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春健

贺春健/长春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吉林长春130061）。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经历了秦的暴政、长年的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满目疮痍、百业待兴，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经济是当务之急。贾谊认为，威胁社会秩序的首要症结在于礼义的废坏，“今而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而众下疑惑矣”。要解决这些危及统一的社会矛盾，使汉王朝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抛弃法家那种否定仁义，一切诉之功利刑法的思想，恢复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实行礼治。他不但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为政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落实到具体政策的制定上，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治安之策。本文将以《新书》为主要文本，探析贾谊以礼为核心的治安之策。

一、以礼构造和维持上下有差、尊卑有别的严明等级制度

礼最突出的政治功能就是 “别亲疏贵贱之节”（《荀子·礼论》）。 贾谊将 “礼”的这种功能进一步发展，强调建立严明等级制度的重要性。宗法制度下的礼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贵贱决定人身份地位的高低，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历史的演进发生了变化。通过战争夺取政权的刘邦，以平民而为天子，这对由出生而来的身份制度及对此制度的观念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人为的礼来构造和维持区分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就显得更为重要。面对汉初各种僭礼行为的大量发生，贾谊认为“等级分明，则下不得疑”“尊卑贵贱，明若黑白，则天下之众不疑眩耳”，必须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使每个人都在礼的范围内谨守伦常法纪，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可以遵行的规则，从而保证在政治结构中居于最高位的君王高不可攀、不可僭越，进而重整社会秩序，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于是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因此，贾谊认为要解决汉初的各种社会矛盾，当务之急就是别尊卑贵贱、严明等级，而这必须遵循礼来制定各种人为的措施。

在《阶级》中，贾谊以“阶级”来形容君、臣、民之间的金字塔结构。“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一方面，贾谊将群臣和庶民都视为被“尊不可及”的天子踩在脚下的土地和阶梯，君、臣、民都必须遵守各自等级间的严格界限，不得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贾谊认识到群臣和庶民是整个专制统治大厦的基础，所以他强调的不是等级之间的相互对立，而是强调建立别贵贱、明尊卑的秩序，根本目的是巩固统治的基础、加强中央集权。

鉴于臣的贤愚对国家治理的不同作用，贾谊认为君主对待臣下必须等级分明，依据臣的作用给予区别对待。贾谊将辅佐君王的人分为六等，“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贾谊的这种划分具有积极的因素，因为在对这六等人的界定中，所有的标准完全基于其所具有的才能和品质，而不是根据身份的贵贱和与职位的高低。比如，他认为能够称之为“师”者，要“知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表仪，问焉则应，求焉则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国足以重人之国”，每一等的人都必须在知识、行为、品德、才能上具有与之相称的资质。这种品分臣下的思想受荀子的影响尤为明显。荀子在《臣道》中就曾把臣分为五种：态臣、篡臣、功臣、圣臣、社稷之臣，对于不同类别的“臣”的使用会直接影响政治效果，“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荀子·臣道》）。显然贾谊也继承了荀子的这个思路，他说：“故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伯；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待也。”在《官人》中，贾谊还进一步将听朝奏政、罢朝议论、娱乐赏乐这些不同场合下，君王对各等级之臣如何依礼行事作了详细的规定。他认为君主严守等级规范，这才是符合“礼”的为君之道。

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构成汉初社会最大的政治问题。占据大片领地、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的诸侯王政权已经严重的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贾谊认为其症结就在于汉初的制度疏阔、等级不严，造成了诸侯国在衣饰、器物、名号、官制、法制等诸方面对汉王室的僭越，以至对政权的觊觎。在《等齐》篇中，贾谊列举了诸侯当时的种种僭礼行为。官制和法制上，“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在衣饰、器物上，“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行石，则御已齐矣。御既已齐，则车饰恶得不齐？”；在名号上，“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诸侯与天子等齐无差，这很容易引起诸侯以下僭拟其上的变乱，对中央构成威胁。贾谊认为只有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在思想上根除犯上作乱的意识，不逾规越矩，知上下等差，安于本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因此，必须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等级秩序方面进行思考并采取措施。贾谊认识到人的自然禀赋、形容面貌没有太大差别，并不能呈现出尊卑贵贱，要使等级分明就要从衣服、号令等这些外在标志入手，从外在形式上区分等级身份，使人见之则明。

当时发生的几件诸侯僭越之事引起了贾谊的警觉，一个是淮南王刘长不尊汉典，自称“东帝”，再一个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刘兴居为济北王时，兴兵反汉欲攻荥阳，还有吴王刘濞被告谋反之事。贾谊向文帝进谏：“黄帝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贾谊深谙“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的道理，他认为当时的局势就如同一个人患了极为可怕的病，“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贾谊认为如果诸侯国实力强大，就一定会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所以必须要抓住时机，防患于未然，在诸侯国尚未强大之时及早采取措施，这样才能转危为安。因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限制诸侯势力的扩张，“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诸侯国的实力一定不能与朝廷相抗衡，这样即使诸侯有僭拟之心，“然而权力不足以徼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限制诸侯的实力，落实到具体政策上，贾谊提出了“定地制”，“割地定制，齐为若干国，赵、楚为若干国，制既各有理矣”。“地制一定”，诸侯由于实力的缩减就不会萌生背叛之心，诸侯僭拟的趋势也就得到了控制，避免了君王和藩臣之间的猜忌和祸患，君王就能够高枕无忧，天下实现长治久安。贾谊对这一制度的设计，是与他仁礼相统一的思想相一致的，他认为“定地制”是君王实行仁政的体现，彰显了君主的仁、义。“割地定制”的设想是其维持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的礼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以礼移风易俗，恢复社会的合理状态

贾谊对汉初存在着的严重政德败坏和民俗侈靡、僭越等社会问题忧心忡忡。他指出，风俗败坏是政治的根本问题，统治者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予充分的重视，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听任社会上邪僻风俗的滋长，弃礼义廉耻于不顾，必将使社会陷入失序的状态，影响汉代基业的稳定，重蹈秦的覆辙。因此，他向文帝进言，主张依靠礼教“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移风易俗。

贾谊将秦以来社会秩序和家庭伦常关系遭到的严重破坏归咎于秦所推行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极端法治，“秦国失礼，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工击夺者为贤，善突盗者为哲；诸侯设谄而相饬，设车复而相绍者为知，天下乱至矣。”在贾谊看来，汉初社会承秦遗风余俗，道德沦丧的现实让人触目惊心，“今俗侈靡，以出伦逾等相骄，以富过其事相竟。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风俗之邪至于此矣”。同时，他也意识到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金钱崇拜、财富追求及其对封建政治的侵蚀。汉初为了恢复国力，复苏在战争中遭到重创的社会经济，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汉政府对于商业的管理也出现了松动，给富商豪贾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会。一时间，采山开井、冶炼鼓铸、转输贩卖、高利贷等行业蓬勃发展起来。“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度是”，往往“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汉书·食货志》）。这种情况下，聚集了大量财富的商贾豪民生活上侈靡成风，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不仅超越诸侯，甚至堪拟天子，越礼、背礼的现象大量发生，世俗败坏。

贾谊认为是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百姓贫困、天下财用不足，贫富差距严重。工商业产品相对于日用器具的生产耗时多、实用性差，“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能成；用一岁，今半岁而弊”，但是受利益的驱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中，而且奢侈品的生产也占用劳动力，“黼黻文绣纂组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工商业对民时和民力的抢夺，对于当时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生产必然造成严重的打击。农业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是国家存亡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与否。贾谊认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使从事“奇巧末技”的“商贩游食之民”都回归到农业生产中，这样百姓才能安于农事，尽力农耕，扭转社会上的逐利之风，国家的物资储备也会增加，自然会安定和谐。

当时社会上的富贾豪民在占有了大量的财富之后，唯利是图的营利精神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政治领域，他们与地方诸侯相勾结，觊觎政治权力，成为对汉政的侵蚀剂，“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而”。同时，富商大贾阶层以财富的力量与等级制度展开了较量，甚至敢于对诸侯、天子的公然冒犯僭越，致使上下等级错乱，“世以俗侈相耀……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贾谊认为必须要严明礼制，“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礼制不严，必然造成“君臣相冒，上下无辨”的秩序混乱，用规章制度进行限制，对违反者的惩罚才有章可循，奢侈之风以及引起的奸邪之行就会自然消失了。

贾谊如此重视对奢靡之风的遏制，是因为他看到了商贾豪民对物质享乐的追求得不到规制，必将延伸为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贪求，这才是他真正担忧的。

汉初统治者草莽出身，因袭秦制，没有能力和意识制定一套适合汉初的政治制度，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实行无为之治。而贾谊在儒学没有能够得到统治阶层充分认识和理解，即没有充分理论积淀的前提下，急于向统治者推销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一方面，使统治者难以马上接受，而另一方面，也必然会触及以至损害当时一些权重之臣的利益，进而遭到这些人的排挤和陷害。但相对于先秦的思想家，贾谊的可贵之处，也可以说他的贡献恰恰在于他以勇敢者的姿态积极要求参加到政治实践当中去。

注释：

《贾谊新书》是贾谊文著汇集，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辑而成，是目前研究贾谊政治思想的主要文献资料。本文中有关贾谊礼治思想的原文均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贾谊新书》。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兴国.贾谊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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