分理解他们如何影响温州的近代化，进而如何丰富温州当地的宗教文化，可以得到比较公正客观的认识。鉴于此，笔者以晚清民国时期法国天主教神父冯烈鸿的游记手稿为基础，结合其差会——遣使会的历史背景，对冯烈鸿的著作文本进行解读，旨在还原历史信息，丰富当前温州基督教的研究成果。

冯烈鸿神父来自法国天主教遣使会。该差会成立于1625年，最早于1699年入华，属于中国天主教四大差会之一。就规模而言，遣使会的影响力不及耶稣会和方济会，这或许与遣使会主要把关注重点放在贫困的农村有关。耿升指出，“遣使会的宗旨是向乡间贫苦民众们派遣布道使者、在贫穷和偏僻地区创建修院以培养原住民中的青年神职人员、积极从事慈善事件。”［1］531耶稣会自16世纪入华以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初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利玛窦等人的文化适应策略，但最终还是避免不了“礼仪之争”的爆发，促使其他教派向教廷告状。教廷传信部接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北京传教区由遣使会全权取代。遣使会传教士自教廷解散耶稣会的1773年起大举进入中国。至此，遣使会获得大幅度的发展。据在华遣使会士助理主教方立中(P.－J.van Den Brant，1903－1908年在华)的《入华遣使会士列传》(1936年北平版)统计，1697－1935年间在华遣使会会士共有946人。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来自法国，部分来自荷兰、波兰、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他们主要活动在北京、直隶、浙江、江西、上海、内蒙古、四川等地区，在京、津、沪和宁波地区力量最强、最为活跃。

一、冯烈鸿温州生平

冯烈鸿(1876－1949)的法文原名为Cyprien Aroud，在法国罗纳省(Rhone)里昂市出生，于17岁被接收进修院。［1］6391899年，被派遣来到温州接任教务，负责温州、处州两地的教堂工作。

语言交流问题常常成为布道的严重障碍，温州的方言令冯烈鸿感到头疼，使他备感学习温州方言的重要性。为此，他特意每天跑到厨房，听厨师的插科打诨，终于能会意别人的讲话内容。冯烈鸿专门聘请一位中文老师，教授他中文。冯烈鸿每次布道之前都要先用法文将布道稿写出来，再翻译成中文，经由中文老师的指导再用拉丁拼法转换成温州话，经过多重校对修改、反复背诵，让每一位慕道友能基本听懂。这样，冯烈鸿很快掌握了语言技能，开始了他的旅游布道。冯烈鸿经常往返于温州、处州两地，为信徒施洗，与教友保持密切的交流，并在各处建立分堂。

教区建设方面，冯烈鸿依托其他教会组织的资助，筹集大量的募捐资金，又额外获得温州董若望医院院长的协助和支持，拓展教区，建立大大小小的教堂和礼拜点，给当地的信徒提供每日礼拜的活动场所。教区网点几乎遍布温州地区，就连周边的县城也成立了一些中心点，例如平阳的西坑天主堂、瑞安的城关天主堂、龙湾的沧头天主堂等等。

在培育信徒方面，冯烈鸿秉公办理教内外事务。他将教务发展委托给有能力的人，对教内的不法分子严惩不贷。

在教育医疗方面，冯烈鸿对教堂内部进行了整改，使其预留出一部分场地以便学童学习念诵经文，在墙体四周建立书架并购置大量藏书，供信徒研习天主教教理。冯烈鸿还致力于带动地方医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分别成立了董若望医院、平阳善导堂、增爵中学、平阳西坑一泉小学等。

冯烈鸿曾在法国巴黎出版《遣使会年鉴》，并在宁波《小消息报》上发表不少报导文章，后在法国出版《传教生涯》一书。他的家书甚多，曾在法国油印成册，已知的达11册之多，累计100万字以上。冯烈鸿于1928年因眼疾返回法国。

二、冯烈鸿与《传教生涯》

《传教生涯》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冯烈鸿第一次布道的场景、探访信徒的热忱、抗台赈灾的举措;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他对当地社会的认识，记录有关温州家庭、行政司法、教育宗教、社会陋习等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则记录他的一些随感沉思，包括对海神、婚姻、烈士、中医、葬礼等的看法。

冯烈鸿以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真实地记录温州当时的人口状况。他在《传教生涯》中写道，“总体上来讲，在平阳，瑞安，乐清等地区，无论是平原还是山谷，部落氏族的形态似乎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竟是人口杂居和混居，集群与合作成为一种主流。”［2］107然而，这种合作有时候却具有一定的破坏力。例如，“在大沙村(Dasa)，头哈村(Toha)，缪氏咖(Mousika)，塔子村(T’azi)，卡老村(Kalao)，渭石村(Vouzi)，大后村(Daho)等地的平原上都有一块广袤的田园，在那里人们只种一种植物，那就是罂粟，万恶的毒品来源。”［2］80

冯烈鸿指出:“自从1907年以来，皇帝为了制止毒品的种植就已经积极地采取严厉的措施:鞭刑，监狱，罚金，没收财产。然而种植罂粟的土地比原本应该用于播种小麦或者油菜高出九倍;有一个农民似乎对禁毒政策充耳不闻，他仅有少量的财产，更没有什么资本，却要养活人数众多的家庭，于是这个可怜的男人只能依靠种罂粟来维持生计，从而逃避厄运。他目前耕种的那几个鸦片场地，都是向地主租借的，那个地主还允许借款。如果鸦片被强行掠夺，那么农民一家人就只有等着饿死了。”［2］81社会的阶级差异日益分化，使老百姓宁可种鸦片也不种粮食，可见当时的社会税赋的沉重。

冯烈鸿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二章节专门论述当时的官场制度，在本章开头描绘了典型的官场特征，“我们温州接连换了四个区长，其中三个调到后来更加富庶的地方上任，他们变本加厉地使用阴险狡诈的手段敛财，巧立收缴鸦片之名目，镇压民众，盘剥农民。”［2］111冯烈鸿详细描写了现任“道尹大人”的形象，“刘先生是我们的行政官员，他手握实权，年纪很轻，才25岁，同时也是一个军事分子，血气方刚，好用武力”［2］111。这位行政官员刘先生突发奇想，以收缴鸦片为名，到处抓捕鸦片吸食者，以禁烟之名向百姓敲诈勒索。

冯烈鸿一方面融入当地文化，促进温州基督教精神塑造，另一方面撰写大量书信、游记，向海外传播温州形象。他以一位外国旅居者的身份记录着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每一件事，行文中饱含着他对当时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这一点或许与其差会背景有一定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