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源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考城隍》“冥吏”故事新变研究

刘 源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从题材演变的角度，《考城隍》继承和发展先前小说的故事框架，并对此进行了提炼与升华。其主要宗旨体现在对世道人心的指导，以劝善为目的，并依托民间崇拜来深化。作为《聊斋志异》的开篇之作，“正心向善”的主旨是《考城隍》所标举的首要，故事为明线，暗含的大义却深刻醒人。

考城隍；冥吏；题材演变；主旨；研究

《考城隍》一文，在《聊斋志异》的多种流传版本中，皆被列为首篇，显然包含着作者深刻的寄托意味，旧评多集中于“仁孝”旨意（但明伦、何守奇），有论者认为“只是陈述了世俗的平庸观念”，[1]也有论者认为其有“有所寄托，纪念叔父”、“假借冥司，批判科举”的用意[2]。考虑到汇集众多小说的大书而言，开篇的一节至关重要，论者在探寻蒲氏用意的过程中，更应该从宏观的题材演变入手去探究《考城隍》所阐发的用意。

一、《考城隍》对“剪灯”类“冥吏”的扬弃

《考城隍》所叙述故事的题材来源，在作者第一口吻（予姊丈之祖）的叙述角度下，加之文本中“公有自记小传”[3]3的事实阐述，使评论者认为其题材来源于姻亲的记载或者言说，这种志怪小说惯用的手法，以现实事实的验证或者叙述口吻的真切，使得读者认为实有其事，也就忽略了其题材渊源。

“入冥为吏”即是志怪小说所谓的“生人入判”，陈登武先生指出“生人判冥事”为唐临《冥报记》之首创[4]，此后众多小说创作皆有涉及，如萧时和《杜鹏举传》、南巨川《续神异记》、张鹜《朝野佥载》、《玄怪录》、《戎幕闲谈》乃至敦煌变文《唐太宗入冥记》等文，都有生人入冥判[5]，由此可知，“入冥为吏”的小说题材自唐临首创以后，其题材一直为志怪小说所继承，且其中“冥吏”的主要任职为“判官”，这种设想，主要源于一种对世道公平的期盼和劝化世人行善的初衷。起初此类题材多是作为“释氏辅教之书”[6]29以小说来拉拢信仰佛教的教徒，且多有地狱内部因果报应处罚的描写，以此“发神道之不诬”。

对《考城隍》产生直接影响的应该是《修文舍人传》和《泰山御史传》，两部作品承袭先前小说劝惩观和佛教地狱观的影响，仍旧因循此类故事的框架结构和情节，在《<聊斋志异>资料汇编》编者提及：“《修文舍人传》写夏颜卒后在冥间为修文舍人，《泰山御史传》写宋珪卒后在冥间为泰山司宪御史，都是生前正直，死后在冥间任职，与《考城隍》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7]2前者出自《剪灯新话》，后者出自《剪灯余话》，可以说是具有一脉相承关系的“剪灯”类文言小说，在对以往“入冥为吏”题材的小说创作中，这种继承关系不应该被忽略，而且对“入冥为吏”题材的研究被放置在“地域巡游”的类型之下，使其题材特色难以直观再现，蒲氏《考城隍》是在古代文言小说的集体背景下创作而成，必然不可能摆脱固有传统模式的熏染。“三话”文言小说的流传和影响极为广泛，其中文采斐然，雅趣高远，是士子热衷阅读的小说书目，蒲松龄《考城隍》的创作可以说是对“剪灯”小说“冥吏”题材的继承和新变。

在《修文舍人传》中借夏颜入冥司为修文舍人之事，道出阴阳两地的不同：“冥司则不然，黜陟必明，赏罚必公，昔日负君之贼，败国之臣，受穹爵而享厚禄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积善之家，修德之士，阨下位而困穷途者，至此必蒙其福。盖轮回之数，报应之条，至此而莫逃矣。”[8]95就明显在题材上影响了《考城隍》中宋公被召至冥司一事。

在《泰山御史传》中宋珪入冥界做泰山御史，向友人诉说“大抵阴道尚严，用人不苟。惟是泰山一府，所统七十二司，三十六狱，台、省、部、院、监、局、署、曹，与夫庙、社、坛、墠、鬼、神，大而冢宰，则用忠臣、烈士、孝子、顺孙，其次则善人、循吏，其至小者，虽社公、土地，必择忠厚有阴德之民为之。”[9]237同样，此处也是对冥司法度有细致讲述，这些都对《考城隍》的入冥为吏的情节带来素材的选择。

这两部作品已经摆脱魏晋六朝小说的佛教宣传类目的，其主要在于劝惩世人，且也有炫耀才华之嫌，但在整体上却受到宋明理学观念的影响，偏重于教化人心，并不针对性地向佛教信仰处拉拢，“剪灯”类作者或者当时的士人（小说家）都有佛教观念的影响，如李桢也有对现实宣泄的成分，“非籍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9]121对现实的情感抒发同样也是《考城隍》所传达的，蒲松龄在小说创作中，潜在的有所体现。

然而《考城隍》则直接摒弃这种佛教地狱观的宣传，也没有直接在教化劝惩上发挥功用，其中所涉及的冥界人物已然褪去宗教色彩，包括对地狱冥司的描写、人物的巡游都淡化处理，而所采取的手段是现实中人物（且与蒲氏有亲戚关系）对文本故事的验证。作为《聊斋志异》的开篇之作，《考城隍》在读者的文本阅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作者针对以往“冥吏”题材的模式必须加以改造，因而淡化宗教色彩、植入现实验证便是此篇满足读者“期待视野”的有效方式。

二、城隍神、关帝崇拜下的劝惩

现实故事题材是《聊斋志异》小说的主要来源，蒲松龄虽然对多数作品润饰加工，但现实元素依然存在于小说的文本中，在开篇《考城隍》一文中，所涉及到的关帝形象便是明清民间信仰的直接体现。

城隍神在明清两代的世俗信仰中占据重要地位，明代对其地位的强化提高到官方的认可中，“清代的祭礼基本上沿袭明代旧制，只是在某些细节方面做了修改。城隍神的地位比明代有所下降，列入群祀。不过，综观清代，城隍祭祀活动的频繁，这从城隍庙会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一二，建庙修庙此起彼伏，庙之规模甚至比明代更宏伟堂皇”，[10]21城隍神祭祀及其相关活动的兴盛，是蒲松龄所生活时代的显著特征，作为民间普遍认同的城隍，“其目的当是以省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有俾出明举不得幸免之称。”[11]117其次《考城隍》虽然用墨不多，但细微之处所体现的关帝形象仍使人印象深刻，在宋公（焘）病中被拘赴冥府参加考试，得到城隍职缺，但老母年高，请终其天年，“王者”命长髯吏查寿薄，尚有阳寿九年，于是“上座十余官”的关帝向“王者”建议：“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所推崇的是“仁孝之心”。细加考究，此处“王者”即是冥府阎罗，长髯吏便是冥界判官，在《聊斋志异》的《陆判》一篇中对判官形象有细致的描写，“盖陵阳有十王殿，神鬼皆木雕，妆饰如生。庑有立判，绿面赤须，貌尤狞恶。或夜闻两廊下拷讯声，入者毛皆森竖，故众以此难朱。朱笑起，径去。居无何，门外大呼曰：‘我请髯宗师至矣！’”[3]139此处对判官的描述也同样突出其主要特征，然而在《考城隍》中一笔而过，不复详说，对关帝却略有笔墨，语含褒扬。

城隍神和关帝作为民间信仰的代表，是蒲松龄所生活时代下的精神寄托，现实的不公平及其丑恶，需要作家对其控诉，《考城隍》将这种世道的公平依托于另一个世界的神鬼神帝来主持，但获得冥界认同的标准又是善的心理和行为，至此，又把人们对冥司的寄托放置在现实之下。

三、“正心”的世道人性观

《考城隍》中最耐人寻味的主旨阐发在于宋公科考所应答的诗句，“视之有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3]3冥府选拔官员所制定的考题在于“人”与“心”的辨识，明清八股文考题的来源多取自四书五经，讲求与圣人旨意相同，以此作为评选人才的标准，《考城隍》中冥府所出八字试题来源于《孟子》：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12]241

“一人”即是针对所有人的归属而言，“二人”即是所谓“大人”、“小人”的区别，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思”，这就造成“有心无心”的结果，朱熹在对此处的解读中，提到：“心则能思，而以思为职。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职，则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职，则不得其理，而物来蔽之。”[12]242点明了“心”作为“思”的主体，《考城隍》列此即是作者对世道人心的一种感悟，同时也蕴含对世俗教化的劝善。

宋公（焘）所做的文中有“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一句，同样反映出对《孟子》“性善论”的宣扬，认同这一点的基础即是孟子的“人无有不善”，所以宋公的科举文在针对“为善”之举，认为这是出于自然之性，不应当受到额外的褒奖，人心都是善的，自然难以去倡导从善，而对“无心为恶”则不加以处罚，原因在于“为恶”之人并不是有心为恶，或者是出于“为善”的目的而得到“恶”的结果，这是不应当被惩罚的。《考城隍》的文本叙述中，居于主干地位的是故事情节，而凸显的主旨则是科考文章中所传达的关于世道人心的教化。

蒲氏生活在科举制度之下，对科举文章的写作自然谙习，在《考城隍》中所传达出来的对宋公（焘）文章中“心”与“善”关系，也可以说是作者本人所认同的世道人心观，从善是蒲松龄所倡导的基本处世原则，去恶则是这一原则下的实践活动，崇善除恶作为《考城隍》应有的主题，被潜置在一段虚构的故事中，借故事的奇幻来言说善的报应和从善的必要，比一切直白的说教更让人印象深刻。

[1]侯岱麟.从《考城隍》说起[J].蒲松龄研究，1986（1）：185.

[2]岳巍.开宗明义外，寄托蕴含多——《考城隍》解释[J].咸宁学院学报，2111（1）：42-43.

[3][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汇校汇注汇评本[M].张友鹤，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陈登武.从唐临《冥报记》看唐代地狱审判[J].法制史研究，2004（6）：1-40.

[5]杨金川.六朝隋唐冥审小说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8][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明]李昌祺.剪灯余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郑士有，刘巧林.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1]陈耀庭，刘仲宇.仙·道·人：中国道教纵横[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责任编辑：郑宗荣）

The study of the New Change about Ghost Collectors in Kaochenghuang

LIU Yua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evolution, Kaochenghuang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story framework of previous novels, and has some refinement and sublimation. Its main goal is embodied in the guidance function, to persuade people to do good, and deepen this them by relying on the folk worship. As the fist novel of Liaozhaizhiyi, the theme of “With a lofty mind to do good” is the foremost them of Kaochenghuang. With the story as the open thread, its implicit theme is insightful.

Kaochenghuang; ghost collectors; subject evolution; theme; study

I206.2

A

1009-8135（2015）05-0037-03

2015-06-17

刘 源（1989-），女，山西吕梁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明清文学。