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类文化遗产的空间、象征与保护——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为例

2015-03-20李凌霞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2期

李凌霞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这里主要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为个案，探讨遗址类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遗址类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物质性空间和历史的关联性上，老司城遗址空间是明清时期土司与地方民众、土司与中央王朝权力关系的象征，其历史也依赖着地方民众的信仰仪式和日常生活得以延续。目前，随着遗产保护、展示空间规划的实施，外部策划者圈地式的保护理念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及未来发展产生了矛盾，以动员当地居民的参与、凝聚地方文化认同感为核心理念的动态保护，应成为遗址类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方向。

[关键词]空间；象征；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2-0024-06

[收稿日期]2014-12-29

[作者简介]李凌霞，女（壮族），广西宁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汉番之间：台湾平埔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3C762）；湖南省湘学研究院专项课题“宋元以来湘西族群关系研究”；吉首大学校级引进人员科研资助经费研究项目“民间信仰和资江流域社会的演变”（jsdxrcyjkyxm 201101）。

遗产意味着代代相传、有价值的、被继承的事物。遗址类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物质性空间与历史的关联性。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与其他两处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遗址）已经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下简称“申遗”）预备名单，并确定在2015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自“申遗”以来，老司城遗址的历史价值一直被学者、媒体、地方政府、参观者所关注与强调，被外部观察者赋予了表征中央王朝政治文化的意义，从而塑造出外部观察者眼中老司城遗址的空间意象。永顺老司城遗址作为中央王朝政治文化地方化的符号，会在将来被广泛地用于遗产展示空间的规划、旅游开发等方面，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这种在外部观察者眼中的空间意象实际上跟当地居民的生活实践与记忆没有太密切的关系，当地居民更多的是从神性、血脉上的关系来认知老司城遗址建筑，将其看成一种神圣的空间。目前，在清明节仍然有很多居民前往老司城遗址中的彭氏宗祠进行祭祖活动。随着遗产保护、展示空间规划的实施，政府和规划者已然希望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空间隔绝开来，那么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与当地居民社会的整体发展之间能否有协调的可能？如何解决当地居民正常生活发展空间与遗产保护空间之间的矛盾？这里拟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保护为案例，探讨遗址类文化遗产的空间、象征以及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发展之间兼顾协调的发展问题。

一、人类学的空间研究

“空间”历来是建筑学家、地理学家关注的主题之一，但到20世纪却被作为独特的社会文化概念受到人类学研究的高度重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涂尔干和莫斯将空间作为先验的分类概念，并认为在此基础上可发展出知识系统[1]。功能学派开始将空间看成是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反映[2]。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则将空间当成人类各种分类观念中的一种，认为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均有类似的分类观念，如内外、高低、左右等空间观念[3]。象征主义学派倾向于强调空间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对空间所独具的象征文化体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4]。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思想家列斐伏尔提

出了创新性的概念“社会空间”，并以空间去探讨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5]。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不仅是一种物理存在，也是一种形式存在。空间的历史就是社会关系通过空间的实践铭刻在社会空间之上的历史[6]。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将权力、社会关系、日常生活与空间结合在一起，拓宽了空间研究的视野。

就具体的民族志研究而言，黄应贵主编的《空间、力与社会》一书，提供了从区域地理、聚落、家屋风水、夜市及仪式等不同路径对“空间”的多样化思考[7]。物质实体空间的构造过程，包括着人与物质空间互动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产生的空间观念。

总之，人类学的空间研究强调人的实践活动与物质空间的互动，也指出了空间和历史关联的重要性，任何空间都包含着所有受当地居民影响和被改造的“过去”。

二、老司城遗址的空间、象征与历史

老司城遗址，即湖南永顺宣慰司衙署遗址，是永顺土司将近600年施政的物质遗存。在老司城形成与存续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遗址空间作为一种人文景观，不仅是建筑布局的地图，也是记载土司与土民、土司与中央王朝等社会关系的“文本”，更是承载地方民众历史记忆和超自然信仰的场所。老司城的历史，依赖建筑空间和在空间中展演的仪式而得以延续，作为地方统治核心的彭氏土司掌握着有关空间的传说故事，原本无甚差别的自然形貌被赋予了权威性和神圣性，土司与土民的不平等关系被带入到空间意象当中，使得城址空间产生了“权力阶序”。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8]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老司城遗址空间是地方文化、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社会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影响着社会关系。

（一）“旗”“峒”行政体系

在“改土归流”前，永顺土司区实行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分类体系——“旗”“峒”制。这种体制最初是为组织地方军事力量而设，最终也成为城区行政控制的工具和象征性呈现土司行政权威的手段。同时，当地土民通过举行“摆手”仪式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回应土司政权赋予他们的空间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旗”“峒”被转化成一种地方节庆的空间组织。

旗制系永顺土司模仿明代卫所制度所创，是一种军民合一的基层军事组织。各旗设旗长，既负责管理户口差役，也负责训练土兵。永顺土司下辖58旗，380峒[9]。旗峒比例大致在1 : 7左右。因此，土司区的“旗”“峒”实际上指一种行政分级组织，相当于汉区的保甲制。在乡村，大约每300-500人为一旗，各旗士兵平时散居乡间，从事农耕，战时集合出征。此外，在城区中为土司服务的还有担任衙署守卫的“戍”旗以及“戎、猎、镶、苗、米房、吹鼓手六旗，伴当七旗，长川旗、散人旗、总关旗，并还有‘福’字旗，则系土官的宗族人口”，分别为土司负责管理花园、家内杂役、制作金银等事务[10]。目前，老司城中留存的地名，还显示着城内住户按照这些类别聚居的痕迹。根据民间口传资料，“鱼渡街”原是为安置给土司捕鱼的居民而设，“马栏”为帮助土司放马、养马的居民聚居之地，“瓦仓”则是土司的瓦匠聚居的地方。这样“旗”制尽管基于军事组织，不过作为土司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也影响着老司城中居民的聚居方式，成为一种行政单位。

所有土民都被编入“旗”内，“旗”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其特定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充分地体现了土司监控民间社会的意义。除军事组织功能外，还有其他社会功能，如户籍登记、征收赋税、派丁征夫等。“旗”的管理者主要有把总（即舍把）、旗长、千户、百户等，由土司任命，负责组织军事活动。“旗”长官舍把作为土司的主要代理人，负责受理民间诉讼、监督土民的行为、节制外来客民、维护地方公共秩序。在乡村地区的“旗”“峒”和在土司城区的“旗”都是基于对地方和家户进行控制的政治设计。如老司城就存在关于房屋建筑的严格规定，只有土司衙署可以“绮柱雕梁，砖瓦鳞次”，旗长官舍把可以“竖梁柱，周以板壁”，作为“旗”的一般成员——土民只能“叉木架屋，编竹为墙。”[11]

（二）象征性的空间体系

作为一个空间整体的土府城池，永顺老司城的规划与封建王朝的州府衙门有一定的差距，但也有一些类似之处，构成了土司统治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合法性。若俯瞰老司城，会发现“旗”制从视野中消失，

取而代之为一个由城墙、山峦和溪流所环绕的空间，并由衙署、宫殿和寺庙所标识。老司城背靠紫荆山，城前有灵溪河自东北向西南环城流过，四面环山。城池空间由城墙环绕而成，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在军事防卫体系的保卫之下，老司城共有有“九街十八巷二口”，街道纵横交错。目前，保存下来的有正街和右街[12]。

一般而言，州县衙门中的社稷坛和城隍庙是该级政府代表中央统治地方、组织城区事务的权威象征。土司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因此有义务替辖境内的土民祭祀神灵，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老司城中社稷坛、福民庙以及城隍祠的存在就象征着中央和作为地方官员代表的土司之间的关系。

土司每逢正月和十月便带领全体军民在福民庙举行祭祀五谷神的仪式。根据《永顺宣慰司志》记载：“福民庙，在白砂溪内，原祖建祠以祀五谷神。每年正月十五日传调合属军民于鱼肚街州上摆列队伍，以伺亲临点阅后躬诸本庙参谒，令巫人卜筶，一以祈当年之丰熟，一以祈合属之清安。至十月十一（日），仍照前例报答本年丰稔宁谧，岁以为常。”[13]

由于土司代表中央统治地方，土司政权具有和其他地方政权类似的功能，不过由于具有世袭的特点，土司政权又有与其他地方政权不同的家族特色。土司祭祀的家族祖先，自然地被土民赋予了庇佑一方水土的神格，成为广大土民祭祀的对象，土司祖先的神性也通过家族承袭的政治权威传递到下一任土司身上[14]。因此，土司辖下的“旗”“峒”行政区均修造土王祠，并且每年定期举行摆手祭祀活动。

老司城的土王祠，既是彭氏土司供奉其祖先的宗祠，也是土民的“摆手堂”，面前有一大块空地被称为“摆手坪”，原是土民进行“摆手”祭祀活动的场所。清代彭施铎《竹枝词》盛赞：“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土民们相信，土司在死后变成“土王”“王鬼”。据向老官人和田好汉传说，他们生前是土司的文武官员，在死后则成为土王固定的陪祀神。对土王的祭祀传统正是土司现实政治权威在象征仪式层面的反映。根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永顺县志》记载“土王祠，阖县皆有，以祀历代土司，俗曰土王庙。每逢正旦后元宵前，鸣锣击鼓，舞蹈长歌，名曰摆手。”[15]即便是在“改土归流”后近200年的清代及民国时期，土司统治区内的土王祠仍然“阖县皆有”，表明民间对土王的祭祀传统一直持续着。显然，土王祠不仅是土司统治权威的象征符号，而且是土民集会、举行祭祀仪式的活动场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土王祠已经成为地域认同的象征符号，并深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除此之外，中心建筑周边还有几处宗教文化场所，即位于城南的若云书院、祖师殿和佛教寺庙观音阁，位于城西的祭祀马援的伏波庙，位于城中心西南的祭祀关帝的圣英殿和道教寺庙五显祠。至今民间流传的小调《唱老司城》提及：“一唱金銮殿，内罗城里面，前有玉屏拱书案，后有福禄寿三山，十八代，世袭传，江山八百年。二唱关帝宫，整鼓配铜钟。赤兔马，追长风，保土王，代代隆，代代出英雄。三唱祖师殿，鲁班下凡造，楠木柱，马桑料，横梁千柱都搁到，手段真巧妙。四唱玉皇厅，厅上供皇经，龙虎山上有真经，土王请到老司城，风调雨也顺，万民沾皇恩。”[16]

总之，老司城主体建筑的空间体系，象征着中央的政治影响和文化管控在地方上的存在。同时作为一个整体，它也凌驾于社会底层之上，包括其他姓氏及其隶属家户，将整个城区社会统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躯体。

（三）民间对象征性空间体系的崇拜

历史上的土司政权将一种结构化的社会空间强加给老司城的普通民众，他们则以“摆手”活动来回应，并转化为仪式空间，民间社会的地方观念便基于地方崇拜及其庙宇而产生。以土王祠为中心所形成的祭祀空间与土司的行政空间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土王祠也被民间称为“土官阴署”，这意味着土司在死后被奉为土王，仍然被当做地方的最高权威看待，土王掌管着当地土民的“命运”，抚慰他们心灵的不安，认为他们能够为其解决实际问题，由此他们赢得了民间社会的尊敬。另外，巫师梯玛在其所主持的祭祀仪式中，有一个环节是：必须请到管辖地方的神灵，献以牺牲，方能求得庇佑，特别是要将土民所属地域的土王祠的名字在仪式歌中给唱出来[17]。以祭祀土王为中心的地方崇拜是在土司行政体系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又不同于土司真正的政治权威，而是把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转化成为能够亲近的象征性权威。

以祭祀土王为中心的地方崇拜还创造出一种新的地域认同感。在土司的行政体系中，旗、峒之间的界限具有相对的意义。通过土王祭祀的仪式活动，民间社会对于行政边界的想象被落到实处。由于史料散失，老司城中土王祠祭祀活动的细节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永顺土司辖区内的很多地方会定期举行“摆手”仪式，其组织方式具有结合邻近村寨和各姓各房的集体性特点。如在隶属于永顺土司的田家洞长官司原有辖境内，至今各个村寨仍然保留着对“摆手”仪式分工的记忆，即喜其哈村提供羊脚，报吾列村提供猪脚，溪龙车村提供牛脚，大龙惹村提供扫把[18]。“摆手”仪式定期于每年农历正月举行，起着凝聚特定群体地域认同的作用，也创造出该地域与其他地方的“边界”。

这些材料证明土司辖区内的行政空间体系与民间土王崇拜体系相契合，但是不同地域范围内的土王祠具有同等的地位，老司城内的土王祠和其他村寨的土王祠同样凝聚着特定人群的地方认同感。

（四）风水传说与民间表述

关于老司城的选址，民间流传着不少传说。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老司城所在的凤凰山位于太平山、螺丝湾等群山环抱当中，远眺群山犹如万马向凤凰山奔腾朝拜，象征着天下尽向土司叩拜臣服，即“万马归朝”。传说当年土司王法力无边，责令群山朝拜，唯有“飞霞阁”一山相背不肯臣服，于是土司王令铁匠打造铁链勒住山腰、镇住山头，判罚其罪[19]。实际上，根据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谈迁的游记，老司城所在地原名“断头”，后来建立衙署后才由土司另改他名，并赋予其新的意义[20]。这表明永顺土司在选择城址和修造土司城的过程中，以空间作为权力意志的表征，传达出地方统治者的政治理念。由于空间本身所传输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文化内涵对于人们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教化作用，才使得当地民众对于土司权威的空间化具有如此深刻的集体记忆。

老司城内的土王祠是彭氏土司祖先的祠堂。南宋朱熹《家礼》载有祠堂规格的礼制规定，“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阼阶。……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祠内放四龛，供奉先世神主。”[21]根据老司城遗址的发掘报告，彭氏祠堂的建筑规格基本上符合明代礼制。祠堂修建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是在明嘉靖朝“大礼仪之争”确定品官之家可以建祠堂祭祖以后[22]。

不过祠堂的修建也许并没有一蹴而就，当地民间流传着一个与彭氏祠堂修建有关的风水传说。在建祠过程中，相传在书院给土司教习汉文化的师傅周道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宗祠地点正对着老司城的正街口，会压住老司城的“龙脉”，会影响城内其他姓氏的繁荣昌盛，于是在周道凤和城内诸姓氏的反对之下，宗祠修建暂时被搁置，直至周道凤去世，才得以修建完成。新建宗祠代表着土司权力空间化的努力，而在民间传说中，它被视为“不祥”之物，这说明传说故事的中心观点指向来自土司的政治支配对民间社会的侵扰，而当时足以对抗这种政治支配的力量来自教习土司汉文化的师傅。根据史料记载，明代中央朝廷曾经对土官承袭有所规定，强调“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特别规定“不入学者，不准承袭”[23]。早在中央王朝规定应袭土官子弟必须入学习礼之前，永顺土司就已经延请汉人教导子弟，并改革文化制度。因此不难想见，汉人知识分子在当地也具有较高的威望，并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4]总之，老司城的遗址空间体系是明清时期土司与地方民众、土司与中央王朝权力关系的表征，也影响着地方民众的信仰世界和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遗产”。直至目前，当地民众仍然在讲述着一些相关的“灵验”故事，将老司城遗址看成一种神圣的空间。

三、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困境与思考

近年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其他两处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策划者按照他们眼中的遗址空间意象来规划老司城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修建，试图以静态式的修复、维护观念来保护该遗址，这种圈地式的保护理念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及未来发展产生了矛盾。

永顺老司城遗址被外界普遍地认为是全国土司衙署遗址的代表。学者、媒体为强调土司遗产的普世性价值，将土司遗址的历史价值表述为“齐政修教”“因俗而治”，认为它是中央王朝治国理念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具体表征，具有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地方行政自治制度的特点。如遗址布局遵循中央王朝

的典章制度，并拥有与其他地方衙门类似的配套附属建筑等。换句话说，老司城遗址被学者、媒体赋予了中央王朝行政文化地方化的象征意义。地方政府也在极力地凸显中央王朝行政文化地方化的特点，按照“土司文化”对老司城遗址进行修整，并规划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修建。为体现“土司文化”特色，地方政府对老司城街道的居民区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通往老司城各处景观的道路采用大小相仿的鹅卵石铺设，跨越河段的桥梁被修建成风雨桥，老街区原有的砖构混凝土房屋被改建成土家族民居建筑风格的木制平房，并依山建设周家湾安置区，拟将原来居住在老街区的居民搬迁出去，将其隔绝在遗产空间展示范围之外。

实际上，过去静态式的遗址修复、保护观念存在着各种问题，已经受到学界的批判。批评者认为传统的静态式的历史遗址保护和没有当地居民参与的博物馆展示，是受到行政权力或者知识权威所操纵的“霸权话语”[25]。遗址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不应该仅是建筑物等有形实体的空间，还应该包括生活在遗产地的当地居民。遗产保护应该是一种活态文化的整体保存，一方面既要保护建筑物、自然文化环境遗迹等有形的“空间”，另一方面更应该兼顾在这个空间中凝聚的“时间”，包括当地居民的历史感以及未来发展的需求。在永顺老司城遗址中至今仍然有居民居住，对于居民历史记忆尚存的古迹遗址，更需要进行动态的保护，因为历史遗址只有在与人的互动过程中，才能更鲜明地呈现出历史的意义。当前即使是考古遗址的保护，也强调应该在维护、保护、修复遗址之时，将教育和研究成果加以展示，也就是强调历史环境的保护与活用，或者历史情境再生的展示潜力，并利用各种技术和诠释的方式，动态地诠释出遗址的历史文化背景，借此创造出能让参观者共鸣和产生互动的环境。而历史遗迹只有在与人的互动生活中才能展示出其意义。因之，本着这种动态保护历史遗址的理念，就不能舍弃遗址的“所有者”，即当地居民的认可和参与。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探索保护历史遗址的有效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普遍流行着一种被称为“生活历史诠释展示法”（living interpretation）的遗产保护方式。这种方式首先为瑞典的户外博物馆所首创，后来被美国的博物馆普遍采用，即利用人的“角色扮演”（role play）加上遗址的解说、相关活动等的整体策划，以带动其整体的展示氛围。角色扮演有程度上的区分，但基本上是以其人员穿着传统服饰、进行历史场景的模拟和再现为主要特征。据称美国共有800处历史遗址以这种方法恢复活力[26]。这样的展示并非只是简单地安排几个人穿着传统服饰以点缀景点，或者假装正在进行某种活动，供游览者拍照，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或者“历史片段”的呈现，建立起作为“历史诠释者”的当地居民与参观者之间的联系，并动员当地民众，培育他们参与重建家园文化的意识，让他们将这种意识跟保护历史遗迹的观念结合起来。

但也有学者担忧地指出，即使将整个有居民生活的区域规划为博物馆，也不太可能协调旅游、历史遗址保护和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因为在旅游商业化的影响下，外来游览者变成了当地居民生活的主导者，在被观看的氛围中，居民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甚至整个村落的形象都会凝固[27]。其实在新的旅游商业氛围中，会产生出凝聚新的地方文化认同意识的契机，在地方民众意识到人口外移、传统流失以及认同危机之时，他们会更容易地被动员和组织起来，更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未来发展和历史遗址的保护事业之中。

永顺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应该从邀请当地居民参与开始，让外部规划者和当地居民共同研究可以被重新利用的历史遗迹，并设法模拟、建构出部分“真实”的情境，使参观者可以透过想象，将真实存在的历史遗迹和被建构出来的“真实”放在一起，在当下的生活中发挥其教育意义，这才是保存遗址类文化遗产的积极方式。

参考文献：

[1] [法]爱弥儿·涂尔干，[法]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6.

[2] [英]E·E·埃文森-普理查德.努尔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8.

[3]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4.

[4] [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8.

[5] Low，Setha&Lawrence-Zuniga，Denise.The Anthopology of Space and Place[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13.

[6][24]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62.

[7]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M].[中国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

[8]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9]朱鸿飞.永顺等处宣慰使彭宏海德政碑[E].碑藏于永顺老司城，1713.

[10]邓辉.论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兵制“旗”[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